爱华网9月17日晚7点半，看话剧《公民》，到人艺剧场才知道，明天——9月18日才是正式的公演。整个晚上，我坐在剧场的一个角落里寻找着“公民”。但我的结论是：人艺话剧《公民》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公民”。
说什么都有了，是说林兆华有了，冯远征也有了；人物与灵魂的对话有了，对时空眼花缭乱的打乱、切碎、组合、缝缀也有了；色彩灰暗的鬼魂版大清官员有了，出出入入略显多余的捡场人也有了；皮影戏式的日本天皇有了，傀儡戏里的宣统皇上也有了；后宫的情欲与挣扎有了，满大街追着末代皇帝磕头的小脚奶奶也有了；末代皇帝撒尿也有了，末代皇帝阳痿也有了……但是，就是没有“公民”。
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自始至终都处于极度纠结焦虑的“身份认定”之中——他做儿童的时候是最不真实的儿童；做“宣统皇帝”的时候是最没权的皇帝；被赶到天津做寓公的时候是最不老实的寓公；在满洲国的宝座上是最“儿皇帝”的皇帝；他是天下最有条件纵欲的男人，却没做过一晚真正的男人；当他在抚顺监狱中逐渐认同自己的“战犯”身份时，却以“前皇帝”的身份蒙恩获释；出狱后他试图当个“一品平头大百姓”，却继续被人当成政治怪物展览示众；他极力想讨好上边儿，“想做点事”，写过《我的前半生》，也在香山植物园研究过树叶子，但他应该知道自己之所以得以苟全，不过是为了证明那如天似海的“宽仁”……他死于文革开始之际，否则，后果可想而知。
爱新觉罗·溥仪确实不只一次地表示过：自己在新社会过上了真正的“人”的日子。这一方面，是切割掉前半生噩梦般无力控制的险恶命运后，心理上的“大撒把”式的解脱；另一方面，就是讨好，他明白自己应该扮什么角色、说什么话、表什么态、谢什么恩，他并不傻，他知道剧本，了解导演的脾气，他听话地扮演了一个“被指定”的“特殊社会角色”。当然，以他心性的懦弱卑微和无知，他可能很快就习惯了这般角色与如是演出，并很可能甘之如饴，游刃有余。这才是真实的溥仪，而现在那些关于“末代皇帝改造成新人”的所有故事，基本上都只可作“故事”观，其中有的，是他自己编的；有的，是别人愣给他编的。
幸亏溥仪死于文革开始不久，否则这个故事将难以结尾，难以自圆其说。
那么，这样的一个溥仪，和“公民”这个概念有什么关系？
我的结论是：毫无关系。溥仪根本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身份，他的整个后半生，都生活在舞台上，成为政治清明的“喘气儿的注脚”——一个连“自我”都不是的人，哪里谈得上什么“公民”？
更何况，在一个“非公民”的社会形态下，所有的人都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身份，他一个被释放的战犯，怎么可能超乎时代之外，得天独厚地独自成为一个公民？话剧《公民》的结尾，居然还让他来了一大段现身说法，侈谈到什么“民主”、“自由”、“博爱”，我看到那里极度“出戏”，好像不是在看戏，而是在听一场蹩脚的、充满悖谬的虚伪报告。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把这戏的主题圈定在“公民”上，事实上，好好讲述溥仪这个时代大风暴中心的小人物，已足以令人唏嘘感叹。生硬地塞进一个“公民”的内涵，让溥仪像“白毛女”一样，演绎“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神话，这既不符合对溥仪这个历史人物的历史解读，也让戏剧本身捉襟见肘，处处难以自圆其说，甚至能明显感觉到编导者为了完成对“公民”这一概念的“塞入”，几乎费尽了心力。但是，任何努力都无法回答观众的一些最朴素、最“二”的问题：溥仪怎么就变成一个公民了？不当皇帝不再犯罪、有60元工资、有资格投票选人民代表、有个女人甘心和他组成无性婚姻，他就“公民”了？那些跪地叩拜他的庸众是公民吗？那些官员真把他当成公民吗？他真的懂“公民”二字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吗？
事实上，本来挺“有戏”的一个“戏”，被“公民”这个概念的强行植入，弄得超级拧巴——相信以人艺编导演员的水平，应该在创作过程中感受到过这种拧巴，只是，没人、或者没有力量和勇气去改变它。由此观之，戏剧，没有坚实的逻辑作为骨骼支撑，再华丽也是一滩烂泥，再努力也是南辕北辙，再“现代”也是虚弱陈腐，再装饰也是一个空壳。人艺的这出戏，让我看到了当代中国顶级艺术团队理性思维和历史认知的严重缺失。
溥仪去世已经多年，今天，我们的社会文化中，依旧浮荡着对皇帝、皇家、皇宫、皇室、皇族的向往和仰慕。今年春节，据说去故宫博物院的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多少多少万。我对此的解读是：如果一个社会没人去逛博物馆，最多就是缺教养；而如果一个社会流行集体仰慕皇上，则基本上是没睡醒。我们这个社会，要真正完成向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的转型，还有很漫长曲折的路要走。
回过头来挖掘溥仪自身经历中的“戏剧性”，我以为，他仅仅是一条大时代中的可怜虫，而其“可怜”之处，不仅在于他前半生经历了那么多纠结的“身份认定”，也在于他后半生依旧延续着这种“身份认定”的纠结。如果人艺这出戏一定要讲“公民”，也许就该讲溥仪后半生想做“公民”而不得、而不会、而无从做起。
那些扎堆儿看溥仪喝豆汁儿的老街坊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那些给溥仪叩头请安的皇子皇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那些没有出场、但被选为人民代表的也不一定是“公民”，而溥仪本人，无论前半生还是后半生，也从来就不是“公民”。作为“任何人都可以被改造”的神话玩偶，他尽力了；作为“公民”，他想也别想、想也没想过！一言以蔽之，他从过去的“鬼”，试图变成“人”，却有复杂的社会力量使他变成了非人非鬼的“符号”。而这，才是他最“结实”的戏剧内在结构、最“完整”的悲剧性之所在。
可惜，我在人艺的《公民》中，既没有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也没有看到一个人物成为“公民”的努力与不能，更没有看到一个不能产生“公民”的社会的荒诞。在满剧场飞舞的关于“公民”的模糊概念下，我看到了人影幢幢、鬼影幢幢，看到了人鬼对话中不时出现的逻辑错乱，看到了带有活报剧色彩的历史叙事，看到了过分强调的性无能，看到了号称“很现代”的舞台呈现，甚至，我看到了编导和演员们为了自圆其说而付出的努力，但是，我唯一没有看到的，就是“公民”。
没有“公民”的《公民》，注定成不了人艺的经典。当然，它很“经典”——它以很“经典”的方式记录了我们对于“公民”概念的当代认知——虽然这并不是编导者曾经期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