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与金庸同龄或稍幼的一辈人内，具备和金庸相侔甚至更高禀赋、学养者，不会太多，但绝对是有的。均在中华文化的冰河期郁郁而终，湮没无闻。【注1】金庸文学成就未见得高出大仲马许多，但他生在不见雨果、巴尔扎克的廿世纪中国，遂使此人独出一头地，这是金庸个人的侥幸，却是整个华夏文明的大不幸。金庸在香港度过大半生，他的天赋几乎未受任何限制，得到充分发挥、展现。若说还有美中不足处，应该是他的《明报》与《明报月刊》虽深受知识者推重，读者却局限于数百万人口的香港与海外华人圈，起不到《新青年》《大公报》《观察》那样全国性影响。除此之外，金庸应当没有憾言了。他也深知“比之国内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遭遇，我们是幸运上万倍了”，自己“生平有四个理想，大致都达到了”。
穆旦则是一位未完成的天才。中国文学出版社推出《桂冠文学书系》一辑3种，分别是里尔克、瓦雷里、穆旦的诗集。客观地说，穆旦成就远逊里、瓦二氏，他与里尔克、瓦雷里的相同点仅在于各自在本国诗坛第一人的地位。
穆旦诗艺在40年代已经走向成熟，进入50年代本应是丰硕的收获期，更上层楼。如果不被剥夺写诗的权利，如果穆旦不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摧残而遽逝于59岁的英年，如果查良铮有查良镛的高龄遐寿，以他的天份与勤奋，中国完全有机会为世界贡献出一位诗艺与里尔克、瓦雷里比肩而立的伟大诗人。现在，说什么都已无济于事，只有无尽的遗憾。在无权写诗的岁月里，穆旦对当时当行得令的政治口号诗反感透顶，“诗的目前处境是一条沉船，早离开它早得救”“才华横溢的人也许默默无闻，一些不学无术的笨伯反而能烜赫一时”。正是“千古文章未尽才”，时也命也，夫复何言！1924年，穆旦不满6岁，在天津《妇女日报》发表了生平第一篇文字《不是这样的讲》。同年3月，浙江海宁县袁花镇查氏旧宅，一个男孩诞生了，祖父查文清为他取名“宜孙”，学名“查良镛”。
1934年，16岁的查良铮发表了第一首诗作；1939年，15岁的查良镛编印了生平第一本畅销书《献给初中投考者》。二人的天份之高，于焉可见。其早慧，也大致相同。但二查成年后的不同路向也于此时确定了。查良铮成为纯正的诗人学者翻译家，查良镛则于文学之外，兼具商业天赋，他之成为古今以文致富第一人，在15岁时已初见端倪，“《献给初中投考者》这本书与文学修养无关，而是商业上的成功，对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表示我能了解到消费者的需要，用简洁的方式来满足他们，以后我创办《明报》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于这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
查良铮、查良镛之成为穆旦与金庸，天分固然重要，关键还倚赖二人的勤奋、耐烦、肯下死功夫笨手段，两人之修习外语便大有不谋而合处，抗日战争时，西南联大不断南徙，查良铮亦在其间徒步行进3500公里，他每天撕下一页或几页《英汉词典》，一边‘行军’，一边背单词及例句，到晚上背熟了，就把这几页弃置，到达昆明，厚厚一部词典已经不见了。
50年代初，查良铮在芝加哥大学留学，为回国后适应向北极熊“一边倒”的环境，又开始学习俄语，还是采用一页一页背词典的笨办法，数年后精金美玉般的《普希金抒情诗一集》、《二集》、《欧根·奥涅金》便与国人觌面了，火尽薪传，造就了另一位文章大家王小波。
金庸家住香港渣甸山上，大书房中设置有一个等身的铁柜，装满一张张卡片，写满英文单词、短句，金庸每日限定自己记忆一定数量的词句。60年代初，金庸自觉英文程度有限，坚持每天自修数小时。其英文水准或不及穆旦，仍自不凡。
如今，查良铮的诗、译我几乎都已读遍，但金庸的社论、翻译、杂著终于无缘得见，令我感到莫大遗憾。从看过的寥寥几篇论，我深信那是天壤间第一等文字。
穆旦后半生虽未能尽展其才，但出于其勤奋的天性，仍然为世人留下了一笔可观的文化财富。他52年归国，继续他深沉睿智的诗风必为当政者所不喜，他又无能像郭老那样《百花齐放》，转向了诗歌翻译。下面我便躲懒，摘录王小波《我的师承》一文，其中说出的也正是我的感受：“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这就是诗啊。对于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们——我爱他们。他们对现代汉语的把握和感觉，至今无人可比。一个人能对自己的母语做这样的贡献，也算不虚此生……道乾先生和良铮先生都曾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后来，因为他们杰出的文学素质和自尊，都不能写作，只能当翻译家。就是这样，他们还是留下了黄钟大吕似的文字……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最让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并没有写出来。这些作品理应由查良铮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壮年时写出来的，现在成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以他们二位年轻时的抱负，晚年的余晖，在中年时如有现在的环境，写不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可惜良铮先生、道乾先生都不在了……最好的，还是诗人们的译笔；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剩下的事只是学习，这已经是很容易的事了……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
查先生的翻译，质量像冯至、梁宗岱、卞之琳一样好，但其数量却是他们的几倍十几倍。短短五年间，他移译了10几本诗集，4本文学评论。至58年，他因当年随军入缅抗日而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每日要比别人早起半小时“自愿”打扫南开厕所，译作全无出版可能，但正如巫宁坤所言：“穆旦置荣辱于度外，视谗佞如粪土，长夜孤灯，潜心译述”。逝前将所有译作与注释归并到一个帆布提箱中，交付最小的女儿保存：“也许要等到你老了才可能出版”，正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这份情怀与金庸在‘破四旧’的喧嚣中创办《明报月刊》‘保藏一些中华文化中值得珍爱的东西’相似，但是更为沉重深广。中华文明得免于彻底沦亡，还保有复兴的希望，不能不衷心铭感这些文化守夜人的辛苦。每次阅读查译，想到他当时身受的巨大压力与怆痛，未尝不黯然神伤，几欲泪落，但穆旦诗中告诉我们：
因为他，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
痛哭吧，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痛哭吧。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在逝前几年穆旦又写出了20余首如钻石般熠熠闪光的诗作。这一切无不得力于他对文化的热爱和那份与生俱来的勤奋不懈。
金庸则笔耕50年，著述何止“等身”，现有的《金庸作品集》其实名不副实，只收录了金庸作品的1/3弱，约1000万字。实则金庸还写过2万篇社论，以千字文的标准算，也有2000万字，再加上其他的杂著、剧本、翻译，完整的《金庸作品集》，当过百册。
金庸是成功的实业家，难得的是他在纵横商海的同时，全然不曾荒疏著述的“名山胜业”，又岂是一般的“勤苦”可比？这十几年来，金庸少有文字面世，我想那是因为“金庸大名垂宇宙”，他爱惜羽毛，忧谗畏讥，文章应该写得不少，却不肯拿来与世人相见，其实是蛮可惜的事。穆旦与金庸的家国情怀均是炙热之极，并且贯彻始终的。世家贵族固然以出产纨绔子弟著称，但出身世家的肯长进有出息的子弟往往比平民子弟具有更强烈的家国一体，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
幼时的穆旦就对家人声言：“要为国家为父亲争口气”。成年后考入西南联大，师从闻一多，深受器重。闻一多编译《现代诗钞》（英译本），收录作品最多的是艾青与穆旦二人。不过穆旦诗风与闻一多绝少相似，相通的是二人诗作中一以贯之的爱国意识。30年代的朱自清认为：“闻一多又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这一特质在穆旦笔下得到了传承，一心祈望“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并且穆旦的爱国比闻一多更加清醒，也更为厚重。他大部分诗作所关注的都是整个民族以及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忧患，纯粹书写个人悲欢的作品绝少。
穆旦的爱国，从来不仅停留在口头、笔端，并且见诸行动。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穆旦响应国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呼吁，投笔从戎，踏上缅甸战场。远征军曾在胡康河谷原始森林行军数月，大批倒毙（“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穆旦诗《森林之魅》）。当时穆旦身罹重病，又在野人山绝粮八日，真正的“九死一生”。但诗人的想象力无论如何丰富，恐怕也料不到十年后，这段经历居然成为了自己“罪行”，呜呼，我实在无话可说了！
52年，穆旦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束装返国。后来虽遭遇种种不公正非人道待遇，但他对国族的那份恋情仍是九死其犹未悔。无视于自己牛鬼蛇神的卑贱身份，时时以国计民生为念，收集报上的钢产量、石油产量及铁路里程等数字，前后比较，希望看到国家的一点点进步，为之欢欣鼓舞：“你问我心情如何，这确是不易描述，简单一点，以你们包钢的产量可以衡量。它高我也高，它低我也低”（76年致孙志鸣函，第二年先生就去世了）。拳拳此心，可昭日月。
到了金庸那里，爱国几乎成了他的宗教信仰，金庸身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有几分狂热，这当然其来有自。
清末丹阳县民众与传教士发生纠纷，数百人一拥而上，焚毁教堂，县令查文清（金庸祖父）被革职，史称“丹阳教案”。此事影响金庸甚巨，让他从小就深深记得“外国人欺负中国人”。
金庸幼时就读于龙山小学堂，历史老师为他们讲述外国欺压中国的种种凶暴时，不禁掩面痛哭，金庸和同学也无不哽咽饮泣。“这件事在我心中永远不忘”，耄耋之年的金庸回忆说。
13岁时，倭寇大举侵华，多少家破人亡的惨剧。查氏亦被迫离开海宁，流亡千里，途中金庸慈母病死，幼弟夭亡。这段经历金庸刻骨铭心、无时或忘。心中对祖国强大的祈望如野火，熊熊不熄。
前些年，央视访问金庸，当他预言：“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时，我分明感受到这一刻金庸，全部身心都融化在对那“有朝一日”的无限憧憬之中。那种喜悦与沉迷，令我震撼。
穆旦与金庸在爱中国的同时，也都伴随着对美利坚的深深厌恶，金庸尤甚。本来世家子弟向来瞧不起暴发户，对于缺乏历史文化底蕴带有暴发性格的国家也不会真正心向往之。暴发之后，迅即败落也还可以容忍，难堪的是：这一暴发国家居然生生不息，迄今屹立不倒，声势风光远在5000年老贵族中华之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穆旦52年离美返国，当然是因为他热爱祖国，也因为他对美国的反感厌恶。带有强烈反美情绪的《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感恩节——可耻的债》两诗发表在1957年的《人民文学》杂志，却早在1951年就已写成，当时穆旦还在美国留学。两诗的写作、发表，固然受当时政治大气候影响，但完全违背自己的本意去迎合一时的政治风向，从来不是穆旦的风格。
70年代初，穆旦旧同学回国参访，看望穆旦一家，穆旦子女难免对他当年离开美国回到故国‘自投罗网’的举措露出几分不以为然神色，朋友走后，穆旦赶忙把几个子女叫到一起，进行“消毒”，“美国的物质文明是发达，但那是属于蓝眼睛黄头发人的，中国再穷，也是自己的国家，我们不能去依附他人做二等公民。”
至于金庸，他对贵族传统深厚的英伦情有独钟，每年都会在英国呆上一段时间，近年又在牛津读博士学位。但他对同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澳大利亚却从不“感冒”，嫌她“没文化”。对另一英语国家美国更是反感透顶。
早在1949年，他与《大公报》老板胡霖谈及山姆大叔时，胡老板也是一副纯正的贵族口吻：“肤浅，肤浅，英国人要厚实得多。你不要看美国现在不可一世，不出50年，美国必然没落，这种人民，这种作为，绝不能伟大”。金庸撰文附和，“觉得胡先生这句话真是真知灼见，富有历史眼光。”
1999年，不知金庸是否记起了50年前胡老板“美国必然没落”的大预言，印证了胡霖确实“富有历史眼光”，只可惜斜视180度，美利坚不仅未曾衰落，且在冷战中成功拖垮苏联，成为举世唯一‘超强’，在经济、军事、科教、文化、金庸各领域无不占有对他国的压倒性优势。这如何不教金庸气不打一处来？这一年，金庸发表了他晚年最令人惊叹的言论：“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负责保卫国家……不受外国的颠覆和侵略”。其矛头所指，全在花旗国，我甚至感受到金庸说这些话时颇有几分气急败坏。
‘911事件’发生后，金庸又语出惊人：“即使本·拉登是恐怖分子，也应当有人权的，应予尊重”。金庸此生难得有这样书生气的时候，据我看来：并不是金庸钟爱于本·拉登深，实在是他痛恨于山姆大叔者切。
百年来的文学大师中，穆旦最“西化”，而金庸最“古典”。兄弟二人选择的道路真有南辕北辙之别。穆旦往世界现代文学思潮不断勇猛精进，他第一部诗集就以“探险队”命名，他在现代诗歌领域探险历程之远，攀援之高，至今仍无人超越；金庸则返身向后，重新拾起章回小说的中国传统形式，而灌注以新生命，唤起了亿万读者对于华夏古典文明的温情，功德无量。论者多谓穆旦诗作“过分西化”，其实这正是穆旦有意为之，他认为受古诗词影响，对新诗创作没有好处的，“比如一首旧诗吧，不太费思索，很光滑地就溜过去了，总不外乎那么一团诗意而已。而现在我们要求诗要明白无误地表现较深的思想，而且还要用形象或感觉表现出来，这就使现代派的诗技巧成为可贵的东西”。为此，穆旦刻意地强迫自己少看甚至不看古诗。对于金庸而言，这是不能想象的事。
梁羽生在《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中，颇自负于自己的国学素养和诗词造诣，对金庸则径以‘洋才子’称之。这种论调必不为金庸所喜，金庸自言：“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王佐良指出：“穆旦的真正的谜却是：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在别的中国诗人是模糊而羽毛样轻的地方，他确实，而且几乎是拍着桌子说话”。何平则认为：“金庸小说有着强烈的汉族中心主义，对汉文化圈以外，华夏文明以外的文化状态和文明成果缺乏细致观察、深入体会的耐心和推己及人、对等平视的姿态，多少取一种猎奇态度”。穆旦的文化底蕴当然仍是缘出华夏文明，但他自觉地吸收西洋文化之长，“他最好的品质全然是非中国的”。没有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鉴，金庸小说达不到今日的高度，但这种借鉴，反而更强化了他的中国特质。金庸小说以及金庸本人，其品质“全然是中国的”，中华文化最美好的东西，在金庸身上皆有所呈现，而中华文明中致命的缺陷，金庸也无从幸免。金庸在作品中总是尽力避免食用一些过于现代、西化的词语（例如“思考”“目的”）；穆旦诗句则多采用欧式语法。甚至他认为汉语中的叹词“哦”不足表达心中所感，而以罗马字母O代替。查氏兄弟在遣词造句上差异竟如此之大，源于天性，也和他们幼年生活环境息息相关。金庸生长在数百年的查氏老宅，触目皆是传统。祖父所编《海宁查氏诗抄》达数百卷，雕版放满两室。童年的查良镛与堂兄弟们竟以之为玩具。经过这样的书香世家的濡染，无怪乎金庸夫子自道“中国文化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了”。穆旦则出生于天津卫，与老根的疏离虽让他无法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陶养，同时却少受传统的重压与羁绊。天津开埠最早，得风气之先，比身在海宁县的金庸更方便接触、吸收西方文化。穆旦向来不肯降心从俗，为庸众的喝彩改变诗风，也未曾迎合一时的政治风向，成长为“歌德派”，他是完全忠实于自己的。金庸则从事通俗小说写作并且是为自己名下的《明报》写稿，其间难免经济利益的考量，带有一定的商业性。金庸亦不讳言，以“说故事人”自居。这种商业性对他的文学成就是有伤害的，但未必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严重。谌容笔下《散淡的人》其原型似乎是莎学专家杨宪益先生，此老口中，那位后世英国人宁肯失去印度次大陆也不愿失去的莎士比亚的光辉形象是这样的：“他是个戏剧家，其实，这也是他死后人家恭维他的话。生前，他可没有这份荣耀。他是个缺少表演才能的戏子，后来改编别人的剧本，被伦敦戏剧界的雅士们攻击为偷窃‘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的‘老粗’。”这话说得谑而近虐，却讲出了历史的真相。武侠小说“通俗”，16世纪英伦的市井戏剧又何尝“高雅”？金庸为自己的《明报》写稿要“迎合”读者，莎士比亚为自己的“寰球剧场”写戏就不需要“迎合”观众？金庸笔下有太多“巧合”，但莎剧中的“巧合”只怕更多吧？金庸小说存在一些“常识性错误”，我们正不妨拜读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梁先生剔出的硬伤又少到哪里呢？
莎剧的缺陷，金庸小说无不具有。这并不能证明金庸像莎翁一样伟大——他还差得远。
但这些先天性缺陷，既然不曾阻止莎士比亚走向“伟大”，也就不构成否定、拒绝金庸的充分理据。
对于文学天才，损伤最烈的不是商业利益，而是政治压力。有商业性的作品固然能达到金庸的高度，甚至也不妨碍登上莎翁那样的巅峰。大家读金庸小说，应持一份平常心，莫念念不忘于它的通俗出身，而是以文学论文学，平心评价才好。
穆旦与金庸都见证了文革的始末。金庸在港处于旁观者位置。1967年虽遭遇暗杀威胁，毕竟有惊无险。他在那些年的《明报》社论中对这千载浩劫做出了清醒的预测与解读。
穆旦则身处距帝都一步之遥的天津，距风暴眼太近，自己也被裹挟其中。但他是那个时代未被洗脑成功的少数几个人之一。穆旦身陷庐山迷雾之中，而能头脑清醒，比之金庸更见可贵。
金庸在风云初起时写出《笑傲江湖》，穆旦则在文革尾声中，写下《演出》《神的变形》《问》等杰作，二者观念其实相通。《演出》可以看作黑木崖上日月神教教徒深入揭批东方不败那一幕活剧的形象概括，而《神的变形》与金庸笔下的日月神教更是若合符节。《笑傲江湖》与《神的变形》都表达了对无限权力必将走向腐败与疯狂的警觉和无奈。我曾经设想：一旦哪天把《笑傲》改编成舞台剧，正不妨把《神的变形》某些诗行移作任我行的内心独白：“浩浩荡荡，我掌握历史的方向/有始无终，我推动着巨轮前行..........”
穆旦于前辈诗人中，颇为欣赏艾青。艾青的一首诗或许正可以为穆旦金庸这对同宗兄弟写照：一棵树，一棵树彼此孤离地兀立着风与空气告诉着它们的距离但是在泥土的覆盖下它们的根伸长着在看不见的深处它们把根须缠绕在一起2006、10、26 改旧稿
【注1】：时代周报：我到北京访问过李君维先生，当年他跟你一起考进《大公报》。
金庸：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跟我一起考进《大公报》的。我到香港来跟他有关，本来要派他到香港来，他刚刚结婚，不来，那么，报馆就派我来了。他现在怎么样？
时代周报：李君维年轻时写小说很像张爱玲，非常可惜，后来几十年都不能写小说了，就在北京的电影公司任职。
金庸：这个人蛮好的，当时在上海，他穿得漂漂亮亮的。如果他不是结婚，派他到香港来，我就不来了，那我就糟糕了，我在上海要经过“反右”，一定反进去，“文革”一定糟糕，“反右”和“文革”两次一定非常糟糕的。说不定“文革”的时候就死了，武侠小说也不会写了。李君维后来不写文章也好，逃过“反右”，逃过“文革”了。（见于2009、1、9《时代周报》）
[附记]：
[一]海宁查氏自婺源迁出，婺源以前属于安徽省，今则归辖于江西。海子（查海生）出生于安徽怀宁查湾。今天行政区划的婺源、怀宁均位于安徽、江西交界处，直线距离一百公里。穆旦、金庸、海子三大师系出同源，可能性极大。
[二]1972年，金庸完成《鹿鼎记》，结束了自己的武侠小说创作。1974年，穆旦为了教女儿学习英文，翻译了《罗宾汉》。罗宾汉故事在西方文学中，与“武侠小说”的形态最为接近。除了教女儿学外语，当时穆旦先生是否也深感“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胸中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
除《罗宾汉》，穆旦先生为女儿选择的另一本英文读物则是《林肯传》，而同期金庸则在《鹿鼎记》中对康熙帝着墨甚多，也确实有所美化。身处衰世末世，自然更崇仰那些真正爱惜民力的政治领袖，这点，穆旦金庸心事相通。但穆旦选择了民主英雄，金庸则注目开明帝王，二人的价值取向，仍大不同。
[三]穆旦先生后半生坎坷偃蹇，经济上当然也不宽裕，但他对急难中的朋友，从来慷慨无比。先生对国家、对父母、对子女、对朋友、对工作诸方面的态度，接近完人。
“捐款”应该自愿，金庸把钱看得太重，不够大方，也算不上道德瑕疵，然而对比穆旦，相形见绌。
[四]我引艾青《两棵树》诗为查氏兄弟写照，而“查”姓含“木”，查良铮与查良镛，从字面上看，也似‘两棵树’。这一点，没意义，却很有意思，附记于此。
[五]金庸是小说家，也是报人，成就不俗，而以这两重身份为世人所知。实则，穆旦也曾是很成功的报人，1946年穆旦应当年‘入缅远征军’的老上司、青年军207师师长罗又伦将军再三约请，参与创办《新报》并任总编辑，在东北一带影响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