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自卫反击战后中越战俘纪实 对越自卫反击战 俘虏

对越自卫反击战后中越战俘纪实 对越自卫反击战 俘虏

1979年3月16日下午,我国外交部在北京第三次召开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新闻发布会座无虚席。外交部长黄华向中外媒体宣布:参加这次边境作战的我军部队胜利完成作战任务,已于当天全部撤回国内,“中国在越南从此已无一兵一卒”。

我军历时30天的出境作战理论上就此结束,但事实上,参战的50余万名官兵中,仍有数百人下落不明。有的已流尽最后一滴血,长眠在亚热带的红土地;有的因负伤或迷路未赶上部队,正在异国密林中遭受饥渴与恐惧的煎熬;还有的已被解除武装,在越南人的枪口下痛苦而屈辱地度日,沦为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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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官兵落入敌手,在战争正式爆发前就发生过,那时,一线部队曾多次派出侦察分队潜入越南境内搜集敌情,有的分队未能全身而退,最早被俘的是41军123师侦察连的一名卫生兵。

对越自卫反击战于1979年2月17日清晨爆发,我军第一轮攻击波便投入了二十多个步兵师,势若排山倒海,地面炮火的猛烈程度超过了越战时美军的水平,这种情况下越方当然难以俘获我方人员。至3月2日,我军攻克越北重镇谅山,越南首都河内门户洞开,整个红河三角洲已无险可守,但根据战前即已制定的作战计划,我军停止攻击动作,对外界称“达到了惩罚目的”,随后逐步安排撤军事宜。此时越方手中的我军战俘不到40人,多数是丧失战斗能力的伤病员,而我方俘获的越南武装人员却有数千人之众。

这样的形势下,灾难却悄悄降临。

第50军战前从重庆开赴前线,最强的149师(原二野18军52师)开战后由13军指挥从云南攻入越境,148师在广西边境驻守,牵制越军一个主力师使其无法东援高平,150师则按兵不动,担任战役预备队。3月5日以后,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出境的部队陆续回撤,沿边各地群众纷纷搭起凯旋门欢迎英雄归来,这情景让没出境的部队感到脸上无光。于是该军一再请示,坚决要求让部队走出国门,到实战环境锻炼。广州军区前指觉得战事已近尾声,估计再无硬仗可打,遂同意150师出境掩护友军撤退。50军数名副军职领导组成指挥组率150师出征。

客观地说,上级的这一决定无可厚非,让没怎么打过实战的部队锻炼一下,哪怕是打扫战场,也有助于部队积累经验,养成敢打敢拼的作风。但150师确实是仓促上阵:苦练多年的老兵大多已在战前被抽调到其他参战部队,补充来的新兵入伍仅数月,仍是满脸稚气,大部分连排级军官是刚刚提拔的,有的刚刚调来,还来不及认识本连战士,有的连队竟无一套完整的战区地图,有的士兵出发时穿着塑料凉鞋(应该是适合山地作战的高腰防刺防滑解放鞋)。尽管如此,全师官兵仍士气高昂,求战心切。

浮躁轻敌往往与厄运同行。3月11日中午,在越南高平市以南40余公里的班英附近,150师448团突然遭遇从河内赶来参战的越军精锐部队,云雾萦绕的群山中顿时枪炮齐鸣。双方稍一过招,高下立分:越军熟悉地形,富有山地丛林作战经验,指挥官判断准确,部队行动坚决果断,战至12日下午,448团前指及二营的退路已被切断,四周要点大多被越军抢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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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关头,448团请求全团收拢后边打边撤,师部同意,但50军驻该师指挥组部署失误,只派1、8连走小路增援二营,结果这两个连被越军缠上后也无法脱身。因山地环境的影响,被围部队只能断断续续地与上级和友军进行无线联络,失败的惶恐逐渐在人们心头弥漫。在最终失去联络前,448团团部不负责任地作出了各单位分散突围的决定,最后,该团前指、二营、一营1连、三营8连等部陆续被越军分割包围,共失散542人,丢失各种枪支407枝,其中200多人先后被俘,包括团参谋长、二营教导员以及十多名连排长。最可耻的是,8连负责干部冯增敏,李和平带领连队集体投降。

事发当天,广西前线司令员许世友在南宁市郊青山地下指挥所观赏香港武打片,权当大战扫尾阶段的稍微放松。当一名机要参谋送来448团被击溃、数百人失踪的急电时,许司令顿时脸色铁青!

为避免影响士气,我方没有通报448团200多人被俘一事。越方却把这些战俘押到外国记者面前大肆拍照报道,其中最著名的一张照片是一名越南女民兵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押解他们的情景。河内“越南之声”广播电台也很快编排了一个名为“向亲属报平安”的特别节目,每晚安排两、三名我方战俘讲话,自报姓名、籍贯、部队番号、职务以及被俘后所受优待等等,以图瓦解我军官兵意志。当时我军的连级单位才有一台收音机,部队也严格执行了严禁收听敌台的命令,但在社会上,这样的广播仍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在越方的持续广播中,又出了一件更让人光火的事:第一阶段作战中,第42军坦克团的一辆坦克打得很英勇,当同行其它坦克中弹瘫痪、步兵又追赶不上时,该车单骑插入敌方纵深,一直冲进高平城内才被反坦克地雷炸毁。42军认为这辆坦克的四名乘员已全部牺牲,于是向中央军委报请追授“英雄战车”的光荣称号,同时邀请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两名摄影师在重兵保护下赶赴现场拍摄纪录片。不料越方“报平安”节目开播几天后,把这辆坦克的二炮手拉出来说话了。42军颜面扫地,追授称号一事再无人提起,解放军总政治部因此专门下文严令参战部队今后“注意认真核实英雄模范事迹”。

1979年3月15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结束。之后的一、两个月里,还有少数被判失踪的我军官兵经过艰苦跋涉陆续归队,他们形容枯槁,遍体鳞伤,但逃过了被俘的厄运。

5月初,经国际红十字会调停,交战双方互报战俘名单,越方的名单上,我方战俘共有239人,其中448团就占了202人(后来1人因伤病死于羁押期间,实际交付遣返23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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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在这场30天的战争中押回了数千名越南俘虏,尽管这些人都是在真枪实弹的较量中被活捉,但其中不少是越南政府临时武装起来的边境居民,没有军籍,根据国际法不能算是战俘。后来两国约定交换俘虏前,我方就用车将这些人送到边界无人地带就地释放,而对在押的越南人民军、公安军战俘则如实登记造册,共记1636人。

1979年5月19日,我方本着人道主义精神,首先单方面在广西凭祥市友谊关前的“零公里处”遣返一批越军被俘人员。

5月21日,双方首次交换被俘人员,大批外国记者到现场采访,站在越方一侧的是苏联及其卫星国的记者(本来开战之初越方就邀请了日本共产党《赤旗报》著名记者高野功,但此人已在谅山前线死于我军炮火),我方请来的主要是西方国家媒体,包括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当时,我方在高大的友谊关关楼悬挂两条红底大字标语:“热烈欢迎同志们回到祖国的怀抱!”“向回归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慰问!”气氛热烈,展示了泱泱大国的博大胸怀。

因为双方事先已就战俘名单反复核查过无数次了,交换仪式很简单:双方红十字会代表按预定程序来到相应地点,在联合国代表多米尼克.保梅尔的监督下交换正式花名册,之后各自逐人清点核实,均无异议后便对对方战俘予以放行,同时接受己方战俘。

我方被俘人员中绝大多数一迈过分界线就马上脱掉越方发给的衣服,扔到地上践踏,或者揉成一团回头掷向越方。他们赤着身体扑向久别的战友,嚎啕大哭,有的扑倒在地,泪流满面亲吻祖国的疆土。但是,其中有七名女俘,她们紧咬着嘴唇,没有一滴眼泪,只是木头人一般黯然地走了回来,那情景,令人不忍萃睹(七名女俘都是42军124师战地救护所的护士,被越军特工队偷袭后掳走)。

越方的政工军官也与自己的归俘拥抱,同时却低声命令他们扔掉我方所赠予的物品(军用挎包、毛巾、口杯等),但越南毕竟物资匮乏,归俘们舍不得,政工军官们便动手抢夺,丢到路旁,不少归俘又跑过去捡。这乱哄哄的一幕被各国记者纷纷摄入镜头,令越方丢尽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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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6月22日是双方商定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交换战俘,遣返的人数也最多。就在双方战俘陆续走过边界时,一名越军战俘突然走出队列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越南领导人黎笋“背信弃义,破坏越中友谊”,表示愿意留在中国“与兄弟的中国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联合国监察官因此暂停交换,约集双方代表紧急磋商。这一突发事件当然令越方措手不及,之后越方便火速送来了昆明军区第11军一名在开战前叛逃的士兵,让他宣读一份匆匆起草的声明,谴责中国侵略、要求留在越南定居云云。在各国记者看来,这当然是牵强附会,因为叛逃者毕竟不同于战俘,但这还是让越方自感少了些许尴尬。

交换工作完成后,我方归来的238名官兵经过医院体检治疗后,全部送到位于南宁市郊吴墟机场的“学习班”。在这里,他们接受组织安排的教育和审查,每个人都详细讲述了自己被俘的经过以及被越方羁押期间的表现,同时映证他人的相关行为。

半年之后,审查工作全部结束。238人中,大部分士兵继续留在原部队直至服役期满,数名有变节行为的被判刑。对军官的处理要严厉得多,全部清理出部队,大多数人带着有历史污点的人事档案转业回原籍,不少人受到了开除军籍、党籍或干籍的处分,数人被判刑。150师448团8连原负责干部冯增敏、李和平均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关于50军的问题,第一副总参谋长杨勇亲临该军总结。之后,当时50军驻150师指挥组的成员,一名副军长被撤职,一名副政委被党内警告,另一名副军长被撤职降级。1985年,50军撤销番号,150师不复存在。

这篇《中越战争战俘纪事》的内容还不算丰富,大家所关心的我军战俘以及换俘工作的某些情况还没有涉及到,比如交换战俘时我方请到现场的为什么大多是西方媒体?为什么150师的战斗力如此不堪?战俘(尤其是7名女俘)在越军手中究竟是什么样的遭遇?我方对自己的归俘究竟有什么样的政策?笔者试一一探究。

一、因何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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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苏联霸权主义思想太过咄咄逼人,激发中苏两党大论战,之后,苏军在我东北方向的珍宝岛、西北方向的铁提克接连发难,几乎酿成大规模战争,这就促使我国从意识形态的迷宫中走出来而逐步走向民族主义道路。之后,70年代初的“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和解之门,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后,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基本上趋于缓和,而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里,我们被视为修正主义,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对我们冷若冰霜,当然我们也称他们为“苏修”、“越修”等。70年代末苏军入侵我西北邻国阿富汗,越南则在东南亚遥相呼应,在老挝驻军,入侵柬埔塞,使我国在隔海面对美国的新月包围圈(日本、冲绳、台湾、菲律宾)之外又面临着毗邻陆地边界的威逼和遏制。这样的危险形势下,我方原有向阿富汗派出志愿军的计划,但后来还是选择了不至于过分刺激苏联的南线战略,即发起中越战争,以摧毁越南的战争潜力,打乱其称霸东南亚的计划。

为大量歼灭越军,我军原计划是派最耐苦战的二野老部队进入老挝,再横向插入越南国土腰部然后向北迂回,与南下部队会合。这一计划若能实现,可以围歼越军越北、河内两大军区的16个主力师30万人。单纯从军事角度来说,我方仍只是动员50万兵力,但这一计划可谓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因为老挝本身几乎没有武装,虽驻有5万越军,但都是分散部署的战斗力较差的治安守备部队,而越军精锐一部分在柬埔塞,其余都在越北和河内,执行横插迂回任务的我军部队不会遭到侧翼威胁,此外,这样庞大规模的地面战争已远远超出了越军高级将领的指挥能力,但对于我军,也就相当于朝鲜战争的第三、第四次战役的水平而已。当时,13军已经向连以上军官传达了这一计划的部分内容,要求大家做好“打大仗、吃大苦”的准备。但这一计划太过凌厉,完全是一战灭其国的架势,为避免引起国际震动,所以在开战前一个星期被取消,改从中越边境平推进军,辅之以师、团规模的穿插迂回。这一作战方式当然被某些老将称为“牛刀宰鸡”。

即便如此,因为这场战争的目的是摧残越南的国力而不是占领和经营,开战两天后,我军参战部队便开始执行“不要俘虏”、“不给越修留下一草一木”的半正式命令,其残酷程度令人难以想象。战后,越南领导人黎笋视察越北战区时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因为这里几乎已经退回到荒蛮时代,破坏程度远甚当年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

但黎笋可能不知道,我军从越南撤军后还有另一个计划,那就是派遣四个步兵军入柬作战,再次大量杀伤越军精锐,41军等部队已为此做好准备。只是因为我国与柬埔塞并不接壤,长途运送部队难度较大,这一计划也最终取消。之后10年,我方采取阵地消耗战的形式以达到拖垮越南的目的,陆续发起者阴山、法卡山、老山战斗,始终在中越边境常驻3个步兵军,而越南被迫用20万大军应付这一巨大军事压力,整个越北地区变成了庞大的军营,整整10年,这一地区根本无法发展现代农业,开矿、办厂等经济建设措施更无从提起。

从左的观点来看,中越战争意味着我国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线的彻底决裂。而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决裂是正确的,战后十年,苏联解体,越南从地区小霸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我国终于获得有史以来最难得的发展机遇。

这就是当时的国际局势,所以中越交换战俘时我方当然是邀请西方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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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〇师

对越作战,我军参战部队有广州军区41、42、55军以及广西边防独立师、昆明军区11、14军以及云南边防独立师、成都军区13、50军、武汉军区43、54军以及20军58师,计有10个番号的野战军共29个步兵师,50余万人,是朝鲜战争之后动员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但是,与实力最强、在北线防御苏联的沈阳、北京军区部队相比,这些南线部队没有配属装甲师,火炮数量少,大多数军只有一个甲种步兵师,其余都是乙种、丙种师。

对越作战中表现最特别的就是50军。这个军原为国民革命军第60军,是当年的云南王龙云用全法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地方部队,官兵清一色云南子弟,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入缅作战、滇西会战,抗战胜利后入越接受日军投降,大败海运过来想捡便宜的法军。国共大战中60军赴东北参战,因派系倾轧、官兵不适应当地气候而表现一般,在国军中有“六十熊”之说。后全军起义被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首批入朝作战,曾痛击英军功勋部队格罗斯特营、坚守汉江防线8天8夜,战功赫赫。纵观其战史,又有“外战内行,内战外行”之说。50军最强的是149师,后于1969年与18军52师互换番号和防区,即现在的西藏军区第52山地步兵旅。第二个149师原为二野一纵第20旅,是红四方面军、八路军129师传下的老部队,入藏后参加过对印作战,被林彪元帅称赞是“头等主力师”。

50军150师这一番号在我军历史出现过三次。

第一个150师存在时间最短,于1949年1月由长春起义的国民党60军暂编52师改编而来的,1949年8月该师取消番号,部队补入148、149师。

第二个150师战绩最为辉煌,其前身是1948年2月25日在营口起义的国民党暂编58师,先后使用辽东军区独立8师、辽东军区独立5师番号,1949年2月改称第167师,9月改为150师,后随50军入朝,歼敌4517人,回国后,1964年12月改编为辽宁省军区独立师,1982年改编为赤峰守备区守备11师,1994年撤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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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1月,50军调防四川后,以成都军区独立步兵1、5、10、12团、独立步兵营和独立高炮营为基础组建了历史上的第三个150师。这些原部队曾在四川北部的甘孜、阿坝地区参加过剿匪作战,除此再没打参加过什么仗,因此新的150师没有可以炫耀的战绩,也没有足以令年青士兵热血沸腾的英雄模范人物,作风偏软。其组建时又正值文革,部队建设受到政治风云的极大干扰,政治学习占用的时间多,军事训练则严重不足。而且当时国家财政紧张,军费不足,非主力部队要担负抓生产搞副业供养主力部队的任务,150师作为丙种师,十余年里每个步兵团只有一个营算是军事全训单位,其余的开矿、养猪、种菜、烧砖、修路、建营房,估计很多士兵到退伍时连怎么放枪都忘了。这种状况的部队是无法打仗的。

1978年年底,部队作战前准备,150师扩编为甲种师,当年入伍的新战士和北方部队抽调的老兵调入后,全师从6000多人急剧扩充到11000余人,崭新的各种武器装备从战备仓库运到部队,光是擦去上面的防锈油层就费了不少功夫。人、枪倒是有了,但最大的问题是,全师仅连级单位就比原来多出了一倍,如各步兵营原为两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扩编后成了三个步兵连、一个炮连、一个机枪连,原团属特务连本来是侦察、警卫、工兵三个排,扩编后便成了三个连,谁来率领这些新的单位冲锋陷阵呢?于是部队大规模提拔干部,原来的连排长几乎都升了半级,老一点的班长升排长,入伍一、两年的老兵大多担任了正副班长。只是,他们的军事素质和指挥能力还达不到新的岗位的要求。

作风软,训练不足,成员相互不了解,基层军官难以胜任本职工作,这些问题在近距搏杀的步兵作战中可都是致命的硬伤。

当然,上级并非不了解自己部队的实际情况,所以战争打响后,50军分期分批担负不同的作战任务:最能打的第149师用于广西方向(东线),在13军辖下首先投入战斗,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是整个战争中表现最好的师。50军唯一留下的滇军底子148师用于云南方向,牵制了越军一个野战师,使其不得东援高平,表现尚可。而150师最初是作为预备队待命。

第一阶段作战完成后,150师争取到出境作战任务,448团先行越过边境线,官兵们穿着总后试发的77式新式军装,与陆续班师回国的友军逆向前进,非常引人注目,也让他们倍感自豪。但进入战区后,3月11日中午,该团因为骄傲轻敌,也因为缺乏经验,警戒分队及各部尖兵均未能提前发现越军,而是径直走过了越军的潜伏阵地,导致身后的团前指及直属的几个连突然遭到越军集火射击,损失惨重。越军的这一战法却是源自《孙子兵法》,叫“避其锋锐,击其堕归”。这时,未受攻击的前锋部队眼见团前指遭受攻击,却不知道从侧翼攻击越军或强行与前指合兵一处,而是坐等命令,以致贻误战机。其实越军怕的就是这两手,所以一招见效后也不恋战,迅速转移。在战斗暂停的空隙里,448团仍是一头雾水,判断不清刚才攻击自己的敌人大致有多少兵力、火力配备情况、作战意图以及下步可能的行动,跟上级汇报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之后150师便命令448团收缩阵形、边打边撤。这一决定看似无懈可击,但在山地丛林战中,撤退的关键是要抢占要点、确保路线畅通,然后各分部交替掩护回撤,否则部队即使几百、上千人集中在一起,也只能是被四周的敌人不断杀伤、消耗而已。当晚,1连、8连在奉命回缩增援团部的途中便被越军缠住,之后再也无法脱身。实际上,3月11日晚上这段时间最为关键,448团因为得知150师另两个团即将前来增援而安下心来,越军却在准确判断敌情后抢占了448团回撤路上必经的大多数山头、隘口,同时调来了用于分割、突击、打援的兵力。至3月12日下午,448团前指、二营等部1000余人终于陷入重围。这样的危急关头,却没有哪名军官站出来勇挑全盘指挥的重任,也没有哪个连排敢当开路先锋,团部最终作出了“分散突围”的决定,但在莽莽群山、云遮雾掩、强敌环伺之中,这一决定无异把部队置于任人宰割的地步。如此作风,焉能不败!

战后资料表明,攻击448团的越军部队兵力开始是一个加强步兵营,后来逐步增加到团级规模(没有重炮和装甲力量)。这本来是一场遭遇战,越军发现我军后冷静观察,首先选准448团前指突然袭击,之后因兵力不足而撤出,改以不间断的小规模战斗保持接触,在此过程中又判断出我方战斗力不强、意志不够坚定,因而迅速调集部队,在448团回撤时打了一个歼灭战。在我方占绝对优势的战场环境下,这确实是一次堪称辉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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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师如此不济,同在50军的149师却能屡屡创造战场奇迹。此前2月28日晚,149师447团二连(加强连,170余人)在越南黄连山地区沿十号公路向四号桥进发,深夜大雨中突然遭遇越军精锐316A师伏击。这是交通要道沿线作战,越军早已在公路两旁修筑工事,准备了扎口子的机动兵力,意在全歼来敌。二连进入伏击圈后,在越军第一次猛烈射击中便死伤40余人,连日苦战、浑身湿透的士兵们被压制在泥泞中,咒骂声一片。该连迅速判断形势后命令各部出击抢占公路两侧制高点,班排长带队摸黑冒雨爬山头,连续打掉几个越军火力点,取得立足阵地后与越军咬牙缠斗。几个小时后,该连已损兵三分之二,但我军增援部队已经出动,威胁越军退路,该部越军被迫撤退。该连又抓住战机趁势掩杀,追平双方战损比例。

这就是差别。虽然是穿着同样的军装,使用同样的武器,骨子里的气质却迥然不同。作战部署大胆泼辣,战斗中敢打敢拼,经得起伤亡,指挥官头脑冷静,严格掌握部队,这样的风格,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养成的。

战后,军中老将叹曰:“朝鲜出了个一八〇,越南又有个一五〇”。当年朝鲜战场上,60军180师在第五次战役被击溃,被俘1万余人,占志愿军战俘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在越南战场,在我方兵力、火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基本完成既定作战计划的大好形势下,150师448团却突然溃败,被俘200余人,占全军被俘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还多,这样的部队当然没有再存在下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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