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小序：春节无事可作，无意间看到作家杨沫的女儿，现代作家徐然的新作《母亲杨沫》一书，看了其中的若干，重新燃起对小说《青春之歌》的热情，查了部分资料，凑成此文。
故事梗概：林道静是为了寻找个人出路，逃避为男人当“玩物”和“花瓶”的命运，踏上流亡之路的。她逃离家庭，到北戴河附近的杨家村小学投亲不遇，做了代课教师。然而，校长余敬唐却阴谋把她嫁给当地的权贵，走投无路之下她投海自尽，被一直注意着她的北大学生余永泽搭救。“诗人兼骑士”的余永泽，唤醒了林道静对生活的热情，在余永泽爱情的感动下，她答应和他共建爱巢，从小孤苦无依的林道静暂时享受到了家庭的温馨。但她不甘心被人供养，先是寻找工作受挫，后接触到北大的爱国学生，思想上受到触动。当遇到共产党人卢嘉川之后，她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余永泽一再拦阻她参加革命活动，并导致卢嘉川被捕。林道静在惨痛的事实面前如梦方醒，决心离开庸俗自私而平庸的余永泽，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从此她在革命者的指引下，一步步克服软弱，最终成为一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北大原址：沙滩红楼
《青春之歌》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了青年学生林道静在革命斗争中“从一个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艰难历程。从作者杨沫关于个人早期生活经历和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自述中可知，林道静这个人物身上有着杨沫的影子。
小说人物：林道静——生活原型：作者杨沫自身。 杨沫（1914～1995年），原名杨成业，祖籍湖南汨罗，1914年08月生于北京。曾就读于温泉女中，因家庭破产而失学，当小学教员、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全国人大常委等职。1958年出版代表作长篇小说《青春之歌》。 青春时期的杨沫
余永泽——生活原型：张中行（1909-2006.2.24）杨沫第一任丈夫，原名张璿，字仲衡。1909年1月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1931年通县师范学校毕业。1935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先后任教于中学和大学。建国后就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学者，国学大师。被季羡林先生称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北大学生时期的张中行
江华——生活原型：马建民(1911－1985年)杨沫第二任丈夫，河北省深泽县故城村人。他15岁时即参加了革命工作，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党委书记、办公厅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代理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等职。 杨沫与第二任丈夫马建民
卢嘉川——生活原型：是作者根据多年对共产党员的观察塑造的最光辉的形象,其原型主要是陆万美、路扬及贾汇川。陆万美是北平政法大学的学生,领导学生运动,曾两次被捕入狱,卢嘉川的事迹主要取材于他。陆万美，作家，北平大学肄业，１９３２年参加左联，并任出版部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云南省文化局局长、省文联副主席等职。
情感经历则取材于路扬。 将军：路扬
路扬（1917——2001），原名路天庚，河北省临城县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历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等职；贾汇川是杨沫在小学教书时的同事,也是张中行的盟兄弟,地下党员,曾与马建民一起搞过农民运动,杨沫通过他介绍才认识马建民。
白莉萍——生活原型：刘莉影和白扬，刘莉影当时是北平法学院的学生,美丽热情,喜欢交际，与白杨一起拍过无声电影《故宫新怨》。当时白杨担任一个小角色,而刘莉影却担任主角,30年代已小有名气；白杨（1920——1997）杨沫妹妹，著名电影演员。
杨沫与余永泽原型的风雨爱情
作者杨沫：1914出生于北京，原名杨成业。她的父亲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商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学校——北京新华大学并任校长。之后，却一心沉醉于声色犬马当中，随之家境便日渐衰落。杨沫的母亲因此与丈夫经常吵闹，无心管教孩子们。
1928年，杨沫考入北京西山温泉女中。在她上初三这年，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母亲打算把杨沫嫁给一个有钱的军官。杨沫坚决不从，母亲以不管饭费和学费来威胁，杨沫偷偷跑到北戴河，去找在那里教书的哥哥杨成勋。杨成勋生活极其贫苦，无力帮助杨沫。有位同学介绍说，自己的朋友张中行可以帮忙。
张中行17岁时经家庭包办，与一个文盲妻子结了婚。认识杨沫时，张中行正在北大国文系读书。在张中行的眼里：“杨沫17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之后，张中行立刻给河北香河县立小学当校长的哥哥去信，询问学校是否缺人，哥哥回信说缺人。于是，在1931年9月初，杨沫就动身去香河县立小学教书。之后二人鸿雁往来，开始热恋。杨沫很快就怀了孕。儿子生下后，1932年春，杨沫从香河回到北京，和张中行同居在北京沙滩大丰公寓。但很快，张中行与杨沫的差异越来越大。张中行是个学者，醉心于中国古文古籍的研究，反对杨沫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但杨沫渴望改变自己的平庸命运。她有激情，爱幻想，看了革命的书籍就想参加革命。张中行在北大毕业后到南开中学教书，杨沫又回到香河教书。
在学校，她遇见了男教员、共产党员马建民，寻党心切的她与马建民交往逐渐多了起来。后来在张中行的压力下，杨沫只得再次离开香河，回到天津。但是杨沫已经与马建民有了感情。虽然此时她怀上了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但她偷跑回北京，并给张中行写信要求断绝关系。这时，马建民已到北京的《世界日报》工作，每月有20来元的收入。
1936年，张中行经过反复思量，同意分手，两人情分划上句号。不久，杨沫就与马建民结了婚，并生下了她与张中行的孩子，这个孩子由杨沫与马建民抚养长大。
解放后，张中行还与杨沫见过面。但与杨沫相比，境遇差了很多。他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般职员，一个月只几十元钱，杨沫算是老干部，收入要比他多两三倍。
晚年时期的国学大师张中行在北大红楼前
随着《青春之歌》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评剧、话剧、评弹、歌剧、小人书……书中的人物也都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张中行这个杨沫的前夫，日子并不好过，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小说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无形中，他被杨沫的这本书弄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他后来因为小事被遣返回原籍，一贫如洗，饱尝世间炎凉。他的处境，不能说与杨沫的《青春之歌》没有一点关系。然而张中行却始终没指责过杨沫一句。每提到杨沫时，他总说：“那时候，杨沫比我进步，比我革命。”
文革期间，有人找到张中行希望他揭发杨沫的“罪行”，可张中行却在揭发材料上写上了“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杨沫看到后大为惊讶，甚至还写了封感谢信给张中行。后来有人著文谈她当年的感情生活，杨沫以为是张中行指使，两人关系再度恶化。
杨沫去世后，她的子女曾经请张中行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却遭到张中行拒绝，“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在张中行的心中仅存的美好片段也终究破灭了。
杨沫与卢嘉川原型的“不了情”：1937年七七事变后，杨沫不愿在北京当日本鬼子的顺民，与马建民一起参加了冀中地区的抗日战争。1949年3月15日，杨沫在解放区生活了12年之后，重又回到北京，把组织关系转到了市委组织部，后又转到了北池子街道。1951年，杨沫全身骨头疼，尤其是双腿和双肩痛得不能移动，只好在家养病。在寂寞孤独的日子里，冀中区血与火的抗日生活，牺牲的战友，时不时浮现在杨沫的脑海中。她暗下决心，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把这些烈士们的形象再现出来，永留人世。她草拟了全书提纲。最初的名字叫《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也就在1951年9月份，杨沫接到了战友路扬的信，这封信激起了她心中一段很美好的回忆。
路扬，1917年生，河北省临城县石城村人。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投笔从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河北安次县调和头战斗、十分区神堂战斗、辛戊战斗和百团大战。
1941年，杨沫到冀中十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路扬手下当起了编辑。那时，杨沫总打摆子(疟疾)，晚饭是一个玉米饼子，她没有胃口吃，就拿饼子和房东大娘换碗小米粥喝。谁知换了几次后，有的同志说她娇气，不珍惜宝贵的粮食。杨沫听了，心里很难受。路扬悄悄来安慰杨沫，向杨沫解释道：“敌人的三光政策，使边区生活很艰苦，粮食十分紧张，大家都吃不饱。一个饼子对常常挨饿的男同志是什么份量，你一个女同志可能想象不出，所以同志们对你的不满是很自然的……”路扬的话让杨沫心服口服。自那以后，杨沫对路扬就有了好感。那时杨沫和丈夫马建民两地分居，感情上出现了问题。路扬虽然比杨沫小，却很有修养，对杨沫体贴入微。用杨沫的话来说，他们之间有过一段罗曼蒂克的友谊，当时杨沫27岁，路扬才24岁。
路扬曾送给杨沫一本《鲁迅选集》，1943年春天，杨沫带着这本书爬过封锁沟，涉过大清河。从1943年到1945年整整两年，一直带着它东奔西走。后来，杨沫听说路扬私自脱离部队，到了敌占区。整风运动时,杨沫对此事作了公开检查，彻底消除了自己对路扬的感情。1949年2月，杨沫在石家庄某医院看病时，无意中与六年不见的路扬重逢。路扬解释了他们之间的误会。他说他并不是私自去了敌占区，而是因为患病，刘秉彦司令批准他去治病的。路扬说自己的妻子死了，目前一个人在石家庄看病，遇见了杨沫很高兴，并表示了想和杨沫“死灰复燃”。当时，杨沫内心矛盾重重。她已有了四个孩子，路扬这么些年却还在惦念着她,让她很感动。但最后理智还是占了上风，她坚决拒绝了路扬的感情。
现在，杨沫忽然收到了路扬的一封信，这使她又高兴又惊奇，两个人自从石家庄见面之后已中断了联系。路扬信中说他正随十九兵团到了朝鲜战场，利用战余时间写信，对祖国人民很是怀念。杨沫脑中忽然掠过一个念头，虽然和路扬的关系不能“死灰复燃”，但可以把他写进自己的书中，让他永远活着。杨沫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塑造出了小说中的卢嘉川。
新中国成立后，路扬先后任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十九兵团六十三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并因抗美援朝战争中成绩突出，荣获志愿军总部的嘉奖。
1968年3月，路扬遭到林彪一伙的打击迫害，时任军委办公厅主任一职也被撤，降职到河南省军区任政委。1972年又被江青诬陷入狱。有一次，路扬被审了几天几夜，他半醒半昏、神智恍惚，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但为了避免泄露机密，他咬破了自己的舌头，严守了党和国家的机密。1978年10月，在被关了6年8个月后，在杨得志和叶剑英的干预下，路扬才重获自由。1990午夏天，杨沫再次巧遇路扬。至此，他们已经有十余年未曾来往。2001年6月6日，路扬因病逝世，享年84岁。
《青春之歌》一部命运多舛的不朽之作：《青春之歌》是已故女作家杨沫(1914-1995)创作的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1958年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初版本)后，迅速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小说之一。1959年初，这部作品又被及时改编成电影，作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公映，取得了轰动效应。然而，在风光无限的背后，《青春之歌》这部“十七年”文学“红色经典”系列中绝无仅有的知识分子题材长篇小说，可谓是命运多舛，不仅面世前饱受“难产”之苦，而且在诞生后不久就受到质疑。1959年初，郭开首先发难，随即《文艺报》、《中国青年》、《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展开了有关《青春之歌》的热烈论争。论争聚焦于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尽管讨论的结果是肯定意见占上风，但杨沫却相当谨慎地根据批评意见作了修改，在1960年的再版本中大量删减了林道静投身革命实践后流露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并增写了林道静在农村与工农结合的8章和领导“一二·九”运动的3章。虽然“文革”后，评论界许多人认为这次修改是概念化的，但杨沫在1978年出版的重印本(定本)中，依然以修改过的再版本为主要依据。1992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杨沫文集》，《青春之歌》(定本)被收入第一卷，自此，其版本变迁终于尘埃落定。
我是在197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晚八点十分至九点的“小说播讲”节目中陆续听到这部巨著的片段的，一年后读到的全书。
关于《青春之歌》的“自叙传”色彩，杨沫本人曾多次在文中提及，她说：“英雄们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主要是‘七七’事变前白区斗争的那一段)的惊人事迹，加上我个人的一些生活感受、生活经历，这几个方面凑在一起便成了《青春之歌》的创作素材。”又说：“林道静不是我自己，但是有我个人的生活在内。”
以革命的青春燃烧的青春记忆
1950年，杨沫因病休养，脑海中许多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共产党员形象和关于往昔个人经历的回忆交织在一起，促使她拿起笔，开始创作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起初因受到保尔·柯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之鼓舞，杨沫将小说取名为《千锤百炼》，之后更名为《烧不尽的野火》，1952年写完第二遍，1955年完成，即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并易名为《青春之歌》，一直拖到1958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截至此时，据《初版后记》中说已经历了“六七次的重写，修改”。所以此书无论是写作还是出版均可谓“难产”。
“难产儿”一经问世，却出人意料的极其畅销。1958年9月5日杨沫日记中说“《青》书已出九十四万册了”。到次年中，已突破130万册的大关。“十七年”的文艺政策的要求是“写工农兵”。正面表现知识分子的《青春之歌》能够问世并受到热捧，也许这样几个原因可以释然：原于主人公林道静－－这个在革命洪流中艰难成长的小资产阶级女性。
《青春之歌》的主题紧紧扣住了当时的时代脉搏：当林道静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中时，她身上原有的“小资产阶级的自我”与革命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必然发生冲突。作家写出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才能完成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的根本转变。
更为精明的是，杨沫在小说中从始至终使用了两套叙事系统，即革命叙事与爱情叙事。在外显的宏大革命叙事的掩护下，隐藏的爱情叙事得以合法生存。因此，《青春之歌》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荫庇下开辟了一块个人化爱情叙事的自留地，使作品增添了一些个人化趣味，吸引了更多读者。
文革时期：黑云压顶不寒而栗 尽管杨沫根据各种批评意见，在初版的基础上对《青春之歌》做了一番精心修改，1960年再版时不仅增加了林道静和工农结合、领导学生运动的部分，而且尽力清除有关“小资情调”、“小资意识”的描写，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到来，那种以粗暴的阶级斗争态度来对待文艺作品的“激进”文学思潮成为绝对的控制力量时，“《青春之歌》的这种‘不纯性’，使它成为‘毒草’；而当年的批评者也就有理由认为他们是‘超前’地把握到问题的实质。”
1967年3月以后，“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公开点名批黑“修养”(即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矛头指向刘少奇。文革前就批过《青春之歌》的郭开又开始上街贴大字报批判《青春之歌》，说这部书是替刘少奇和彭真树碑立传。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话语有可能成为致人于死地的利器。杨沫虽然是1936年入党的老党员，但她在革命队伍中有一个先天不足的弱点，就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这使她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一直非常谨慎。
1966年8月23日，一群红卫兵突然闯进北京文联和文化局的大院。被揪打的作家越来越多，亲眼目睹老舍先生被揪斗的场面成为杨沫最惨烈的记忆，她感到恐怖之极。据浩然撰文讲：“我看见杨沫因为害怕，高血压复发，瘫在屋里。”杨沫也在事后心有余悸地说：“我是漏网之鱼。”此时，曾写文章为《青春之歌》辩解的陈笑雨(马铁丁)，几乎与老舍同时，投永定河自尽；曾帮助杨沫联系出版《青春之歌》的阳翰笙成为1966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公开点名的反动的“四条汉子(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之一；几乎所有为《青春之歌》说过话的文艺界领导全部被打倒，如周扬、蒋南翔、林默涵、陈荒煤、何其芳等等。杨沫感到黑云压顶，不寒而栗。
无奈之下，她本能地把康生对《青春之歌》的肯定当作“救命稻草”，让小女儿把康生对《青春之歌》的正面批示油印成传单，四处散发。刘少奇倒台以后，因康生的批示中有一句涉及到刘少奇，杨沫逐渐停止使用。为防不测，她先后给姚文元、文联领导等处写信，表明自己与刘少奇、彭真毫无牵连。又把姚文元对《青春之歌》的称赞话当作“护身符”与郭开对小说《青春之歌》的评论对比，反击郭开对《青春之歌》的声讨。这些招数可能起到了一点作用，它使造反派对杨沫的态度犹豫不决。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文联领导浩然竭力保护了她。所以尽管社会上大批《青春之歌》，可是在文联内部，杨沫却不曾被揪出来上台挨斗。
杨沫：一生的血与泪 作家徐然是杨沫先生的长女，她在《母亲杨沫》一书中曾提到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其中提到过母亲和白杨因《青春之歌》而起纠葛。徐然在书中提到白杨是母亲杨沫的亲妹妹，她们姐妹之间的感情很好，是相亲相依的同胞姐妹。但是两姐妹的矛盾因为《青春之歌》而起。
著名电影演员谢芳
1958年末，为庆祝建国十周年，《青春之歌》由有关部门确定推上银幕。白杨得到《青春之歌》将拍电影的消息后，曾数次来到北京，争取饰演该片的女主角林道静。而“北影”的著名电影导演崔嵬认为，林道静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白杨的年龄偏大。在这样的情况下，白杨希望姐姐杨沫能够给她以帮助。杨沫曾做过努力，然而她的努力没能奏效。后来，杨沫又给白杨出主意，让她去找找夏衍等文艺界领导同志，后来的情况不得而知。但事情的结局是尽人皆知的—————白杨未能在电影《青春之歌》一片中担任主角。《青春之歌》于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时公映，由于崔嵬成功的导演，和影片优秀的演员、摄影阵容，以及女主角谢芳的成功表演获得一致好评。 著名演员白杨
就是这件事，白杨和姐姐有矛盾了，在一段时期她曾埋怨姐姐没有为之尽力。但是姐妹之间的亲情，使得二人最终还是言归于好。90年代后，杨沫和白杨都步入高龄，她们同卧病榻，1995年12月杨沫去世，9个月后，白杨也长逝于上海。
杨沫在《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中有这样的记述： 我的初恋十八岁：1931年夏，不能上学了。我去河北省香河县教书时，认识了玄（张玄，即张仲衡，后来的国学大师张中行）。他是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学生。从此，我们相爱了。
这一年冬，听说我怀了孕，他突然变了，变得那么冷漠无情。我常去找他的那间公寓小屋，已经没有一丝温暖的热气，只有冷冰冰、愁郁郁的面孔等待着我。“黄叶已随秋风去，此生不复见花红。”好像我把他的前途葬送了似的，从此，我默默地忍受着揪心的痛苦，不再去找他。我不能在北平城里生孩子。我到了北平附近的小汤山，住在三妹的奶妈家里，决定在他们家里生。这样既可保住秘密，又可在生产后就地找个奶妈哺养孩子。临产前几天，三妹的奶爹李洪安从北平城里雇了一辆人力车把我接了去。我那个情人，眼见我一个人大腹便便地去生孩子了，却连送我一程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呵！1932年的七、八月间，在一个乡下产婆的照料下，我受了好大的罪，好不容易把孩子生了下来。这是个男孩，生下几天，就把他送到预先已找妥的奶母——一位姓葛的农民家里去寄养。孩子安置好了，我住的那一带村庄正流行霍乱，每天死人。产后12天，我就雇头毛驴，仍由李洪安把我送回北京城里来。
回到北平后，在家中养了一阵，逐渐恢复了健康。于是，那个人的爱情又上来了，而且很炽热。而这时，那个倔强的我消失了；一个多情的、软弱的灵魂又回到我身上来。因为我还在爱他，一点也不知恨他。从这以后，我才和他公开同居，成为他的妻子，同住在沙滩一带的小公寓里。给他做饭、洗衣、缝缝补补地一起过了5年的穷日子。我的儿子萍，我们艰难地抚养着他（每月给奶母家十元左右的钱）。有一天，奶爹突然来找我们说，孩子病了，叫我们去看看。我急忙买了药，还买了一只很漂亮的皮老虎，我和他一同到小汤山去看萍。当黄昏时分，刚走进葛家的小院，我几乎晕倒——一具小棺材高高地架在院子里，我的儿子死了！好不容易生下来，活了一岁半的萍患白喉病死了！我倒在葛家的炕上哭了一夜。而那个人呢，似乎减去了沉重的负担，稳稳地睡了一夜。为纪念萍，我曾写过一首拙劣而挚情的旧体诗，至今还记得这样四句：“买来皮老虎，儿已入黄土。黄土太无情，永隔阴阳路。”
历史有时真会和人开玩笑，那样地“无巧不成书”，颠颠倒倒地令人眼花缭乱。我早已忘掉了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出现了。而且还扮演了一个颇为道德的角色。专案组里有人告诉我，为调查我的问题，他们找到了他。调查的人以为他会恨我（因为思想不合，是我抛弃他的），一定会说出我的什么“反动”历史来。可是，调查的人失望了。他在本单位原已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又顶住了调查我的压力，他说了真话：“那时候，我不革命，杨沫是革命的。”
张中行是一个可爱坦然的老夫子：中国著名作家、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张中行1909年生于河北香河一个普通农家，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熊十力、周作人、胡适、梁漱溟、刘半农等人都做过他的老师。张中行先生治学61年，博学多识，造诣深厚，精通中国古典，谙详西方哲学，纵观古今。他豁达大度，对事物的是非曲直有深刻的理性思考。杨沫的三妹、电影明星白杨的这个艺名还是张中行给起的。白杨考上北平艺专后，就请有学问的姐夫给起个名字，张中行就在他最喜欢的《古诗十九首》中取“白杨何萧萧”一句中的“白杨”二字为名。
张中行老先生在去逝曾与一位记者有这样的记载：上世纪50年代，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出版后，舆论认为其中丑化的“余永泽”即张中行，张中行的答复是“没有在意”，“那是小说不是传记”，又说，“只要是小说，即使书中的余永泽直接叫成张中行，也没关系。”
据说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当年于是之要演余永泽前，还到张中行工作过的出版社找过张，要跟他谈谈感受，借机体验生活，以便塑造好余永泽的形象。这个不能忍受啊，一般人是不能忍受的。
第二任丈夫马健民：来自河北深泽。是著名作家老鬼的生父。他还是杨沫的入党介绍人。解放后担任过北师大的校长，党委书记。杨沫晚年回忆这位丈夫时写道：当年他年轻、英俊，他有一颗忠于革命的心。
第三任丈夫李蕴昌：祖籍河北新城县。毕业于燕京大学。是搞化工的高级工程师。
自我感叹：生活真是不公平，学富五车的张中行，资历深厚的马健民，还有这个脚踏实地的科学家李蕴昌，都没有一个满怀革命豪情的初中生、写了一本稚气的革命书的杨沫混得好。这真是革命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