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读刘伯温与《郁离子》 郁离子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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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基
摘要：刘伯温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本文旨在突显其文学方面的成就与才华。寓言兼议论的笔记体散文集《郁离子》是其传世著作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书；是他协助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统一天下，建立巨大功勋的思想理论宝库，被后世历代政治家誉为“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其言确然，凿凿乎如药石之必治病，断断乎如五谷之必疗饥而不可无者也”的奇书宝典；是治国安邦大智慧的锦囊秘籍；也是待人处世、解决人际关系、交朋结友、革陈图新的镜鉴箴言，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今天重新解读、评价刘伯温与《郁离子》，依然具有积极的认识价值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重新解读 刘伯温《郁离子》
刘基（1311—1375），字伯温，谥号文成公，浙江青田县南田山（今属浙江文成县）武阳村人。他在中国历史上既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又是一位诗词文兼长的著名文学家。他在政治、军事、天文、地理、文学等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诣，是明代初年政界及文坛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明史·刘基传》赞其“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又称誉他“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清人沈德潜在《明诗别裁》中，称其诗为“一代之冠”。
他生于元代至大三年（即公元1311年）。少时聪颖好学，遍读诸子百家之书。二十二岁时举进士，三年后步入仕途，先后任江西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元帅府都事及总管府判等职。在国事日非，四方动乱的岁月里，他逐渐认识到，元末农民起义的爆发，是统治者残酷压迫掠夺所造成的，于是他指擿时弊，希望朝廷效法尧舜，施仁政于民，以弭息祸端。后因与执政者意见不合，一再遭到排挤打击。元代至正十七年（即公元1357年）冬，他被夺去兵权，遂弃官归隐青田山中，“著书立言，以俟知者。”发愤而著《郁离子》。
元至正二十年（即公元1360年）三月，他应朱元璋征召，离家投入应天（南京）朱元璋军中，参与机要，深受器重，成为朱元璋的亲信谋士，协助朱元璋建立了统一的明王朝，为开国功臣之一。由于刘基雄才大略，足智多谋，卓识远见，故在民间被视为智慧的象征，誉为诸葛亮、魏征。
明初，刘基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朱元璋曾称赞他“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尊之为“帝师”、称之为“子房”（张良），封诚意伯。后来，在以他为首的浙东地主集团同淮西集团之间邀宠争权的斗争中处于劣势，因而长期郁积填膺，忧愤莫解，于洪武四年（即公元1371年）辞官还乡，八年（即公元1375年）四月十六日忧愤而死。
刘基一生，性情刚毅，嫉恶如仇，为官清廉，执法如山。江浙民间有“刘青天”之传说。朱元璋曾赞叹说：“满朝有党，只有刘基一人不党。”在结党营私，尔虞我诈的封建统治阶层里，能做到襟怀坦白，不谋私利，的确难能可贵。
刘基学识渊博，视野开阔，不但在政治、军事、历史、天文、地理、医药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在文学方面也有显著的成就，一生著有《郁离子》（散文集）、《覆瓿集》、《犁眉公集》（诗文集）、《写情集》（词集），诗1184首、词233首、文220篇。军事著作有《百战奇略》、《春秋明经》、《神机致理兵法心要》及论述军械火器的著作《火龙神器阵法》等。后人编为《诚意伯文集》。
从刘基弃官归隐到应召出山，前后仅有两年左右，此时正值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动荡历史时期。早在至正十一年（即公元1351年）五月，江淮一带就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红军”起义（亦称“香军”起义），革命风暴迅猛异常，席卷大江南北。刘基的思想受到农民起义怒涛的冲击和影响。他在《郁离子》这部较有影响的作品中，以犀利的文锋，用寓言兼议论的杂文形式，抒写了愤世嫉俗之情。他对“盛世文明”之治的向往，建立在揭露抨击黑暗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对元末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以及元朝统治即将崩溃的前景看得比较清楚。他在这部作品中，或托古人之口揭露封建官场的丑恶和黑暗；或借寓言故事暗示统治者的罪恶和死亡的命运，对元末的暴政和社会生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表现作者的进步思想。据当时的人说，此书“大概矫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之”（徐一夔：《郁离子·序》）。可见“矫弊明志”，乃为刘基创作《郁离子》的出发点。
《郁离子》是一部寓言兼议论的笔记体散文集，是刘伯温传世著作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书；是他协助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统一天下，建立巨大功勋的思想理论宝库，被后世历代政治家誉为“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其言确然，凿凿乎如药石之必治病，断断乎如五谷之必疗饥而不可无者也”的奇书宝典；是治国安邦大智慧的锦囊秘籍；也是待人处世、解决人际关系、交朋结友、革陈图新的镜鉴箴言。它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此书以“郁离子”命名，也充分表明了作者的创作动机。“郁离子”既为书名，又是作者的化身。其含义据当时人解释：“郁离者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离子》”（徐一夔《郁离子·序》）。“夫郁郁，文也；明两，离也；郁离者文明之谓也。非所以自号，其意谓天下后世若用斯言，必可底文明之治耳”（吴从善：《郁离子·序》）。
《郁离子》分上下两卷，共一百八十二条。每条多则千言，少则百字。“其言详于正己、慎微、修纪、远利、尚诚、量敌、审势、用贤、治民，本乎仁义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徐一夔：《郁离子序》），其思想内容所涉及的面是相当广泛的。从政治、经济，到军事、外交；从思想、伦理、哲学、历史、文学，到宗教、鬼怪、神仙；从天文、地理、气象、农业，到化学、物理、动物、植物；从个人、家庭，到国家、社会，可谓无所不有。书中所提到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近二百个，各种动物近一百八十种，各种植物近百种。全书除《九难》篇外，其余各条基本上叙述一件事，阐明一个道理，以寓言故事兼发议论的形式，取譬事物，发人深思，启人悟省，长人智慧，给人教益。特别在形象地揭示深刻的哲理和有关用贤、治国、待人、处世等方面的精辟见解，至今仍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郁离子》以《千里马》开篇，是颇有深意的。作者反复强调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的重要性。以“千里马”比喻人才难得，对于“马则良矣，然非冀产”便置诸外牧（《八骏》）的做法，寄寓了他对元末统治者以种族、地域划分等级和按封建乡土观念用人政策的强烈怨愤之情。刘基认为能否任用贤能，是关系社稷兴衰的大事。在《规执政》、《子余知人》、《使贪》、《待士》诸篇中，他主张用人要知人善任，量才使用，扬长避短，不求全责备，要任人唯贤。强调“君子之使人也，量能以任之，揣力而劳之；用其长而避其短，振其怠而提其蹶；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责之；引起所不能，而不以我所能尤之”（《立教》）。他指出，对于人才的培养不可急功近利，要做长远的打算，如果“不待其成而辄伐之”、“不待其老成，至于不克负荷而辄以法戕之”，那么“栋梁之材竭矣”（《种树喻》）。他还告诫人们，取士要有标准，务择有用之才，不能把“枭鸟”当做“凤凰”供养，不可寄希望于“狗偷鼠窃无赖之人”，更不能将其当人才培养和使用（《养枭》）。简而言之，则用忠荩贤达之士，“俾之提纪纲”是刘基重要的社会思想。
在《郁离子》中，刘基以一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精辟地阐明了治国理民等方面的社会政治观。他认为，国君要治理好国家，就要象医生治病那样，必须“切脉以知症，审症以为方”，“当则生，不当则死”，并指出：“道德、政刑方与法，人才，药也”（《喻治》）。“力生于德，天下无敌”（《德胜》），“仁义之莫强于天下也！”（《假仁义》二）因此，他主张国君只有施仁德于民，才能得天下、治天下。他在《云梦田》、《饮漆毒水》等篇中指出，治国首在爱民，要关心民生疾苦。倘若只“见利而不见民”，“志利而忘民”，则“国危矣”！在《好禽谏》、《晋灵公好狗》、《姑苏围》诸篇中，刘基对卫懿公、晋灵公、吴王这些不懂得治国理民之道，而只知追求享乐、宠幸奸佞的昏君、暴君，予以严厉谴责与嘲讽。在《术使》篇中，他写了一个寓意很深的故事。狙公驱使群猴每天上山采果，所得果实由狙公分配，群猴仅得十分之一，后来群猴觉醒，“破栅毁柙”，一齐逃入山林，狙公最后饿死了。从而揭穿了统治者欺骗、剥削、压迫人民，必然遭到觉醒人民的反抗，借以讽刺了统治者治民无道的后果。
刘基关于治国理民的主张和观点，虽然仍属于儒家“仁政”、“王道”之类，但充分表现了他重视民众力量的思想。他在《抟沙》篇中指出，“民犹沙也，有天下者唯能抟而聚之耳。”强调团结人民的重要性。他反对用“朝三暮四”之权术伎俩治民（《道术》、《畏怀》）。他还抨击了只知向民众搜刮、索取，而不知爱惜民力的做法与行为（《灵丘丈人》）。
为了使国家“长治久安”，在《虞卿谏赏盗》、《刑赦》等篇中，他主张“立赏罚”，并且要做到“刑有必行”。要实现社会安定，必须赏罚严明，“立赏罚以劝惩善恶”，“赏禁僭，罚禁滥”。这些见解，在今天无疑仍具有借鉴意义。
在《郁离子》中，还有不少篇目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对天地与人、自然与社会等问题的具体认识，从而表现作者进步的哲学观。刘基认为宇宙是物质的，是由物质的“气”所构成的，“夫天浑浑然气也，地包于其中，气行不息，地以之奠”（《天裂地动》）。他还认为，天地自然是可以认识的，也可以为人所用。“天无极乎？凡有形必有极”（《圣人不知》）。在《天地之盗》中，他把人们向大自然索取财富，称之为“天地之盗”，而把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榨取，称之为“人之盗”。他说：“人，天地之盗也。天地善生，盗之者无禁”、“春而种，秋而收，逐其时而利其生；高而宫，卑而池，水而舟，风而帆，曲取之无遗焉。而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在这里，作者积极鼓励人们合理开发利用大自然，发展生产。并且指出，由于统治者的残酷压榨掠夺，造成“物尽而藏竭”，于是“天地盗息，而人之盗起”。最后他指出解决的办法：“遏其人盗，而通其为天地之盗。”
刘基的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同时也融合了道家、法家和兵家的思想观点，其中有许多朴素的、唯物的、辩正的观点，并且运用这些观点解释自然界的发展变化，观察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从而阐述了许多深刻的哲理：“畜极则洩，閟极则达，热极则风，壅极则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无往不复。”“一昼一夜，华开者谢；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东陵侯》）。“观其著以知微，察其显而见隐”（《论物理》）。“贪与廉相反，而贪为恶德，……匹夫贪以亡其身，卿大夫贪以亡其家，邦君贪以亡其国与天下”（《贪利贪德辩》）。诸如此类对立而辨证的观点：著与微、显与隐、贪与廉、众与寡、利与害、得与失，等等，在《郁离子》中，比比皆是。
《郁离子》又是一部文学作品，其文学价值，在于它继承了先秦两汉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中古代寓言的传统形式和写作技巧，发扬了韩愈、柳宗元的“杂说”体，以及晚唐讽刺小品的优良传统，创造出一种别具一格的寓言兼议论的杂文体。其风格古朴雄放，锋利遒劲，而又幽深秀丽，富有形象性。清代刘熙载认为，《郁离子》是唐宋以后的子书中“穷极精奥”、“托寓万物，因浅见深”、“义理颇有实用”的一部著述（《艺概·文概》）。它对后世寓言故事、杂文小品以及寓言体的短篇小说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郁离子》在艺术上具有以下特点：
重新解读刘伯温与《郁离子》 郁离子序

一、故事性极强，寓道理于形象之中。所叙故事情节比较具体，描绘生动可感。如《灵丘丈人》、《枸橼》诸篇，在叙事、描写、议论方面，或比喻，或拟人，或托讽，或影射，使人由此产生联想，增强具体感，生动有趣，引人入胜，耐人寻味，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二、篇幅短小精悍，形式灵活多样。全书四万三千余言，平均每篇二百余字，有些篇目仅有几十个字，可谓短小精悍了。就其表现形式看，不拘一格。作者善于把多样的艺术形式与丰富的表现手法，有机结合在一起。叙事，灵活多变，有详叙、有略叙、有补叙、有插叙等等。描写，或状物，或写态，细致逼真，活龙活现。议论，虚实结合，有论有据。说理，或采取问答方式，释疑兼说理，或开门见山，直接说理，或类比说理，或通过寓言故事说理。抒情，发自肺腑，情真感人，或怒，或喜，或哀，或忧。

三、语言简练而不呆板，古朴艰深而又有文采。作者善于用对偶句、排比句，句式整齐优美，流畅自然，铿锵悦耳，琅琅上口。对偶句例如：“旱斯具舟，热斯具裘”（《鄙人学盖》）；“良农不为水旱辍耕，良贾不以折阅废市”（《世农易业》）；“蔚兮若濯锦出蜀江，粲兮若春葩曜都房”（《梓棘》）；“韩非囚秦，晁错死汉”（《论智》）等等。排比句例如：“久卧者思起，久蛰者思启，久懑者思嚏。”（《东陵侯》）；“众醉恶醒，众贪恶廉，众淫恶贞，众枉恶直，众惰恶勤，众佞恶忠，众私恶公，众嫚恶礼”（《天下贵大同》）；“山有金则凿，石有玉则劚，泽有鱼则竭，薮有禽则薙。”（《唐蒙薜荔》）；“多能者鲜精，多虑者鲜决”（《一志》）等等。
《郁离子》问世以后，其版本很多，据有关资料所知，明代先后有五种版本：成化六年（1470），刊刻《诚意伯刘先生文集》本（简称“成化本”）。该本分十八篇，每篇有目，此版本讹脱最少。正德十四年（1519），依据“成化本”重刊为《诚意伯文成公文集》本（简称“正德本”），此版本与“成化本”基本相同。嘉靖三十五年（1556），樊氏重编《诚意伯文集》本（简称“嘉靖本”）。嘉靖年间，还刊刻了《郁离子》单行本（简称“嘉靖单行本”）。此版本分上下卷，上卷七篇，下卷十一篇，篇目与“成化本”相同。隆庆六年（1572），依据“嘉靖本”翻刻的重刻《诚意伯刘公文集》本（简称“隆庆本”），《四部丛刊》影印。清代先后也有五种版本：雍正八年（1730）补刻本；乾隆十一年（1746）刻本；嘉庆年间《学津讨原》本；同治年间《榕园丛书》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浙江书局重刊本。
上述版本，以明代“成化本”最早、最善，清代嘉庆《学津讨源》本较精。1981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依据这两个版本为主，并参校“正德本”、“嘉靖单行本”等版本，整理出版了《郁离子》点校排印单行本。该版本依据《学津讨源》本体例，分上下两卷，上卷92条，下卷90条，共182条，每条均有标题，独立成篇。

  
刘伯温 郁离子 解读刘伯温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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