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远哲(Yuan Tseh Lee,1936-)美籍华裔化学家,1936年11月29日出生于中国台湾新竹县,祖籍福建南安,父亲李泽藩是知名画家,生于新竹市武昌街,母亲蔡配是小学教师,生于台中县梧栖镇;1943年李远哲入新竹公学校,并成为校棒球队及乒乓球队队员,1949年入新竹中学,是校网球队队员,并在学校乐团担任长号手;1955年保送进入台湾大学化工系,次年转入化学系,1959年在郑华生教授指导下完成“用纸电泳分离锶与钡”的论文,获学士学位,接着进入台湾清华大学(新竹)原子科学研究所放射化学组硕士班,在浜口博(H. Hamaguchi)教授指导下完成“温泉沉积物矿质北投石(Hukutolite)含有的天然放射性同位素”的论文,获硕士学位,1961年留清华担任助教一年,跟从C.H.Wong教授,分析tricyclopentadienyl samarium的X线结构,1962年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就读化学系博士班,论文由马汉(BruceMahan)教授指导,研究电子激发的碱金属原子的化学离化过程,在此期间,李远哲逐渐对离子-分子间作用以及分子散射的动力学尤其是利用交叉分子束研究反应动力学产生兴趣,1965年获化学博士学位;1967年2月前往哈佛大学,在赫施巴赫教授处从事博士后研究,1968年10月任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及佛兰克研究所助理教授,1971年10月升为芝加哥大学副教授;1972年返台,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半学年,1973年1月升为芝加哥大学教授;1974年返回加州柏克莱分校任化学系教授及劳伦斯柏克莱实验室主任研究员,同年加入美国籍;1975年任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1979年获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0年当选“中央研究院”数理组第十三届院士,同年获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名誉教授;1986年获授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同年“因他在反应动力学研究中的重大贡献”与哈佛大学赫施巴赫教授及多伦多大学波兰奕教授同获1986年度诺贝尔化学奖;1994年1月15日放弃美国国籍,回到台湾接替他的老师吴大猷教授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同时兼任台湾大学化学系特约讲座教授;1995年9月21日应时任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和“行政院院长”连战邀请,入阁担任“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召集人;1997年6月14日获颁台湾中山大学名誉理学博士,2006年10月19日“中央研究院”院长任期届满卸任;2007年10月9日被天主教教宗本笃16世任命为宗座科学院院士,2008年3月21日起担任T3大学联盟召集人、咨询委员会委员。
李远哲-立足小分子纵情大宇宙:
我必须先把一个事情说清楚。今天的科学研究已不是个人的行为了。最近四五十年的科学研究与100年前的科学研究很不一样。100年前的科研常常是一二个很有思想的人躲在地下室日夜努力,采取所谓的longwolf式的(孤独的)研究方式,常是个人的行为。但是近代科学的研究已是一个很庞大的社会活动,物理、化学、生物和其他各种研究,很少是一个人可以作出很多科学实验的工作的。——不管他才能多大,智商多高。现代科学活动是集合很多人的专长及才智,彼此互相帮忙,再经政府机构的财力支持,才可作出一点东西。我研究的化学动态学也是一样,从1955年一些人开始研究到现在,牵涉到的人和经费太多了。诺贝尔基金会挑选我们3个人只是作为榜样而已,实际上是奖励大家在过去20多年来对化学动态学作出的贡献。
在科学的研究上也像其他事情一样,一个人的成败系于最艰难的处境中,有些人能继续努力,有些人承受不了。你如果问我为什么做得比别人好,大概我比较会坚持吧。
我在台湾念书时不是大家认为的“好学生”。所以我可以比较放开地阅读我比较喜欢的读物,培养我较喜欢的兴趣。我中学时代读了居里夫人的自传,受到很大感动,对我的启发也很大。她的影响至今仍在,我看居里夫人时,不是看到她的成功,不是羡慕她的名声,而是欣赏她的理想主义。人生活在世上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但作为一个科学家能像居里夫人有这么美好的生命,我觉得十分羡慕。人家问她为什么不申请专利赚钱,她说:“人类的知识属于全人类所有,我不想把我研究的成果作为一个人的私产。”我想这个人真是个有理想的人啊!
一般而言,今天很多大学的科学教育只是训练一些技术员,但这也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原因是今天的科研的确也很需要技术性的工作。一个好的技术员是重要的。可是要在科学领域打开新的局面,做些尖端的、有创意的科学工作的话,光有技术就不一定行得通了。因此只得到技术的训练,一个学生还没有达到很好的科学教育的目的。据我所知,比较好的学校或实验室,为了要解决一个新的科学问题,学生都有很广泛的训练,不仅是他专业的东西,科学哲学、科学史或科学社会学也非常重要。这样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
全世界与我们从事同样工作的就有几十个人,我们为什么做得比较成功呢?这是因为我们花了很多心血反复地在每一步每一步的小地方上下功夫。如果有一百步的话,我一步比别人做好5%的话,这是1.05的100次方,这样就有很大的差别了。
把我的成功看成是我个人的表现是根本不对的。这是很遗憾的事。我的研究经费都来自社会,人家不给钱,我什么也做不成。何况我的研究也只是继承很多早期的大师,他们给我很多的启发和帮忙。因此,把我当作标兵或当作个人成功的例子来看是不对的。
人家问我怎样才能作好一个科学家,我就用一句我常常规劝台湾年轻人的话作答:要作好一个科学家,一定要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因此,在现实社会里很容易妥协的人一定不会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生活上容易妥协的人绝对不会成为很好的科学家,即便他读了不少书,花了许多时间在实验室,也没有多大用处。另外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必须养成尊重别人的习惯,这一点不做好的话,也很难成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所以我觉得民主的观念对科学家的培养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