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作品真伪辨析实例(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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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款)《仿唐六如吴小仙仕女图》
一眼看《仿唐六如吴小仙仕女图》(图l,154.5 x63.5厘米),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是出自张大干的笔下,虽说款识的纪年是“丙子”(1936年),当时张大千38岁,此时的画笔多拟明清诸家,然其绘画的个性风格已渐现规模。这一点我们只要品赏一下他作于1936年的《仕女图》的局部(图2)和作于1941年的《纨扇仕女图》(图3),便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
我们再来看看图1,首先其风格不类张大千这个时期的风格特征。此外,笔墨的处理也显得相当粗糙,与张大千简约、明净、洒脱的笔墨不是一个审美概念。
张大千画人物画,无论画任何部位,须先用淡墨勾成轮廓,最后加一道焦墨。这是因为有时淡墨线条不是十分准确,则用焦墨线条来改正。这手法一如其画梅花,先拿粗笔淡墨草草勾出花的大形轮廓,然后用细笔轻勾,在有意无意之间,以求自然生动之效果。
由此可知,确定人物造型的最基本的线条是淡墨,最后的细笔焦墨线条看似是辅助,虽说也“肩负”改正淡墨线条不是十分准确的使命,但最根本的任务是为画作提神。
图l的作者可能不了解张大干先生这一创作“程序”,虽也是淡墨在前,焦墨在后,但淡、焦墨不能协调在一起,以致人物的五官刻画线条乏轻松的笔意,头发笔墨滞涩而臃肿,衣纹的线条忽粗忽细、忽浓忽淡,尤其是那条飘带的笔墨,不仅破碎、滞涩且亦污浊,全然没有质感可言。其为赝品应属无疑。
张大千(款)《浣纱女图》
《浣纱女图》(图4,63x49厘米),一看就知道与图5《仕女图》局部(92x47厘米)是一对“双胞胎”,风格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创作年份都是“丙戌”(1946年),所不同的是两图款识题写的位置有异且所书内容也不相同,图4题写的是一首五言四句诗,图5则是题写了一首《浣溪沙》词。
那么,哪一张是真?哪一张是假?这得从两图的笔墨来衡量。比较一下图4局部l和图5局部l,我们就不难发现图4人物面部的五官刻画比较呆板,其眉毛、眼睛、嘴唇的勾勒以及墨、色渲染显得漫漶,尤其是随风飘动的那一缕青丝,比之图5,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该图衣饰和桃花的勾勒、渲染(图4局部2),其线条既乏力度亦乏轻重虚实的变化,渲染手法过于描摹,看似有颜色,实则无质感。可参看图5局部2。
其款识的书写水平,与其画笔一样,描摹画影一如布算子,呆板至极,比之同是“丙戌”的图5款识,优劣、真伪一目了然。
如果仅以时下的工笔画的标准来评判这件作品,这等水平也只能划在初学之列。要知道上世纪40年代下半叶,正是张大干先生的工笔人物画登峰造极的辉煌期(图6),后之来者,如果不具备敦煌艺术的研究和临摹实践,要想问鼎张大千的工笔人物画,其无异于痴人说梦。
张大千(款)《松阴两老图》
《松阴两老图》(图7,76x38厘米)收录在天津美术出版社2003年4月版《张大干画集》第154页。我第一次看见该图时,虽感觉似曾相识,然直觉上就觉得笔墨气息单薄,人物的神态不精神,松树的笔触也不合张大千的习性。但又一想,这本画集是全国优秀出版社所出版,从常理上来讲,是不应该收录赝品的。因此,“直觉”和“常理”的斗争使我苦庙和费神了好长一段时间。
终于有一天,我的记忆库门突然打开,原来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张大干书画集》就收录有一件人物、造型与图7一若“孪生”的《乔松二老图》(图8),所不同的是两图的款识有位置、多寡的变易,纪年也有所差异,图7是“壬寅”(1962年),图8是“己亥”(1959年)。
通过解读图了《松阴两老图》和图8《乔松二老图》,笔墨习性是决然两样的。图8的笔墨纯正而洒脱,其气象、底蕴是源自明清名家。
考,张大千的人物画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转型意笔,极少再画精制的工笔画,偶尔为之的工笔画,其用笔亦趋向放笔,尤其是1956年以后,人物画创作基本上是意笔者且简笔者为多。图8的笔墨气息正符合张大千这个时期的笔墨。再具体到画作的笔墨,其人物的头部(包括五官)的用笔与人物衣纹的用笔是一致的,从线质的情况来看,张大千用的笔比较大,笔里蓄墨比较多,故而人物衣纹的线条极其畅达,虚实变化自然且墨色统一(图8局部),给人的感觉是一气呵成。加之强调人物身后的松树的厚重(实)效果,使得简笔人物(虚)更加突出。
而图7则不然,非但人物的线条单薄,且也油滑(图7局部),与松树的用笔不统一,无对比。整幅画给人的感觉是轻薄的。其款识仅有一点点形似,然笔力软弱,多处用笔的笔触、笔势与张大干的法书气象不合(图7、8款识)。
此外,图7上的两枚闲印(己亥己巳戊寅辛酉、以介眉寿)也只是得其形似,不见笔情刀趣。验之图9、10真印,其伪显见。
张大千(款)《林阴诗人图》
《林阴诗人图》(图11)也收录在天津美术出版社2003年4月版《张大干画集》第107页。创作纪年戊申(1968年),104 x46厘米。
该图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人物的工笔笔墨与意笔石头、树木的笔墨风格不合,画面的几组物象之间没有呼应关系。具体表现在:一、人物的线条过于“袅”,与张大干这个时期简约生辣的线条特征不类(图12),且衣纹的转折处理方法(图11局部1)与张大干的惯性勾勒手法也不尽吻合(图13、14);二、树干的线条似嫌木强,树叶虽有浓淡之分,然没能融为一体,以致缺乏疏密的空间感(图11局部2);三、左下部分的石头与石旁的枯枝红叶组合牵强,笔墨的分量没有区别开来,特别是石头的结构过于琐碎,皴擦的笔墨也十分零乱,再加上石头下的几笔草率的淡墨和缺乏力度、索然乏味的苔点(图11局部3),画作的美感荡然无存。
图11的款识书法,线条短促、板刻。进入上世纪60年代,张大干先生书法趋向圆浑凝重的意趣(图15),几乎舍弃了早年多圭角的习性。图11印章也是神采黯淡,比之图16、17,真假不难判别。
张大千(款)《碧涧行吟图》
《碧涧行吟图》(图18,117.5x56.5厘米),这是一件很接近张大干笔墨气息的仿品,笔墨、线条乃至皴擦、渲染都很见功力。但该图最明显的破绽就是款识:“碧涧行吟,拟大涤子笔,戊子秋日似曾仁兄法家正之,张大千爰”与图19《碧涧行吟图》(103x52厘米)除了笔力、风神有异,几乎可以重叠起来。我们从图19清新、洗练、空灵的笔墨气息来看,应系张大千先生的真笔。而图18在墨相上似乎就显得有点琐碎和萎靡,过多的皴擦,使得墨气不鲜活、不明亮。人物在画面所占比例过大,泉水线条的刻板、大树树叶分布不简练以及墨色不是十分相融洽(图18局部l、2、3),这些都与图19有着相当的距离,故而可以判断图18是以图19为母本进行描摹的伪作。
(未完待续)
《收藏界》2006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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