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玉龄之死及与溥仪合葬始末 谭玉龄

谭玉龄之死及与溥仪合葬始末
爱新觉罗·毓嶦



  “可怜秋月一茔孤”是我为溥仪写的一首七言古风《火龙》的结句,溥仪的坟墓,有三个坟头,一个是溥仪自己的,另外两个分别是谭玉龄和李淑贤的。为什么说“一茔孤”呢?因为当时我写这首诗的时候,那里只埋着溥仪一个人的骨灰。说起来要数谭玉龄的骨灰及其下葬最富传奇性。她是1942年死去的,那时候根本不兴火化,但她偏偏给火化了。
  
  关于谭玉龄的“身份”
  
  先看看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里是怎么写谭玉龄的:“一九三七年,我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有个必不可少的摆设,我另选了一名牺牲品——谭玉龄,她经北京一个亲戚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的一个初中的学生。”在书中没提及这个亲戚是谁。我认为他这个亲戚给他介绍的理由不外乎为了“皇嗣”继承问题,再者就是给溥仪找个贴身人伺候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溥仪的书本来是别人帮他写的,在这里就写了两个似乎也说得通的“为了”。首先,给找的理由,究竟是不是溥仪就为这两个理由选的新“贵人”,我说这两个理由其实不能成立。不说中国历代的皇帝,就说清朝的皇帝,哪个不是“三宫六院”(按祖制规定,清朝皇帝的妻妾分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八个等级),选个妃选个嫔还不是常事,一辈子不定选多少个呢,哪能说皇帝选个妃就是对皇后的“惩罚”呢?其次是“必不可少的摆设”这句。这就要说说谭玉龄在伪满洲国的位置。可是,伪满洲国有“贵人”的位置吗?答案是没有!伪满洲国“皇室”的一切规章制度都是套用日本的,而且在称谓上还得比日本低一等,比如日本的什么“皇宫”、“皇后”,到伪满洲国之后得降一等叫“帝宫”、“帝后”。溥仪所以能称“皇帝”,那是因为日本的皇帝叫天皇,不然的话溥仪就得叫“帝帝”。在伪满初期报刊上也曾登载过“帝后陛下”婉容的照片。日本天皇没有三宫六院,就是一夫一妻制,所以伪满皇帝也决不可能有。日本有皇族,伪满没有,要有也得叫“帝族”,溥杰那时候只叫个“御弟”,不是像日本天皇的弟弟都封“什么什么宫殿下”,算是亲王。把谭玉龄说成是个“摆设”还是‘必不可少>的,我不认可这种说法,实际上根本没有她的位置,往哪里摆?
  溥仪封“贵人”还是沿袭着清朝那一套规章制度,谭玉龄进宫后被册封为“祥贵人”。可日本人根本不承认溥仪是“清朝皇帝”,扶植他当的是伪满洲国的“皇帝”,他选个贵人不过是得到日本人的默许而已。谭玉龄死后真是无处可以葬埋。前面刚说了,谭玉龄在伪满没位置。按清朝的制度,就得埋在溥仪的陵寝的旁边,他刚坐了三年的皇帝,根本来不及选什么“万年吉地”。寺庙里固然可以停灵,也不是说是个庙就能停灵,这是特殊的关系了,在长春般若寺里现盖了一间房子,就是为了停谭玉龄。
  
  谭玉龄之死
  
  下面再来谈谈关于谭玉龄之死。对谭玉龄的死因概括起来不外乎有以下的几种解释。第一种是谋杀。这种说法应该是溥仪首先提出来的。持这种说法的人提出的证据主要是以下两点:谭玉龄是由日本医生诊治之后死亡的;谭玉龄死后,操纵溥仪的日本关东军中将参谋(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马上就给溥仪“介绍”日本姑娘续弦。这些推理看上去有道理,但却也找不出什么确凿的证据来。现在我们回想一下,在当时溥仪是怎么想法,他是不是觉得谭玉龄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呢?看看他的《我的前半生》里的有关内容,结合他这个人平时就是疑心大,同时还胆子忒小,今天谭玉龄给日本人害死了,自己的命还不是在日本人的手心里攥着,他们是不得机会,得机会就可能下手!天天想着这些,他敢说什么。“是你,日本人害死了我的谭玉龄!”这句话在溥仪心中藏了有五个年头吧,最后,终于在1946年他到日本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的时候说出来了,遗憾的是在法庭上什么都需要证据,这只是个疑心,不过能喊出这句话来,也算是告慰谭玉龄于地下了。
  第二种说法是溥仪的侍医“误诊”。不少日本的研究里是这么解释的。在日本的研究里,把谭玉龄的病说成是结核症、脑膜炎而不是伤寒。
  还有的说谭玉龄得的是尿毒症,日本医生要给谭玉龄导尿,但被溥仪给拒绝了,最后导致了死亡。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溥仪在他的书里说谭玉龄死于“伤寒”。这个病名是当时的宫廷侍医诊断的。他们全是中医,没有一个是西医。为什么不找西医呢?除了前述的“胆小”外,溥仪的自以为懂中医(其实只是读过药书)和不怎么信西医也可以说是一个原因。侍医中有一位佟成海,人称“佟一剂”,意思是药到病除。谭玉龄吃了他开的几服药之后,倒是不再便血了。谭玉龄刚刚不再便血,溥仪就把佟成海换掉。另一位侍医徐思允,开出的方子都是有病没病吃了都行且剂量小的药。这回溥仪是放心了,但谭玉龄的病也耽误了。不久,谭玉龄又开始便血,而且比过去更厉害了。佟成海又被招了回来。但是,溥仪把佟成海开的药方都细细“检查”,凡是他认为有必要改动的,他都换一味药或者把剂量改得小一些。佟侍医知道了也不敢反对。谭玉龄的病变得越来越重,直到气息奄奄。
  日本医生就是在这种“死马当活马医”的状态下被招进宫的。来的是长春市市立医院的院长小野寺和副院长桥本,还有几名护士。小野寺诊断之后,开始给谭玉龄输血,输的是同来的女护士的血。
  后来,吉冈安直闻讯赶来,和小野寺谈了很久。第二天谭玉龄就去世了。
  谭玉龄的病,据毓嵣的妻子说是便血,可能是肾脏有毛病。说来也巧,溥仪最后死于肾癌,开始的时候就是便血,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期,他是整天里害怕,心惊肉跳的,又无处躲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有人说癌症和人的情绪是有关的。谭玉龄是什么情绪,想当初被选为“贵人”是什么样的情绪,结了婚什么都明白了。真是哭诉无门,这一生算完了,又是什么样的情绪呢?
谭玉龄之死及与溥仪合葬始末 谭玉龄
  谭玉龄死后,溥仪为她举行了隆重的丧礼。把棺材抬到长春市内的般若寺,还追封她为“明贤贵妃”,并择定“吉日”举行了“册封”仪式,亲自书写了“封谭玉龄为明贤贵妃”的谕旨。载涛从北京赶来主持丧事,溥仪又命家族和亲族人等在灵前守孝。
  
  谭玉龄骨灰的“保管”
  
  1945年日本投降了,溥仪被前苏联抓了俘虏,伪满洲国垮了台,原来伪宫内府近侍处处长毓崇,在回北京之前把谭玉龄的遗体火化了,骨灰带回了北京。这骨灰怎么办呢?其实,那时候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还健在,就住在自己的王府里头,毓崇要给王爷送去,他不会说不收吧?在伪满时期溥仪和醇亲王爷还是不断有往来的,尤其在这个“非常时期”。
  不过那时候认不清现实的形势。永远是老封建那一套,认为溥仪多咱也是皇上。原来溥仪由天津到长春去以后,就派溥修到天津给他看房子,有静园和另外几处,溥修是全家都迁到了天津。现在还认为溥仪可能和从前一样,那时候由紫禁城出来住到天津,这回他回来不还是得回天津。所以毓崇就把骨灰送到天津,交给了溥修,认为那是溥仪的家。他可能不太明白现在溥仪这个家已经是朝不保夕了,作为逆产马上就要被没收了,溥修就得全家搬出来,至于你搬到什么地方去,那是没有人管的。这里正好有个巧合,那时谁能明白呢,往后随着事情的发展就全明白了。
  毓嵒的父亲和溥修是亲兄弟,老哥俩一直没分家,毓嵒到长春去的时候家中有八九口人都住在天津。1957年毓嵒被释放回到北京的家就惨了,只剩下了叔母、堂妹、妹夫,再就是靠救济生活的他两个儿子,他爱人是有病没钱治而死去的,多出来的,或是说新添的就是一坛谭玉龄的骨灰。
巧合,就在这儿,现在的毓嵒可不是从前的毓嵒了,现在的毓嵒已经过继给溥仪当儿子了,不过这件事,从溥仪还是毓嵒的口中,从来没吐露过一个字,讳莫如深。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出版了,写了一句“>>立嗣问题,决定叫小瑞做我的继承人”(小瑞即毓嵒)。其实,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知道为什么本人不愿意提,大家反正是心照不宣就算了。
  也就刚过了两年,溥仪被特赦回到北京,爷儿俩又团聚了;毓嵒算是接替毓崇完成了任务,把谭玉龄的骨灰交给了溥仪。在这期间,据说溥仪把自己指甲还是头发,剪下一些装进了骨灰坛,意思就是自己百年之后就和谭玉龄并葬了。转瞬又过了两三年,溥仪和李淑贤结了婚也安了家,溥仪向往的公民生活实现了。不知道这坛骨灰是招谁惹谁了,李淑贤说她天天夜里做梦,梦见一个白衣女子,又闹神儿又闹鬼儿的,闹得溥仪也没了办法,只好还找毓嵒“替我保存吧”。
  在这里我插上一句后话,就是说当她在1995年迁葬溥仪的时候,能想到谭玉龄吗。溥仪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了,毓嵒和我一样自身难保,被“发配”到了山西,骨灰不能带走,就埋自己房根底下,幸亏是平房。谭玉龄在地下安息了10年,1979年,毓嵒得到了平反,回到了北京,又搬了新家,骨灰也跟着又见了天日。
  
  骨灰合葬的经过
  
  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年代,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长春的伪满皇宫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把它恢复起来,当年在这里生活过10来年的毓嵒和我成了临时的顾问,那时叫伪满皇宫陈列馆,工作人员多次到北京来要我们提供资料,修复到一定的阶段还把我们接到长春去,亲临现场为他们介绍过去的情况。在修复的计划中有一项是在谭玉龄生活过的“畅春轩”,为她修个“明贤贵妃墓”,这时候陈列馆和我们也有了好几年的来往,毓嵒也觉得是个机会,在家中存放了多年的骨灰,总算是找到了安葬之地,骨灰就送到了伪满皇宫陈列馆。可是后来这个修墓的计划未能获得批准,骨灰也没送回北京。毓嵒去世之后,骨灰就被安放在伪满皇宫的仓库里了。
  溥仪死后,骨灰安放在八宝山公墓里。后来一位名叫张世义的老板在河北易县西陵附近买了块地,建起了“华龙陵园”。不久,张老板认识了李淑贤,说服李淑贤将溥仪的骨灰移了过去。1995年1月26日,溥仪的骨灰下葬到了这里。可是当时爱新觉罗家族的其他成员对此事大多持反对态度。1997年,李淑贤因癌症去世了。
  到了2006年,因为我侄女毓鸿在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工作,打算到临江大栗子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行宫拍点儿溥仪退位时的素材,1945年我那时也去过大栗子,可是就待了一周,又随着溥仪跑到沈阳就一起被俘了。所以我们找到了郑爽,她是溥仪二妹的女儿,她们一家都去过大栗子,溥仪走后他们在临江一直待到1946年,她可以多介绍一些当时的情况。
  郑爽现在是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版画家,家就住在广州,这次聚会在一起也不容易,在通化旅馆里大家自然就聊起了往事,就聊到了谭玉龄。郑爽的母亲在伪满时期,经常到伪满皇宫去陪谭玉龄吃饭聊天,姑嫂相处得不错。郑爽说,谭玉龄真是个可怜的人,骨灰现在存在伪满皇宫博物院的库房里,这事我应该管管。她说当初大家都反对把大舅(溥仪)骨灰迁到华龙陵园去。10年过去了,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了,到今天还是大舅一个人,跟谭玉龄葬在一块儿就得了。大家又说到婉容皇后,她尸骨不存了。应该做衣冠葬,可现在连手帕也不存了,最后大家说那只有招魂,怎么招呢?她不是死在延吉吗,我们就去延吉,找葬她的墓地,在那里我们设上香案,上上供,作个招魂的仪式,诚则灵,诚心诚意地祷告祷告,从地底下挖出一罐土,带回来,就算是婉容的魂灵随着我们回来了,也埋到华龙陵园的空坟里。这九泉之下就大团圆了。
  大家这你一言我一语的,似乎是凑出个方案来,就交郑爽执行,毓鸿帮办。别的好办,主要的问题是在伪满皇宫博物院,它肯不肯把骨灰交出来,光用手机联系不行,适当的时候得当面和伪皇宫博物院的院长面谈才行。广州美术学院也还有事,郑爽不能老在东北待着,所幸通化没有直达广州的飞机,只能取道北京或是长春,她就先到了长春。面谈的结果倒还没有遭到否拒,要求由溥仪家属——郑爽毕竟是外姓人——要写出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谭玉龄骨灰的始末根由,最后必须保证把骨灰一定是葬在华龙陵园,还要加上一句是不作它用。既然伪皇宫博物院提出了条件那就好办。这样,郑爽回了广州,大概要一个月以后来北京开同学会,准备去延吉。毓鸿回北京写书面材料。材料倒是好写,但找谁签名呢?溥仪没有直系家属,现在最亲最近的就是溥任了,当初李淑贤迁溥仪的骨灰时,他就最反对,现在又要把谭玉龄的骨灰也迁过去,他要是也反对不签字,怎么办呢?所以就先找他的儿子毓嶂,说明情况,怎么怎么一回事,毓嶂说“这是件好事,咱们大家都应该管,我父亲签字的事就交给我了”。到延吉“招魂”的事。去了最好是请延吉的政协给帮忙,那就“一客不烦二主”了,请毓嶂找北京政协给写封介绍信吧。
  一个月不过是转瞬的时间,郑爽再到了北京“马不停蹄”和毓鸿直奔延吉,得到了延吉政协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当郑爽说出这次来的目的是想找婉容的坟墓,政协的人表示墓地早就不存在了,郑爽说这我们也有思想准备,就提出要作一个“招魂仪式”,就说了说怎么个招法。政协的人一听也笑了,说也只好如此了。就给找了一位熟悉从前事情的知情人,带郑爽她们到原来公墓的地方一看,盖起了不少厂房,坟头是一个也没有了,但总也有一些平地,就选择了一个适当的地方,作了个招魂仪式。仪式完毕,马上奔了长春,这次到了伪皇宫博物院见到院长,事先已经都联系好了,交上由溥任带头签名的书面材料,院长看了一遍,就把谭玉龄的骨灰交给了郑爽,她原来想骨灰在伪皇宫博物院存放了这么多年,还不知道得要多少保管费呢,一看这种气氛是不会提出要的了。这也没什么交接仪式,院长最后解释了两句,说:“当初你们来要骨灰的时候,我们是费了一些唇舌,后来让你们写书面材料时也提出了一些条件和保证,这是因为在你们之前还有别人想要这骨灰,所以对你们就不得不格外慎重一些要求多一些,不是不相信你们,希望你们能谅解!”
  回到了北京,华龙陵园这边就好办了,这是陵园老板张世义求之不得的事,事先早已联系好了,就叫他准备好听信儿。郑爽回来就和他通电话问什么时候去华龙陵园,他说明天就去,在汽车上他说:“我为什么这么忙呢,因为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自称手里有婉容生前用过的东西;要求埋在这里,我们赶快都安葬好了,就万事大吉了!”
  确实是万事大吉了,郑爽的心愿圆满了。这个心愿,完全是个人的心愿,为了圆满它,我们全是自备资斧。
  责任编辑贾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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