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晚上没事，看帖又遇到说王玄策故事。便想弄个究竟，这个王玄策究竟是玄幻故事还是真实历史人物。搜了一个多小时，有了一点梗概，把资料留下，下回再探。
关于王玄策，之前中国很少人提及，开始进入国人视野却是源于日本玄幻小说家田中芳树的一部小说《天竺热风录》
下转贴自：http://www.qqywf.com/view/b_12482032.html
公元647年，王玄策奉唐太宗之命第二次出使天竺。不料此时统治天竺众多诸侯小国的戒日王尸罗逸多病逝，帝那伏帝国君阿罗那顺趁乱篡位僭立，并实行残酷的宗教迫害。阿罗那顺听说大唐使节来到，竟派出千余兵将伏击唐使，将王玄策一行全部投入牢狱。王玄策横扫印度半岛示意图
王玄策与副使蒋师仁冒险越狱，并在戒日王之妹拉迦室利公主的帮助下，逃出天竺北上至尼泊尔，借得尼泊尔骑兵七千及吐蕃骑兵一千二百名，再入天竺，与阿罗那顺的数万大军展开激战，杀死敌军数千、溺毙万余、俘虏一万多人，又巧布“火牛阵”，一举摧毁阿罗那顺亲自统率的七万战象部队，生擒阿罗那顺，使天竺诸国恢复了安定与和平。倒了大霉的阿罗那顺被披枷带锁押往长安，与之同往的还有一名自称活了二百岁的印度和尚，名叫那罗迩娑婆。回到长安，已是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李世民喜出望外，当即将王玄策册封为朝散大夫，献俘于太庙。那位印度和尚自称能炼制长生不老药，大胆在唐太宗身上做实验，却直接促使了唐太宗的早死，王玄策的五品官衔就再也没能升上去。唐太宗去世后，阿罗那顺的石像与其他酋长一起，列于玄阙之下，供后人瞻仰。
作品看点
田中芳树与王玄策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还是在30多年前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他在大学图书馆翻阅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亚洲历史百科词典》，读到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唐代使节的条目时，不禁惊呆了。田中说，当时自己还没有成为作家的打算，只是单纯地出于好奇心，想对此做一番深入的探究。又过了十多年，他决心将这段历史写成小说。这样，《天竺热风录》从构思到最终完稿，用了整整20年。
与那些传奇的好莱坞英雄们相比，王玄策的经历绝不逊色。要是把王玄策的故事改编一下，才真正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冒险电影。田中芳树本人也说过，对于王玄策这个人物，“即使是把他当成好莱坞具有华丽风格之冒险电影的主角也丝毫不会缺失分量。”
王玄策这个名字出现在田中的《中国武将列传》中，田中老师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原因是他以外交官的身份出使天竺，适逢天竺国内动乱被囚禁，他不但逃出，还以大唐国使的身份向泥婆罗国王借兵攻伐，在完全不熟悉的异地以异国之兵，战胜了几倍于自己的天竺叛军，此等功绩亘古未有，他却默默无闻，王玄策等人将泥婆罗国（今尼泊尔）的波稜菜（菠菜）以及印度石蜜（蔗糖）的制造方法带入中国。而后来中国的制糖技术又超过了印度，能够熬制出洁白如雪、晶莹剔透的白砂糖。于是，这种糖又被作为珍品带回印度。在印地语中，“白砂糖”一词叫“CINI”，意思就是“中国”。直让田中老师很是不平。而这些描述也看得一干读者很热血，田中粉丝团更是YY出了《天竺热风录》的伪作，文风参照《亚尔斯兰战记》等架空历史著作，还蛮像那么回事。
但是读者都被田中骗了，这次他一改以前那种日本式的历史小说叙述方法，使用了中国的章回体风格，当然节奏还是日本式的，注重细节和铺垫和呼应。新的翻译，新的文体，也带来了不同的阅读体验，小说在大唐盛世的历史背景下娓娓道来，也让人充分体会到作为唐朝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就好比现时现日美国护照上所书写的“请记得，您的背后是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而王玄策是捍卫祖国尊严，有勇气和谋略的天才指挥官。
虽为曾经立下“世界史上空前绝后奇功”的唐代使节，王玄策三度出使天竺的经历却在史书上鲜有记载。究其原因，田中芳树不无幽默地表示，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玄奘法师西天取经的夺目光彩淹没了与之同时代的王玄策，而且他的官位比较低，在正史当中不可能单独为他树碑立传。在从印度回来后，也只是辛苦了就结束，算是有点可怜。玄策晚年写过回忆录《中天竺行记》，但不为世人重视，后来也失传了。一个人出名是要靠宣传的，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这位英雄最终为世人所遗忘。古印度战象
在《天竺热风录》中最气势恢弘的场景，莫过于王玄策巧布“火牛阵”战胜了阿祖那王的战象军团。战象是当时战场上最具代表性的元素，《天竺热风录》尽情想象了王玄策一生中最璀璨的传奇，让人感动之余，不禁追念中华先人的飒爽英姿和干云豪气，表达后世子孙最深切的景仰和怀念。在洛阳龙门石窟，有王玄策于公元665年的造佛像题记，在《法苑珠林》﹑《释迦方志》﹑《诸经要集》中，有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的片文只语，位于西藏吉隆（旧名宗喀）以北的《大唐天竺使出铭》摩崖碑刻，也是王玄策留下的遗迹，碑刻清楚地记载了，同行的还有王玄策的儿子和侄子。尽管正史上有关王玄策的记载十分简单，但是透过寥寥记录，依然可以想见当年异国战场上的惊天动地。王玄策后来在唐高宗时第三次出使过印度，专程去送佛袈裟。人们习称的“方丈”一词，就是源自这次出使。他到达吠舍厘城（佛教第二次大“结集”之处）时，经过维摩（意译净名，释迦牟尼时代以在家身分奉持梵行的菩萨道行者，堪称佛陀时代第一居士，是象征大乘佛教兴起的关键人物）故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遂称“方丈室”。
有记者问田中芳树，唐朝作为小说的舞台在他眼里究竟是怎样的时代？田中说，这是一个非常强盛、并向四面八方开放的时代。正如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当时处在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集中了“地上所有的东西”，是个国际大都市。可以想象，唐朝创造了浑然一体的崭新的文明。谈到对于今日中国的印象，田中称上海和香港与开放的长安可谓一脉相传，而他本人非常喜欢北京。
-----------------------
关于证实王玄策其人的是一个1990年考古发现《大唐天竺使出铭》
---------------------------------
http://www.zkxww.com/PAPERS/lunwen/wenhua/lsx/200905/114838_6.html
从考古材料看吐蕃与中亚、西亚的古代交通——兼论西藏西部在佛教传入吐蕃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作者：霍巍
这一推测，由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材料得到了证实。1990年，笔者在西藏高原所进行的考古调查中，在西藏西南边境的吉隆县境内发现了一通名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唐代摩崖石碑[86]，首次从考古调查的实物材料方面，为吐蕃—泥婆罗之间古代交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靠证据。
这通石碑发现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吉隆县县城（旧称“宗喀”）以北大约4.5公里处的阿瓦呷英山嘴。石碑所在的位置北面为宗喀山口，系过去进入吉隆盆地的古道入口，其东、西两面为起伏的群山环抱，南面为通向县城所在地宗喀的公路。由宗喀再向南行约70公里，即可达今中尼边境界桥——热索桥，由此出境至尼泊尔。
石碑镌刻在山口处一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崖壁之上，宽81.5、残高53厘米，其下端因当地藏族修筑现代水渠已损毁残缺，现仅残存阴刻楷书24行，满行估计原为30—40字左右，上端无缺字，下端因损毁严重，现残存仅222字，其中多已损泐,漫漶不清。行、字间阴刻细线方格，每字间亦有阴线方格相间，碑铭的正中为篆刻阳文一行7字“大唐天竺使出铭”。
石碑正文因损泐过甚，文意多不能连贯，但其有仍有一些关键性的词句清晰可识。如第三行有“维显庆三年六月大唐驭天下之（下缺）”等语；第九行文字中有“大□□左骁卫长史王玄策（下缺）”等语，笔者曾依据有关的文献材料考证认为此通石碑是唐显庆三年（唐高宗李治年号，658）唐使节王玄策第三次奉旨出使天竺时途经吐蕃西南边境，勒石记功之遗物。
过去，对于吐蕃—泥婆罗道的具体走向，并不是十分清楚，尤其是在这条路线的出口问题上，因诸史缺载，颇存疑义。如雷格米推测，唐使李义表出使可能是采取的吉隆出山口，而王玄策出使天竺则有可能取道固帝（聂拉木）山口。[87]黄盛璋则认为唐代使泥道路只能有一条，而不能有两道。清代入泥虽有聂拉木和吉隆两道，便以聂拉木最为近捷,故最早开通的吐蕃—泥婆罗道当出聂拉木[88]。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大唐天竺使出铭》的发现及其所在位置判断，吉隆当系吐蕃—泥婆罗道南段的主要路线，也是唐代中印交通的重要出口。王玄策出使天竺，当出吉隆而非聂拉木。
对照《释迦方志》中“又东少至吐蕃国”以下所记的路程，笔者认为是完全可以同经吉隆出泥境的道路相吻合的。小羊同，即《大唐天竺使出铭》所记“……夏五月届于小杨同之西”的“小杨同”；“旦仓法关”，亦即前文所述之“答仓·宗喀”，实际上就是指吉隆山口。而《释迦方志》所云之“又东少南，渡末上加三鼻关”,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注云:“末上加Mashangchia是Marsyangdi的音译。撒罢、三坝、三鼻在西藏语是桥的意思，故‘末上加三鼻’从语法构词上可理解为在Ma-rsyangdi河上有桥，其处设关。……此地形逼居于Marsyangdi河上游，从北入大雪山奚谷的正门口”。[89]此Marsyangdi河史载不详，笔者经实地考察，认为其很可能应是指发源于吉隆北部马拉山脉的吉隆藏布江，它的上游，正好处在“北入大雪山（按：指喜马拉雅山）溪谷的正门口”；而其下游，在今中尼交界的热索桥一带与东林藏布江汇合后流入尼泊尔境内。河上所设之热索桥，即为中尼边境的最后关口，也是中尼之间的传统边界线。清人黄沛翘《西藏图考》卷二载：“由后藏行二十驿至济咙（按：即吉隆）之铁索桥,为藏地极边,逾桥而西则廓尔喀（尼泊尔），自古不通中国。”[90]又清末赵咸丰《使廓记略》记热索桥云:“大河一道水西流，有木桥以通往来，南岸为廓尔喀界，北岸为西藏界。”这些记载虽系晚出，但所反映出的中尼传统边界上的这座界桥，看来却是古已有之。若推测无误，这座界桥，应当即为“末上加三鼻关”，亦即Marsyangdi河上之界桥。
《释迦方志》又其下“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这段文字，笔者认为其所指的地形，当系补记前文“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这段路途的情形。细审《释迦方志.遗迹篇》关于东道的记述方式，凡举某段路程，行文上皆以“又……”起首，以示区别。而在“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这段文字之下，紧接“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之语，其间无间隔。再以吉隆热索桥以南的实际地形而论，自宗喀（旦仓法关）以下至界桥热索桥一线，恰自东南进入吉隆藏布江溪谷。由于河流下切强烈，形成高原深峡，地形十分险要。尤其是素以天险著称的察木卡一线，更是天然要隘，“左壁右湍，不容一骑”。[91]清人杨揆《自宗喀赴察木即事诗》“危坡下注忽千丈，断涧惊流晚来长，……道旁山势高刺天，太古萧瑟无人烟。连鸡作队猿臂举，度涧无术还升巅”，可见其险峻之一斑。因此，笔者推测道宣《释迦方志》中“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句中，所谓“谷”，当指末上加三鼻关（热索界桥）之前吉隆藏布溪谷中的一段路程；“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则系对溪谷内险峻难行之路况的描述。
再其下“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泥婆罗国”句，对路段的描述显然已较前模糊，多带推测之意。估计是道宣对于进入泥婆罗国境内的路况、走向已知之不详，只能略记一笔，采取谨慎态度。
由于《释迦方志》成书之时（650-655年），吐蕃—泥婆罗道初开不久，所以道宣对于吐蕃国以下路段的记载应当说是基本可靠的，大体上勾勒出了吉隆道的路线走向，与考古发现的《大唐天竺使出铭》在许多地方均可相互印证。
王玄策贞观年间出使天竺时，曾与太州玄照法师相会。玄照曾两度在吐蕃见到文成公主。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玄照第一次赴天竺时，其采取的路线仍循天山南路入“睹货罗”（即吐火罗，今阿富汗境内），再南行至吐蕃，蒙文成公主资助，送其入天竺；而到他回国时，则已改行新道吐蕃—泥婆罗道，使用权行程大为缩短。[92]由此可以推测，文成公主送其出往天竺的路线，一定是这条开通不久的新道，故才有在归国时仍取新道而行之理。对此，日本学森安孝夫认为：“玄照前往印度，不取从帕米尔南下的自古以来的常道，而是特意经由吐蕃，很可能是当时吐蕃威令行于帕米尔地区,出于认为求得吐蕃的保护更安全的想法。”[93]王小甫则认为，“玄照已过吐火罗，将至北天竺（今印度北部旁遮普一带），却舍近求远反而又到了吐蕃，此行确实蹊跷！从来经行如玄照者仅此一人。倘若欲求文成公主保护而吐蕃威令果已行于帕米尔,何必再深入吐蕃去找文成公主送往北天（竺）？显然，情况并非如森安所想。玄照一定是过吐火罗以后遇上天竺国内发生非常事件，他是不得已才绕道去吐蕃的。从玄照西行在文成公主出嫁以后和王玄策归乡以前来看，他遇到的很可能就是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王玄策使中天竺所遇到的天竺国内乱。……王玄策以吐蕃、泥婆罗等国之兵平定天竺内乱之后，玄照才又由文成公主遣送北天竺。”[94]比较之下，王小甫的推测恐更为合理一些。
----------------------------------
《兰州晚报》对这个古碑文有一个有趣的报道如下：http://www.cnr.cn/gsfw/gslv/zx/201012/t20101208_507439691.html
王玄策一个被湮没的历史英雄
提起文学名著《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玄奘法师，可以说是在中国妇孺皆知，然而在同一时代还有一位人物，他的事迹与玄奘法师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由于命运不济，如同一个弃儿，被扔出史书典籍之外，只留下只言片语，多少年来湮没在历史的烟云中不为人知。
他数次出使印度，将制糖方法和佛教文物带到中国，然而更让人敬畏的是，此人借用别国的军队打败中天竺摩伽陀国，将篡位的国王俘虏到中国。这个人就是大唐王朝出访印度的使者。
Ａ
代表大唐数次出使天竺国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是一个鼎盛时期，对外交往十分频繁，尤其以同印度的交往引人瞩目。在宗教方面，跋山涉水、不辞艰辛西天取经的玄奘等人，经过文学作品的渲染、传播，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历史却忽视了一个同样重要的人——，相比之下，玄奘法师去印度游学是未经官方批准的私人活动，而王玄策是奉旨访问的使者，他数次出使印度的经历，毫不逊色于玄奘法师，他的事迹比《西游记》中描写的故事更精彩。
王玄策是唐朝洛阳人，对于王玄策出使印度的次数，尽管有３次和４次两种不同的说法，但作为大唐使者多次出使天竺国，他非同一般的功绩为史学界所公认。王玄策第一次出使是去印度摩伽陀国。唐贞观十七年（６４３年），印度摩伽陀国国王尸罗逸多遣使朝贡于大唐帝国，同年３月，唐太宗敕旨，命人送客使回印度，王玄策以前融州黄水县令的官衔，作为出行正使李义表的副使前往印度摩伽陀国。第二次王玄策是作为正使出访印度摩伽陀国，当时是一个由３０多人组成的出使团，蒋师仁为副使，于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到达摩伽陀国。第三次带团出使是唐显庆二年（６５７年），唐龙朔五年（６６０年）回国。有关第四次出行，持肯定意见的人认为，在龙朔三年至麟德二年（６６３－６６５年）之间，出使印度的目的是为唐朝皇帝寻找长生药。
在中国历史书上，对王玄策的记载极少，目前能看到的仅仅是些只言片语。王玄策几度出使印度，带回了不少佛教文物，对中印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他著有《中天竺国行记》十卷，图三卷，目前仅存一些片断文字，散见于《法苑珠林》、《诸经要集》、《释迦方志》等书中。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研究王玄策的史学专家认为，这是他的官运不佳引起的，贞观二十二年（６４８年）被封为五品官朝散大夫，其后在唐高宗时１０余年内，官名虽然多次变更，始终都是五品官职。按照中国官修史书惯例，五品官是不能在正史中立传的，因而两《唐书》中都没有他的传记，他的著作《中天竺国行记》和官府以此书作为资料编撰的百卷巨著《西国志》也在宋代以后遗失。自此以后，王玄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赫赫业绩，便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为世人所不知。直到上个世纪，国内外学者才对王玄策开始研究，检索出５０余条资料，一个长期被遗忘的非凡历史人物，才慢慢地浮出了水面。
Ｂ
孤胆使者借兵打败叛乱者
近年来，王玄策之名被史学界之外的人知道，并不是从历史典籍上，而是从玄幻小说上得知的。日本玄幻文学宗师田中芳树的小说《天竺热风录》，就是以盛唐时期王玄策出使印度的真实故事为线索，再现了那段几乎被遗忘的波澜壮阔的历史。３０多年前，田中芳树刚刚进入大学，他在大学图书馆翻阅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亚洲历史百科词典》，读到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唐代使节的条目时，不禁惊呆了。田中芳树说，当时自己还没有成为作家的打算，只是单纯地出于好奇心，想对此做一番深入的探究。又过了１０多年，他决心将这段历史写成小说。这样，《天竺热风录》从构思到最终完稿，用了整整２０年。田中芳树不无幽默地表示，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玄奘法师西天取经的夺目光彩湮没了与之同时代的王玄策，一个人出名是要靠宣传的，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这位英雄最终为世人所遗忘。
“即使是把他当成如好莱坞电影般具华丽风格之冒险电影主角也不是不行的。”这是了解王玄策传奇故事后田中芳树的感叹。
这段传奇就发生在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期间。贞观二十二年（６４８年）四月，王玄策带着使团到达摩伽陀国，正好遇到国王尸罗逸多去世，国王没有儿子继承王位，大臣阿罗那顺乘机攫取了王位，阿罗那顺改变了尸罗逸多对唐的友好政策，派军队伏击大唐的使团，王玄策、蒋师仁率领随员应战，最后终因寡不敌众，矢尽被俘，使团所带的财物被剽掠一尽。后来王玄策和副使蒋师仁逃脱，跑到尼婆罗国（今尼泊尔）境内，借来吐蕃国王松赞干布的精锐甲兵１２００名，尼婆罗国王派出７千骑兵相助，准备攻打阿罗那顺，章求拨国也派来军兵参战。５月，王玄策率领借来的诸国军队前往中天竺摩伽陀国，经过三天的激战，攻陷茶博和罗城，斩首３千余级，敌兵逃跑时被水淹死近万人，阿罗那顺弃城逃逸，收拾余部军兵与王玄策对抗，再次失败后被俘。阿罗顺那的妻子还拥兵数万，据险坚守朝乾陀卫，被蒋师仁击破后俘获，这场交战王玄策俘虏１万２千多人，共收得土地五百八十余所。因东天竺援兵帮助过阿罗顺那，王玄策欲顺势再攻打东天竺国，东天竺国王尸鸠摩吓得魂飞魄散，忙送牛马三万头、弓刀缨络财宝若干，向唐师谢罪，以示臣服大唐，玄策方才罢兵回朝。将阿罗顺那及其他降臣俘到长安后，太宗皇帝大喜过望，下诏封赏王玄策，被封为朝散大夫一职。唐太宗去世后在其陵墓——昭陵前，雕刻有贞观年间１４个蕃王石像，其中就有阿罗那顺像。
Ｃ
出色的外交家取来制糖法
王玄策不仅是位外交家，还是一名文化交流使者，他从印度学来了制糖法，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土法红糖”的东西。
印度红糖制造术究竟何时传入中国？有文献记载：印度的“石糖”在汉代传入中国，汉代文献中的“石蜜”、“西极石蜜”、“西国石蜜”，指由西域入口的“石糖”。但中国真正派人前往印度学习制糖技术是在唐代。唐朝时，为提高制糖工艺，唐太宗专派王玄策等去西域学习，并下令扬州地区大面积种植甘蔗，进贡朝廷用于试制蔗糖，所产蔗糖的品味超过西域。此事古籍中有记录，《新会要·杂录》记载，西蕃胡国出石蜜（古时蔗糖的名称），中国贵之，太宗遣使至摩伽陀国取其法，令扬州煎蔗之汁，于中厨自造焉。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者。著名敦煌学专家孙修身先生研究表明，贞观二十二年（６４７年）前中国已经知道印度有制石蜜（糖）法，唐太宗派王玄策出使印度求取其法，这是他第二次出使印度。王玄策此行遭到叛王阿罗顺那阻拦，但是他借兵击败阿罗顺那后，取得制石蜜（糖）法。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古籍中检索出，当时王玄策从印度摩诃菩提寺请来了制糖的专门人员１０人，其中匠师２人，僧８人，这些人到大唐后经过试制和改进，制成了色味超过印度的糖。
除制糖法外，王玄策还带来了许多佛教圣物，第二次出使时拓来印度佛足石图，陕西省耀县文化馆现存唐、宋、明石刻铭文、文献里记载山西体会五台山的佛足迹铭文，都源于王玄策带来的印度佛足石图，日本奈良市药师寺的佛足石刻铭文，是日本昭智努王于天平胜宝五年（７５３年）刻制的，上面明确记载此佛足是从唐长安普光寺拓得，并说最初是由王玄策从印度拓获的。
Ｄ
稀世古碑揭开谜团
由于有关王玄策事迹的历史记录不多，他的事迹多年以来鲜为人知。一个偶然的机会，一通唐碑的发现终于揭开了王玄策出使印度的实物证据。
１９９０年，四川大学教师霍巍、李永宪在西藏吉隆县普查文物，宗喀乡乡长罗桑说有一块“神石”，马拉山口修水渠时正要炸毁，上面还有一些汉字，县委书记证实了此事，说那碑大概是清代曾驻扎过屯垦的赵尔丰所刻，并让他们看一下有没有保存价值。得到这个消息后，霍巍等人立即赶到马拉山口。在巨大的山壁上，一通碑文依山而刻。因为碑上涂满厚厚一层酥油，上千年来经过无数只手的涂抹，很难看出来上面的字。考察人员凑近后隐隐约约看到一些竖书的汉文，每个字约２厘米见方。于是，拿来喷灯烧起热水，溶解了一袋洗衣粉开始洗刷。当上面的字十分清晰地显现出来时，所有的人都瞪大了眼睛，屏住了呼吸——“维大唐显庆三年，大唐驭天下之……！”考察人员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难道是一通唐碑？
接下来，奇迹出现了，从清洗干净的石刻额题上，一排每字约５厘米见方的篆书也显露出来，虽然字迹有些模糊不清，但却可以准确地识读出“大唐天竺使出铭”７个左书大字。直到这时，普查人员方才确信，眼前这通下半部已残的摩崖石刻，既不是一块西藏常见的宗教信拜物，也不是所谓赵尔丰所刻的石碑，而的的确确是一通唐代碑铭，从碑铭的书体、行文格式，也都确凿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个突如其来的发现面前，他们强压下内心的激动，加紧进行清洗，当时已经预感到，这很可能是一个会让世人震惊的考古新发现。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清洗，石碑现存的２２２个文字全部清楚地显露出来，其中虽有相当一部分文字已泐陨，但其大意仍可以断断续续地得以了解。碑文记载：大唐显庆三年（公元６５８年）六月，大唐国势强盛，高宗皇帝继承太宗皇帝所开创的宏伟功业，一统天下之威，教化所致，达于四海。故派遣使节左骁卫长使王玄策等“选关内良家之子”数人，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跋涉，越雪山，过栈道，经“小杨同之西”出使天竺，因感征程多艰辛，边境风光之壮美，联想到东汉破匈奴于稽落山之后，尚有“刻石勒功，记汉威德”之举，而此行动倍于往，更应当在此建碑刻铭，以记功德。这通碑铭是迄今为止在西藏高原所发现的汉文石刻碑铭中年代最早的一通，比现存于拉萨大昭寺前的著名的《唐蕃会盟碑》早１６５年，对于研究当时的唐蕃关系、西藏历史地理等问题也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这是首次发现王玄策出使印度的实物史料，给研究唐蕃关系、西藏历史地理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唐碑的发现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轰动，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西藏史专家山口瑞凤认为“这是一个解决历史地理学上重大问题的重要发现，对于研究中国中原与西藏、印度、尼泊尔的历史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