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也谈历史虚无主义：谁愚昧？
这期《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发表了三篇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马龙闪《历史虚无主义的来龙去脉》、尹保云《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和郭世佑《历史虚无主义的实与虚》。其中尹保云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他的文章比较了启蒙、基督、儒教和马克思几种历史图式的历史终结点问题，指出只有启蒙一种把历史的终结定在当今：“启蒙历史图式去掉未来阶段，就等于是树立一个现实标准的原则，它指出美好的事物就存在于人们眼前的现实世界中，是可以实证检验的而不是靠凭空设想的，社会进步应该在现实中的先进单位为参照系。这就是说，启蒙历史终结论的意义在于建立了一个现代的思维方式和新的历史观。”
我很赞成这段论述，我认同的就是这样的历史观。我的一篇博文《也谈“人民社会”和公民社会》实际上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在文中说：“我们所说的公民社会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纸面上只供讨论的学术问题。公民社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它正向我们走来。”在列举了公民社会在我们社会种种重大表现之后，说：“这就是初步摆脱了奴隶身份的人们对社会的贡献，这就是公民意识觉醒带来的社会进步，这就是区别于胡鞍钢所说的‘人民社会’的另一个中国社会。我们现在虽然只看到它的雏形，它只能在专制的桎梏下艰难成长，但是它明显地和传统的身份社会，或者单位社会有质的不同。我们每个人应当而且能够促进这一社会的转型，因为这一社会转型和政治制度的转型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帮奴才是不可能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
但是尹保云文章的后面一段我很不赞成。他在批判了所谓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后说：“有一个深刻的逻辑：历史虚无主义总是倾向于与愚昧的群体结合。一是历史虚无主义带来的知识空白和是非颠倒，一是来自社会下层的愚昧力量。二者都在本质上是敌视文明的。文革期间的红卫兵主体是初、高中学生，他们正值青春期年龄，尚没有进入理性的人生阶段，属于青春蒙昧期，文明化的程度很低。……人类社会存在着这样一个困境：社会上层的文明化程度高却容易陷入腐朽，社会下层却文化程度低。历史虚无主义与下层社会的原始性和愚昧性结合，必然形成巨大的破坏文明的力量。”
先澄清个问题：文革开始时，确实是中学生成为红卫兵的主体，但是很快让位给大学。可是作者这段话也有道理，就是初中生打人往往比高中生厉害。还有没有大学的地方，在以后的文革进程中也是中学生在唱主角。
但是作者可能在年龄上比不过我。他不知道，在50年代，甚至60年代初期的我国社会，一个初中生就算个知识分子。我的一位同学，初中毕业因家庭变故须挣钱养家，居然在新华社找了个处理人民来信的好工作岗位。我的一位表弟于60年代初高中没毕业去参军，后来居然向我埋怨他们部队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不好。所以在那个时候，中学生绝对不能算是文化程度低的群体。其实呢，到了初中阶段，只要好好学，一般的社会知识就够用一辈子的了。
说到文革，我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也是很使我感动的例子。1966年11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曾参加在北京林学院举行的一些外地中学红卫兵和著名的李洪山的辩论会。在双方辩论过程中，他们所说的具体问题和观点都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当少数参加者攻击李洪山反对中央文革，是反革命的时候，几乎所有和李洪山在立场上对立的红卫兵都一致反对这种说法。也就是说，尽管他们坚决反对李洪山的观点（反对中央文革），但同样坚决保卫他持这种观点的权利。这不正是一种现在人们所宣扬的现代意识吗？
再说也是这年11月，两位北京中学生贴的一张著名大字报，就是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的学生刘握中和张立才的致“林副主席”的公开信。这信后来被诠释为“反林彪”的，其实完全没说到点上。他们的作为完全超越了文革中通行的对干部“支持-打倒”的公式，而是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上和领导人讨论国家大事。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有这个资格。这也只能说是一种现代意识。这两个例子，正说明了“美好的事物就存在于人们眼前的现实世界中”，即使在文革中。
人们可能说，在文革的“红八月”里，不正是这个年龄段的红卫兵在首都制造了旷古未有的惨案，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和驱逐吗？确实如此。近来也有些红卫兵为此道歉。但是，在当时，他们是自发这样做的吗？是谁鼓励和组织他们干的呢？这段历史还不清楚，但是我敢打赌，他们背后的主使者既与林彪四人帮无关，也不是毛直接指挥的。
但是红卫兵的前一段历史比较清楚。从已发表的《宋柏林日记》来看，清华大学红卫兵在成立后的每一步作为，都有他们的家长在背后指挥，包括反对工作组。
不但老红卫兵，还有后来的各路红卫兵，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文革中的坏事负责，但是把文革浩劫的总根源归于这个年龄的群体的不文明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尹保云文章说：“人类社会存在着这样一个困境：社会上层的文明化程度高却容易陷入腐朽，社会下层却文化程度低。”社会下层文化程度低是普遍现象。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管文化高低，远在草莽之间，和庙堂的事情有什么关系？真正可怕的是社会上层的文明程度差。这是真正的灾难。一般来说，文明程度高不易陷入腐朽，而文明程度低又居于高位最容易陷入腐朽。中国的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尹保云这一段文章的最后一句，将“下层”改为“上层”更为恰当：“历史虚无主义与上层社会的原始性和愚昧性结合，必然形成巨大的破坏文明的力量。”
举个罗瑞卿的例子。他在1959年著名的庐山会议结束后步出会场，当着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面在路旁随地小便，听到彭德怀“骂娘”，吓得一激凌。
我们的国家副主席王震，在听一位女干部汇报工作的时候，一直躺着，闭着眼，等女干部汇报完了，他骂了一句难听话。女干部不知所措，旁边的秘书解释道：首长的意思是很好，你可以走了。
我还听一位亲戚说，原来的高院副院长马锡五（就是刘巧儿剧中的马青天）到天津视察工作的时候，也是闭着眼听完汇报的。
文革中许世友在江苏“两挖”：挖五一六和挖煤。他不信江苏没煤，随便指着一块地叫人们挖，说一定能挖出煤来。所以那阵江苏到处都是一个一个的坑。
我不是说这些干部多么不好。他们是在战争环境下养成的习气。但是当了国家或地区领导人以后，表现出不但欠缺现代文明，还欠缺中国传统文明的素养。
毛泽东是旧式文人，也是农民领袖。他当然有领袖素质，有些问题看得准，如对教育弊病的批判，但是他的解决方法完全是反智的，这和他的知识结构有关。
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人当年到国外留过学，但是我看他们主要学的是第三国际那一套。
领袖是枭雄没什么不好。但是秦始皇有李斯，汉高祖有张良萧何，刘备有诸葛亮，唐太宗有魏征，宋太祖有赵普，元太祖还有个耶律楚材，明太祖有刘伯温，清朝摄政王有范文程。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之，这个道理连少数民族的皇帝都懂。惟有红朝，高度不相信知识分子，拿知识分子当仇敌，知识越多越反动，想只凭几个军代表治理天下。你看看那几个“唱红”的，哪里有几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现在的红二代红三代应该好了些吧？可能好了点。但是一个阶层一个家族，它的文化素养的培育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功夫。这就是祖宗遗泽。不信你看看太祖那个嫡传的孙儿。
所以说，尽管尹保云的文章在谈论抽象的理论的时候确实讲得很好，但是在涉及具体问题时就不那么靠谱了。这是我们现在做理论的人的通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