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祖居地宿松，出生地大悟
生长地汉阳天津，官方档案黄陂
——也说黎总统身世“谜” (三)
辛亥革命已经百年了，黎元洪总统也逝去80余年了，时间的车轮会将许多往事辗碎，我只想在这被辗碎的往事中寻找一些记忆，留下家族的一些传说，提供一些宗谱的资料，对已知的别人列举的资料作一些分析判断，我也深知我的这篇小文难得彻底撩开黎总统的身世面纱，很难得让总统后人接受我所说的事实。我没有别人那样咄咄逼人，他们有条件去故宫查过黎元洪的档案，看过黎元洪的英文自传，查看过黎元洪家的神主牌位，有黎元洪家的祖坟，族谱作证。但我完全可以对别人所列资料作些推理判断：
一、关于祖坟
对黎元洪之祖父母，曾祖父母的坟茔，尽管黄陂黎家河（后划入大悟县）的“许多老人曾都回忆说亲眼见过黎元洪回乡祭祖”，但即使在黎元洪做了副总统、总统之后，一直未回乡为其祖父母，曾祖父母修坟立碑，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尽管黎元洪具有民主意识，其思想上的封建意识是少不了的，只要从他刚出任首义都督后的“祭告天地”的仪式就可得出证明。封建社会的开国君主设立七庙，黎元洪虽算不了什么君王，但总不能说开明到连自己的祖父母，曾祖父母墓碑都不治修一块吧！到了民国24年（1935年）国民政府为黎元洪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迎启黎元洪夫妇的灵柩于卓刀泉安葬，他享受了国家元首的礼遇。此时黎元洪的两个儿子才想起了为自己父亲的祖父母、曾祖父母修墓立碑的事。据《大悟县人民政府网》载：
又据黎家河老农黎福道，黎元明忆述：民国24年元洪遗体移葬武昌时，黎氏族人派了七个代表前去送葬。葬礼结束后，元洪的家属委托代表带回现洋200元，100元用作孝义小学堂黎姓学生的学费，另100元由族人黎复铎经手修了两座坟，……黎元洪家属出资修的两座祖坟，位于黎家河东边一公里处的祖坟山——田家河，茔台用条石彻成，并立有两块长71公分，宽45.5公分的大理石墓碑（规格太低，与当事人身份不符），一为曾祖考世义、曾祖妣郑氏的；另一为祖父国尧与祖母肖氏的，皆为壬山丙向，时间都是中华民国24年十二月吉日；下款署：绍基，绍业敬立。二碑至今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可见。
1935年的100个现洋，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那真是一个天文数字。但须知：1935年或前或后，郁达夫在国立安大任教的月薪是400大洋，胡适在北大任教的月薪是800大洋，民国三四年“黎元洪任副总统的薪金加参政院的补贴每月五万元”（劳人《洪宪帝制时的黎元洪》语），更不用说黎元洪两任大总统的月薪了，又何须说遵父嘱“永不从政”去办实业，已成为大实业家的黎绍基黎绍业的钱财了。区区100元，且还不是亲自送达，亲自督工修墓，而是委托黎复铎为之。绍基绍业二兄弟对“先祖”真太不敬，也太吝啬，真有点打发“乞丐”的味道了。这样的祖坟岂不是一个“虚设的象征”，还有什么证明的价值呢？还用得着津津乐道吗？
至于黎元洪父母的坟墓，黎元洪生前是真的治修过的，立在天津北塘滨海新区，天津人称“白坟”，但从滨海人家的500329www的博客也可看出，黎元洪为自己父母修的坟墓也是个“空坟”，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甚至连衣冠都没有，也只不过是个“虚设的象征”罢了。
黎元洪家的神主牌位，据说薛民见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派人去查看过，其祖父母以上均未注生卒年月，父母似乎也只有个卒年，这神主牌位，不也是一个“虚设的象征”吗？
二、有关族谱
据《江汉考古》1984年04期说，大悟发现黎元洪的族谱共八本，1914年北京清德堂刊印，现藏大悟县档案馆。笔者无缘看到此谱，故不知该谱是苏式还是欧式，也不知道该谱是初修还是几修，大悟县黎氏的郡望是什么，谱堂号是什么（清德堂是否是谱堂号），但我可以将皖之宿松与鄂之大悟的“黎氏宗谱”作些比较。二者有相似之处，都是明洪武初期迁出，都是以江西为始迁出地，都是携侄迁出的，也应都是“奉诏”迁出的（上文已论及，此处略）。明洪武初年（1368年）至民国三年（1914年）已历546年，正常的繁衍总应该有十八九代人了，这十八九代人的生庚嗣息，区区八本小谱怎能承载得下，必有散失的，遗漏的，抑或有断代的，连接不起的。又据侯杰教授《百年家族·黎元洪》书后所附之“黎元洪家族年表”来分析，自1368年（明洪武初年迁入）至1864年（清同治三年黎元洪出生），已历500年，从黎舜臣至黎元洪仅历12世。将500÷12≈42（年），也就是说黎元洪家族的男子平均42年才能生出下一代男孩。单就个例是可能的，代代平均如此，这族谱的“系统性、科学性、真实性”，岂不是让人“疑窦丛生”，怪不得总统先生也难“自圆其说”了。我们宿松《黎氏宗谱》，从明洪武二年（1369年）贵四公奉诏迁出，到黎次山的大儿子宗斡出生（咸丰六年1856年），487年已历18代，平均约27年，这才正常（平均30年繁殖一代，所以旧时修谱也30年重修一次）。民国四年六修的宿松《黎氏宗谱》共39卷另加卷首计40本，民国三年所修大悟《黎氏族谱》才8本。40：8，表面上是篇幅的对比，实际上是人丁的对比，也是科学性、系统性、真实性的对比。
再说，旧时家族修家谱，那可是合族的一个严肃而又隆重的喜庆活动，要举全族之力，在家族的集居地的祠堂里撰修，大功告成时，除了开展集会、就餐、唱戏这些活动外，还会请宗教人士作些法事，用以慰藉那些家族中断了香火的魂灵。据传在出谱书的前几天晚上，那些没有后嗣的断了香火的魂灵会到谱堂来乱翻谱书，甚至毁坏谱书，所以通宵达旦要派人守护，并作法事来慰藉那些魂灵。可大悟的《黎氏族谱》没有在故乡的“孝义小学堂”，即黎氏宗祠（黎元洪捐赠）里刊印，却要去北京清德堂刊印，无非靠的是副总统黎元洪，刊印的全部费用大概是副总统全出了吧。
翻开民国初年史，我们知道民国三四年时，大总统袁世凯正在筹划复辟帝制，并紧紧控制着副总统黎元洪，黎被袁请进北京，先幽禁于瀛台，后又迁居东厂胡同。黎元洪则消极抵制袁世凯的复辟活动，并请辞自己的一切职务，连自己的俸禄都拒领了。在这政治动荡的民国初期，作为副总统的黎元洪即使明知自己是非婚生子，他也不情愿，也不敢冒昧地回宿松认祖归宗，只能顺着自己先前填写的官方履历在黄陂“认宗”。
奇怪的是黎副总统并没有将在北京清德堂刊印的《黎氏族谱》送一套去国立图书馆存档，仅于1984年才发现并存档在大悟县档案馆里，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光绪18年，由黎元洪之生父黎次山主修，黎宗岳之父黎佐禹主纂的在宿松当地所修的《黎氏宗谱》却送一套去北京博物馆图书馆（一说国家图书馆，一说北京图书馆）存档。
宿松《黎氏宗谱》民国四年六修之后，尚有七修、八修，不知大悟《黎氏族谱》在民国三年修过之后，还有没有续修？
三、关于黎元洪与黄陂少有的几位知名人士黎大钧“义结金兰”
“黄陂少有的几位知名人士黎大钧”是地地道道的黄陂籍人，他是光绪九年（癸未科）三甲第118名进士，大钧的儿子黎澍（字劭平）后来也确实成了黎元洪的亲信，这都是历史事实。但裴高才先生在《荆楚讲堂》中，用黎元洪重用黎澍、雷老先生的儿子以及黄陂籍其它后学之事来证明黎元洪重友情、重亲情、重乡情，并编出了黎元洪与黎大钧“义结金兰”的故事，真叫人啼笑皆非。文中说，在湖北清军中任职的黎元洪在武昌没有多少亲戚，觉得与黎大钧又一笔难写，于是就租其房，成为一家人。此后二人你来我往，均觉得气味相投。有一天，他们高兴之余正式结拜为兄弟。他们缔结金兰时，黎大钧夫人还怪丈夫过于谦让，真没有想到日后黎大钧之子黎澍则随之富贵，成为黎元洪的亲信。裴先生的讲座盛赞了黎总统重友情、重亲情、重乡情，具有知恩图报的美德，同时也褒扬了黎大钧真有经济头脑和政治远见，贬斥了黎大钧夫人真是头发长，见识短。．
“缔结金兰”，是发生在旧时异姓兄弟之间的事，同姓兄弟不存在“缔结金兰”。“金兰”一词，语出《易经．系辞》：“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缔结金兰者，言交友相投合也。《辞源》中“金兰簿”词条载唐冯贽《云仙杂记·五·金兰簿》：戴弘每得密友一人，则书于编简，焚香告祖考，号为金兰簿，或作金兰谱。旧时结异姓兄弟，互换金兰谱，始此。
又据《辞源》“金兰会”词条载：
广州旧俗女子拜盟结姊妹名金兰会。（结了金兰会）女出嫁后，归宁，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妇礼，必俟同盟姊妹嫁毕，然后各返夫家。
也就是说，缔结金兰，只能用于异姓兄弟之间，姊妹之间不分姓氏，义结金兰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旧时女子地位低下，没有姓氏的权力，她只能跟着丈夫姓。例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并非姓祥名林，只能解释为祥林的女人，她改嫁贺老六后，大概也应改称“贺六嫂”了。如果照裴高才先生的说法，两人一高兴就“缔结金兰”，那么只能说明黎大钧真有政治远见，经济头脑，黎元洪也真想找一个当地的名人作靠山，才能在军界、政界立定脚跟。
裴高才先生还在《首义都督黎元洪》中写道：“黎大钧的出生地与黎元洪的出生地仅隔着一条河，且二人很谈得来，交往了一段时间后，便结拜为兄弟”。黄陂县木兰乡东厂畈门口的那条小河（木兰湖，又称一里河）总只有那么宽，河两岸的黎氏，应该是合修的。即使不合修，对于离自己出生地才十里八乡的“进士老爷”的名声，黎元洪岂不如雷贯耳，再说正如黎大钧夫人言，“丈夫比黎元洪年龄大一节，结拜兄弟不恰当”。我无法查证黎大钧的生卒年代，但我从《黎氏儿女论坛》中知道他是光绪九年进士，我们宿松黎次山的胞侄黎宗干是光绪15年进士，黎宗干也整整大黎元洪10岁，黎大钧怕比黎元洪要大一二十岁吧（封建社会中进士是很难考的，俗话说“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黎元洪与黎大钧，地位悬殊，年龄差别太大，黎元洪还敢去同黎大钧结拜兄弟吗？
我也想借用几何学证明的方式来推理一下：已知黎大钧是黄陂少有的几位知名人士，又知他的出生地与黎元洪的出生地相隔不远，只隔一条小河，黎元洪与黎大钧不是一个家族，要靠租房子，缔结金兰来拉关系。用反证法可证黎元洪不是黄陂人，只是借生在黄陂县木兰乡东厂畈的报国庵中罢了。
四，关于黎元洪是否是母亲陈氏的初生子
在这个问题上，南北两位“黎黄陂研究会主席”的说法大相径庭。裴先生说黎元洪是陈氏母亲24岁时所生，其前还有一兄一姊。侯杰教授说黎元洪是陈氏母亲14岁时所生，但其前也还有个哥哥元圣，姐姐元平，二人均说以上海文史馆薛见民先生的《黎元洪年谱》为依据，这就叫人一头雾水。笔者认为裴是写通俗演义的，他可以虚构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不一定拘泥于史实，正如《三国演义》不等于《三国志》一样，侯杰教授是研究历史的，他应该注重对史料的考证。裴在《世纪行》2008年一期中写道：
（1864年）到了初夏，在黄陂北乡黎家河，有一位名叫黎朝相的中年汉子沉疴不起，他听说全村人都外出避难（避太平军）去了，由于他卧病在床的原因，全家只好守在家里，心里很是难受。那天，黎朝相把身怀六甲的妻子陈氏叫到床头，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道：“平儿她娘，前一阵子不是给腹中胎儿算了个命吗？说这胎准是个小子，这可是我们黎家惟一的一根血脉啊！你肩上的责任重大，再也不要管我了，赶快到木兰乡去避难吧，可千万别让我背上一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罪名啊……”
于是“陈氏挥泪告别了相濡以沫的丈夫，先雇了一辆独轮车，夜以继日地赶到”木兰乡。在雷氏族长雷老汉的帮助下，让这个‘双身客’成了木兰山地区的一份子了。”
1864年农历九月十九，“这天一大早，陈氏起来烧香拜佛一番后，突然感到一阵腹痛。少顷，在雷氏族人的帮助下，24岁的陈氏顺利地分娩了一个肥头大耳，颇有福相的男婴，她根据临行前丈夫的交待，为儿子取名秉经，学名元洪，字宋卿。”
这故事太生动感人了，24岁的“双身客”陈氏，抛开“相濡以沫”的丈夫，扔下女儿“平儿”（元圣大概早已夭折）雇了一辆独轮车从汉阳奔走几百里来到木兰山麓去跑反，担负起了为黎家延续香火的重任，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此时的陈氏已是个身怀六甲的“双身客”，不知可否是个“三寸金莲”，能独自一人雇车出去跑反，去担负延续香火的重任。这种沉着勇敢，干练坚决之行为，此后半个世纪鲁迅才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第一次从刘和珍她们身上看到，我敢断定，黎元洪之母陈氏不在其列。“相濡以沫”的黎朝相怎忍心赶妻子独自一人奔走几百里去完成延续黎家香火的任务呢？夫妻俩死也要死在一块啊！
再看陈氏生下黎元洪后，又为他起名，起学名，起字，这合乎古时的习俗吗？厚积才能薄发，作为一位作家，如果不了解一点风俗学，往往会贻人笑柄。
《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号”。《疏》云：“始生三月而始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
由此可见，名是出生百日前后父母起的，供长辈呼唤。男子到了二十岁成人，要举行冠礼，这标志着本人要出仕，进入社会，自己才为自己起字，供朋友呼唤。至于学名，应是初上学时由师长起了，供师长呼唤。
陈氏母亲怎会“一次性”地帮黎元洪完成这么多人生任务呢？那也太伟大了点吧！依我看陈氏遵夫嘱为儿子起个“元洪”的名字供呼唤就可以了；至于“秉经”最好作为学名，黎元洪入学时，让老师去起；“宋卿”这个字等元洪成人以后自己起去，供朋友呼唤。
侯杰教授在他的《百年家族•黎元洪》一书“投身军旅的黎朝相”一节中写道：
（生下幼子元泽后不久），“陈氏年仅二十八岁就撒手人寰。这时的黎元洪尽管刚满十四岁……”
又在“寒微少年”一节中写道：
“年仅五六岁的黎元洪，曾经和比他大六岁的姐姐元平一起在街头流浪，靠乞讨勉强维持生计。那时，黎家住在汉阳洲头咀报国庵。”
又在书末附录一“黎元洪家族世系简表”栏内说黎元洪还有个哥哥叫“黎元圣”。
十三岁多（虚龄十四）的陈氏生黎元洪，这一点说得过去，陈氏再生出比黎元洪大六岁的黎元平以及已夭折的黎元圣，这在情理上就说不过去了。只能作出这样解释：黎朝相还有个前妻，生了元平、元圣，再续陈氏。元洪是陈氏的初生子，这与族伯图存等人的说法完全吻合。
皖宿人氏黎次山是元洪生父，鄂黄人氏黎朝相是元洪养父，这就是黎元洪的双重身世“谜底”。如果基于这种考量，民国初期在外界纷纷传说黎元洪系皖宿人氏时，他听之任之，不予反驳，就属情理中事。如果基于这种考量，民国三年在时局“变乱纷乘”，元洪寻找生父未果的情况下，他暂入鄂黄，“寄籍江夏”也属情理中事。如果基于这种考量，黎元洪及其子孙对于他们的籍贯的处理方式方法，对于他们的鄂籍族谱、祖坟、神主牌位、黄陂乡亲的处理方式方法也就完全可以破解了。
我再结合宿松《黎氏宗谱》及以上的相关信息梳理如下：
宿松人黎道钧一生主要仕游湖北，定居于武汉江夏，有房产。46岁时独生子望山（19岁）去世，侄、侄孙们都投靠道钧，黎次山当然也在其列。道钧官阶又不甚高（四品）。人多了，就有可能经商做些生意（古今官商一家，警匪一家）的。宿松人黎次山18岁（咸丰丙辰年）由武童随营得功，蒙湖广总督保奏以把总拔补，19岁（咸丰丁巳）以守备尽先补用并加都司衔，这一年次山的长子宗斡出生，22岁（咸丰庚申）次山的次子宗乾出生。24岁（同治壬戌）次山的胞叔道钧特授直隶顺德府知府以老迈未赴任，是年去世。25岁（同治癸亥1863年）次山管带湖广督标精锐左营，大概就在这一年或稍前结识了黎元洪母亲陈氏。26岁（同治甲子1864年）调赴晋管带、直隶正定营、山西绛州蒲州练军等营，这一年黎元洪出生。27岁（同治乙丑1865年）因病告假回籍，卜居武昌城内，29岁（同治丁卯1867年）冬，（江夏）火药局失慎，寓庐倾毁，乃携眷归里，隐居（宿松）凿山之阳，定迹深棲，无复出山志矣。50岁（光绪戊子）次山游徐州，同邑贾公哲任徐道，短期协助过贾治理河务。54岁（光绪壬辰）同黎宗岳父黎佐禹一起主修宿松《黎氏宗谱》并存档于北图。57岁（光绪20年）去世。黎次山结识陈氏的时候，才二十五六岁，家中有正妻汪氏，已生二子，尚未到纳妾的年龄，要为自己的前途考量，抛下陈氏奔赴山西，奔赴直隶，可能就在这时或稍后，黎朝相续娶陈氏是有可能的事。我的印象：黎朝相的年龄比黎次山稍大，黎朝相官阶比黎次山稍低。次山调山西、直隶仅一两年后又“因病告归，卜居武昌城内”，这大概就是朝廷发给一笔“休致”费，予以遣散了吧。
写了这么多，我的观点是：黎元洪近祖居地皖之宿松，出生地鄂之黄陂（或说大悟），生长地汉阳天津，他和他的子孙在官方的档案“籍贯”栏中均填写湖北黄陂无可非议。黎元洪的母亲陈氏及黎元洪自己有“难言之隐”，故黎元洪自己的一些说法也“难自圆其说”。本文的节选被收入安庆市人民政府机关刊物《发展论坛》2010年第11-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