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晁错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人物评论文，评论对象为西汉景帝时期政治改革家晁错。
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西汉政治家、政论家。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文帝时为太子（景帝）家令，景帝即位后为御史大夫。晁错坚持“重本抑末”政策，主张削夺诸侯权力和封地，以巩固中央政权，得到景帝采纳。吴楚等七国诸侯以诛晁错为名发动叛乱，景帝惊慌失措，听信袁盎谗言，处死晁错“以谢天下”。本文是对晁错被杀一事所作的评论。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的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本文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地方诸侯王的实力逐渐坐大的心腹之患。接着苏轼围绕着“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论。“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同样不能保持眼下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所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藩”。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士”的作为，他们是有所担当的，所以能够成就大的功业。以此暗与晁错相比较，“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入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是整篇文章的关键之处，是作者议论的中心，在此处，它还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苟以求名者，上承“起而强为之”，下启“事至而循循欲取之，使他人任其职”。这二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是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做正面发挥，用“苟以求名者”行为作反面衬托，暗评晁错失败的原因，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未言晁错，句句晁错。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的基础上轻而易举地由抽象到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述，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王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是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汉景帝削藩的大臣，汉景帝采纳了晁错的主张，也引起地方诸侯的强烈不满，吴楚等七国诸侯借口“诛晁错以清君侧”，举兵叛乱，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景帝害怕七国连兵，将晁错处死。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在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独辟蹊径，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指出“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黄河入海，在未成功之前，也经历过大水冲破堤坝，奔腾泛滥的事件来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而徐为之图”，才能使大事成。从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退。
第四段，是全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作者的观点由隐而显，由暗而明。通过有力论说，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作者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图，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于此时挺身而出，担当大任，所以能成就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职”，那么，天下之祸，便必然集中在晁错身上了。即使没有袁盎等人的谗言，晁错要幸免于祸也是不可能的。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表达的论点，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两个反问句：“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这和下文的“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直接把晁错推到不忠不仁不义的境地，把文章挑起的高潮推向深远广阔，为下文的袁盎谗言得逞埋下伏笔。作者认为如果不是晁错的临危逃脱，而是迎危而上，自己亲临前线，担当大任，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离间晁错与景帝的君臣关系。
第五段，感叹历史，再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杀身之祸的原因。在作者看来，“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既然不利事情已经发生，就要临危不惧，有所担当。而晁错采取了自固其身的错误对策，引起了景帝的不悦，“自固其身”实质是自遭其祸。
纵观全文，作者认为，晁错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事件发生急剧变化对应采取的应急措施，在危急时刻他只想到保全自己，不敢冒风险，让皇帝出征，自己却留守后方，这就給政敌进谗言以可乘之机，因而遭到杀害。苏轼这一论点的前一部分有一定的道理，后半部分就未免片面。
晁错之死，自有其原因。此人“峻直”，得理不饶人，所以与袁盎这样的君子也有矛盾。对此，《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多有记载。晁错的失误，在于和袁盎结怨，而欲借吴之反以诛杀袁盎，他这种自发杀机，为他遭来杀身之祸，这与他所学申商刑名之学有关。至于作者在文中所说：“晁错自将，未必无功。”这种说法也是书生事后之见。晁错虽数次谈到军事行动，但是从未实践过行兵布阵。七国之乱，关东尽为敌国，当时完全之策在于选择懂得军事的人，在平息叛乱。当时朝廷上有一持重善兵的周亚夫，晁错作为皇帝的智囊不去推荐，这也不能不说是晁错的失误。
另外对于晁错“自固其身”的说法，见于《汉书》：晁错欲令帝亲征，而身居守。《史记》不载，古人就对此怀疑或是传致之辞。苏轼把此作为主要论点，是否靠得住，尚且存疑，却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不能令人信服。
我认为晁错被杀的主要原因，固然有其性格上的弱点，但汉景帝显然难逃罪责。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在叛军面前，张皇失措，他为了一己之私利，采用“丢卒保车”的策略，于是，晁错成为牺牲品，乃是必然。
在中国，事关帝王，为尊者讳似乎成为一种惯例。所谓“皇上圣明，臣罪该万死”，就是这种思维的产物。苏轼能够写《贾谊论》、《晁错论》，但不能写客观的《景帝论》。即使是在汉景帝一千多年后的苏轼，面对帝王也要有一定的忌讳。考虑到苏轼这些策论是应试之作，也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汉景帝是个刻薄寡恩的人。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立下盖世之功的大将周亚夫就死于汉景帝的冤狱中，就是明证。功劳归于自己，错误诿过他人，在封建社会中，“伴君如伴虎”这是这个社会的常识。
我们应该看到，长期浸濡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为了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与封建统治者达成了某种默契，这不能不说是那一代学人的悲哀。
当然，《晁错论》是苏轼青年时代的应试之作，不知经过《乌台诗案》后的苏轼，是否对他原有的观点有所改变。
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四：“此是先生破身尽见，独存义勇，而乃抒为妙文。后贤且只学其刀刀见血。”
诚哉斯言。从积极方面来看，此时的苏轼是个热血青年，本文表达出自己愿意为国效力的肺腑之言。但如“只学其刀刀见血”，再与封建专制统治相结合，那是一种糟透了的学风。文革时大批判、大字报、无限上纲上线，那是一种致人于死地的恶劣文风，后世学者必须慎之又慎。
附录：《晁错论》 北宋：苏轼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责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翻译
天下的祸患，最不好办的，是表面上太平无事，但实际上却有无法预料的隐患。坐在那里看着事情在变化，却不想办法去解决，恐怕事情就会发展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但一开始就用强制的手段去处理，那么天下的人由于习惯太平安逸，就不会相信我们。只有那些仁人君子杰出人物，才能挺身而出为天下的人去承担大难，以求建立伟大的功业。这当然不是在短时期内由那些只图求名的人所能做到的。
天下太平，无缘无故挑起大难的开头，我能挑起它，我也要能收拾它，然后才有言辞向天下的人交代。如果事到临头，却想慢慢避开它，让别人来承担责任，那么天下的祸患必然集中在自己身上。
从前晁错竭尽忠心为汉朝出力，谋划削弱山东诸侯的势力。山东诸侯联合起兵，借诛杀晁错的名义反叛朝廷。但是皇帝不能明察，就杀了晁错来向诸侯解释。天下的人都悲叹晁错因为尽忠朝廷而遭杀身之祸，却不知晁错也有自取其祸的原因。
古时候能够建立大功业的人，不只具有超出一般的才能，还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凿开龙门堤口，疏通大河，让水流进大海。当他的功业尚未完成的时候，也有堤坝溃决和洪水横冲直闯的可怕灾难。只因为他事先估计到这种必然性，事情来了并不惊慌，而是从容不迫地规划解决，所以最后获得了成功。
七国诸侯那样强盛，却要一下子削弱它们，他们起来叛乱有什么奇怪的呢？晁错不在这个时候献出自己的全部身心，替天下人做抵挡大难的先锋，控制吴、楚等国的命运，却为保全自己着想，想使皇帝亲自带兵出征，自己在后方防守。那么试问，挑动七国叛乱的是谁呢？自己想求得名誉，又怎能逃避祸患呢？因为亲自带兵出征极为危险，留守后方十分安全，你自己是挑起大难的罪魁祸首，却选择十分安全的事情来做，把极为危险的事情留给皇上去担当，这是忠臣义士愤恨不平的原因哪。
在这个时候，就算没有袁盎（与晁错为政敌）进言，晁错也未必能免除杀身之祸，为什么这样说呢？自己想留在后方防守，却让皇帝亲自出征。按照常理上说，皇帝已经很难于忍受了，又加上很多人不同意他的建议，所以袁盎的话就能在这中间发生作用。假使吴、楚反叛，晁错挺身而出承担危险，日夜操劳，率兵向东去阻击他们，不至于使自己的君王受牵累，那么皇上将依靠他而无所畏惧，即使有一百个袁盎，可以离间得了吗？
唉！世上的君子，想要建立不平凡的功业，就不要专门去考虑保全自己的计策。假使晁错自己带兵去讨伐吴、楚，不一定没有成效。只因为他想保全自己，就使得皇上不高兴，奸臣能够乘机进言。晁错用来保全自己的计策，不就是用来自己害自己的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