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读胡德平文章有感
韩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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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网友在人民网强国论坛转帖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德平在《财经》第9期上撰文回忆，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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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以后,感到实事求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胡耀邦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说：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胡耀邦还说:华国锋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
我又对照2008年7月21日北京日报《“两个凡是”是怎样被否定的》看了几遍，发现：
一些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却凭借着他们在理论界的地位，以及手中掌握的权力，组织反击。“真理标准”一文发表的第二天，一位同志就打电话给胡绩伟，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说文章是借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在这篇文章里，没有说华国锋直接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而是不点名地说了一些同志，这就产生一个疑问：华是否坚持“两个凡是”？实际上“两个凡是”出自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正式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报一刊”的说法.
但是，从胡耀邦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华国锋是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我认为，华国锋确实有过“两个凡是”的观点(《邓小平复出始末》中国共产党新闻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016/122017/7202543.html),但他并没有坚持“两个凡是”,而是允许讨论.讨论的目的是为了全党的团结。正如胡耀邦说的那样:华国锋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
附录：
华国锋在“真理标准”讨论中
来源：新华网主页 - 理论频道--北京日报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在《财经》第9期上撰文回忆，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摘登如下。
5月18日，晚饭后，父亲耀邦见了几个年轻人。客人走后，他对我说：
我们《理论动态》下一期要出一篇，“历史潮流和心有余悸”。我这半年来是很振奋的，越战越勇。……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这篇文章是能站住脚的。我希望有人来驳，驳后我们再写一篇。
一个多月后，“再写一篇”文章的诺言兑现了。6月30日，文章在《理论动态》第70期上发表，标题定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文章说：在“四人帮”唯心主义盛行的年代里，造成了一种恶劣的风气，根本无视人民的喜怒哀乐，专门讲究摸“四人帮”的脉搏，摸江青的脉搏，靠所谓“摸精神”吃饭。有的人摸来摸去，摸得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气味都没有了。……心中装着人民的人是最强大的人，他们无所畏惧地在惊涛骇浪中沉着前行。心中没有人民的人是最虚弱的人，最后难免被历史的巨浪淹没或抛到一边。这篇文章，耀邦同志看了五遍，华国锋同志看了两遍。
当时的舆论还是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文，它的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党内还是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耀邦同志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说：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相反，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还有多少人记得华国锋同志、了解华国锋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记得他。在党的十五大上，当华国锋同志以全票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耀邦同志和华国锋同志曾有四次共同工作的机会。第一次共同工作，是在中共湘潭地委开展“四清”运动，两人共同工作长达一年半之久。打倒“四人帮”后，他们初次见面，华国锋同志问耀邦同志：我们在湘潭“四清”，毛主席来长沙，要听我们的汇报，你怎么没有来？耀邦回答：当时我在乡下，又感冒，怕传染主席；再者，有些问题，我也没想清楚，担心主席提问，我回答不出来。华国锋说：应该来，我感冒也要来。
父亲给我讲过这个小故事，我至今也不知谁对谁错，来也对，不来也不能说不对。两人对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伟大事业，都是忠诚不渝的。
在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获得全党的普遍认可，带来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兴地谈到他的感想：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国锋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吴足观摘）
“两个凡是”是怎样被否定的
2008年07月21日 08:31:26 来源：新华网主页 -理论频道北京日报
邓小平同志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图为吴江同志签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付印稿局部（选自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远去归来的昨天》）
“两个凡是”为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开出了一剂药方，但它不是良药，而是一副禁锢剂，把人们的思路禁锢在个人迷信、盲从，以及愚昧和落后之中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举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人们在欢庆之后，很自然地要寻找今后的历史取向，中国向何处去，人们迫切希望找个答案。实际上，粉碎“四人帮”只是解决组织上、政治上的问题，而中国向何处去，人们仍然处在追索和徬徨之中。1977年2月7日，当时代表政治气候的“两报一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正式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一剂药方，但它不是良药，而是一副禁锢剂，把人们的思路禁锢在个人迷信、盲从，以及愚昧和落后之中。
按照“两个凡是”，“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否定，因为它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和亲自指挥的；而且倡导“两个凡是”的有些人是当时在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决策权。这就是其时社会处于严重的徘徊、甚至停滞不前的原因。“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仍然奉行“阶级斗争为纲”，因此，报刊杂志仍然连篇累牍地宣传“阶级斗争为纲”，说什么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有阶级斗争为纲，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并认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是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根据毛主席制定的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确立的，等等。上述这些是当时报刊上普遍的一般的提法。而在政治上，由于“两个凡是”作梗，“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不能得到平反，几个全国性的大案，如刘少奇冤案、彭德怀冤案、彭罗陆杨冤案、“三家村”冤案等等都不能得到平反；而且新的冤案仍时有发生，有些人因为对领袖的所谓不敬被当成“反革命”惩处。在经济上，不仅依然受计划经济禁锢，许多地区还加剧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举措，派大批干部去阻止自由市场的贸易，有的地方更出现干部阻挡农民在自由市场卖小猪，发生干部和农民抢死小猪的惨状。凡此种种，都因为过去观念的因袭，以及“两个凡是”的保驾而成为“合法”。
“两个凡是”之风大有扼杀“真理标准”讨论之势
在这紧要关头，什么才是历史正确的走向？必须寻找一个能够否定“两个凡是”的突破口。正是在这个时候，1977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真理标准”一文）。“真理标准”一文的发表是历史的产物，是时代呼喊出来的。几乎是与“真理标准”一文酝酿成稿的同时，胡耀邦在中央党校让一千多中、高级干部和党校教师讨论实践标准问题，认为分清路线是非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这次讨论，使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一千多中、高级干部掌握了理论武器，而党校的理论队伍也在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在此之前，《人民日报》已于3月26日的第三版刊登了一篇思想评论《标准只有一个》，提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这篇思想评论很短，没有引起重视。但这些都说明在历史的驱动下，共和国的一些思想者，都在不约而同地探索这个问题。胡耀邦站在历史的前端，首先组织支持了中央党校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支持和组织了《光明日报》发表“真理标准”一文。正因为如此，作为政治家办报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才有足够的勇气和动力，亲自组织有关人员修改并签发了“真理标准”一文，同时和《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新华社社长曾涛、《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达成默契，当天新华社转发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这就在全国舆论界形成了气候，对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是一个巨大的冲击。然而，一些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却凭借着他们在理论界的地位，以及手中掌握的权力，组织反击。“真理标准”一文发表的第二天，一位同志就打电话给胡绩伟，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说文章是借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与此同时，曾涛也接到类似指责的电话，说新华社“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并在另一个场合说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如果说这些只是个别理论家的“担忧和讨伐”，那么，当时主持中央宣传工作的领导人的言论就不能等同一般了，他在一个小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我们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把矛头针对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党中央的意见……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中宣部要把关。”随后，中宣部长又在各省市自治区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点名批评了“真理标准”这篇文章，并引用毛主席的话说：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见王强华编《引发真理标准讨论文章问世纪实》，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7页）这些言论都是在正式会议上讲的，颇有代表中央下达上意之势。根据这些讲话，发表“真理标准”一文是犯了天大的错误，并要党刊《红旗》不要介入这场讨论。“两个凡是”之风大有扼杀“真理标准”讨论之势，发表“真理标准”一文的单位和个人将受到挞伐，历史又处在一个紧要关头。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批评“两个凡是”
然而，历史终归是不能倒退的，打倒“四人帮”，人民大众看到了曙光，都希望迎着曙光前进，谁也不希望这道曙光暗淡下去。那么，谁能扭转这个局势，把历史推向前进呢？回答只能是：杰出人物。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这丝毫也没有否定杰出人物的作用的意思。杰出人物是由群众推举出来的，在那时，可以说有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但最孚众望的要算邓小平和胡耀邦。由于邓小平三进三出的独特经历，几乎全国人民都了解他，都把他看成是能够引导中国走向光明的杰出人物。但是，那时华国锋同志还是党中央主席，一些推行“两个凡是”的同志，还在中央主持着重要部门的工作。邓小平那时不可能利用工作之便，签发红头文件来扭转“两个凡是”所造成的局面，他只能借用自己的无私无畏，以及在国人中的崇高威信和影响，发表讲话、作报告来支持、引导真理标准的讨论；并亲自领导了这场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真理标准讨论。
正当“两个凡是”乌云压顶之际，邓小平于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针对“两个凡是”鲜明地指出：“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谁就犯了弥天大罪。”鲜明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支持了“真理标准”讨论。7月21日，他找中宣部长谈话，要他对“真理标准”讨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不要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退”。随后，邓小平于8月19日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询问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8月23日，给最早打电话指责“真理标准”一文的同志打电话，明确指出：“真理标准”一文是马克思主义的，那篇文章是对的，要鼓励破除框框，不要设禁区；9月13日到20日，视察东北三省及天津时，反复向广大干部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批评“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此后，他又批评《红旗》不卷入的说法，指出“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在与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谈话时，他指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认为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总之，从“真理标准”一文发表之后，到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对党政军领导干部以及在其他许多场合，都谈到真理标准的讨论，次数之多，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邓小平对胡耀邦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给予很高的评价：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与此同时，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写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旗帜鲜明地支持《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顶住了“两个凡是”的压力，并进一步阐明实践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这篇文章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产生了很大影响。胡耀邦以大无畏的精神，针锋相对地批判“两个凡是”。在他召集的信访工作座谈会上，针对着“两个凡是”，提出“三不管”的主张，即“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在他主持下，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辨明了许许多多的历史是非，为中国改革开放调动了千千万万百姓的积极性。邓小平对胡耀邦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给予很高的评价，在一次和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谈话中，他称赞胡耀邦说，你组织发表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四人帮”垮台之后，人们指望着有个光明的中国，有个经济发展的中国。而这样的中国靠谁来缔造，人们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在他未出来工作之前，人民群众强烈希望邓小平快点出来工作；在邓小平出来工作之后，人们由衷地关注邓小平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真理标准”讨论是一场摆脱思想桎梏的思想解放运动，当它几乎遭受扼杀之际，邓小平挺身而出，到处奔走呼号，指出：“两个凡是”不妥，“真理标准”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这就解除了长期套在人们头上的思想桎梏，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一番争论，“两个凡是”被认定是阻碍历史进程的绊脚石而被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了广大干部的共识，这就为改革开放方针的制定奠定了思想基础。可以说，不否定“两个凡是”，不确立真理的标准，就没有后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作者为《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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