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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是一部瑕瑜并存的名著(1)
吴越
吴越按：本文是即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评注版《儒林外史》的导读部分，也是我近年来阅读、研究《儒林外史》的一得之见。新的见解，第一是不同意鲁迅先生对此书捧得过高，第二是指出此书本身所存在的不足，第三是提出此书为“未完成稿”。先期在这里发表，目的是希望读者指正。谢谢！
一、总 论
中国的白话长篇小说，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到了明代，开始有了专供阅读的《水浒传》(也不排斥作者写作之初是打算作为说书人的底本的)、《三国演义》(不是纯白话，而是“半文半白”)、《金瓶梅词话》(很有可能就是书场演说的底本，明代的书场，不但不避讳描述男女私情，甚至以“极力渲染房中之事”招徕听众)等不朽的巨著问世，加上描写神仙鬼怪的《西游记》，被誉为“明代四大奇书”，在知识分子及市民阶层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末清初，以小说铺陈历史，演说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成为市井流行的社会文化。但是大多数作品在文字的优美上，在典型人物的刻划上，在反映社会矛盾的深度上，仍然没有令人比较满意的成就。直到清代乾隆年间，方才先后出现了《红楼梦》和《儒林外史》这两部在小说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品。
《红楼梦》所写的虽然也是才子佳人，但是作者把故事背景放到了豪门大院里面，把眼光瞄准了封建社会中形形色色黑暗、腐朽、没落的社会百态，成了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终于取代了《金瓶梅》(《金瓶梅》其实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好作品，它的被淘汰出局，只是因为描写性生活的场面过多，被士大夫阶层目为“淫书”)，与《水浒》、《三国》、《西游》，被定型为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
《儒林外史》，则是我国清代产生的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主要描写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和官绅阶层的活动及其精神面貌。作者把视点扫向社会，客观、真实地描写清代的秀才举人、翰院名士、市井小民，以整个封建社会为讽刺批判的对象，以不同类型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中心，通过对他们的生活和心灵的描绘与剖析，淋漓尽致地勾画出所谓“儒林”这个群体中一部分人的丑恶行径，描写了封建社会的极端腐朽并预测这个社会行将崩溃的不可避免的趋势。
《儒林外史》的故事情节没有一个主干，其结构有如“短篇连缀”，也就是西洋文学手法中所谓的“马赛克结构”(mozaic romano)：分开来是许多篇中短篇小说，合起来则是一部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结构虽然松散，却有一个强烈的中心主题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利禄而造成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这样的思想内容，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所以在当时的文人圈子里非常著名。在语言运用方面，特别在不同人物语言特征方面虽然比不上《红楼梦》和《水浒传》，但是在其叙事的简练方面，成就也很突出(也有评论者认为对多数人物的描写过于简略，导致所塑造的人物不够丰满)，加上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的景物描写，出色的讽刺手法，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样的结构和文风，也成了后人学习和模仿的样板。在许多晚清的成名之作中，如《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等，都能够看出受到过《儒林外史》的影响。
对于这种文体结构和语言特色，因为瑕瑜并见，评论者也有褒有贬。
清末民初的《缺名笔记》说：“《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之无端故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则无惑乎篇自为篇，段自为段矣。”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小说体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儒林外史》……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吴组缃在《〈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中说：该书“每回以一个或多个人物为中心，而以许多次要人物构成一个社会环境，从人与人的关系上，从种种日常生活活动中，来表现人的思想性格与内心世界，总是在这一回为主要人物，到另一回即退居次要地位，而以另一人居于主要：如此传递、转换，各有中心，各有起讫；而各个以某一人物为中心的生活片断，又互相勾连着，在空间上，时间上，连续推进；多少的社会生活面和人物活动面，好像后浪逐前浪，一一展开，彼此连贯，成为巨幅的画面。这种形式，显然受了《三言》、《二拍》之类话本小说和《三国》、《水浒》之类长篇的影响，同时也有些像《史记》的‘列传’或‘五宗’、‘外戚’诸篇形式的放大：总之，它综合了短篇与长篇的特点，创造为一种特殊的崭新形式。这种形式运用起来极其灵活自由，毫无拘束，恰好适合于表现书中这样的内容；正和绘画上《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或《长江万里图》之类‘长卷’形式相类。若要将它取个名目，可以叫做‘连环短篇’”。
吴小如在刊于1981年9月《吴敬梓研究》上的《两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中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的结构究竟是松散的，还是缜密的？书中的人物与人物、故事与故事之间的次第安排，究竟是有机的联系还是随意凑泊而成？作者在人物塑造和情节部署方面有没有个统盘考虑？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关《儒林外史》结构的论点是否已成定论？这种艺术结构，对表达全书的思想内容有无必然关联？……我个人的倾向是，吴敬梓用这种艺术形式写书，有其继承传统的一面，也有其戛戛独造的一面；更主要的是，他用这样的方式方法来组织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是为了表达主题思想的方便，因此，人物和情节之间的来来去去，是有机的联系（或说有其内在的关联）而非随意或勉强凑泊而成的。
此书的最大不足之处，在于作者书中虽然批判了黑暗的现实，却把理想寄托在“品学兼优”的士大夫身上，宣扬古礼古乐，看不到改变儒林和社会的真正出路。这既不是作者的偏爱，也不是作者的无能，而是由于作者所处时代的局限，导致其认识的不足。社会的发展，有其一定的、科学的内在规律，那时候还没有科学的“社会发展史”，为形成普世价值，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知道、也不可能指出中国乃至全世界今后应该走向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如果以此来指责作者“眼光短浅”，就好像指责列宁并不真正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一样幼稚可笑。——不过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知识分子，而不是什么“工农兵”，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也不过时。
因此，《儒林外史》这部书，虽然不能和“四大文学名著”媲美，但是如果有什么“八大”或“十大”文学名著，还是能够上榜的。换句话说，《儒林外史》虽然有缺点，但仍不愧为一部名著。
二、作者及作品简介
《儒林外史》的作者，是清代雍、乾年间的吴敬梓。他和曹雪芹是同时代人，比曹雪芹年长二十四岁。两人有比较近似的生活经历：都曾经是门第显赫的少爷公子，都曾经在江南特别是南京居住过，都对八股时文和出仕做官不感兴趣，都反对程朱理学而提倡回归人性，都喜欢博览群书特别是喜欢“没有用处”的“杂学”，都曾经遭遇过家道中落甚至十分贫困(比较起来，曹雪芹已经落入生活的底层，比吴敬梓的生活更苦，吴敬梓虽然靠卖文和朋友接济过日子，至少还能在南京、扬州那个文人圈子内生活，还不至于穷到“举家食粥”的境况)，都因此对人生有所反思和感悟。但是两人所感悟到的内涵却有所不同：吴敬梓感受到的是势利和虚伪，而曹雪芹感受到的是真善美被假恶丑所扼杀；吴敬梓考虑的中心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出路，而曹雪芹考虑的是人生的意义，一个人活着其意义到底是什么。为此，他们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把自己身边的人、所熟悉的事综合起来，加以发挥，敷衍成长篇小说，以抒发自己的胸中块垒。但是《红楼梦》的视野狭窄，主要只写荣宁二府和一个大观园，而且以女性为主；《儒林外史》则广泛涉及社会的各阶层，以“士”为中心，旁及“士”的相关人员甚至三教九流。其结果，是《儒林外史》写出了形形色色的众生相，被认为是世态人情的教科书；而《红楼梦》则被称作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两人在不同的领域中各有建树。从风格看，《红楼梦》是一首哀怨的长诗，是一首封建社会的挽歌；而《儒林外史》则是一篇声讨魑魅魍魉的檄文。从人生道路及成就看，两个人都在穷困潦倒中去世，两人的书都还没写完或没有定稿。到了嘉庆年间，两人的书都得到了刊行，并同时在社会上流行。两人的小说都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有所创新，成就辉煌。两人的书各有特色：曹雪芹以描写儿女情长、男女之爱见长，吴敬梓以暴露官场黑暗、文人无行为特色。曹雪芹的《红楼梦》，其成就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巅峰，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里程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开创了短篇连缀的文学形式，成了中国讽刺小说的开山鼻祖。两人全都成绩斐然，但是单就故事的曲折迷离，文字的流畅优美，内涵的丰富深厚，影响的遥远广阔，读者的迷恋程度等方面着眼，两人却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甚至可以说：吴敬梓比曹雪芹要相差很多很远。
吴敬梓(1701-1754)，安徽全椒人，字敏轩，又字粒民，因其书斋署“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又因清雍正十一年(1733)他自故居安徽全椒移居南京，故又自称秦淮寓客。吴敬梓出身名门望族，成长于科甲鼎盛、历代显宦的缙绅世家。他父亲吴霖起为人清正耿直，不以功名为重，对青少年时代的吴敬梓有着深刻影响。吴敬梓自幼聪颖异常，二十岁(一说十八岁)中了秀才，但后来多次赴乡试，却屡试不第。二十九岁最后一次乡试名落孙山，他已经看透了科举制度的黑暗与腐败，就决心不再赴考了。父亲死后，因吴敬梓是嗣子，近房中不少人觊觎吴家遗产，终于发生了吴敬梓在《移家赋》中所说的“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的争产纠纷，甚至发生了亲族冲入家中攫夺财产的恶性事件。这件事不仅刺激了吴敬梓，使他看清了封建社会家族伦理道德的丑恶本质，认识到那些衣冠楚楚的缙绅人物的虚伪面目，终于和那些倚仗祖业和门第做寄生虫的庸俗人物分道扬镳。他以挥霍遗产的“不羁行为”，宣告自己成为缙绅阶级的叛逆。
雍正十一年(1733)，也就是吴敬梓三十三岁的时候，他的家产被亲族掠夺、被自己挥霍，已经几乎当尽卖绝，只得移家南京，开始了惨淡的卖文生涯。他性情豪爽，爱结交文人学士，被四方“文酒之士”推为盟主。乾隆元年(1736)，也就是他三十六岁的时候，安徽巡抚赵国麟曾推荐他去北京应博学鸿词科，但他只参加了省里的预试，还是看不惯“考官”们那一张张难看的嘴脸，就托病辞去了征辟，甘愿继续过他素约贫困的生活。四十岁以后，生活陷入了窘境，靠卖文和友人接济度日。由富转贫的生活经历，让他饱尝了世态炎凉，对现实也就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长篇名著《儒林外史》，就是以他自己耳闻目睹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再加上道听途说的间接素材综合发挥写成的。书中所表现的，正是吴敬梓半生的所历所见所知所闻，寄托了他看重人品文行、鄙视功名富贵的高尚情操。
乾隆十九年(1754)，吴敬梓客死于扬州,终年五十四岁。史料记载，说他是“无疾而终”，其实应该是“暴病而亡”。生平除著有小说《儒林外史》外，还有诗文《文木山房集》。
吴敬梓“田庐尽卖”，经济境况日益恶化，社会地位也随之下降之后，不得不从全椒移家南京。这一生活的改变，一方面，他从富贵的生活中跌落到贫困的逆境里，在广阔的下层社会天地中，备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对社会的不平、政教的黑暗，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也更多地体会到贫穷的痛苦，更能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这在《儒林外史》中都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南京、扬州一带，他广泛结交四方文士，与时代先进思潮的联系比较明显。他所景仰的“至契”程廷祚（即《儒林外史》中庄绍光的原型），是颜（元）李（塨）学派在南方的重要代表人物。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塨(ɡōnɡ恭)南游金陵，程廷祚屡次过从问学，当时理学家骂他们“共诋程朱”，视为异端。颜李学派提倡礼乐兵农，主张培养博学而重实践的“通儒”。吴敬梓接受这种思想观点，而且成为《儒林外史》所提倡的正面理想。清初进步思想家大多异口同声地反对八股科举，并通过解经表现出“以复古求解放”的思想倾向。吴敬梓也“独嫉时文士如仇”，并把“治经”当作“人生立命处”，通过撰著《诗说》寄寓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但又像他前后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一样，他还难以摆脱儒家思想的传统，正统儒家的礼乐仁政、文行出处等观念，还被作为《儒林外史》政治理念的基础。
《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是一幅活生生的社会百态图。正如惺园退士所说，它“摹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毕现尺幅；而复以数贤人砥柱中流，振兴世教。其写君子也，如睹道貌，如闻格言；其写小人也，窥其肺腑，描其声态，画图所不能到者，笔乃足以达之”。卧闲草堂刻本评论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由此可见，《儒林外史》以生动形象的笔墨，逼真地反映了社会世态。正因为如此，考据家们曾经把书中的人物一一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相比照，推断出书中人物的艺术原型。还有人特地跑到茶馆中去体验现实，名之为“温习《儒林外史》”。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儒林外史》的成功。
由于吴敬梓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所以才能栩栩如生地反映那个时代的人物和生活。他描写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腐儒及假名士的庸俗可笑，贪官污吏的刻薄可鄙，无不恰到好处。
《儒林外史》的初刻本，据金和《儒林外史·跋》中所说，是吴敬梓故去十几年之后由他的表侄金兆燕①在扬州刊刻的。可惜原刻本已经散佚，迄今从未发现有金刻标记的本子。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的巾箱本，共十六册，五十六回。卷首有闲斋老人在乾隆元年写的序。据学者考证，其中第五十六回为金刻本所无，是卧闲草堂本所增。
①金兆燕——字钟越，一字棕亭，安徽全椒人，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表侄(金兆燕的父亲和吴敬梓是表兄弟又是连襟)。据近人考证，金兆燕卒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终年七十四岁。幼称神童，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官国子监博士。曾任《四库全书》缮写处分校官，后改扬州教授。金兆燕工诗词，尤精元人院曲。著有《棕亭古文钞》十卷，《骈体文钞》八卷，《诗钞》十八卷，《词钞》七卷，总名《国子先生集》。《清史稿》中有传。
有人怀疑闲斋老人就是吴敬梓自己，因为作序的时间署为乾隆元年（1736），也有人怀疑是卧闲草堂主人所写而故意假托的年代。但都只是主观臆测，没有确凿的根证。一般说来，序言大都写于作品完成之后，而乾隆元年，吴敬梓才三十六岁，可能刚刚开始构思写作《儒林外史》(请参看附录中各版的序跋及评论)。如果闲斋老人不是吴敬梓，不可能书还没写出来，就请人作序；如果闲斋老人就是吴敬梓，作者当时才三十六岁，不是什么“老人”。这样看来，“假托年代”说比较合乎常情。
这个“卧本”，很可能就是《儒林外史》金刻本的复刻本，同时又是其后各种版本的祖本，无疑是现存最重要的《儒林外史》早期版本之一。此后的翻印本，有清汪浦礼阁本、艺古堂本、苏州群玉斋本、申报馆排印本等。现当代的版本，那就更多了。
三、学者对《儒林外史》的评价
研究吴敬梓及其作品的人很多，观点大都以赞扬为主。其中对《儒林外史》评价最高的，是鲁迅。他对此书情有独钟，认为只有《红楼梦》才配和它相比；明清小说中，只有这两部书才配称“伟大”。他丝毫不提《儒林外史》的缺陷和不足，观点似乎有些偏爱甚至偏激。因此，这里只摘录比较中性的、具有代表性的余杰和胡适两位学者对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评论，以见一斑。
余杰：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吴敬梓的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像小山①那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哪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那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吴越按：为体验自由而狂放，不顾今后生活，无疑是一种败子心态。〗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吴越按：似乎倒因为果了。应该是家财散尽之后才想到文学创作，而不是因为要进行文学创作而“有意”去散尽家财。〗
① 小山——晏几道(1030-1106)，北宋词人。字叔原，号小山，北宋抚州临川县文港乡（今属南昌进贤）人。晏殊第七子，人称“小晏”。历任颖昌府许田镇监、乾宁军通判、开封府判官等。性孤傲，一生疏狂磊落，纵弛不羁，他与苏轼、黄庭坚先后同时，文章翰墨，自立规模；词风哀感缠绵、清壮顿挫。有《小山词》。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三十三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梓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经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了。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吴越按：他不赴京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不是因为他的清高，也不仅仅是看不惯考官的嘴脸，而是他有自知之明：他的桀骜不驯，不是一个当官的料，勉强为之，他日的结局可能会更惨。〗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八股取仕(士)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既)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无，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梓却由衷地赞美：“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土芥，这就可敬了！”
《儒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什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说：“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这席话真是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无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凤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徵(zhǐ纸)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儒林外史》是一部瑕瑜并存的名著(2)
吴越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吴越按：士林不可能“即是官场”。任何时代，只有“学而优”的人，才能出仕，还有多一半儿的人，是和“官”无缘的。〗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1701-1754），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五十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十三岁丧母，二十三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五十四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
《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pǐ匹)，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
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
四、伟大的名著今天为什么不红火
鲁迅、胡适等许多著名学者，都对《儒林外史》持肯定态度。在有清一代，《儒林外史》虽然不像《红楼梦》那样深入人心，士人相见，开口就谈《红楼梦》，却无可否认它的确曾经很受欢迎过。但是此书在今天的读书界，似乎并不是那么受欢迎。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尽管我没有做过认真的调查，但是随机询问，几乎大多数青年读者都表示不是很喜欢。其中有的虽然读完了，却认为此书并不像介绍的、想象的那么好看，那么吸引人；有的人甚至没看完，就因为“实在看不下去”，半途而废了。再从电视剧改编的热门看，除了四大文学名著之外，有那么多“名声”比《儒林外史》低得多的、甚至像《济公传》这种错别字连篇、史地错误极多、根本就算不上是“古典文学名著”的作品，都被改编甚至反复改编了，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没有人打算把《儒林外史》搬上荧屏呢？
这个问题，可以有许多种答案，例如古今欣赏习惯不同，今天的读者不了解清代的“儒林”，不像清代人那样体会深刻，等等。但是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儒林外史》本身的文学形式，和传统的章回小说有本质上的不同。
中国的传统章回小说，一般说来，一是以故事取胜，如《济公传》，一是以文字取胜，如《红楼梦》；而《儒林外史》在这两个取胜的因素中都不突出，都不是它的强项。
我们说《儒林外史》伟大，一者因为它是“中国第一部讽刺小说”，是讽刺小说的“开山祖师”，二者又是“中短篇连缀成长篇”结构的创始者。这个“第一部”和“创始者”，奠定了它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无法取代的地位。
《儒林外史》专门针对“士林”中人、也就是读书人及其“衍生产品”官员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讽刺。它不是以故事离奇取胜。它讲的故事和讽刺的对象都非常平常，在明代的士林中、官场中，几乎是处处可见、天天可见、时时可见的。正因为儒林中这种撒谎和吹牛、虚伪和卑鄙、刻薄和吝啬等等现象十分常见，故事并不离奇，因此可读性并不强。作者为了增强吸引力，不得不借用民间故事中许多有趣的情节来尽量充实，结果又因为过份夸大而把人物漫画化，失去了可信性。鲁迅先生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儒林外史》的描写漫画化，虽然能够赚来读者的哈哈一笑，却恰恰失去了它的真实性，损害了艺术性。一部文学作品最高的赞赏不是官方评定的这个奖，那个奖，而是广大读者的喜欢和热爱；只有广大读者的认可，才是最高的奖赏。二百多年来，《儒林外史》一直无法与其他小说争夺读者，这也是原因之一。它也不是以文字的优美取胜。它的文字平淡，有的地方过份简略，有的地方又过份拖沓，特别是描写泰伯祠祭奠仪式的那一回，简直就是礼仪过程的堆砌，啰嗦重复，十分枯燥乏味，许多人都因为看不下去而“翻过去”，有的人甚至因此而不再往下看了。有的篇章因为过于简略而更像是提纲，缺乏文字美，行文很不流畅。书中不但秀才和官员们的对话，都是文绉绉的，酸溜溜的，咬文嚼字，枯燥无味，甚至连市井小民，说话也不是纯口语，大都看不出人物的语言特征和性格，几乎是千篇一律，没什么变化。虽然《儒林外史》也有《王冕》和《范进中举》等篇章被选进了中学语文课本，但就整体来说，能够被称为优美的、动人的、百读不厌的章节，的确不多。就是作者认真细致地描写的胡屠户，他的语言，也不是“市井语言”的实录。相比之下，《红楼梦》中的刘姥姥，那语言的精彩和到位，是《儒林外史》所无法比拟的。许多读者看《儒林外史》只看了一半儿就扔下不读，多一半儿原因是故事缺乏条理和激情，少一半儿原因，就是文字枯涩乏味。在这两点上，许多清末的讽刺暴露小说，不论故事的有趣还是文字的流畅，都比《儒林外史》要高明得多。
至于第二个“伟大”，也就是《儒林外史》的特殊结构，却不是他的成功，甚至是他的书难于被人接受的主要原因。中国的传统小说，讲究的是故事完整，有始有终，而且几乎都有一个完满的“大结局”。像《西厢记》那样以“长亭饯别”作为“没有结尾的结尾”，就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欣赏习惯，终于还是有了续作，让崔莺莺和张生团圆了结。吴敬梓所首创的这种“短篇连缀”形式，对读惯了传统小说“事事有交代”的人来说，并不欣赏，至少是很不习惯。特别是沈琼枝的故事，写到她被捕以后解到仪征黄泥滩码头上岸，还没换船，还没到达江都县，竟从此没有了下文，即便作为一个“短篇”，像这样“嘎然而止”，也过于生硬，太不完整了。
五、《儒林外史》本身的先天不足
吴敬梓和曹雪芹，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吴敬梓二十四岁，都已经考取了秀才好几年，曹雪芹还刚刚出世。不过到了清代嘉庆年间，《红楼梦》和《儒林外史》却同时在读书人中间广泛流传，但是两部书在社会上的反响，差距那就太大了：不论在茶楼里还是酒馆中，甚至两人偶然相遇，开口必谈《红楼梦》，而不是谈《儒林外史》，就说明了读者的喜恶和取向。
读者喜欢《红楼梦》而不喜欢《儒林外史》，并不是《红楼梦》的故事多么有趣，而是喜欢书中的语言和诗词歌赋曲。《红楼梦》的语言，特别是完全口语化的对话，对说话者身份的表露和传神，是《儒林外史》所比不上的。读者普遍认为写得不错的“马二先生游西湖”，如果和“刘姥姥三进大观园”比起来，两者的差距非常明显；而《儒林外史》中拖沓、重复、枯燥的祭泰伯祠仪式描写，很少有人能够连续读下去，大多数人都是翻过去就算了。这样的冗笔，《红楼梦》中就没有。《红楼梦》中有大量的诗词歌赋曲，尽管有的很深奥，有的很晦涩，但是像《葬花词》，像《芙蓉仙子诔》等等，却脍炙人口，几乎人人皆知，能够背诵。电视剧《红楼梦》播出后，一首《枉凝眉》，更是唱响了歌坛，久盛不衰。可见这两部书虽然是同时代产生的作品，但是就语言的运用来说，的确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红楼梦》以描写儿女情长著称，而《儒林外史》恰恰最不善于描写女人。戏剧影视固然“没有女人不成戏”，小说其实也一样。以“男人小说”著称的《水浒传》，不但写了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三个“山寨女首领”，也详详细细有声有色地写了四个“淫妇”如何偷汉子，如何谋杀自己的老公，还有一个特别出彩的皮条客王婆。可以说，是她们给《水浒传》增添了许多光彩，也是她们给《水浒传》赢来了“诲淫诲盗”的声誉。《儒林外史》虽然也写到了许多次婚姻，但多数新娘子都是哑巴，在书中几乎连一句话也不说。尽管当年的婚姻都是包办的，男女双方婚前连面也没见过，而且女人在家中没有地位，一切都只能听男人摆布，但是婚后的生活，总会有一些共鸣或者矛盾吧？
书中写了两个人的再婚，也就是有过两次婚姻史。匡超人的第一次婚姻由潘三所促成，一切都由潘三去张罗，不但一切花费都由潘三负担，连住房都是潘三替他去典来，郑家姑娘过门来，不过是一个洗衣服做饭生孩子的工具而已，没有什么家庭乐趣或矛盾，也还有的可说。他的第二次婚姻，娶的是老师李给谏的外甥女。这次婚姻，匡超人分明是为了攀高枝，停妻再娶。前后两个老婆，都是用来衬托匡超人的蜕变和堕落的。这里面既没有爱情，更没有浪漫。倒是匡超人赴京之前，把郑氏娘子打发到乐清老家去的时候，她反对过，哭闹过。这样大的动静，恰恰因为作者认为不是主题，用不着详细写，所以只是蜻蜓点水似的几句话就敷衍过去了，不像描写匡超人回家以后如何在父亲床前尽孝那样详详细细。郑氏娘子的死，分明是作者因为不想在“女人”身上多费笔墨而刻意安排的。不然，这里面的周折可就太多了。就是她的死，也简单到只通过匡大的几句话转述，就打发了。鲍廷玺也有两次婚姻史，第一次娶的是王总管的小女儿，婚事由向知县一手包办。写这桩婚姻，目的只是为了写向鼎的知恩必报，是因为并不相识的鲍文卿救了他却又三番两次不肯接受他的馈赠，这才拿王总管的小女儿作为一件礼物用来报答鲍廷玺的父亲鲍文卿的。总而言之，这几个女人，都是作者用来衬托“中心人物”的工具，作者根本就不想在她们身上多费笔墨。
吴敬梓在女人身上花费笔墨较多的，有两个人。一个严监生的小妾赵氏。这是一个很机灵的女人。作者没提她是什么家庭出身。从一般小妾大都是买来的这一点推测，她娘家的境况不会很好。但是从她的颇有心计以及后来自己居然能管家这一条看，她至少不是农村姑娘，而且多少还认识几个字，一般账目也能清算。不然，就不可能驾驭一班奴仆让一个大家庭正常运转。小说中自始至终没提她的娘家人，而她所要面对的人物，数量却很多。首先一个，是她的丈夫。她虽然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但如果丈夫仅仅把她看成一台生儿子的机器，不给她以任何脸色和地位，她也无可奈何。因此枕边床上，她要拿出十二分功夫来笼络丈夫，以求自己在这个家庭中取得从二主母到主母的过度。第二个要面对的，是主母。好在主母已经在病中。一旦故去，因为自己有儿子，老公也不会反对把自己扶正，所以只要在主母病中表现得好一些，让主母支持她扶正，就可以了。对主母的尽心照顾，同时还涉及到两位舅老爷对她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赵氏可谓费尽了心机，鼓动一钱如命的丈夫肯于撒出一笔钱去，而且最后也确实取得了他们的点头。由于自己有儿子，她倒是没想到严贡生会有什么觊觎之心。事实上主母去世，赵氏给族长送了银钱，也给严贡生送了不少的银子，她的扶正，事实上也已经实现了。麻烦出在她的儿子突然死去。按照当时的族法，二房没有后人，只能从大房中过继，而一个没有儿子的小妾，则是没有发言权的。幸亏她是扶正在前，失去儿子在后。尽管严贡生使出了浑身解数，最终也没能把二房的全部家产都揽过去，最终还是给这个扶正了的赵氏留下一份儿产业，让她能够安度晚年。
另一个，则是鲍文卿的填房“王太太”，作者费了许多笔墨，把她写得有声有色，玲珑剔透。可是这个人物，在全书却不起任何作用。郑氏娘子还是个配角，写她如何受苦而生，如何委屈而死，都足以反衬匡超人的没良心和无情无义，刻意增加匡超人的丑恶度。这个“王太太”，是一个只会享受却没有丝毫用处的娇惯女人。她是不是嫁给鲍廷玺，对鲍廷玺的前途出路没有什么大的关联。鲍廷玺就是娶了另一个女人，他的养母听信女婿的挑拨，照样还是要把他赶出家门的。书中之所以要增加这样一个角色，分明是作者熟悉或者搜集到这样一个素材，没处可用，舍弃又似乎可惜，就把她安排给鲍廷玺做填房了。这个人物的“戏份儿”固然不少，其实是个多余的人物，连个配角的资格也没有。
再用传统小说中的才子佳人套路来看《儒林外史》，书中似乎至少有两对夫妻，是符合这个框架的。那么是不是有莺莺燕燕、卿卿我我的描写呢？也没有。
第一对才子佳人，是蘧公孙娶了鲁编修的女儿。他们门当户对，郎才女貌，新娘子还是个八股文的高手，按说男女双方应该有共同语言，房闱之中，应该有说不完的悄悄儿话儿吧？可是蘧公子爱诗词，鲁小姐爱八股，两个人爱好志趣都不相同，结果反而无话可说。生了个儿子，才四岁就被母亲拘束着读四书五经，不但夫妻之间连一点儿闺房乐趣都没有，就是小小儿童，也被鲁小姐拘束得失去了童趣和天真。
杜慎卿，按照小说中的描写，是一位兼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的风流才子，可惜书中没有介绍他的老婆。好像他的老婆不会生儿子，所以他急急忙忙地要娶妾，目的只是为了“后嗣”。书中虽然写了他娶妾的全过程，从媒婆说媒、相亲一直到娶进家门，却也没看见描写她长得究竟如何，也没听见她说一句话，倒是详细介绍了她的弟弟。原来这个杜慎卿有断袖之癖，喜欢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不过书中写得隐隐约约，只写他兴致勃勃地把许多旦角戏子召集拢来，在莫愁湖进行评比，目的仅仅是为了出梨园榜。
还有那个杜少卿，据说原型就是作者自己。杜少卿纵情声色犬马，挥霍家产，他夫人居然连一句话也没有，实在难得。要是别的女子，家里还不吵翻了天？难道真如古话所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吗？他这位夫人，胆子也不小，不但敢于跟随丈夫风流潇洒地去游湖，还敢于“抛头露面”地跟着丈夫大模大样地坐在饭馆里吃吃喝喝。——可惜，这也是一个哑巴，自始至终，连一句话也没说过。
好不容易创造了沈琼枝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奇女子，能说会道，能文能武，敢想敢干，却只写到她被捕押送到仪征码头，还没到江都县，就没了下文，让读者很不满意，也万分惋惜！
《儒林外史》中是不是也有自由恋爱结合的婚姻呢？有的。那就是奴才宦成和丫环双红。他们互相爱恋，又没钱给自己赎身，于是就私奔了。这种事情当年一定不少，他们又不是儒林中人，本来是没有资格“上书”的。但是因为双红是蘧公孙的丫环，书中还隐隐约约写到公孙和丫环之间有一些超出主仆之外的情感和动静。所以双红私奔之后被抓回来，公孙不肯轻易饶恕。结果此事酿成了一次政治讹诈。作者借此用来反衬马二先生的仗义轻财和豪爽，并且反映了衙门公差的奸诈和恶毒。总之，所有男女私情，都是衬托，都是工具，都不正面描写。
此外，凡是看过《儒林外史》的人，大都有一个感觉：前半部书，比后半部写得好。
概括地说：前半部书，写的的确是儒林中人，而后半部书，就基本上离开了“士”这个阶层，把视觉转移到广阔的社会，所描写的主角，也不是儒林中人，而是商界中人、武林中人和形形色色的市井中人了。——视野广阔，本来是一部小说的优点，但如果离开主题太远，则又是缺点了。
《儒林外史》是一部瑕瑜并存的名著(3)
吴越
咱们不妨翻看一下全书的主要人物：从第一回的王冕，到第二回的周进，到第三回的范进，到第四五六回的严贡生、严监生，到第七八九回王惠的兴衰史、逃亡史，到第十和十一回的鲁编修招蘧公孙为女婿，到第十二回的诸名士莺脰湖聚会，到第十三至十五回的马二先生，到十五回至二十回的匡超人从好到坏的转变，到二十一至二十四回的真假牛布衣，这上半部书中所写的中心人物，大都是读书人，基本上没有离开“儒林”这个范围。从第二十五回开始到二十七回结束，主角换成了鲍文卿和鲍廷玺，也就是离开了“儒林”进入了“梨园行”， 特别是王太太的出场，写的就是市井琐事了。从第二十八回开始，人物和故事又回到了儒林中来，写了季苇萧、萧金铉、诸葛佑等人选文章刻书，写了杜慎卿莫愁湖评选梨园榜，写了杜少卿的挥霍豪举、夫妇游山、拒绝应征，一直写到虞博士的一生到担任泰伯祠主祭。这三十七回书，中心人物的确都是儒林中人，虽然也有一些次要人物，却都是配角。而从第三十七回开始，中心人物就转移到“非儒林中人”身上去了。最先上场的是所谓的“郭孝子”，他是王惠的儿子，更名改姓，万里寻亲。这个人物及其所谓的“孝道”，客观地评价，本身就“站不起来”，再加上他在寻亲途中所遭遇的那些妖魔鬼怪，都是一些子不语的怪力乱神，不但失去了故事的可信性，和《儒林外史》的 “讽刺”主题，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从第三十九回开始，故事转到了萧云仙身上，写的是作者完全陌生的战争，以至于把一场与藏人争夺边关的战争，写成了如同小孩子“过家家”一般。倒是描写萧云仙如何建设边城，还有几分意思。从第四十回开始，出现了奇女子沈琼枝，这个人物，不但她父亲是个贡生，她自己也是个才女，作者对她的描写，可谓煞费苦心，用足了力气，设置了许多铺垫和伏笔，可是到了下一回，把沈琼枝押解到江都县，刚刚解到仪征的黄泥滩码头，还没换船，故事就被腰斩，居然没了下文。这都是一般读者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的。接着从两位汤公子嫖妓女写到贵州边疆与苗民的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两位公子都是热衷于吃喝嫖娼的纨绔子弟，非文非武，人物和故事完全游离于主题之外了。从第四十五回开始，故事终于又回到了余特、余持这两个儒林中人身上来。不过也没讲多少故事，主题又拐到五河县势利小人敬重商人冷淡亲人的恶俗上去了。第四十八回讲了一个受朱熹假道学思想毒害很深的秀才王玉辉，支持并鼓励女儿以身殉夫的“节烈”事迹，算是一个典型的儒林故事。第五十回通过冒牌的万中书带出一个侠客“凤四老爹”来，于是主题又变成了侠客如何行侠仗义了。这些故事，不但和儒林关系不大，而且也不是吴敬梓所熟悉的世界。表面上看，故事写得有声有色，其实大都是道听途说的传闻记录，有的甚至就是主观想象，并不符合客观实际。第五十三回写南京十六楼之一的妓院来宾楼，不论是妓女还是嫖客，一举一动，所作所为，都像是舞台上的角色，只有表面现象，缺乏内心世界的表露和描写，不像是真实世界中的人。特别是妓女聘娘的出家，编造的痕迹一眼可见。第五十五回的“琴棋书画”四大奇人，感觉上都不是生活在凡间的血肉之躯，而简直就是神仙降世。——封建社会的苛政和豪绅的欺压，对他们居然毫发无伤！
后半部书，给人的感觉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杂乱无章，好像都是“硬凑上去”的。所以，从一大批“名士”祭奠泰伯祠开始，许多人就觉得“看不下去”，不想再看，半途而废了。
有一件事情，可能许多人都会感到奇怪：吴敬梓的文集中，有许多诗词，而且都写得很好很美。那么为什么在《儒林外史》中许多写到有诗词出现的地方，却往往只有题名而没有诗词的文字呢？例如第五十五回的最后结局，吴敬梓写了市井中的“琴棋书画”四大奇人之后，作者自评其书，所谓“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其下直接《沁园春》一词，餘韵绕梁。可是这“词”在哪里呢？是作者遗漏了，还是作者根本就不会写诗词，所以不敢献丑，只写个词牌名，就此藏拙了？再例如第九回写一个不懂人情世故却自命清高的贡生杨执中，书中他一共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还是从《辍耕录》中抄来的。如果这是作者故意这样安排，目的是为了揭露这种“假名士”的虚伪，全书中却没一个字说明或提醒，没读过《辍耕录》的读者，哪里看得出来？如果这是作者因为“技穷”而抄袭，按吴敬梓的诗词才情来分析，又不至于。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再例如第四十二回描写汤大爷、汤二爷、汤六爷在仪征丰家巷一家下等妓院吃花酒，书中描写：“吃了一会儿，六老爷哑着嗓子唱了一个小曲儿，大爷、二爷拍着腿也唱了一个，婊子也唱那是不消说了。闹到三更鼓，打着灯笼回去了。”所唱的曲子究竟是什么内容，居然一个字儿也没写。其实，像这种场合，把所唱的曲子写出来，应该是最最生动的衬托，也最最能够显示人物的性格。《红楼梦》中大家都很熟悉的薛蟠唱的《女儿乐》，如果没有文字，怎么显示这个胸无点墨的纨绔公子？
那个年代，妓院里唱的曲子，随手可以抓来一大把，用不着作者去创作的。《金瓶梅》中的许多诗词歌赋曲，据学者考证，其中就有不少是前人的作品。虽然是“抄袭”，但是一点儿也不影响这部作品的伟大。
再例如第四十四回末，余有重到南京去看表兄杜少卿，杜少卿请来迟衡山、武正字作陪，席间说起了萧云仙的事，杜少卿把有关萧云仙的图卷以及自己和虞博士等几个人的诗拿出来，余先生打开看了，乘着酒兴，依韵各和了一首。这里，不但杜少卿和虞博士的诗看不见，余有重的诗，当然也是看不见的。这叫“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一般情况下，不是特殊需要，这样处理，都是很不适当，要尽量避免的。
六、《儒林外史》是一部未完成稿
根据以上种种迹象，我提出来另一个观点：现在的《儒林外史》，根本就不是吴敬梓的定稿，而是初稿。他不但会写诗词，而且写得很好。许多地方标明有诗词而不见文字，是因为他对诗词的使用非常慎重，在这个地方所用的诗词，还在斟酌推敲中，要等他揣摩成熟了，然后再补进去。
不但诗词是如此，正文也一样。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儒林外史》的前半部，比后半部写得好。许多精彩的篇章，包括优美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都出在前半部。例如关于王冕，关于周进和范进，关于严贡生和严监生，以及围绕着这几个人物所衍生的次要人物等等，都比较生动，而后半部的故事就显得零碎而芜杂，有许多简直就是“硬凑”上去的，显得作者“后劲儿不足”。特别是杜少卿出场以后。因为杜少卿的原型就是作者吴敬梓。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大体上“如实”地写出来。但是他的那些业绩，有的可以是小说的素材，例如“如何散尽家财”，而有些业绩，作为小说来写，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例如关于建立泰伯祠。泰伯是吴姓的始祖，他吴敬梓作为吴姓的后人，给始祖建立一个祭祀的地方，可以说也是一项盛举。但如果作为小说的主题，就要另外增加一些有趣的旁枝末节，不然，就十分枯燥，不是小说了。而他在这个泰伯祠的描写中，却没把什么生动有趣的故事“贴上去”，而是把礼仪如何进行，一举一动，一进一退，却都写得十分详细。这正是写小说的大忌。在《儒林外史》中，有许多情节可以大事铺张渲染一番，以求增加情节的最大限度发展。可是他却在该发挥的地方不发挥，而在不应该发挥的地方，特别是关于泰伯祠的礼仪描写上费了过多的笔墨。这就是他的考虑不周，构思粗糙。而这，正是初稿的特点。因为构思故事，往往前面的要比后面的更成熟一些，作者也往往把构思成熟的先写出来；而那些还不太成熟的构思，则“先写下来”，然后在写作进程中反复修改。可惜，这部作品的后半部分，作者还来不及修改，却突然亡故了。
所以，我的观点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儒林外史》，其实只是一个初稿，特别是后半部，还只是一个框架，并没有写完。尽管《儒林外史》并不是某个人的“大传”，而是许多人的“列传”，但是大部分人物的结局，还是都有所交代的。即便不是在故事的最后说明，也大都在后文中以“不经意”的方式说出了此人的结局或者现在何处。但是独独对书中费了许多笔墨刻意描写的主要人物之一的沈琼枝，先从她父亲那里写起，接着写她的文武全才，善于刺绣赋诗，性格还非常坚强，做事大胆泼辣，敢于只身进入宋为富的大宅门里去，又能够全身而退逃到南京独自一人靠刺绣和卖文自食其力。这样一个奇女子，经过许多曲折的故事发展，到了被抓捕之后，解到江都县，总应该一个结局吧？怎么可能嘎然而止呢？尽管他独创的文风是“短篇连缀”，至少也要“缀”得起来，“连”得上去不是？
因此，可以据此推测，吴敬梓如果不是突然死亡，他的《儒林外史》是一定要继续补充修改的。不但要把所有欠缺的诗词一一补足，没有结局的沈琼枝故事，也会有一个完满的或比较完满的交代。
沈琼枝的故事没完，不应该这样嘎然结束，是多数人的共同感觉。难怪到了同治年间，会出来一个“六十回版”，把沈琼枝的故事补充完整了。尽管写的不好，不符合吴敬梓的本意，被讥笑为续貂，但也说明这是一个人所共见的漏洞，是作品没有完成的明证。
有一个地方，就是娄公子组织策划的“莺脰湖大会”。为这次大会，作者费了许多笔墨，把各路英雄一个个调集前来，其目的，当然就是想在这个“大会”上让这些假名士、假好汉“集体亮相”的。因此，凡是会写小说，或是写过小说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应该大事铺张地描写一番的，但是作者却轻描淡写地叙述一下就一笔带过了。请看原文：
两公子请遍了各位宾客，叫下两只大船，厨役备办酒席，司茶酒的人另在一条船上；一班唱清曲和打粗细十番的，又在一船。此时正值四月中旬，天气清和，各人都换了单夹衣服，手执纨扇。这一次虽然算不得大会，却也聚了许多人。在会的是：娄玉亭三公子、娄瑟亭四公子、蘧公孙駪夫、牛高士布衣、杨司训执中、权高士潜斋、张侠客铁臂、陈山人和甫，鲁编修请了不曾到。席间八位名士，带挈杨执中的蠢儿子杨老六也在船上，一共九个人。当下牛布衣吟诗，张铁臂击剑，陈和甫打哄说笑，伴着两位公子的雍容尔雅，蘧公孙的俊俏风流，杨执中古貌古心，权勿用怪模怪样：真是一时胜会，两边的船窗全都打开，小船上奏着细乐，慢慢游到莺脰湖。酒席齐备，十几个阔衣高帽的管家在船头上轮番斟酒上菜。那食品的精洁，茶酒的清香，不消细说。饮到月上时分，两只船上点起五六十盏羊角灯，映着月色湖光，照耀如同白日，一派乐声大作，在空阔处更觉得响亮，声闻十余里。两边岸上的人看上去，好比神仙下凡，谁不羡慕？
整个游湖过程，一共只有四百多字。而对游湖过程的中心人物，更是简单到只有“牛布衣吟诗，张铁臂击剑，陈和甫打哄说笑，伴着两位公子的雍容尔雅，蘧公孙的俊俏风流，杨执中古貌古心，权勿用怪模怪样”这五十多个字。用不着多想，这样描写，就不是虎头蛇尾，而是“象头鼠尾”了。任何一个稍具文学常识的人都看得出来：这五十多个字，绝不是吴敬梓想要表达的“全文”，而只是一个提纲。如果让曹雪芹来写，这个游湖大会至少可以写五千到一万字，甚至扩大到一回书。因为前面调动起来的许多人物，都应该在这里粉墨登场，淋漓尽致地表演一番的。就按这五十多个字来发挥：牛布衣应该写一两首诗。他是个真诗人，写诗不困难。其余像杨执中、权勿用这样的假名士，是不是能写出像样的诗来，就难说了。自己写不出来，是不是让他们再抄袭一次？张铁臂是个江湖骗子，不过也不是一点儿本事都没有，即便“十八般武艺”不见得都精通，至少舞剑、轻功还是有两下子的，尽可以让他卖弄一番。也许还会有人提出请他躺在地上，让一辆马车或牛车从他胳膊上滚过去，显示显示他的“铁胳膊”有多么厉害，等等，都是“随手抓来”的素材。还有蘧公孙的“风流”，应该怎么表现？作者既然已经把杨执中的傻儿子也带上了船，总不能让他“白吃白喝”一通就回去吧？即便他只知道吃喝，喝醉了，说两句浑话出出他老爹的洋相，总也是应该的吧？
所以，这个“盛大场面”的缺失，绝不是吴敬梓的疏忽或无能，更不是吴敬梓下笔之初就认定非要这样虎头蛇尾不足以显示他的风格，而是这个地方需要认真考虑，缜密构思。可惜，还没等到他考虑成熟，就暴病而亡，无法实现他的构思了。
还有一个地方，也能很明显地揭示吴敬梓在构思这部书稿时的犹豫不决。
书中费了许多笔墨，详细介绍王惠在逃亡中把自己随身所带的一个枕箱送给蘧公孙。枕箱里面，有一本高青邱的亲笔手抄诗稿。这个高青邱，因为他的朋友苏州知府遭到冤假错案被惨杀，他受到株连，也被朱元璋下令腰斩了。于是他的诗集，也成了禁书。蘧公孙却不知利害，为图个人出名，私自把这部禁书联署了自己的姓名刊印出来，到处送人。凡是看到此处的读者，几乎人人都会联想到这个蘧公孙，将会因为刊刻此书而遭受到极大的祸事。但是出于大家的意料之外，全书结束，蘧公孙并没有因为这部禁书受到什么打击，仅仅因为王惠是个钦犯，而蘧公孙因为和钦犯有来往而遭受到逃婢双红的控告和勒索，最后也不过只是破了一点点小财，就风平浪静了。
那么，前面为什么要花费这样大的力气在“高青邱禁书”上大做文章，最后却不再提起，形成了一个不应该出现的虎头蛇尾呢？
可以这样设想：吴敬梓在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是要让蘧公孙甚至蘧家全家遭受到一次十分悲惨的灭亡命运的。但是他最后没这样写。也许已经这样写了，最后他自己删除了。也可能不是他自己所删，而是在第一次刊刻的时候，被金兆燕删除了。于是，《儒林外史》中，留下了这样一个很大的破绽或曰漏洞。
吴敬梓写《儒林外史》的时候，正是雍正和乾隆两个皇帝大兴文字狱的时候或之后；金兆燕刊刻《儒林外史》的时候，是吴敬梓死后的十几年，也就是大概在乾隆三十年到三十五年之间，这个时代，文字狱高潮还没有过去，这种仅仅因为几句无关紧要的闲话而遭到杀害全家甚至株连九族的大屠杀，人人惊惧，个个寒心。不管是吴敬梓也好，金兆燕也好，面对这样的现实，犹豫了，退缩了，从而导致小说中这一节故事的修改或删除，是很平常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儒林外史》怎么会没写完就出版、或者经过删改以后才出版呢？毛病就出在他的突然死亡上。根据资料，他在五十四岁的一天，白天还好好儿的，还在船上和客人聊天呢，当天夜里就“无疾而终”了。当年医疗不发达，缺乏正确的诊断结论。我认为：吴敬梓绝不是“无疾而终”，而是暴病而亡。大概是脑溢血或心肌梗塞之类的突发病，发病的时候，身边没人，于是撒手人寰了。
一般的说法，《儒林外史》大概在他三十六岁以后开始写作，到他五十岁前后，稿子已经基本完成。但还只是一个框架，最多不过是个初稿，还需要补充修改。可是突然的变故，亲自修改终于成了不可能。他死之后，他的表侄金兆燕整理他的遗稿，出于自身的安全，不得不有所删节，他明知道稿子没写完，特别是经他删改以后，有许多地方“接不上气儿”了，因为急于要公之于众，只好说成是吴敬梓的原稿，而且是“全稿”，加以出版。——这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尽管《红楼梦》也没写完，但是遇上一个曾经担任“四库全书”总编纂的和珅，手上有好几个《红楼梦》的抄本和八十回后的散稿，而且居然让他找到高鹗这样的“高级编辑”来给他整理补充，终于把一部支离破碎的旷古文学巨著“凑”完成了。金兆燕没有高鹗这样的水平，不能帮助吴敬梓把未完成稿增补成“全稿”，只能以现在这样的样子“勉强”问世。
可以设想，如果老天能够再给吴敬梓三五年时间，《儒林外史》这部书，哪怕它仍然比不上《红楼梦》，至少可以补上诗词，补上沈琼枝的最后结局，改得比今天的版本要更好一些。
《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讽刺、暴露小说，时代感都非常明显。尽管《儒林外史》写的是清代初年那个时代的“儒林”，但是结合今天新中国“学林”、“士林”中的教授、博导、专家、学者，本书中所描写的那些积弊、恶习，依旧充斥；不仅仅胸无点墨、只知道看上级脸色行事的党棍儿、官僚也在最高学府充任“领导”，许多不学无术的奸诈之徒,居然也以“学者”的面目出现，不但误人子弟，还骗财骗色。所有种种,难道不是中国“儒林”传统的发扬光大？因此，用今天的眼光来读清代的儒林怪相，是不是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
七、吴敬梓思想认识的局限性
《儒林外史》以讽刺、揭露读书人的虚伪、自私、奸诈为主题，批判他们追求功名富贵利禄，无可否认，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作者所要树立的正面形象呢，是什么？
从《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到第五十五回的“琴棋书画四大奇人”，作者都在歌颂“隐逸”；书中作为儒林三贤达的虞博士、庄绍光和杜少卿，也都是以“不作为”为其做人的行为准则。这就没有什么积极意义，而是只有消极意义了。
道家宣扬“遁世”，主张离开人世去修仙，妄想到达与世无争的“神仙”境界。佛家宣扬“出家”，主张进行个人的“修行”，以求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说白了，都是否定社会，逃避现实，只求个人安乐的思想表现，都是消极的态度。
只有儒家宣扬“出世”，主张“学以致用”，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着眼点是以自己的能力使国家富强、社会安定、人民幸福，是积极的态度。
因此，不能不看到：尽管读书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其主流思想是积极的。几千年来，有理想、有追求的正派读书人，大都以天下兴亡为己任。
尽管王冕和“琴棋书画四大奇人”的个人品质无可挑剔，他们对社会不会有危害性，但是对社会的发展，不具有安定促进的作用。试想，如果全国的读书人都以他们为榜样，只想独善其身，自得其乐，与世无争，社会会是个什么样子？
社会是由全体国民组成的，士农工商，良莠不齐，如果代表先进的“士”不在社会中起良好的模范作用，不出仕去管理社会，代表落后的黑恶势力必然会抬头。因此，作为儒家的“士”，必须在社会中起带头、领导作用。这不是某人个人的出路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安定和发展的问题。
但是，吴敬梓的时代，是封建皇帝统治的时代。一个读书人，不论你有多么高的学识和志向，你想参与社会的管理，就必须出仕做官。不说出仕做官必须学会做八股文那些次要的条件了，对吴敬梓和曹雪芹等追求清白地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来说，想要做官，第一个前提，必须心甘情愿地给皇帝做奴才，一切都要听皇上的，而号称“伟大、光荣、正确”的万岁爷，往往又昏聩而独裁，这就让曹雪芹和吴敬梓们所绝对做不到。其次还有一个必须和一帮庸人禄蠹和平共处甚至曲意奉承、同流合污，不然，即便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发挥。封建专制社会，要的是听话的奴才，排斥独立思考的人才。如果你坚持独立思考，一意孤行，还有被他们一口吃掉的危险。
由于吴敬梓个人的经历，造就他孤芳自赏的性格，一辈子远离政治。他藐视权贵、藐视富豪、藐视有钱没文化的暴发户，要他对皇上、对这些追求富贵的禄蠹们低头，简直比死还难。正因为如此，他虽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一无所有的困境，却连安徽巡抚保举他去赴博学鸿词科考试，也婉言谢绝了。他既不愿做官，也不会做官。他很明白，像自己这样的人，不出仕还可能过上几天消停的贫困生活，而一旦出仕，日子也许会过得好一些，如何结局，却很难想象了。因此，他宁可在亲友的接济下过贫困的生活，却把他的精力，全部贯注在《儒林外史》的创作上。不出仕，看起来是消极；把精力用于写作，则是另类的“积极”。——他写作不为职称，不为稿酬，只为一吐胸中块垒。有人说他写《儒林外史》是为了“劝世”，是希望儒林中人看了他的书以后会幡然悔悟，我看未必。吴敬梓对儒林的尔虞我诈已经看得很透彻，对当时社会的世态炎凉也不是漠然无知。他应该明白小说所能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有限得很，有限得很。
从思想境界来说，吴敬梓确实自视甚高，即便穷死了，他还是他那个士大夫阶层的一分子，甚至有“自恋”倾向。他的挥霍家财，不是没人劝阻，甚至被人痛骂。但是他依然我行我素。他不但把自己的形象化为杜少卿，并且把他树立为儒林楷模，以致所写的《儒林外史》，除了客观上起一个讽刺、揭露读书人的种种缺陷之外，全书所起的作用，却是在宣传消极遁世。这对他来说，是别无选择，是无可奈何。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客观地评价《儒林外史》，不但要看到它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具有消极的一面，而且是危害性很大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