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人的思维特征
思维决定行为。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
没有正确的思维方式，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行为；没有正确的思维方式，也不可能建立起正确的知识体系，更不可能产生科学。概而言之，中国之专制和愚昧，以及今日之种种异端，归根结底，是由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决定的。
因此，再说中国人是全世界的异类之前，先要搞清，中国人是如何思考的。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民相比，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和具有科学精神的西方人比较，有什么特点。即：中国人有怎样的思维特征。
根据我的思考，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可归结为四点：1，类比；2，联系；3，大局观；4，循环论证。不是说，这就是中式思维的全部了。而是，和别人、前人相同的看法，我就不重复了。例如，季羡林先生首先提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是综合的，西方人是分析的”。就是一个非常精辟的观点，已有很多人引用，并加以论述了。本文，就不再引述了，但这不说明我不认同这种观点，相反，对季老这一发现，我是完全支持的。季老的其他言论，我可不同意，否则，就犯了中国人“联系”的毛病。
为论证我的观点，写了三篇文章，分别是《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之一、二、三》，有关“循环论证”，由于，在《儒学何以看上去“博大精深”》中，已有不少文字，故，也不再赘述，免得多占篇幅浪费读者时间。
一．类比
如果说，思维方式是分析问题、探究真理的工具，那么，中国人最多运用、最得心应手的利器，无疑是类比。类比之多，随处可见。但，为了严谨，本文采用西方的归纳法，来列举并证实类比是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种。
第一位是孟子。所以如此，一者，因为孟子亚圣的地位；二者，儒学后生认为，孟子善辩；也有人说，孟子像愤青，对当世不满，爱发牢骚。三者，孟子“证明”的问题，是社会学中最根本的问题，即：性善与性恶。
孟子道：“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果然，这个“证明”也就作为儒学理论的基石，历千年而不倒。
孟子的“证明”毫无根据，本经不住推敲。水性与人性，有何关联？如孟子的“证明”是成立的，则“人性之恶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恶，水无有不下。……”也成立。如此，人性之善恶，依然是一个悬案，而不是宣判为“性善”的定案。但儒学体系恰恰是建立在“性善”论之上的，“性善”之论证，却如此草草。“性善”立不住，古往今来的儒学家，苦心经营的儒学大厦，岂不是千疮百孔的“烂尾楼”吗？
声明，此发现，我是从王小波那里，学的。王小波是否第一发现者，我没考证过。
第二位是庄子。庄子很逍遥，在他看来，最逍遥的莫过于天上的鲲鹏，“大鹏展翅，不知其几万里也”，和孙猴子一样，无法无天，无边无际。次一等，是水里的鱼。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条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和名家惠施在濠水岸边散步。庄子说：“你看，河里那些鯈鱼，舒鳍摆尾，多高兴啊。”惠施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庄子道：“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道：“我不是你，所以不了解你；你也不是鱼，本来也不了解鱼。”
孟子是一个人的独白，庄子和惠施则是两个人的舞蹈。当然，庄子和惠施之辩，远比孟子高明。孟子将“人性善”与“水就下”捆在一起，也不论行还是不行。惠施则反驳庄子：你不是鱼，怎么能知鱼？换言之，人和鱼是不可类比的。进一步，类比这种思维方式，是否可用，何处可用，值得研究。
有一段关于汤武革命的辩论，异常精彩。
《汉书儒林传 辕固生传》记载：
辕固，齐人也。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
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为〕何？”
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
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遂罢。
译为白话，如下：
辕固生是齐国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人。山东乃孔孟之乡、儒学发源地，所以，辕固是儒家一派的。
辕固对《诗经》很有研究，汉景帝时期，在朝廷当博士。
一天，辕固生和黄生，在汉景帝面前，争论上了。
黄生说：“商汤和周武，并不是奉什么天命，而是杀害夏桀和商纣的凶手。”
辕固说：“不对。夏桀和商纣，是有名的暴君，荒淫无度，祸乱天下，坏事做绝，人心失尽。民心皆归汤武，汤武替天行道，顺应民心而杀掉桀纣；人民不用强迫，自动归顺了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为帝王，不是受命是什么？”
黄生说：“破帽子，也该戴在头上；新鞋子，也只能穿在脚上——为什么？这是规矩。夏桀和商纣，虽不仁义，可毕竟是帝王；汤武再贤明，也是臣下。现在，人主有过错，臣下不是帮助他改正错误，而是因为他的过错杀死他，并取代他的位置面南而立，不是杀戮是什么？”
辕固说：“照你这么说，本朝高祖皇帝取代暴秦，反倒是错的了。”
本来，汉景帝在一边听着，眼见自己的祖宗高祖刘邦，也被扯上了。只好加进来，发表总结陈词。
汉景帝说：“没吃过马肝，不算没吃过肉；研究学术，不讨论汤武革命，不算是笨蛋。”
就此打住吧。
这是类比最为成功的思辨案例之一。也是最早对儒家所倡导的“革命”提出质疑的、颇具创见的思考。可惜，汉景帝之干涉，使之突然死亡，并且，再也没有继续下去。本文不关注讨论的问题，只关心讨论的思辨方式。不难看出，正方与反方，都极为巧妙地运用了类比，或者说“推己及人”、“推人及己”的换位思考方式。
黄生以帽子和鞋子作比，说明社会秩序之先验性、规定性和不可动摇。如果动摇，就是头上穿鞋子、脚上戴帽子，滑稽可笑。至此，辕固生被逼到了死角。不料，辕固生反戈一击，说：照你这么说，汉武帝倒是弑君篡位的乱臣贼子了？杀了一个回马枪。这杆枪，不是别的，也是类比。
“革命”之辩，因汉景帝而终止。有兴趣的，可以Step By Step，继续下去。
以上，算是第三位。
下一个，是董仲舒。都知道董仲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首创者，实际上，董仲舒还有一个很有新意的想法，借老天爷的势力来对抗皇权，此谓“天人合一”。当代人，把“天人合一”理解成环保主义，驴唇不对马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董仲舒的想法是，一方面，把天上的星宿和人间的秩序联系起来，证明天子是“天上最亮的星一颗”，而且，是恒星。另一方面，也借天象有异来规劝天子，既然你是天上的星星，那么，你的举止不当，就会引发天象的混乱，比如天狗蚀日、比如五星凌犯、比如流星坠落、比如彗星弥天等等。
“天人合一”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本文关心的；本文旨在说明，“天人合一”背后的思维方式，是类比。古人认为：人和人构成的社会，与星体以及星体排列而成的天象，有一种严格和牢不可破的对应关系。某人，文章写得好，是文曲星；要在古代，我可能就是文曲星。旁人见了，会另眼相看。某人当了皇帝，是紫微星下凡。
“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这是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写的。他继续写道：“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如此，可以这样设想，就是九天之上，有一个现实社会的克隆版。所谓天上人间，人间天上。天上是人间的翻版，人间是天界的下凡。
人间和天界之间的对应，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人间的风吹草动，都能从星象上看出来。反之，天界的异动，也一定是人世有了非分之举。要想天象正规，人们必须有所作为。
《后汉书·严光传》记了一个故事：刘秀当了皇帝，把少年同伴严子陵接到宫里，谈了一天。晚上，留严子陵同榻而眠。严子陵熟睡之后，把一只脚搭到刘秀肚子上。第二天，掌管天文的太史官上奏，说：昨夜客星犯御座甚急。光武帝笑着说：我和严子陵睡在一张床上，罢了。
汉光武帝和严子陵，是两个星座；两个星座之间的联系，是一只脚搭在另一个星座的肚子上。汉光武帝坐镇紫苑，星光灿烂；严子陵在皇帝肚子上动作，正应了客星凌犯。
李约瑟说：“天文与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不过，这种学术，并不是要观察星系和宇宙，也不是关注时间和空间，而是，以简单的类比思维，由天变推演人事。“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羽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
“天人合一”所反映之类比思维，并不是董仲舒一个人的，也不是只在汉代。秦汉隋唐，两宋明清，以儒学为看家学问的士大夫阶层，已将类比固化为一种既定的思维模式。士大夫阶级关于自然、社会、人伦道德和制度法律的思考和判断，无处不显现着“类比”的影子。
沿袭这一思维模式的下一个大人物是朱熹。朱熹的“理论”并无高明之处，思维模式也是类比。只是，朱熹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理。这个“理”，不是人世的，而是上天的；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不是多元的，而是唯一的；不是变化的，而是宇宙间唯一不变的根本。
在儒家学派看来，朱熹绝对是集大成者，对儒学之发扬光大立下大功一件。其实呢，朱熹之前的前辈们，在天和人之间，已经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系。欠缺的，是一个更高级、更空虚、不可证伪、更不可证实的概念，把“天人合一”的说辞装进去。
这个容器就是“理”。
天上有“理”，人间有“礼”；“理”是上天、自然、自古以来的大道，“礼”是人、社会、迄今为止的规矩。“理”统御一切，“礼”覆盖众生；朱熹说：万物莫不是一个理字；《论语》有言：非礼勿视、非礼勿闻、非礼勿言、非礼勿听。二程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朱熹说：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上天之“理”，是先于一切、统御一切、压倒一切的绝对真理。以此推理，社会之“礼”，不也应具有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地位吗？朱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就是想把“礼”的基础做扎实了吗？朱熹的用心，不过如此；以自然比附社会，由万物延伸至人类，人伦模拟物理，“礼”制模仿天“理”，其中心，不就是一个反复使用的类比吗？
如果说，“天人合一”有一点神秘性、高端、仅限于为儒学寻找理论基础、为皇权树立规矩的话，“家国同构”、小家大国、“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则是儒家学说组织上的保障，是深入每一个中国人血液中的、影响每一个人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重要观念。也是儒家学说虽然简陋不堪、错漏百出、却始终屹立不倒的唯一原因。可以说，“家国同构”的观念不破，儒家学说将永远不败。
国，是由无数个家庭组成的；家国家国，有了家才有国；国家国家，国，是我们共同的家。齐家治国，治家的理念和方法，也一并拿来，用于管理国家。家，是未来政治的试验场和人才培训基地；家之孝子，国之忠臣；家之栋梁，国之良将。“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如此看，“家国同构”，像是无可置疑。
家国同构的表面一致性，迷惑了所有人，使得我们轻易放弃了思考和追问，就信了。实际上，“家国同构”根本经不起推敲。略作分析，其大不同就露馅了。
家，是小规模的；国，是大规模的。一个组织，当规模发生变化的时候，其管理模式，必然随之变化。否则，管理就失效，组织将崩溃。此其一。
家，是基于血缘的，是封闭型社会组织；国，是非血缘的，是开放性社会组织。家，是熟人社会；国，则是一个陌生人构成的社会。熟人之间的交易规则，与陌生人之间的规则，能类比吗？
家，是利益共同体；国，是非利益共同体。家，由于规模小，彼此血缘紧密，使得家庭和家族，往往也是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即便如此，当家庭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难免出现利益纷争，如《红楼梦》里的容宁二府，利益显然是不一致的。国，则不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不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这就使得一个国家的不同种族、阶层和地域之间，有非常显著的利益冲突。利益一致性组织和利益不一致的组织，能类比吗？
最关键的，是家之权力制衡是隐含的、内置的；国，没有与家类似的制衡机制。没有内在制衡机制，却要实行“家”之管理，“家天下”岂不总是左支右绌、矛盾丛生吗？
家之内在制衡机制是什么？是血缘。“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显然，家的决策者是家长一人。传统家庭之家长，是很独裁的，说一不二，不容置疑和辩解。《红楼梦》里的贾政，对贾宝玉也是痛下狠手的，但是，再狠，贾宝玉也是他儿子；再狠，贾政也是有底线的，也不能真把贾宝玉打坏了、打残了，更不要说打死了。在此，贾政是独裁者，对抗独裁的，是贾宝玉身上流淌的贾家的血液。这是内在的、隐含的，无可更改的，同时，它也能最有效地制衡独裁家长。打死儿子的，不是没有，但要是和杀戮大臣如割草芥相比，则不可同时而语了。
国之独裁者，是皇帝。皇权至上，拿什么制衡皇权呢？除了大臣的屁股，就是脑袋了。秦始皇以来，无数大臣死在皇帝的权杖之下。所以，伴君如虎。仅朱元璋，就成万地屠杀大臣。他还有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清君侧”——不但为自己清，还为将来即位的建文帝清。有一次，建文帝劝他少干那些缺德事儿吧。朱元璋就把一个花椒树枝，扔地下，叫建文帝捡；建文帝一拿，刺儿扎手，缩手不捡了。朱元璋哈哈一笑说：孙子哎，你知道我为什么杀那么多大臣了吗？那是剔刺儿啊！为你，也为我。
家和国，看着很像，实际上，却有本质不同。“家国同构”是中国人国家观念的基石，是类比思维最广泛的应用之一，在我看来，也是谬误最大、遗毒最深的。家和国，是人作为家庭和社会分子须臾不可离的中心环节；在这一基本问题上，中国人深受儒家之影响，以“家国同构”为依据，试图由家及国构建一个人人满意的大同世界。结果是几度奋斗，几度失败；努力得越多，失败得越快；投入的越大，损失得越多。反思再三，难道不是“家国同构”这个根基有问题吗？要是“家国同构”立不住脚，难道不是类比思维有缺陷吗？
下一个问题更基本、更常见。
死，是人生的必然，是人生的必修课。没有一个人逃得过，没有一个人不得不随时面对它。中国人如何看待死亡呢？将生比死。一个人是如何活着的，他也将如何死着；生前享受什么，死后也享受什么。生前享受不到的，死后也要补上。
秦始皇兵马俑，最有代表。秦始皇几乎“把一切都带走”，地下所有，是其生前生活的再版。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必然是，秦始皇认为：死后，人将过和阳间一样的生活。他在阳间退位了，但还要在阴间上任。阴间的山川道路、宫殿车马、风花雪月和衣食住行，一样也不能少。阴阳映照，互相对称，只是隔着一层黄土。
秦始皇并非始作俑者，更早的曾侯乙墓葬，九鼎八簋，整整齐齐，和五星酒店自助餐的食器排列，一样。估计生前，曾侯也这么摆，也这么吃罢。形制巨大的青铜食器，无一不显摆着曾侯的霸气——通吃天下，是也。秦始皇之后，每一代帝王，也都是如此设计和建设自己的地下寝宫的。
帝王如此，老百姓也不例外。只是，老百姓没有皇帝的财力，不能来真的，就弄虚作假。房子、车马、细软、钱财珠宝，都是纸糊的。如今，有了创新。宝马汽车、别墅洋房、电视冰箱洗衣机，iphone、ipad、平板电脑，也都化作一股青烟，向阴间报到。阴间的生活，与时俱进，和人间等量齐观、并驾齐驱。
这是否源于中国人，生死类比的思维方式呢？窃以为是。
还要提到中医学中的“以形补形”。对中医及其理论，我没研究过；请教过人，但可能没找对人，也可能高人不愿意教我。所以，一直含糊着，不敢下结论。肯定有这么一回事，如人参长得有人形，就大补。至于，其思维逻辑是不是类比，我不能肯定。也许是，也许不是。像是，但不能妄断。
最后，必须说一说谐音。中国人有一种特异功能，变坏事为好事；所有的坏事，都能变成好事。比如，杯子碎了，说“岁岁（碎碎）平安”。其实，只碎了一个杯子，不是两个。碎了两个杯子，才好说“碎碎平安”。以后，要是打了杯子，再有人那么说，我就再打碎一个杯子：碎碎平安，好事成双。
蝙蝠有“蝠”气，所以，常常出现在各种吉祥图案中。私下里，没一个中国人喜欢蝙蝠。有的，估计都没见过蝙蝠；见了，必然吓得半死——蝙蝠的长相，可不是那么喜庆地。棺材，是升官发财。近年，有一种木雕非常流行：荷花上爬着一只螃蟹。初不解风景，经人指点，原来是“荷蟹”之谐音。荷花和螃蟹，和谐嘛！
以上，罗列了类比的几种表现。个数不是很多，但覆盖的范围，非常广泛。
下面，做个小结。
据我看，类比是一种易于理解的思维方式，但其科学性，大可质疑。换言之，类比作为一种论证方法基本是不可靠的。如孟子以水论性善，儒家之“家国同构”、“天人合一”，朱熹以“理”证“礼”，中国人将生比死等，都是经不起推敲，甚至是愚不可及的。辕固黄生之辩和庄子的知鱼之乐，也显示，类比很难证实或证伪某个问题。两个对辩，都是平手。
这不是说，类比完全不可用。在施加较为严格的条件下，类比是可用的。但是，条件是什么？如何拟定条件？严格的界限在哪儿，都是未定的。搞清了这些问题，类比才可能成为一种可行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这也是本文的另一个用意。第一个用意是说明：类比是中国人最频繁使用的思维方式。
2012年11月29日，22：00分
北京家中，星期四。
二. 联系
“联系”是一种思维方式吗？不是。但是，“联系”地看问题，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这么想、这么说，也这么做。我们生活在“联系”的世界中；“蝴蝶效应”，尽人皆知；我们几乎可以不假思索地“联系地看问题”，使得“联系”脱离了思维的范畴，落入下意识的领地。
换言之，比起思维方式，下意识地“联系”，更频繁，更自然，更不易察觉，也更得心应手。在《千万，不要联系地看问题》一文，我指出：“联系地看问题”，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中最大的麻烦制造者。无处不在无时不发挥作用的“联系”，使简单变复杂，明确变含糊，黑变白，正变误，失败变成功，或相反。总之，具有反转乾坤、颠倒是非的魔力。
比如,于洋和王晓理,在伦敦奥运会上消极比赛,该罚。但是，“联系”到他们是世界冠军，羽毛球队又大获全胜，就不了了之了。刘翔在伦敦装模作样，大演悲情戏，照例，也该有个说法。可是，“联系”到他在雅典奥运的辉煌，他在许多少男少女心目中的地位，也敷衍从事了。
可见，在中国，不能“联系”。一“联系”，就出问题。一“联系”，是非都颠倒了。
美国人，就不“联系”。至少，不瞎联系。伦敦奥运会上，中国女孩叶诗文得了游泳金牌，被兴奋剂检测机构严密监视，并被BBC等境外媒体质疑（中国媒体绝对不会质疑，也不敢质疑）：怎么一个小女孩，游得比男人都快呢？是不是吃了兴奋剂了啊。对此，中国人和中国媒体异口同声，说：外国人嫉妒，歧视中国和中国运动员。
几天之后，美国男篮比赛完了，当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科比，也被兴奋剂检测机构和媒体质疑，说他在第三节连中N个三分球，是不是吃错药了啊。科比并没有不高兴，美国人民和媒体，也没有不高兴。该检测检测，该打球打球。比起中国人来，简直就是没脾气。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和媒体说：这是歧视科比，是歧视美国运动员和美国。
同样的事情，美国人处理起来，一是一二是二。过去的归过去，现在的归现在。
再如，阿姆斯特朗，七届环法冠军，癌症患者，励志模范，又是慈善家。这么一个先进人物，在中国岂不大书特书、大树特树吗？不。美国反兴奋剂委员会，一根筋、认死理地追查阿姆斯特朗是否服了兴奋剂，历时近十年，访问了阿姆斯特朗德所有队友，写了1200多页的报告。只为了证明，阿姆斯特朗吃药了。这时，阿姆斯特朗已退役六年，早不骑自行车了。
新浪有关阿姆斯特朗被美国兴奋剂委员会检测出服用禁药，并被国际自联取消98年之后所有成绩的新闻下面，是允许评论的。其中，不乏阿姆斯特朗的中国“粉丝”，对于美国、对于国际自联的愤慨和不满。为了不失真，我复制几条挺阿姆斯特朗的。
这些官僚发神经了，阿姆斯特朗永远是英雄”回复支持
你吃伟哥，一晚上都不能来两次！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朗哥没事的。
想当年马家军不也是药罐子，EPO玩命地嗑？不过美国人没有体育总局那样顾全大局的领导，居然揭自己伤疤。
很多人吃了兴奋剂也得不了7冠王，何况还身患睾丸癌 …… 反正服用禁药是不对的 ，但是也不能抹杀!
以上所言，颇具中国特色。仅就最后一句来说，我们在绝对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可以修改为：阿姆斯特朗是吃了药了，不过，联系到很多人吃了兴奋剂，也得不了7冠王；再联系上阿姆斯特朗还身患睾丸癌，那就…….
美国人，要是也这么想，也这么联系的话，阿姆斯特朗吃兴奋剂，就复杂了。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情况，很可能发生。
但是，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是分析。所谓分析，就是把研究对象，从它所在的环境中，分离出来，就像今日中国拆迁中最后的“钉子户”，断水、断电、断路、断气，切断它和周围的一切联系，使它成为一座“孤岛”。不过，有一点千万注意，孤岛不能是死岛。切断孤岛与外界之联系，还要保障其功能不变、运行如旧如常。同时，切掉了“孤岛”之环境，也应保持恒定，和没切割“孤岛”之前，毫无二致。
西方人的思维，大抵如此。关注“联系”，但是，也能将研究对象，从环境中分离出来，聚焦于一点，以此为中心和界限，不及其余，即：个体与其所在的环境，是分开的，各自独立的。正如下落的苹果，要搞明白它为什么落地，首先要把苹果和风雨雷电、树木土壤、花园草地以及牛顿居住的乡间别墅，隔离开。再看，悬空的苹果是在何种外在因素影响下，坠落的。
中国人的思维，复杂得多。以中医为例，你若说心口疼。在老经验的中医看来，一定不是心脏的毛病。五脏与五行，有一个对应关系：肺属金、心属火、肝属木、脾属土、肾属水。五行相生相克，木生火，则肝藏血以济心；水克火，则肾水可以制约心火亢烈。现如今，心脏有问题，“联系”地看，一定是肝脏和肾脏有毛病；肝脏和肾脏有毛病，又是脾肺不济引起的。脾肺不济呢，又是心脏惹得祸。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到底哪有了问题呢，不知道。老中医看来，五脏六腑，没一样是正常的，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大儒治国，小儒治病。传统中国，学科不分，浑沌一气，使得“联系地看问题”不仅在中医界根深蒂固，就是一般大众、平常百姓，也是习惯性地“联系”。以我之见，可以归为：时间联系性、空间联系性和因果联系性三种。
先解释一下，“联系”在本文的含义。
“联系”是指两个事物之间互相关联、相互影响的一种状态。实际上，中国人“联系地看问题”时，“联系”并非字面意思，而隐含着“相关事物一致”的内涵。以刘翔事件为例。2004、2008和2012年的刘翔，不是一个刘翔，不能一概而论。可是，2012年，在伦敦作假演戏的刘翔，还被媒体赞誉有加，就是“联系”2004年的辉煌，是“时间一致”的，即：以前是好的，以后也是好的；以前是坏的，以后也好不了。前后一致，不变。
但，中国人暧昧，中国语言也暧昧，“联系”虽有“一致性”的默认值，可是，人们都不说破，也不用“一致性”替代“联系”。我也随俗，从众。
为此，我特地指出“联系”在本文的含义是什么，避免歧义，请读者注意。
1．时间联系性
在繁杂无序的自然和人类行为当中，时间是一条最清晰、最坚固的线性坐标。任何事件，都发生在一个特定时点上；时间之外，茫然无着。于是，时间就成为过去和现在、今天和未来之间当然的连接线。今天之一切，源自昨天；明天之所有，尽由今日。如此，“时间联系性”——下文，称为“时间联系主义”——时间联系主义，就有了一个解释历史、逃避现实的最妙武器：今天中国之恶，都是历史造成的；而要改变它，改好它，只好留待明日，和我、和当下无关。所谓：历史中发现问题，发展中解决问题。反正，是没今天什么事儿；反正，是没我什么事儿。
“时间联系主义”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啃老”——躺在祖宗的账本上，吃利息。开口闭口都是：五千年文明、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祖上的光荣、盛世的繁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根正苗红、革命事业接班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等，都在讲古老的故事，都在听动人的传说。
实际上，时间坐标上的任意两点，并没有任何联系。有，也不是必然联系。五千年历史，并不能成就今日辉煌；祖上荣光，也不意味着今日风光。老革命，可能会以反革命收场；反革命，也许会晚节流芳。
近读南岳先生《南渡北归》，弄清了一个史实。拿来，证明“时间联系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张自忠是抗日名将，是二战时期盟军阵亡的最高级将领，五星上将。为了纪念他为国捐躯，北京有一条路，以他命名。也因他后来抗日有功，其早期不光彩的历史，少有人提起了。不过，在我看来，张自忠早期的耻辱史，并不能抹煞其光辉；同样，他日后一战成仁、功勋卓著，也不能掩盖其劣迹。只是，在中国人的思维定式中，日后成大器者，幼年必有征兆，如司马光砸缸、曹冲称象，至于真龙天子出生前后之祥瑞，更是不可胜数了。
张自忠的劣迹，是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当时，主政北京的是国民党第29路军军长宋哲元，除去军职，宋哲元还是地方上的一把手，兼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两职，独揽北京、天津、河北和察哈尔两省两市军政大权。张自忠是宋手下得力干将，任三十八师师长和天津市市长，驻防天津附近小站、廊坊、马厂和大沽一带。
卢沟桥打响后，宋哲元在战与和之间摇摆，既摸不清日本人准备全面侵华之意图，也不听南京政府与日开战之命令。幻想私下与日本人讲和，以一己之力挽救华北危难，将中日从战争边缘拉回来。可是，弱者是没有计谋可言的。日本人早谋划好了，先煽动张自忠逼宫宋哲元，再利用更软骨头的汉奸，代替张自忠。
张自忠一介武夫，以为日本人看中了自己的能力。想借此机会上位，一举成为华北片的老大。于是，他违抗宋哲元命令其坚守天津的军令，擅自跑到北京宋哲元府上，和宋哲元说：有人说，委员长（宋哲元，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如果离开北平，日本人不会再打。宋哲元面色苍白，手书：本人离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交由张自忠接替。就这样，张自忠在日本人以及汉奸的诱惑下，脑子发热，逼走了宋哲元，当上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此时，二十九军已经败退，平津失守。没有军队当靠山，张自忠在委员长的位子上，岂能呆得住？8月18号，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宣布解散。委员长张自忠化了妆，灰溜溜地由北京至天津，乘船到烟台，再乘火车抵济南。蒋介石闻讯，指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将其扣押，解送南京。
之后的故事，人所共知，不再多言。
借这个史实，是要证明，“时间联系主义”，没什么根据。以前好，不代表以后好；以前坏，也不代表一直坏。反之，以后坏了，也不能证明以前就是坏的；以后好了，也不可以借以说明以前也是好的。有人会说：张自忠事件恰恰是“时间联系性”的证明，要不是他早期变节，也就不会有其日后之异常勇猛；其后来的战功和为国牺牲，正是要弥补早先的过错，是戴罪立功和赎罪，能说没有关系吗？
这正是我要解释的。
在“时间联系主义”的思维模式中，所谓“联系地看问题”，就是前后一致性。即：以前如何，以后也如何；以后如何了，以前也是那个样。这种思维带来的恶果是，一个人一好百好，找不出一点毛病；一个人一坏百坏，没有半点好处。张自忠事件，恰恰表明这种思维是毫无根据，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前后一致的人，并不多；不一致，反倒是正常的。张自忠只是前后反差太大的一个特例，而已。
2．空间联系性
空间联系性，有两大表现：第一，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你是坏蛋，则你的圈子也好不了，就像黑社会，没有一个好东西。株连九族，就是这种思维的集中表现。只要家族中的任何一个人，因错获罪，整个家族都要为此遭受惩罚，抄家灭族，斩草除根。
到了大明朝，株连更是登峰造极。邻居之间，也负有相互监督、揭发、告密、检举之职，人人自危，互为敌人。全社会笼罩在极度的恐惧之中，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别说什么创新和发展，命都难以自保！朱棣以“清君侧”为名打进南京之后，劝降学界首领、名士方孝孺，可惜，方孝孺不买他的帐，拒不称臣。朱棣就来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诛十族——九族之外，方孝孺的学生，也杀个精光。
九族以及方孝孺的学生，为什么获罪呢？有根据吗？没有。有的，就是他们和方孝孺认识、有联系。这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就成为他们的罪名，断送了“卿卿性命”。如果，不“联系地看问题”，把每个人当作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为自己、也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话，株连是不成立的，株连九族、十族，更是荒谬愚蠢透顶了。
这种思维绝迹了吗？没。
1959年的庐山，“会议开完之后，彭德怀从会场出来，没有一个人和他说过一句话，从庐山飞回北京的飞机上，除了自己的妻子、秘书、参谋以外，只有张爱萍一人表示不在乎，有的人宁可晚回北京也要等下一班。”为什么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彭德怀呢？因为，中国人特别爱“联系”，又特别地怕“联系”。
第二，人和事之间的联系。比起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将人和事联系起来，混为一体的思维模式更为普遍，危害也更大。人，是一个矛盾体，也是最易发生变化的。人都会犯错误，也会做坏事；也会有善心和善行。可是，人事一体的思维，将人截然地划分成好人和坏人，甚至不同的阶级。好人，就不会做坏事；坏人，也不会做好事。工人阶级，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就该成为领导阶级；资产阶级是剥削压迫工人的，坏话说尽，坏事做绝，必须推翻和打倒。
于是，在中国，肯定或否定一个人，都是全盘的，决不会是局部或是部分的。一个“坏人”，其言、其行，其学术、其思想，全都反动透顶，不可接受。言语、行为、学说、理论之对错，不在其自身，而在于它是谁说的、谁提倡的、谁证实和采用的。要是“坏人”或“敌人”用过的，则不经检验、直接放倒。“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全盘西化”、“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普世价值”，以及“五不搞”等等，都是这种思维的直接反应。
更有甚者，曰：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赞成；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也不想想，要是敌人聪明一点，将计就计，故意把他们厌恶的，当成他们热爱的，如垃圾；把他们热爱的，当成他们厌恶的，如生命和自由。怎么办？我们岂不是要上一大当吗？
若干年来，中国人就这么被洗脑，以为：凡是资产阶级的，都是大毒草；吃了，就会死人。其实，资本家的糖果，也是糖果，也是甜蜜蜜的。资本主义的苗，也是苗，也是开花结果的；社会主义的草，也是草，只能喂牛羊，不能饱胃肠。资产阶级的自由，也是人的自由，断不是奴才的枷锁。社会主义的专制，也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压迫，绝不是什么好玩艺儿。
群众也就罢了，毕竟认知能力有限。可是，知识分子群体，也是人、事不分的。
中国学术圈，有一种很搞笑的手法：不辩驳观点，而是先妖魔化对方。以妖魔化人品，替代学术讨论。最典型的是方舟子。方舟子在国内，揭了很多人的老底，使他们很不爽。于是，这些人就起来，攻击方。他们攻击方，不是说方舟子说错了什么，以证明自己的清白。而是，说方舟子人品不好，骗了谁谁的钱财，白得了哪个单位的好处，被哪个单位解聘了，蓄意报复等等。
这是啥手段？人事不分也。
人事不分，还有两种衍生类型。其一，人和单位不分；其二，人和职位不分。“宰相府里七品官”，是人和单位不分的代表。本是看门的，却因为在宰相府当差，俨然成了老爷。自己没本事，混了一个好单位，于是自我感觉良好。见人就说：我是北大的，我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我是清华的，我是国开行的等等。
有个笑话，能帮助我们体会一下这种人的心态。话说某公，名片上印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山西省委万荣县，书记厂长一肩挑，名字就叫王二蛋。
人和职位不分，更是中国特色。张厂长刘总裁李主席周总理毛教授，王总胡处刘院韩秘曹太尉高衙内等等。人，是次要的，职位是主要的，人是职位和职权的附属品。可是，有些人偏不以为然，把人们对职位、权柄、资源和利益之追逐，认为是对他个人之敬畏。在位时，宾客如云；下野后，门前冷落。并非人情淡漠，实乃权力之惑。但多少人，不解其宗。
3．因果联系性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没有无果之因，也无无因之果。但是，因果之天然联系，并不意味着因果具有必然的一致性。换言之，有了正确的过程，未必有正确的结局。反之，亦然。
现实是，中国人常常以结局之正确，反证过程之合理。“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逮住老鼠是结局，至于，是谁逮住的，如何逮住的，是自己抓住的，还是从他人手里掠夺的，在所不计了。更可怕的是，刑讯逼供。只要“犯罪分子”招了，认罪了，手段是否合法、是坐老虎凳、还是灌辣椒水，都全然不顾了。为什么？用结果反证手段，是其最重要、也是唯一的立足点。
因果一致性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成败论英雄”。其逻辑简单而荒谬：你说这个人，混蛋；他说，混蛋怎么会成功呢？你说刘邦是个流氓，他说流氓怎么会当了皇帝呢？你说朱元璋是个魔鬼，他说，魔鬼怎么能登上金銮殿呢？有人说，唐骏的文凭是造假的，他说，唐骏成功了，他不需要那个文凭，也能成功。我说，韩寒是个骗子，他说，即使他骗了，他也是成功的。
下面，引一段我和学生的对话。为保持原貌，标点，也没改。
我：我微博有关于韩寒,作假的文章,方舟子写的
Michelle：好吧，……其实，我是支持韩寒的
Michelle：虽然，我没读过他的书
Michelle：但是觉得他很个性哈~
我：所有的骗子都很有个性
我：是啊,所以,才叫你们看
我：很多年轻人,都被个性所迷惑.殊不知,那个骗子集团在背后数钱呢
Michelle：其实我觉得吧在这个年代里 即使韩寒是个骗子那他也是成功的
Michelle：他做到了成功的骗子
我：本人不敢苟同
Michelle：现在这个社会好多事情不久这样么其实手段和途径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大家看到这个人成功了
Michelle：这还蛮符合中国哲学的
我：如果这是贵Party的哲学
Michelle：这也是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觉得关系网很重要
Michelle：不仅仅是党了
Michelle：即使那些不是党员的普通老百姓不也主页觉得么
我：你要也是这么想
Michelle：不也这样觉得么
我：我就觉得可怕了
Michelle：有些事情我看清楚了不代表我会那么做嘛~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学生所言，令我大吃一惊。为了表示我的惊讶，我在其豪言上作了标记，都是黑体加下划线。
读者各位，请看仔细了。我们再一起分析一下子。
首先，“骗子不可怕，骗也不可怕”，怕的是自己不能成功；要是成功了，就是骗，也无关紧要了。“手段和途径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大家看到这个人成功了”。只要有一个成功的结果，可耻的过程，就可以被洗刷干净了，就不那么重要了。
再有，“这还蛮符合中国哲学的”这位学生上升到了哲学层次。在此，哲学是指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以结果反证手段。结果对了，一切就对了；过程等等，都无所谓了。
对这种逻辑，我不是不敢苟同，而是坚决反对、彻底厌恶的。
我有一个无懈可击的铁证，可证结果反证过程之荒谬。
如果有一个女人，因为暴徒强奸而怀孕了。且，生下的孩子，健康茁壮，还是一个天才。如此，难道那个强奸犯的暴行，就“不那么重要”了吗？就可以宽恕他对女人的侵害了吗？
可是，中国人总相信“成王败寇”。一个人胜了，其获胜手段，也就无可指责了。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如明永乐皇帝等。当代，则有毛泽东。多少人膜拜毛泽东啊，不为别的，只为毛是胜利者；多少人看不起蒋介石啊，因为，他丢掉了旧大陆。斯大林曾提醒毛泽东，和蒋介石隔江而治，毛泽东置之不理，百万雄师过大江，直接把蒋家赶到台湾岛上。49年建国后，毛泽东去莫斯科见斯大林，毛泽东对没有听斯大林的话表示歉意，斯大林答：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可见，以结果反证手段，也不限于中国人。只是，中国人程度更甚，而已。
事实是，程序比结果更重要。正确的程序，虽然，未必总能带来正确的结果。但是，尊重程序、按规则出牌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反之，置程序于不顾，只会导致心怀怪胎的阴谋家、铤而走险的野心家、嗜血成性的刽子手和唯利是图的奸商，肆无忌惮地追求个人利益，并将他人和公共利益弃之如敝屣。然后，再以不择手段得到的超额利润，制造舆论，收买人心，赎买灵魂，把黑钱洗白。
这就是当下中国的景象，也是结果反证手段思维方式之害。对此，国人当三思。
2012年12月29日，星期六
北京，望京家中
小雪大风，天气奇冷
据说是北京50年以来最冷的冬天
三. 大局观
“大局观”也不是一种思维方式，可是，它非常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也就是说，中国人看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都是从大处、宏观入手的，是自上而下、由远而近、由整体及局部的。古人如此，今人依然。
我们从两个维度论证，一个时间维，一个空间维。空间维的说法，不恰当，但找不到更适当的，暂时这样。有更好的，再更新。
从古诗开始。
唐代大诗人陈子昂，登幽州古台，写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中国是一个诗词国度，古往今来，有数不清的名诗佳作和数不清的大诗人。陈子昂及其登幽州，在诗词的历史上，可能说不上是最好的。不过，我以为在表现中国人的“大局观”上，最经典。
且看：
前不见古人——时间的河流，从哪儿发源？往昔不可追。
后不见来者——时间的长河，将流向何方？未来不可见。
念天地之悠悠——无限空间。
独怆然而涕下——聚焦个体。
不妨，闭上眼睛默想一下。陈子昂是否像一个高超的电影导演：先把镜头指向遥远的未来，然后，一步步地拉近，最后，一个特写，结局呈现。时间上，由远而近；空间上，由大而下；无限时空，只是一个场景，只是为唯一的焦点作铺垫。
不要以为这是特例。古诗中，如此手法，比比皆是。
柳宗元之名篇《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是否异曲同工？差异是，《江雪》只有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不明显。
再有，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白日与黄河，都远在天边，是远景。只有鹳雀楼和登楼之人，才是近景。空间之递进关系，非常明显。
更有甚者，李白之名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之源，在青藏高原念青唐古拉山，入海口在黄海，直线距离有三千公里之遥。白诗之意境，就像宇航员在外太空俯瞰地球一样，九曲黄河，尽收眼底。空间之宏阔浩瀚与无限扩张，令人惊叹。不过，不要忘记了人。人，还是焦点，是无限穹顶下的一个小黑点，而已。
诗画一体——中国画，和中国诗一样，都有“大局观”。只是，画是静态的，难以呈现时间维，也因此，其空间上的“大局观”更为显著。
以最有名的中国画《清明上河图》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作比——不是从技术角度比，我没那个能力。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张择端、描绘古都开封清明当天生活场景的一幅长卷。画面，从开封市郊外一望无际的田野，由远及近，逐步过渡到市中心——拱桥、河流、艢帆林立、车流如水、店铺繁多、买卖兴盛的场景。据统计，画中有人物五百余，牲畜五十余，船只、车、轿各二十余。其实，仅人物个数，就是一个谜。有人说，五百余；也有说，是八百余；还有说是一千六百余。后来，有一个人，在每一个人物上，放一米粒。然后，把米粒扫起来，一共是815人。应该说，这个数，比较可靠。
别说815人，就是五百余，让西方画家去画，一辈子也画不完。《最后的晚餐》算是巨作了，加上耶稣本人，也只有十三个人物。
如此比较，是想说明，在中西方画家眼里，人物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中国画，是在一个大局里，观察人物的。人物只是空间的一部分，很少的一部分，人，不能离开环境而存在。在一个宏大的背景里，人就很小。空间越大，人物越小，就像《清明上河图》一样。《清明上河图》一下子出场了八百多个人物，每个人物不过米粒大小，如此渺小，只能是环境的点缀。有人说，尽管小，每个人物活灵活现，什么笑的哭的发狂的抑郁的，都情态毕现，纯属扯淡。
西方画，不这样。西方的人物，是单独存在的。以蒙娜丽萨为代表，西方绘画中的人物，绝对是画作的焦点，也是全部。人物几乎占据了画面的全部，不是全部，也是绝大部分。尤其，油画是不留白的，所以，感觉到人物会从画面中溢出来。背景可有可无，有，也是模糊处理的。以照相类比，可见：中国画是风景片，镜头的焦点不在人物，而在风景，显然，视野要广阔的多；西方画是人物照，镜头的焦点在人物，而不在背景，视野自然要小很多。
“大局观”，绝不只在古诗和绘画中，也绝不是诗人和画家的专利。在历史的熏陶和现实的锻炼中，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大局意识。
识字的，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儒家学者，志向就更远大了，北宋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陈胜吴广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再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项羽看见秦始皇的仪仗，豪言：彼可取而代之。诗圣杜甫，在成都浣花溪边的秋风瑟瑟的草屋里，念念不忘：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饥寒交迫的草民，振臂一呼，依旧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古代如此，今人自不落后。
我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准备着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三年赶英五年超美”，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四个现代化、翻两番、小康，全面小康，直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哪一个也是大目标，哪一个也与系统性、全局性目标紧密相连。甚至，体育这种单纯的游戏和娱乐，也有“为国争光”、“中国好样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寓意。
文章，是思维方式的集中反映。先国际，后国内；由中央，到地方；从集体到个人，是中式文章的基本套路。这种模式，和电影镜头由远而近，异曲同工。名片上的每一个国人，也大抵如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山西省委万荣县，书记厂长一人兼，名字就叫王二旦”——这是一个笑话人物的名片。看了这个名片，据说，一直愁眉不展的某高层，面露微笑，自语道：中国特色。
最后，以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段文字，结束本文。
“粉碎了‘四人帮’，砸烂了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思想大解放，教育革命的船天到了！教育战线的广大教职员工，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拨乱反正，抓纲治教，形势大好，让我们在党的十一大路线的指引下，在神州九亿争飞跃的年代里，为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共同战斗，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需要说明，这段文字，可不是编的。它是1978年四川省大学中专招生办公室，给阅卷老师表彰信中的一段。
历史总容易被美化，即便是最近的历史。以此为据，一证明本文的观点，二映证历史上也有今天，也有和今天一样的事情发生过。
2013年1月28日星期一
北京，家中，望京。
四．循环论证
循环论证是中国式学术的“传家宝”，其中，精于此术者，自然是儒家的第一高手孔夫子了。《论语》中，有一段季路和孔子的对话：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意思是：
季路问孔子如何对待鬼神，孔子答：你还没有学会如何对待人，就别说对待鬼神的事儿。明摆着，孔子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鬼以及如何对待鬼，可，他就用这种“太极推手”，把季路打发了。
可是，季路是一个死心眼，也不看孔子的脸色，接着问：老师，我想再问问你有关死亡的含义。孔子的办法，一如既往，他轻描淡写地说：不知道什么是生，又怎么能知道死亡呢？
孔子这一掌，总算把季路打明白了——因为，之后，我们再没有见到季路问这种“愚蠢”的问题。不但如此，整个儒学历史上，再也没有人探讨有关死亡的命题了。所有儒学家，都盯着现在和现世，好像人是一种天然的存在，中国人既不关心“人”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人类的未来将向何处去，这种处世态度，直接的后果是双重的危害，一方面，它使得中国人缺乏宗教精神，因为，对死亡的探讨，必然超越人类的理性极限，而宗教的根据地，正是对人类理性的悖反。另一方面，它也摧残了中国人的科学精神，因为，对生命的探索，必然导致对人类起源的追索，这条线索，正是走向科学的必由之路。
所以，儒家在生死问题上，是空白。填补这一空白的，是佛教。佛说，我们出生之前，有前生；活在世上，是现世；死了之后，是往生。看，这才是真正的答案。回头再看孔夫子对季路的敷衍，是不是很低级和可笑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一点，孔子就做得不怎么样，“万世师表”，从何说起啊。
不可否认，世界万物，大概都有其对立面，如生与死、黑和白、聪明和愚蠢，美女和野兽——对事物对立面的了解和掌握，应该有助于对其自身的解剖，但是，“求反”并不是寻找问题答案的正确方法。正如，懂得了“生”，对“死”一样茫然；熟悉了男人，对女人同样的无知；看清了“白”，“黑”照样一团漆黑；找到了“物质”，“反物质”还是毫无踪影。所以，孔子的回答，只能算是耍小聪明，于寻找答案，毫无帮助。但，历来的儒学家们，却为此沾沾自喜。
要是我，我就这样问孔子：“你别管我懂不懂如何事人，我只想知道如何事鬼；你也别管我懂不懂什么是生，我只想知道死亡的意义是什么？”，把孔子逼到死角，看他作何反应呢？
孔子是循环论证的始作俑者，但并没有登峰造极，真正的珠穆朗玛是“五行生克”理论——这可是中华文明的一大法宝，有了它，中国人终于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了。
五行，是水火木金土，是古人观察到的自然事物。首先，人们发现了水和土之间的关系，即：土可以拦住水；此后，逐步创造出了五行相克理论，即：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再胜水，正好是一个循环。董仲舒调整了五行的次序，为：木火土金水，并在五行相克基础之上，演绎出了五行相生循环，这就是“比相生间相克”，即：相邻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和相间相克。
五行理论，一出世，就是有毛病的。如，金生水，怎么理解呢？古人用金属的盘子，放到月亮下面，不久，盘子里就会凝结一些水珠。这就是金生水。这个盘子，也叫承露盘。乾隆皇帝喝茶，要用露水泡。他就让40个宫女，每天用金属盘子，半夜三更在月亮地里承露。秋夜寒冷，草深风大，宫女们个个冻得身体发僵嘴唇发紫，只为了乾隆爷之“玉液琼浆”。乾隆真不愧为“五行理论”的大师。
盘子里的水，是空气中的水分子遇到金属冷凝之后，汇集而来的。不是“金生水”，而是金接水。由此可见，“五行理论”是靠不住的。儒学家可不管这一套。“信则有不信则无”，他们将五行理论，放之海内，万事万物，均归于五行。五色无味，五音五脏，东西南北中，酸甜苦辣咸，都在其中。
也有不合五行的，如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五行专家们，就增加了一个“四时”，作为四季之外的“季节”，以与“五行”相匹配。“五行”学者，要是知道赤道附近只有雨季和旱季，又该对“五行理论”作何技术处理呢？我想不出来。
“五行理论”内含的循环论证，将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彻底打入了死循环。“五行理论”对自然和社会的解释，看似天衣无缝完美无缺，实际上，则是原地打转，不能前进一步。就像一架钟摆，左右震荡，却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循环论证作为一种辩论技巧，有点儿用处，毕竟可以在口头上“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对事实之澄清、真理之探求，完全没有任何益处。
与循环论证不同，西方的演绎法，始终在追求一个唯一的起点——他们的逻辑不是“曲线”，而是“直线”，即：任何一个逻辑节点，在整个逻辑链中，只出现一次；最早的那个节点，就是逻辑起点，也就是所谓的终极真理。显然，这是一个异常艰苦的过程，“路漫漫兮”，遥遥无极。至今，西方人也没有找到这个逻辑起点，牛顿的“第一推动力”、笛卡尔“人性的光辉”，都是为填补“终极真理”的空白，做出的合理化解释。或者说，西方科学体系始终是不完美的，这个漏洞正出在其源头。
儒学没有漏洞，因为，它是一个自我满足的循环构造。
四合一，第一次将四部分合在一起。
2013年2月1日，15：00
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