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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孟京辉和廖一梅夫妇，是当下北京先锋文艺青年们心中，最鲜明的一面旗帜。这是我在前天晚上，保利剧院《柔软》话剧散场的时候，从身边走过的每一张年轻时尚的脸孔上，强烈地感受到的。我的同伴显然也有同样的感受，她同我说：你看见了吗，我们在这群人里，已经年纪偏大了。这让我不禁升起另一种疑问：这样满场的逼人青春，这部《柔软》，他们看到的，会是什么呢？
说起来相当落伍，除了廖一梅的《悲观主义的花朵》，我没看过她的其他作品，她编剧孟京辉执导的悲观主义前两部曲《恋爱的犀牛》和《琥珀》，我也因为自己对先锋二字的偏见和固执，从未亲临现场观看。《柔软》被廖一梅视为她的悲观主义终结篇，我想，是上帝让我跳过前两个剧，直接来观看这部《柔软》的，这让我在现场，能够在对廖孟作品几乎无知的状态中，像一张白纸一样，去感受。
先锋话剧，讲故事从来不是最重要的，嘿嘿，这也是我早年间不接受的原因之一，我曾经在九十年代中末期，被几场夸张空洞无病呻吟装X的先锋话剧彻底搞倒了胃口，从此见先锋二字就避而远之，宁愿翻来覆去看人艺不同版本的《雷雨》和《茶馆》。当然，事实的真相，或者并不是先锋本身，而是我从小受章回小说的荼毒，习惯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低俗阅读趣味也说不定哈。
既然先锋不屑于讲故事，那就得擅长提问和思辨，还有台词的漂亮与犀利。廖一梅的台词，有一种听觉的愉悦与机智。就像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有时候，语言的快感，超过了故事本身的享受。《柔软》的台词，一如既往地，当得起先锋话剧的标签。
《柔软》显然不只是来展示台词天赋的，一个性别倒错的年轻男子，执著地要切掉自己的阴茎，变成一个女人，廖一梅说了她不是要讲一个变性的故事，而是想要藉此去追问每个人对自己生命的不满。年轻男子相信自己一切痛苦的原因是他被生错了性别，只要他变成一个丰满、美丽的女人，他就能获得幸福；而为他主刀的女医生始终质疑这一点，因为她自己就美丽、丰满并不失智慧，但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全然失败。
台上的每个生命都充满失败和虚无，幸福的可能，是不是真的可以经由努力不懈的追求，就可以获得？
“沙漏正过来倒过去，还不都是一样的时间流逝？”——这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台词，它让我在倏然间，感受到徒劳的无意义，生命，来来去去不过都是个绵长悲剧。
香港演员詹瑞文在剧中，扮演男扮女装的老年妓女，我在观剧的过程里，不止一次击节赞叹：这个演员太棒了。整出戏，只有三个演员，詹瑞文扮演的异装癖老妓女，独角戏多，对话少，但是他一出场，你就觉得这个舞台被撑满了，我一点不夸张地觉得：他是这出戏里，最耀眼的那一个。如果说变性的男青年和女医生，是困惑的硬币的两面，那么这个名叫碧浪达夫人的男扮女装年老色衰的男人，才是铸造这块硬币本身的质地。
他是这个世界最真实的那一个，接受自己有阴茎，更接受自己原意穿女人衣服，他用劣质的化妆品打扮自己，理直气壮做三十年代的老妓女。他淡淡地问忧郁的男青年：你是要切掉你的“巴鸡”吗？在他看来，他是个男人，喜欢穿上女人的衣服取悦自己，他的性别和他的喜好，没什么不对劲，他也同样觉得，做女人和做男人，都不怎么样。他是真正意义上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因为这彻底的悲观，使他的生命生出一种高贵的力量。
他在出场的时候，调侃这个世界的一本正经：你们就算选对了父母、生对了公母、做对了功课、上对了学校、找对了老板、跑对了方向、算计对了别人、出对了名、挣对了钱、操对了部位，也可能爱错了人，放错了CD。
他说：我知道我准定是悲剧，我就没想从悲剧的架子上下来，你们还真别往下拉我。……我就觉得悲剧这队挺好，起码不用演高兴，没有比演高兴演正确更累的了。
他在剧里问台下每一个人：你们难道不偷偷地渴望能有这样的两个小时，卸下你们的面具，摆脱所谓的成功和正常，为所欲为，做一个真的自己，或者做一个幻想中的自己？你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你们真可怜！
这个碧浪达夫人，他替我们，站在台上，把我们假模假样装X的虚伪，一一抖落给每一个人，在他那里，没有什么是对或者错的，有的只是残酷的真实，你只觉得这人生，真是彻骨地冷……
演出结束后，同伴告诉我，这个角色有他的原型，是北京一个叫樊其辉的著名服装设计师，他每周的几个晚上，会在三里屯一个叫法雨的酒吧易装演出，唱一些二三十年代的老歌，但是上个月在家中上吊自杀了。当时她听到这个消息时，下意识地问哥们：他为什么自杀啊？那哥们不屑她的反应：这需要理由吗？
当然不用理由，当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悲观到不存丁点指望的时候，到底是做男人还是做女人，要一本正经还是下贱低俗？甚至活着，还是不活了，这一切的一切，理由是拿来做什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