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莫言与《红高粱》
红高粱作者：莫言一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余司令说：" 立住吧。" 奶奶就立住
了。奶奶对我父亲说：" 豆官，听你干爹的话。" 父亲没吱声，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躯，嗅着奶奶的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凉气逼人，他打了一个战。肚子咕噜噜响一阵。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 走，干儿。" 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绰绰，队伍的杂沓脚步声己响出很远。父亲眼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挡住他的视线，只闻队伍脚步声，不见队伍形和影。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衣角，双腿快速挪动。奶奶像岸愈离愈远，雾像海水愈近愈汹涌，父亲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条船舷。
莫言，原名管谟业，中国新一辈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自八十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虽然早期被归类为“寻根派”作家，但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见称，小说中总是充满进攻型的语言。例如成名作《红高粱》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但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其实正是演义着一段现代革命的历史。故事中那片广袤狂野的高粱地，也被描绘成一个把历史、传统、城乡纵横交错的辽阔炫丽空间。
在莫言的作品中，常常弥散着一种“东方神秘主义”氤氲，渗透着谜一般的古老宗教意识，整体上具有一种朦胧空灵的神秘之美。他在“坚硬的，冰冷的特异心理成份外边，施放上虚幻的、温暖的感觉的烟雾”，而使小说具有某种“怪味”，“作者远远地躲进云里雾里”而获得“某种更大的表现自由”。
莫言的名作之一《红高粱》虚构了一个源自作者童年的“高密东北乡”，叙述了高密先人在这片抗日热土上上演的一幕幕故事，可以说这整部作品深深植根于高密东北乡的民族土壤里，充满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诚然，高密东北乡对莫言及莫言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莫言在高密东北乡这个农村环境中生活过多年，其作品有很多是写农村生活的，所以把莫言归入“乡土作家”，应该还算恰当。莫言自己曾说：“所谓的乡土不是狭隘地认为是乡村，每一个作家的乡土是他所寄身于其中的地方，对王安忆来说乡土是上海，实际上每个作家都是乡土作家。”那么，对于莫言来说乡土就是指高密东北乡了，当然，这其中不单单指向于高密东北乡的农村环境，还有隐含在这块黑土地之中的民族自由与热情豪放的精神状态。莫言在《红高梁》中时时在向我们展示高密东北人骁勇血性的精神状态和狂野不羁的原始生命力，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民族“种”的退化的担忧，这又体现了当时“寻根文学”的某些特点，因此也有人把《红高梁》看作“寻根文学”的作品，这种归类也是合理的。莫言要寻的“根”恐怕就是指民族的“种”吧，而在作家心中，只有高密东北乡的先人们，才具备“种”的强健，由此也体现了莫言的“原乡”情结。每个作家都有其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环境特色，而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独特的文学风格，正是与地域、民族、时代等息息相关的，“小说的描写氛围大都具有传统文化的地域生活特点”，“寻根小说家们面对的是粗朴荒蛮的民族文化积淀、是绚丽的民风民俗、是神秘深邃的宗教、是充满文化悖论的浩瀚历史”，这些都为作家提供了最直接的生存体验，是作家创作的源泉。由此可见高密东北乡对莫言的重要意义，现在来看莫言写了大量的乡村题材的小说也就不足为怪了。高密东北乡先人的生存状态和民族精神在莫言的多部小说中都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这与莫言独特而深刻的乡村生活体验是分不开的，莫言将文学与生活紧紧地联系一起，使二者得到和谐的统一。
莫言的叙事特别注重感觉，以立体的感觉的方式展开体验和表述，构成整体的时空体验。《红高粱》基本上是以“我”的主观视角去展开叙述。这种以“我”的主观视角的方式展开叙事，便于展开叙述和描写，打通时空，自由而随意地抒写体验，形成一种倾诉的效果，也体现了莫言对近代中国社会以及传统中国文化的那种无可理喻的隔膜和距离。在具体的叙述中，作者或有意强化作品中人物的感觉，让作品中的人与物在自己的感觉中存在与行动；或刻意营造一种释放感觉的特殊氛围。莫言还将光、色、形、声、味、触、味等感觉和想象结合起来，将时间与空间、现实与幻想有机地揉合在一起，精确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红高粱》中写“我”父亲在伏击的路上看见王文义脸上的血：
他的腮上，有一股深蓝色的东西在流动。父亲伸手摸去，触了一下粘腻发烫的液体。父亲闻到了跟墨水河淤泥差不多、但比墨水河淤泥要新鲜得多的腥气。它压倒了薄荷的幽香，压倒了高粱的甘苦，它唤醒了父亲那越来越迫近的记忆，一线穿珠般地把墨水河淤泥、把高粱下的黑土、把永远死不了的过去和永远留不住的现在连系在起，有时候，万物都会吐出人血的味道。
一种血的嗅觉便将父亲的多种感觉引发出来，将他生活中的墨水河、高粱、黑土等联系在一起，将现实与过去有机地融合，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时空体验，准确地表达出了一个少年在去伏击的路上、在生与死这个过于沉重的考验即将到来前无比复杂的心理。
再如关于“我”奶奶死亡前的有些过于铺张的描述。在蓝天、白云、红高粱的辉映下，她看见“一群雪白的野鸽子，从高空中扑下来”，接着，借助于意识流手法，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从天上到地下，从过去到现在，来抒写这缤纷来临的一系列幻象，尤其是关于“红高粱”的幻象，“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歌颂了它们顽强的生命力。空间和时间以及描写视角的不断转换，较为准确地写出了“我”奶奶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莫言对这种故事式叙述模式的创造性运用，反映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启蒙和人性解放的话语倾向，以及传统中国文化对于启蒙的根本阻塞和对于人性的荒谬莫名。
文学风格与文化是密切相关的，作家生活在时代、民族和一定的地域中，不能不受时代、民族和地域的感染，这使作家的文学风格渗入了时代性和地域性，也体现了一种民族精神。在《红高粱》中，莫言构筑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与野性的乡土世界——高密东北乡，借助于这个地理文化的概念，对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生命和精神重新进行审视、认识和重构。《红高粱》写到了抗日，殖民侵略给高密东北乡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外敌信侵，家园沦丧，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来人“不知道打伏击是怎么一回事”的队伍去打日本人。作者在这里要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生活在东北高密乡这块黑土地的男男女女大多具有无拘无束的叛逆性格，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家乡，敢爱敢恨，同时亦保留着除暴安良、抗御外侮的坚韧不的拔的伟大生命潜能，这与东北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莫言笔下的女姓人物如《红高粱》中的“我奶奶”不是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她敢于悖逆传统的道德约束，显示出了生命力的高扬。同时，莫言也毫不避讳这些人物野蛮、丑陋与愚昧的一面。通过这些人物形象，作者对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进行了有力地审视、批判和表现。
另外，莫言的小说充分表现出了对传统审美方式、表现模式和悲剧美学原则的颠覆，大量运用反讽、黑色幽默等技巧，给人以新奇和丰富的审美意蕴。《红高粱》中的余占鳌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抗日英雄”，余占鳌的土匪习气，他“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莫言有意偏离了传统的正面典型人物的塑造方法和审美原则，而是让他们停留在真正的农民心态上，充满了生活原色，使之呈现出一个似乎是未经雕琢的人物原型。
《红高粱》是悲剧，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悲剧美学原则，不是为了激起人们的“悲悯”与“崇高”之感，而是借助于反讽和黑色幽默等技巧，将读者引入新鲜廓大的悲剧审美空间。借用“绞刑架下的幽默”这个名词来概括莫言这部小说的幽默特征是比较合适的。
反讽和调侃也是莫言最常用的手法之一，写到最惨烈处，往往笔峰一转，把读者带入一个貌似“尴尬”的境地，给人一个更广阔的想象世界和更复杂的感觉空间。如《红高粱》中写孙五剥罗汉大爷的人皮时的描写，“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蹿一蹿地龇出来”、“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
总之，莫言笔下的悲剧打破了统悲剧审美观念，开辟了民间表述的新境界，推动了民间表述的演进与发展。
语言风格是作者长期匠心独运的结晶，与时代、地域也有直接联系，也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趣味。莫言对于向来被看作内容附属的语言的大胆反拨，恰恰使他的审美趣味又高出一筹。他的这种追求提供了文学参与人类社会学、人类语言学的新契机。比如《红高梁》的整个语符系统就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审美范畴。从这一意蕴丰盛的系统出发，人们可以对《红高梁》整个故事进行多种审美理解，你可以说那一片“猩红”意味着战争的险恶残酷，也可以说它意味着战争的艰辛苦难，以及诸如人性本色、英雄气概等等。还有《红高粱》中的人物语言也极有特点，很多是粗话、脏话、野话、荤话、骂人话、调情话等粗俗污秽的乡村用语，听上去就像是一位农民在说话。这种在旁人看来近乎疯癫的语言，在小说的环境中却有一种独特的美感。这种突破是前所未有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发展史上,《红高粱》出现具有审美转型的深刻意义。作者以非理性，非逻辑的结构，用"虚构叙事"取代"亲历在场",用"酒色财气"颠覆"英雄崇拜",用"灵魂救赎"挑战"旧梦新知",并以强烈的艺术理性精神,宣告了革命英雄传奇神话的历史终结。
莫言的《红高粱》集传奇、地域风情、超人感觉三者于一体，运用了大量的现代主义文学技巧如象征、隐喻、暗示、借代等。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充满了象征和寓意，在多方位多层次的审美观照中给人以浓烈的享受，这也就体现了莫言的小说深受马尔克斯的影响。日本的藤井省三说：“莫言——中国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作为一名诚实的小说家，（他）采取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写出了充满时空感和生命感的世界。”莫言的朋友大江健三郎也说：“他的作品是拉丁美洲文学和中国文学融合在一起的非常优秀的文学。”
莫言不愧为中国的文学大师。他以诡谲多变的风格和冷漠、粗犷、精致而不乏华丽的描述给人以耳一新的陌生与惊奇之感，给人以悲剧的震撼之美。M·托马斯·英格教授就说：“莫言是世界级作家，可能是老舍、鲁迅以来最有前途的中国作家。” 他把中国不屈不饶的民族精神和中国的文化、心理、生命力等展现在世界面前，给了世界一个全新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