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来愈痛感自己沦为唯心的不可知论者,而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不唯物了。
如果真的唯物,那王毛仲之死肯定要归咎于唐玄宗李隆基之刻薄寡恩,为求皇位之稳固而诛杀功臣。无疑,皇帝向来是可共苦而不喜同甘的,人一阔脸就变,为此往往不惜辣手狠出,刘邦之对韩、彭,朱元璋之对众战友且不去说他,即使是好点的唐太宗李世民对魏征也不是死后算账么?对功臣最好的宋太祖赵匡胤,也不过是杯酒释了兵权,否则,还不知大家下场如何呢。
话说这王毛仲,打小便作李隆基的家奴,在未来的皇帝还正处少年也正险象环生时,常“挟弓矢为翼”,类似今天的贴身保镖。李隆基第一次起事诛杀中宗的韦后之所以异常顺利,王毛仲事先用心结交禁卫军头领功不可没;第二次在姑侄生死之战中,也是王毛仲以禁卫军司令的身份用心用力,才使李隆基轻易掀翻了太平公主。李隆基登上大宝后,王毛仲出将入相,做得也称职,甚至当监牧使,也连年丰收膘肥马壮。
只看这些,就让人对李隆基先贬即诛王毛仲摇头了。即使史书上列举了后者种种不法,也怀疑其不过系胜利者书写的历史,臣下甚或皇帝本人曲意的辩词罢了,难免不想起个个寡恩的皇帝,当然最相似的是雍正之对年羹尧。
但再细微想想,却又不敢肯定了。在强者与弱者之间,人们往往同情弱者,但人并非因其弱而常握真理,有时强者也自有苦衷也未可知,此其一也;其二,有唐一代,至少是前唐,是以开放包容为特征的,这种特征在李隆基开创的开元盛世达到顶峰,他并不像心胸狭窄的小人,就看他与杨贵妃的缠绵之恋,也不好就定他个无情无义。
最重要的是其三,李隆基对王毛仲一直并不薄却似乎并未打动他的心。诛韦后时,虽然王有事先下水磨功夫之功,但在生死决战当天,王毛仲却“避之不入”,躲了几天才跑出来露面,这不知确故,但不无骑墙之嫌,其后也并无天大的功劳或亮眼的功勋,而李隆基却信任并重用如故,一步步把一个家奴提拔为国家重臣:开府仪同三司(开元后仅四人得此高职)、兼殿中监、霍国公、内外闲厩监牧都使,两个夫人封国夫人,其老爹追封大都督,“恩宠莫二,委任斯崇”。但他也未免过于托大了,皇帝封其小毛孩五品,他却说封三品也不大;想当兵部尚书不成,怨言迭出;皇帝派中使宣旨,他却盛气凌人甚至谩骂不休。最要命的是他太喜欢结交军人,与一帮高级军官拉帮结派,最后发展到竟然擅自向人索要武器装备。当然,王毛仲并无确切的反迹,但问题在于,他要真有了造反的事实,李隆基即使不从龙椅上掉下来,还怎会有脸面继续做皇帝?
所以,对王毛仲之死,欧阳修只有12个字的评价:“毛仲小人,志得而骄,不足论已”。
当然,这评价,包括李隆基所下的贬谪王毛仲的诏旨,也未必可以全信。但事情的两种可能都存在着:一,王毛仲不该死,咎在玄宗,是强者在变,皇帝确实很坏;二,王毛仲确实该死,咎由自取,弱者也会变,皇帝所信用的本自小人。
皇帝未必就不遇小人。事实是,皇帝常常遇到小人,不然,也不会有如此之多的皇帝被臣子砍去好头颅。所以,皇帝喜欢诛杀臣子,有的是故意杀人,有的是防卫过当,有的却也是正当防卫。
但皇帝所信用的,到底是忠良或奸臣,或如何保证臣下的忠诚,似乎也并无规律逻辑可循,当然可以主观努力,但有时客观存在也并不以人的意义为转移,仿佛就是有命运藏于冥冥之中,不然也不会有忘恩负义之说了。故而,王毛仲该不该死,应该是个不好一概而论的历史疑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