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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深宜书卷， 风动伴莲香”，又到了每年八月书香上海的时候了。8月18日，上海书展文化讲坛名家新作系列讲座吸引了很多的听众，参加了几次上图讲座，很少看到很多听众是站着听讲的，而且是从头到尾。到底是什么话题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呢？本次讲座的主讲嘉宾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教授，携新书《知日的风景》与大家见面，话题就是“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日本”？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美学及文学批评史的教学和研究的教授，只因一段在日本九州大学担当客座教授，神户大学特任教授的经历，让他有机会近距离的透过人、事、物表象，辅之相关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深入剖析，探求表象之后的根源。在汪教授看来一个民族只有会将其最优秀的东西凝结成文化，所以不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就不能知其当下，就谈不上智慧的应对。所以在“哈日”、“仇日”、“媚日”等各种各样对待日本的态度中，他更认同用“知日”的说法，既知其当下，又知其历史，才能认清事情的本质。
据统计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近80万，是日本人数最多的外国人群。在更多的中国人眼中，两个国家是一衣带水的关系，同文同种，但这种地理上的相近并不代表着文化的趋同，反而会因太相近了，很容易照搬同理的思维方式而变得更加不易理解。日本处处可见中国痕迹，但仔细辨认又天差地远。中日两国自公元前一世纪的汉朝时候起，就开始了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两千多年以来，中日两国的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在古代基本上是中国文化影响了日本。古代日本文化主要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融合。汉字和汉文、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古代日本没有文字，利用汉字作音符来书写日本语言。日本最初的陶器是在奈良时代，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造的，采用了称为“奈良三彩”的白、绿、茶色的釉彩。古时中国的三弦乐器经由琉球（现在的冲绳）传来日本，这就是日本的三弦琴。中世纪的日本建筑，可分为和式建筑、唐式建筑、及天竺式建筑三大样式。而其中所谓的唐式建筑即是源于中国宋元一带的建筑样式，又以禅宗对日本的影响最大。故唐式建筑又称禅宗式建筑，禅宗按日语发音读作“Zen”，中国文化的传入不但丰富了日本的宗教文化，也使日本的各种艺术表现不论是建筑，庭园，传统茶道，都充斥着高度禅意，创造了一个空寂充满冥想的空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学西方，欧美文化，“脱亚入欧”，逐渐成为一个强国，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则开始深受日本的影响。单以语言文字的结果就会让我们惊叹。如：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皆是源自日本，并成为现代汉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听起来这倒是象“日文”。汪教授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后来看了日本报纸称“支那革命党孙文”，自今以后，变改称“革命”勿言造反。自甲午战争后，中国学生大批东渡日本留学，学习西洋文化，寻找救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秋瑾、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所以从中日文化这种相互影响贯通的历史来看，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更深入的了解这个邻居，知此知彼，无往才能不胜。
在汪教授看来，日本还是一个最热衷于探讨国民性的一个国家，不仅自己研究，也特别关注别人眼中的自己。什么最可以代表日本的国民性？在外国人眼中，日本人的性格“肤浅，平直，僵硬”，但实际上他们又是“敏感，细腻，多情”的。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南博的大作《日本人论》，文章高度概括了从明治维新到现代的几乎所有对日本国民性进行解释的著名作品，按照他的话说，与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的“他我”意识较其他民族更强，他们更在意他人目光中的自己。中国学者黄遵宪《日本国志》(1898)、戴季陶的《日本论》(1928)和周作人的《周作人论日本》(1944)等，则代表了中国研究日本人所持有的一些观点。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深入的揭示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菊”是日本皇室家徽，代表了和平；“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代表了武力。本尼迪克特的一句名言：“日本人一手捧刀一手持花，既注重礼仪又野蛮残者暴；既笃信佛教又崇尚杀伐；既狂妄自大又卑躬屈膝；既欺凌弱者又顺从强者，在对最强势屈服时，从来不落后于任何一个民族。”关于日本人性格的矛盾分裂，和辻哲郎在《风土》中也有表述：“丰富流露的情感在变化中悄然持续，而其持久过程中的每一变化的瞬间又含有突发性；这种活跃的的情感在反抗中易于沉溺于气馁，在突发的激昂之后又静藏着一种聚起的谛观。这就是深沉而又激情、好战而又恬淡。”除了历史与学者的观点，汪教授还以一部电影《楢山节考》来更进一步的说明这种行为背后的文化含义，说的是信州山中从来有一种“参拜楢山神”的习俗，规定年过70的老者都要由家人送入楢山等死，谁到年龄不死，并还牙口好、身体壮，会被认为可耻。这在大多数国家看来无法思议的事情，在日本确因“弃老”的传统而变得不那么残酷，这与他们重视家庭的行为又显得格格不入。三岛由纪夫说过：“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反常的”。
“知日者智”，做为本场讲座的题目，并不是说知日的人会更睿智，在我看来，而是以睿智的眼光来看待日本，亦正亦反，更深入的透过历史文化去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举止，冷静而又客观的知晓我们身边这个矛盾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