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接同仁发来的讣告，云:著名语言学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德春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2011年7月30日21时在上海逝世。获此噩耗，我对王德春教授的辞世深表哀痛。为了怀念王教授，现将王教授生前对研究生教育的口述（参见：《语言教育新概念---海内外学者访谈录》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郑新民）发表在此，以示对先生的深切哀悼。
“四位一体”指导研究生模式
□人物介绍：王德春
王德春，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中国修辞学会会长、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副会长、上海语文学会副会长。学术成就名震中外。著作有《现代语言学研究》、《词汇学研究》、《修辞学探索》、《语言学教程》、《语体略论》、《现代修辞学》、《语言学概论》、《社会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语言学通论》、《多角度研究语言》、《语体学》、《汉英谚语文化》等；主编的论著、词典有《外国现代修辞学概况》、《大学修辞学》、《修辞学词典》、《汉语国俗词典》、《汉语修辞词典》、《英语习惯搭配词典》、《新惯用语词典》、《ProjectEnglish》、《新世纪对外汉语系列教材》等；有译著多部，主编期刊、丛刊、论文集、丛书多部，发表论文300余篇。先后创立国俗语义学、言语环境学、信息修辞学、建构语言学、微观语言学、社会心理语言学、建构主义外语教学论等新学科。1978年起开始从事研究生、高级访问学者等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工作，先后到大陆各地，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日本、德国、美国等地讲学。
认识王德春教授绝对是一种缘分。我刚到语言研究院工作的时候，办公室设在上外5号楼的6楼，因为房间有异味，承校领导照顾，让我搬到5号楼5楼的517房间。起先，我并不知道我的邻居就是王教授，只知道每周一和周二的上午，有位老教授都来对面的会议室，给学生讲课，组织学生探讨。后来一打听，这位长者原来就是鼎鼎有名的王德春教授！
得益于毗邻之便，我有机会与王教授进行了多次的交谈。王教授告诉我，他出生在南京，自幼喜好书法，从读小学开始，他每天早上起来后，一定要写一篇大楷和一篇小楷。王教授说他学习毛笔经历过了临摹，模仿，衍变等几个阶段，有了衍变之后还要细细地琢磨，然后慢慢地出神入化，最终形成独具一格的自由体。王教授还说，由于他的父母过世比较早，他在16岁的时候就进入社会工作，17岁的时候就当上了南京市的人民代表，做了很多的街坊工作，实际上是社会工作，比方说，学生运动，各种政治运动，他都积极地参与。王教授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南京市举行反美爱国的示威大游行，有十万人参加了大游行，王教授是当时的主席团成员，而且是游行的总领队。王教授还说，当人民代表使得他有到各地方去开会的机会，让他有机会体验到许多事情，培养他勤于独立思考的习惯，并善于对问题提出独自看法的能力。王教授说，他拥护新社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政府的各种政策，从来不违法，但他有他自己的独立思考，绝对不盲从。王教授的这些早期社会阅历对于他后来从事语言学研究，如何跟领导交往，同事相处，如何指导研究生等都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帮助。
作者访谈过王教授的几位博士生，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导师始终以“学问重于学位”的信念深刻地影响并塑造着他们的感受。在不断地引导研究生学习成长的过程中，王教授自然而然的随机开悟，孜孜不倦的循循善导，严格有方的治学规范，循序渐进的研讨方法，科学有序的论文指导等给予了研究生们一个比较严谨、完整的学术训练。
□提要
2008年暮秋的一个下午，王教授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我的采访，话题是从如何理解做研究开始的。在王教授看来，做研究有三条标准：一是要有基本功，二是对文献要融会贯通，批判吸收，三是从语料出发，分析提炼，得出理论。王教授设置他的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课程经历过了定位—实践—改革—提升—再实践—再提升的演变过程，最终他将该方向的博士学位课程分成三种类型，一是现代理论语言学，二是现代应用语言学，三是现代语言学的边缘学科。这种分类便于教学和研讨，所有的理论问题都可以放在理论语言学里研讨，将语言学理论应用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就放在现代应用语言学里解决，如遇到语言学本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则整合其他边缘学科来探究。除授课之外，王教授每周还在课内组织研究生坚持开展学术研讨，其目的有五个，一是培养研究生吸收信息的能力，二是增强他们交流信息的能力，三是提高他们捕捉信息的能力，四是训练他们的辩论技巧，五是锻炼他们即席自由发言的胆量。王教授悉心指导研究生撰写论文，他十分尊重学生的研究兴趣，鼓励学生根据他们的基础和社会的需要来选定研究课题，而不是事先预设或随意选择。王教授认为，研究语言学不能只研究语言结构体系、词汇和语法，还应该注意研究它的社会功能。要研究好语言如何起到调节个体间，人际间，民族间，跨文化间等的功能，王教授鼓励研究生们要多参加学术活动，包括国内外有关的学术会议等，同时还包括教学实践等活动。最后，王教授还结合他个人的研究体会，阐述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哲学观对于能够恰到好处地选择研究方法，客观地分析和阐释语料，凝练科学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教授在其30余年的研究生教学生涯中，摸索并总结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指导模式，即“学位课程－学术研讨－论文指导－学术活动”四位一体的模式。经过王教授模式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在教学与科研工作岗位上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由王德春现象可见，为了更有效地提高教学指导水平，无论是在什么样层次的教育过程中，教师/导师信念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研究生教育层次更应如此。
□ 访谈
问：王教授，久慕大名，知道您在语言学领域科研成就硕果累累，也听说了您在培养研究生方面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今天主要想就如何科学有效地培养研究生，使其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做出具有一定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这一话题向您讨教。
答：我想先谈一谈我对研究的看法。拿一篇论文或是一本书来看，有三个标准：第一就是要有基本功；第二就是对外国人或其他人讲的东西要融会贯通；第三是从语料出发，得出理论。讲到语料，我认为第一是基本功的语料，关于语言学的最基本的东西，词汇、语法、修辞，语音是怎么一回事。这个遍地都是，只要你注意就是。还有就是素材。比如我们讲话，包括我们现在的讲话，都是言语交际，里面有很多值得分析的语言学问题。第二，就是广泛吸收，批判继承。我举一个例子，“文革”的时候，上海市规定每一种外文报刊，比方说英语的Linguistics或者Sociolinguistics，整个上海市只能订一本，规定存放在这五个单位中的一个：或社会科学院，或复旦大学，或华东师范大学，或上海外国语大学，或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编制了一个总目录，馆际之间可以互借。然后我就通过我们的图书馆借，不管这本杂志在哪个单位里，我都借来认真阅读。当时是“文革”，大家都在闹革命，没有人有空看专业书，我就借来看，是用批判和分析的眼光来看的。第三就是理出头绪，提出自己的思想。由于有“文革”期间的大量“输入”，在“文革”结束不久后的1977年，我就在全市做了一场有关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的报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问：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感悟总结出这三个层面的呢？
答：我刚才讲的是对一篇文章的要求。首先要有扎实的基本功。所谓基本功就是最基本的东西，比方说做平面几何，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三角形三角之和等于180°，平行线不能交叉。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你一定要会，如果你连这个都不会，就不要解几何题了。回到语言学里来,语言是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的体系，连词汇和语法都不懂，如何谈研究语言学？！再者，就是对现实语料的收集。在实际言语交际里，看书也好，读报也好，聊天也好，其实都是在收集语料。最后一点，就是如何批判性地吸收古今中外的成果，通过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想法。
问：达到这个境界，您感觉您自己走了多久？
答：实际上，我刚开始做研究工作的时候，也是慢慢地摸索，慢慢地感悟，慢慢地朝这个方向努力。我的特点就是不跟人走，但是我尊重每一个人的每一项的科研成果，哪怕是点滴的成果我都很尊重。我不盲目跟风，我用我的研究思路来研究自己想要研究的东西。
问：看来您一直使用这种的认知思维来指导自己的学习和科研，您是否也使用这种的认知思维来指导学生呢？
答：对的。
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指导硕士生，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指导博士生的？
答：我是从1978年开始带硕士生的，到今年正好是三十周年了。我是上外的第一批硕导。当时有两个专业：英语语言与文学和语言学。我开始带博士生是1986年的事儿，当时我们的语言学博士点是全国最早的两个博士点之一。上外是我，广外是桂诗春教授。
问：我想具体地了解：1978年，“文革”刚结束，百废待新，什么资料都没有，您是怎么样白手起家的？中间您在指导方式上都有哪些变革？而现在的指导模式又是什么样子的？
答：如果从带硕士生来说，的确是白手起家的，从头搞起。但如果从我的学科的知识面来说，绝不是白手起家。我刚才讲过，“文革”这十年，我一直都在学习，没有停止过，于是有了相当的学养积累。1978年在制定培养研究生计划时，我在培养模式上有这么几个层次的定位：第一是学位课程，即开设语音学、音位学、词汇学、语义学、语法学、修辞学、语用学、现代语言学和文字学等。我把这些课程定为硕士研究生的最基本课程，这是因为本科生阶段，特别是外语专业的本科生，学生的主要精力是用来学习外语实践课，掌握英语或俄语基本技能，没有很多时间来学习语言学理论。所以到了硕士层次，这些理论课要补上。
后来我带博士生了，在前面所讲的课程基础上，我把课程提升到三个类型上面来。第一个类型就是现代理论语言学，第二个类型就是现代应用语言学，第三个类型则是现代语言学的边缘学科。所有的理论问题放在理论语言学里；语言学理论用在方方面面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就叫做应用语言学，比如编词典，叫词典学；做翻译，叫翻译学；搞语言教学，就是外语教学论，这些都用在实践中的。还有一些语言学本身不能解决的，借助边缘的其他学科来解决的，就是研究边缘学科，譬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社会心理语言学。
经过如此的演变，这三大类型的课程已经成为我所指导的研究生必修的学位课程。刚才讲的是关于学位课程的设置。第二个是学术研讨。早在1978年的时候，我就开始主持研究生每周学术研讨，参加我们学术研讨活动最多的时候每次有四、五十人，在沪高校中有复旦的、交大的、师大的研究生导师来参加，研究生就更不用说了。
问：您利用什么样的时间来举行这样的学术研讨？研讨的目的是什么？
答：学术研讨就在课内时间开展，而且每周都坚持。学术研讨的目的是：第一，培养研究生吸收信息的能力。搞科研，一定要有综合别人信息的能力。第二，交流信息的能力，有了互相的交流才能所促进。第三，捕捉信息的能力。你听到了有关信息之后，能不能把有价值的信息捕捉住。第四，辩论的能力。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学术方面进行讨论。第五，自由即席发言的能力。你要学会如何进行自由发言，而不是回家之后写好讲稿，然后照着讲稿念。这些能力是要通过有系统地来培养，并不是每个研究生本来就会的，而是应该营造学术氛围。
问：我们都知道硕、博士学位论文是培养研究生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检验研究生治学水平和学术创新能力的重要尺度，而学术规范和原创性则是学位论文的生命线。所以专家学者都把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的过程当作接受一个比较严谨、完整的学术训练的过程。您在这个方面是怎么做的？
答：这正是我想要讲到的第三个问题。我认为学位论文不应该是命题作文，而应该是由学生自己根据他们的兴趣，根据他们的基础，根据社会的需要。自己选择，不是预定，也不是随意选择，而是根据他听学位课程，听研讨会之后的心得体会，然后从酝酿研究的范围到确定论题，详细提纲，再到论文。
我指导他们的过程也就是他们在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学术论文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持续进行的，一直到毕业。
问：除以上三点之外，您是否鼓励您的学生们跟外界多接触？
答：是的，这正是我带研究生的第四个特点。我坚持鼓励他们参加其他的学术活动，譬如国内外有关学术的活动，学术研讨的活动，当然还包括教学实践的活动等。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我始终认为，上述四大点要充分地结合起来，因为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只做好某一方面是不够的。如果你不听学位课程，就没有理论基础。如果你只是研讨，而不写论文，你就没有自己深刻的认识，就算是有，也只是比较肤浅的，因为你只是泛泛而论。所以我说，这几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整体。
问：您是如何帮助研究生来安排时间的呢？
答：研究生有三年的学习时间。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我是这样安排的，一年半学学位课程，一年半写论文。第四个学期是过渡：继续学位课程，同时开题写论文。因此，实际上是两年学位课程，两年写论文，因为它们有交叉。论文写完、答辩以后，仍要参加学术研讨。对于每一个研究生来说，学术研讨实际上是进行了三年。不管你是一年级、二年级，还是三年级，你都一定要参加。参加不仅是自己学习，同时也是互相学习，所以一定要参加。也就是说，学生来到这里以后，学两年的学位课程，三年的学术研讨，两年的学位论文。研究生是不能随便回家去的，一定要在这里学习，每周都要向我汇报。
问：王教授，刚才您谈起指导研究生的经验，您情绪激昂，如数家珍。三十年对于一个学者进行学术研究，传道、授业和解惑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您这一路走过来，有颇多的体会、感慨和收获。您给我们展示的模式就是一个明证。我很想知道，您是不是也走过一些弯路？您是否也借鉴了他人的模式？您现在的这种模式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是不是一种基本的模式？
答：应该说上述模式大部分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但是我不是在黑暗中摸索出来的。我有自己搞研究的一套思路，我就将这套思路转而应用到培养研究生上来。在这个基础上，我开始制定出一个雏形，然后逐渐地修改。
比方说，学位课程，每一年我都会把一些新的东西增加进去，有时甚至是每次课都在增加。我今天讲的课，可能昨天的思考问题就加进去了。内容增加了，但课程体系基本上没动。因为我的课程体系基本覆盖了现代语言学。不管是新出现了一个语用学，还是认知语言学，都在我的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之内。我只要把它整合进去就好了。另外一点，我对其他学者的东西，我刚刚也讲到了，一般都是尊重的，哪怕是一点一滴的东西，我都很尊重。当然我不会盲从。我告诉我的研究生要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至于其他人如何指导研究生的，我的确不太了解。
问：您在前面的谈话中提到，参加您主持的学术研讨，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人之众。这些人有可能是您的学生，有可能是外校的教师。那么您觉得您的这种模式是否在他们中间流传开来？
答：有的。比方说，1978年以来就有很多人来，我刚刚讲了。回去之后也照着做的，包括我的学生。比方说，何刚，现在是华东师大的博士生导师，他就组织他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进行学术研讨。再比方说，上海大学的冯奇、谢之君，他们也在用我的模式，而且他们派学生到我这里来学习我的模式。当时，我不是有意识的，他们也不是有意识的，都是很自然的，他们就在这里听，觉得很好，然后就这样做了。是不是完全做的像我这样的，那就不一定。我这儿整整坚持了三十年的学术研讨，没有间断过。
这里我想说明的是，由于每个院校，每个系所的学术环境不一样，每一个人指导的方法也不一样，我不能论长短。因为我的方法仅是一得之见，比较适合我，但不一定就能适合别人。
问：您三十年如一日地诲人不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信念让您能做到风雨无阻、雷打不动？
答：如果说具体的信念的话，我们师生关系处的很好。我要为学生的得益考虑，因为他们读硕士、读博士不容易。虽然有个别的人带有功利的思想来读学位的，但大部分人还是想在学术上得到提高。我作为老师，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也就是说，对他们严格要求，帮助他们达到他们的愿望。这是一个动力。现在我很充实，我星期一、星期二两个整天跟他们在一起，建立了很和谐的，很密切的师生关系。他们也很关心我。从大的方面讲，我觉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要建设好，实际上靠每一个人扎实的工作。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做好，这个社会就发达了。这就是我的信念。
问：王教授，您的言谈中不含有闪烁之词，都是很真诚朴实的话语。我想知道您的家人，或者您以前的老师是否在您的生活和教学方面对您有比较大的影响？
问：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我想是我的生活经历锻炼了我。我16岁就进入社会，17岁当上南京市的人民代表。当时南京是特别市，也就是直辖市，我做了很多社会工作。我到各个地方去开会活动，见识也就多了起来，正、反面的经验都有。我为人处事比较低调，不喜欢多说自己的事。
问：您以前从事许多社会工作的经验对于您后来从事研究和指导学生，在方法上有什么样的帮助？
答：这个问题问的好。我举个例子来说吧。语言除了结构体系、词汇和语法之外，还有它的社会功能。一般来说，语言是交际工具，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我提出，语言具有调节功能，调节个体的行为，调节人际之间的，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语言调节师生关系，调节个体和群体的关系。甚至可以调节民族之间的关系，即跨文化之间的交际。调节人和机器的关系：自然语言处理。语言起着调节的功能，而这些功能里最主要的是调节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调节好了，整个社会就会和谐发展。这就是我的理论之一。我就是用这些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同时也用来指导教学。
问：您提出的这种理论显得很有特色。这是不是跟您早期从事大量的社会活动，并从中梳理出自己深刻的体会有关？
答：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人在一起，应该讲平等，就是说在进行言语交际时，要懂得调节相互之间的关系。调节好了，双方的关系就会和谐。如果一个学校里面，师生关系和谐了，领导和教职员工之间的关系和谐了，这个学校肯定进步。如果关系不和谐，政策无论多正确，也没用处。大家相互内耗，我看不起你，你看不起我，什么事情也做不好。
问：所言极是。您所在的这个集体有什么样的学风和工作作风呢？
答：我提出我们的学风和工作作风有六个字：实干、团结、高效。实干就是扎实的工作，每一个人都要扎扎实实的工作，不是星期一、星期二来应付我一下，星期三以后就不管了。你回去之后要扎实的工作。因为要汇报，你不可能不工作。要完成我的作业，你也不可能不工作。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工作。团结就是相互之间要和谐相处。以别人的成果感到高兴，相互团结合作，共同完成学习任务。高效就是在实干的前提下，在团结和谐的工作氛围中，工作效率要高，学习效率要高。这是我每年都跟新生讲的工作作风。
我跟学生们说，你自己的努力是成功的一半，如果营造一个好的小环境，在这个集体之中，大家团结合作，和谐相处，这就增加了30%。剩下的20%可能就是学校在学习上给你提供的条件，上海市提供的待遇，国家提供给你的政策等。这只不过是20%，即使你没有这20%，自己掌握了80%，胜利就已经在望了，何况这20％不可能没有。所以，我们有信心会搞好学习和研究。
问：您刚刚讲到您指导硕、博士生的几个环节是缺一不可的，即星期一、二是您在指导，在这几个环节间不断地循环。请问，学生们是不是还要修学校规定的一些课程？
答：有的。那就是政治课和外语课了。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自由选修课，都是按照研究生部的要求来办理的，是他们自愿选修的。
问：从您刚才所说的这些看来，您不但在课程设置上有独特的地方，就是在课程安排的时间上也是比较灵活的。我还想知道您使用什么样的理念来指导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
答：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们先把刚才讲的星期一、二这四个单元时间是怎么进行的回顾一下。星期一上午是学术研讨，不计范围，只要是语言学的，都可以研讨，个人发言，大家讨论。星期二上午是论文汇报。星期一下午和星期二下午我分别给一、二年级的学生上学位课。这是这两天的安排，也就是说所有的课程都是在这两天之内进行的。我的指导也主要是这两天之内面对面进行的。当然，课后我们还可以使用电话，或是电子邮件来交流。
现在谈一谈关于论文指导的问题。从第三学期开始，我要叫他们酝酿论文的范围，对哪个范围感兴趣？对语法感兴趣？对词汇感兴趣呢？对社会语言学感兴趣？还是对心理语言学感兴趣？这个范围要大体上得到确定。大的范围确定之后，还要慢慢缩小，要有研究的聚焦点。从中国社会现状中去研究，选择一个比较具体的课题，深入进去。我会让学生每一次向我做具体的汇报。汇报之后，我指导他应该从哪些方面去研究。到了二年级的下学期，范围和题目都确定了，大体的思路也有了，然后就进行开题报告，我给他具体的指导。
问：王教授，请允许我插问一句……一个学生首先选择范围，然后您跟他交流，再给他指导，让这个范围缩小到比较适合他去做，最后到选题的时候，是您帮他定呢，还是凭学生自己的兴趣来定？
答：不是由我来定的。我从来没有命题作文。学生也不是一开始就定好题目。一开始是酝酿范围，接着形成大体的思路，题目是自然形成的。
问：有时候学生自己没有意识到写离题了，您是怎么帮助他的？
答：有他们的每一次汇报呀。汇报之后，我都做小结。我会指出哪里对，哪里不对。错误的东西，就要改。我的任务就是明确告诉他对不对。如果大体方向是对的话，我会指导学生应该如何修正，如何调整。比如，我会明确告诉他，某一章节的重点在哪里，要怎么展开等，这些我都会进行具体的指导。学生回去之后再进行调节。
问：这种调节需要一段时间，有时候是比较痛苦的过程。如此看来，您对他们是步步紧相随，能够清晰地了解到他们的思维和困难，以及他们经过再思考后的调节状况。那么，您用什么样的信念来指导学生进行这种批判、吸收，然后自己进行消化后的创新？
答：我的信念是，我看重的不在于他对现有文献的综述及评论，尽管这是需要的。我的重点是要他有自己的思想，每篇文章都要有自己的观点。不管你根据什么，综述了什么，评论了之后，都应该要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你的观点是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产生的，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年你的想法要有语料来证明。也就是说，要收集大量的语料来证明你自己的思想。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合理，你的论文才会有新意。
问：您如何指导学生对不同的思想和理论进行批判的？使用什么样的语气，比较苛刻的，还是比较委婉的？为什么？
王：我的观点很明确，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要明确讲，但是语气是很委婉的。让被批判的人听了之后，心服口服。我告诉学生们，我们要讲道理，而且道理是很明确的。
我平时的言语是很平和的，甚至比学生自己讨论时还要平和。学生们有时候争的面红耳赤，而我是心平气和地跟他们讲。但是道理很明确，是非很明确。应该怎么做也是很明确的。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一般都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问：在国外，大部分领域的博士学位,都统称为哲学博士，即所谓的Ph.D.。也就是说，哲学博士并非专指哲学专业的博士,其中包括教育领域、计算机科学、自然科学、甚至工程专业的获得者。哲学博士学位是一种理论研究的学位，是培养终身从事创造性活动和研究的研究者。因此，研究生一定会使用某种哲学的观点来思考和指导自己的研究。您是用什么样的信念，什么样的哲学观来指导学生的？
答：对于这个问题，我的态度很明确，即主要的方法论指导是唯物辩证法。用辩证的观点看待问题。比方说，有的学术思想说语言是按照人的基因来复制的。这是不对的，这个跟人类基因没关系，跟生物学没关系。语言是社会现象。语言是根据社会的交际需要，根据人类交流思想的需要产生的，跟人的基因没关系。再比方说，有人提出认知语言学是从经验主义看问题的。我说不对，这是经验主义的思想。我们的认知，感性认知是初级阶段，理性认知、抽象的认知是高级阶段。认知不可能停留在经验上。
问：您刚刚讲了一个是批判，一个是吸收。关于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您是怎么样引导学生用不同的角度，比如，社会、行为、语言、心理、政治、文化等角度看问题？有的研究生喜欢贪大，想从尽可能多的角度看问题。其结果可能是越看越清晰，但也可能是越看越混沌，越复杂。那么，您是如何引导您的学生在研究方法上恰如其分地选择切实可行的呢？
答：具体的方法要根据他们研究的任务和对象来决定。我不具体规定，但总的方法要正确。方法论上必须多角度地研究语言，究竟从什么角度，则根据研究的任务确定。
问：这一总的方法论究竟是指哪一层面上的方法？
王：当然是指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有许多分支，比方说，逻辑学，它有形式逻辑，有数理逻辑，有辩证逻辑，我们要用辩证逻辑指导形式逻辑，诸如此类。我是主张多角度研究语言，我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多角度研究语言》。也就是说，你可以研究语言体系，就是大家公认的词汇语法；你可以研究言语活动，我们现在正在做访谈的言语交际就是言语活动；你可以研究大脑的言语机制、心理机制、神经机制、认知机制等；你也可以研究计算机信息处理；你还可以研究翻译和文字，汉字也好，拉丁字母也好；你可以研究话语，就是一篇一篇的文章。这些不同的领域是相互联系的。比如，言语活动肯定和我们的言语机制有关系。言语内化之后才能外化，大脑里先有内部言语才能外化。所以，要对学生进行普遍的指导，要让他们看到各个领域之间普遍的联系。是一种牵一发动全身的研究，不可能单刀直入的只研究某一个问题。因此，我要求学生明确所研究的课题在整个语言学中的地位，所产生的作用，以及与其他点的关系。
问：比如说，您的学生在文献综述这个章节中，通过批判和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框架，同时他也找到了一个研究的空当，即所谓的gap,或者是说找到了研究问题。接着他要在方法论这一环节中，从哲学的层面来寻找最佳方法来解答问题。您在指导研究生时，是否让您的学生意识到方法论是十分重要的？
答：方法论是很重要的，但是研究语言最重要的是语料，最重要的是语言实践。不管你使用什么样的理论，包括唯物辩证法，如果不符合社会言语实践，你就不对。所以，关键是看你有没有使用语料来证明。
问：根据您的说法，研究方法基本上定了，问题也有了，现在就是说，如果要产生某种理论，就要看语料是不是能支撑它。您是怎么样指导学生去选合适的语料来证明理论是对与否的？有时候学生所选的语料并不具有典型性的，您又是如何引导学生去解决这个问题？
王：我把我的科研工作分成三线。第三线是有意无意间随时随地在做的，因为语料无所不在。我们讲的那么长一段话，如果你根据录音分析可能有很多实际使用语言的状况，用哪些词，有没有语误等。第二线工作是大脑里面整理的工作：酝酿、思考、然后打腹稿。第一线的工作就是提到日程上来的，我要写篇论文，我要做个报告，我要讲堂课。这三线工作同时在做，互相推进。因为我们有了第三线的广泛的语料，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语料酝酿，进行大量的思考。思考的时候，你会把这些语料联系起来。相同点在什么地方，不同点在什么地方，有没有规律性的东西。如果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在第二线就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也就是说胸有成竹。然后，一旦需要，我就提到第一线去研究，得到正确的结论。这三线的工作是互相推进的。
我不主张命题作文，应该从收集语料开始，应该从第三线开始。关于这一点，我是反复跟大家讲的，是搞科研都必须要遵守的。分了三线之后，你要从第三线工作到第二线，再到第一线，不是突然来个第一线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那个语料很自然的就在我大脑里思考好了，哪些是典型的，哪些是相关的，哪些是没有用的，哪些是有价值的，都现成了。
问：您是如何指导研究生建立在语料证明的方法上进行理论升华的？
答：我说过，学生写每一章要做三个汇报，题目汇报，汇报以后，大家讨论，集思广益。然后我进行点评，告诉学生应该怎么写，理论上强调什么，实际上要用什么语料证明。接着就是告诉学生怎么改。每一次都很明确，然后由学生去修改。第二次、第三次的汇报再根据学生的前次汇报循环，这样螺旋式地循环着，到最后理论就出来了。
问：无论我们的洞察力有多深，但毕竟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有所局限的。您是如何指导，或者说是如何引导学生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研究的？是否坦然地将自己研究中的不足说出来，让后续研究知道我们的研究都有哪些局限和不足？
答：第一，我把他们所有的汇报都认为是阶段性的成果，从来没有告诉他们说这是最后的结论。而且我认为科学没有终审法庭，没有最后真理。所有的绝对真理都是相对真理的长河。即使你做的再好，也是你阶段性的成果。对整个的科学来讲，只是沧海一粟。所以要有思想准备，不要过高地估计自己。第二，在每篇论文的末尾要指出这篇论文的不足，因为时间，因为论题的关系，来不及做，以后应该怎么样做。第三，我的观点是学问重于学位。问题主要不是在于你写了一篇论文得到博士学位，而在于你经过三年的学习之后能不能学到学问，能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能不能有所进步。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学问重于学位》。如果你掌握不到真学问，你就是白学了。“学问重于学位“这个信念，我一开始就要学生们牢牢记住。
问：您能不能说一说有关参考文献的问题？其实，就是研究生要求读哪些书的问题。哪些书是您推荐给他们读的？哪些是他们自己做文献时需要的？您在这方面跟他们进行了什么样的沟通？
答：关于读什么样的书，我从来不特别指定的，包括入学考试，更不指定你要读我的书。
我指导读书只指导几个类型的书：第一，有指导性的书，比如，这一门学科的经典著作，对你的学问有指导作用的。第二，有针对性的，与你研究的课题有关的。第三，采取语料的。比如，你看一本小说，可以采取语料的。分门别类的告诉他，然后举例子，哪一类是经典书，哪一类是针对书，哪一类在你的研究过程中对你是有帮助的，哪一类仅仅是采取语料的。然后你自己去选书，我从来不去选。
我告诉你哪一类书应该怎么看，做个总的指导。至于具体的要看什么书，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不同阶段也不一样。今天和明天也不一样。
问：刚才讲了一些具体的流程、模式和一些哲学思考等。不知道您对学生是否在文字基本功方面有什么要求？要求学生用外语撰写，还是用汉语撰写？
答：一般我主张用汉语写。我考虑学术方面的论文，如果学生语言的能力达不到表达学术思想的地步，使用他不娴熟的语言来写，会妨碍他有深度地表达。既然你用本族语写，你应该在语感、熟练程度上符合现代汉语的规范，符合科学论文的规范。尽可能地符合规范，但是我不要求学生搞学术八股。你应该在符合群体共同的文风的基础上，符合整个学术规范的基础上，有你个人的风格。不要张三写的跟李四的一样，只是换了几个名词，那样不行，你要有你的风格，你可以充分发挥你的作用。再者，在每一次学术研讨的时候，除了讲内容之外，包括对行文，甚至个别的措辞我都指导。
问：您觉得现在的学生总体水平如何？
答：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我觉得扩招之后，学生的整体质量有所下降。有些学生有功利主义。应该引起重视。
问：这就是为什么您经常告诫学生“学问重于学位”？
答：对的，我经常说的。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不要太功利主义。
问：您对想考研的青年们有什么寄语吗？如果他们要来考，要在哪些方面做充分的准备呢？
答：实际上我们研究生部已经做的很好了。第一，学校规定要有10%的科研分，就是你做了哪些科学研究。第二，重视口试的质量。口试不能照本宣科，快速敏捷的反应能力很受重视。第三，考试课程规定合理。我们的制度还是能够选拔到比较好的学生。我们欢迎有志于学问的青年来考。
问：您刚才的话很清晰地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研究生导师培养研究生的整个运作过程图。我还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您的学生送出去评审学位论文得到什么样的评价呢？
答：我的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作为专著出版的比例很高。有的学生毕业一两年就出版了，有的过几年也出版了。原因有几种，一是他们研究的是普通语言学的理论，不是具体地研究哪一个外语的词语；第二，他们是用汉语写的，无需再花时间翻译自己的文章。第三，他们写的深度和实用性都具备了，所以出版的概率就会高一些。
问：也就是说，通过您的精心指导，研究生的综合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和提高。您对他们从事未来的研究是否有信心？
答：总的来说，通过我的指导，学生本人的基础肯定有提高。从毕业生的反馈来看，我的学生在学术界都有一定的影响。他们能言善辩。参加学术讨论的时候，能够自由表达思想，即兴发言。从开设的课程来看，他们有独立讲课的能力。从担任的职务来看，他们有较好的社交能力。也就是说，他们都不仅仅是教实践课的教师了，而是能够从事理论研究的语言学者了。
问：您对未来有什么展望吗？您对自己的这个模式还有什么新的思考吗？
答：我希望把我们已经培养的，大概一百多人，包括硕士和博士，能够形成一个很自然的、松散的语言学的研究网络，没有组织，不选领导，能自由进行学术交流。我想利用明年校庆的机会，把从1978年以来的历届学生中的一些有代表性的人请回来，开展学术交流。尽管大家总的是研究语言学，但具体的方向不一样的，可以互相补充。
问：您的最后一席话意味深远。我的理解是，学生们即使是毕业了，您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将求学期间养成的好作风、好方法、好习惯、尤其是科学研讨的习惯长期保持下去。毕业仅仅意味着研究生阶段接受一个比较严谨、完整的学术训练的过程的结束，而真正具有挑战意义的科研学术生涯才刚刚开始。
王：完全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