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文化新编 吴越文化

、吴越文化简介

吴越包含春秋时的越国和吴国,吴越文化指各个历史阶段在该地区内存在发展的文化。吴越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起源于夏、商、周时期,包括今浙江、江苏、上海、安徽南部及福建北部等长三角地区,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所以又称江南文化。

春秋时期,吴国由太湖地区东进,定都姑苏(苏州),越国定都于会稽(绍兴),两国之间战争不断,先是越国战败称臣,最终,越国又复国灭了吴国。吴越争霸时期,是吴越文化融合与发展的重要时期,最终形成了两国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族群相同的文化特征。六朝时期(公元220——581),吴越文化中心主要在宁镇一带,唐末,钱塘人钱鏐(公元853——932)建立吴越国,定都杭州,杭州成为吴越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重要中心。公元978年,统治吴越地区达百年之久的吴越国纳土归宋,杭州仍不失“东南第一州”之美誉。南宋时(公元1127——1279),赵宋王朝又把杭州作为国都一百多年,吴越文化迎来了与其它外来文化大融合时期。

南宋直至明清时期,吴越文化愈发向文弱、精致的方向发展。随着工商实业的萌芽,吴越文化除阴柔、精细之外,又平添了消费特征和奢华之习。到清康乾盛世,苏、杭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其间不论是经济、科技、教育,还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都成为这一文化走向高峰并在全国领先的标示,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二、吴越文化共同特征

经古籍记载和考古证实,可以看出吴越的相同特征:一是稻作文化相同,由于气候地理都适于稻作生长,水稻种植都成为吴越的主业;二是淡水养殖业相同,由于地处水乡泽国,有得天独厚的渔业资源,渔业就成了吴越的经济重要行业。历史学家指出:“真正的淡水养殖业,大概起源于春秋时的吴越”。三是制造工艺相同,吴越都制造几何印文陶器。从近年出土的“夫差自乍其元用剑”(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和“越王勾践自乍用剑”(现藏湖北省博物馆),其制作工艺水平和风格特征均无多大差别;四是语言相同,吴越古语都是讲越语,吴语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而来;五是习俗相同,如《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太伯、仲雍二人本荆蛮”后“文身断发”,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也有“文身断发,批草莱而邑焉”的记载。这种习俗固然与图腾崇拜有关,也反映出吴越先民的审美意识。另外,在葬俗上,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是吴越地区相同的埋葬方式。

三、吴越文化典型代表

1、吴越史前文明

跨湖桥文化遗址——杭州萧山“跨湖桥人类遗址”坐落于湘湖之滨,距今约8000年,发掘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世界上最早的漆弓;中国最早的草药罐;中国最早的慢轮制陶技术;中国最早的水平踞织机;中国最早用于蒸煮的器皿——甑;江南地区最早的家猪饲养和栽培稻种植等重大发现。跨湖桥遗址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4年12月,“跨湖桥文化”正式命名,2006年5月,跨湖桥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跨湖桥人在古湘湖之滨生活了近千年之久,他们以骨器、木器、石器为生产工具,靠农业、采集、渔猎支撑基本生活繁衍,制作各种精致陶器作为生活器皿,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已经出现了崇火拜日的思想观念。古跨湖桥人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一段无比灿烂的杭州史前文明。

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经测定,最下层的年代为7000年前。通过发掘,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近7000件,全面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建筑、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是我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马家浜文化遗址——在环太湖地区,南至钱塘江,西抵茅山;北边可达长江北岸一带。年代约为距今7000~6000年。马家浜文化遗址在距嘉兴市区7.5公里的南湖区城南街道马家浜村,1959年发现,当时由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省博物馆等6个单位组成考古队进行发掘,1977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学术讨论会上确认以马家浜遗址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代表,并正式定名。

良渚文化遗址——位于杭州余杭区良渚镇。距今约4700~5300年,先后延续达千年之久,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聚居的地方。出土的石器有镰、镞、矛、穿孔斧、穿孔刀等,磨制精致,特别是石犁和耘田器的使用,说明当时已进入犁耕阶段。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采用轮制,器形规则,圈足器居多,用镂孔、竹节纹、弦纹装饰,也有彩绘。玉器发现很多,有璧、琮、璜、环、珠等,大部分出土于墓葬中。与良渚遗址同类型的遗址,在长江下游的苏南,直至钱塘江以北的平原地区,分布较广,考古学界统称为“良渚文化”。考古学界认为“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源头”。

2、吴越争霸

东周时期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春秋指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现象和“诸侯争霸”的局面。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是春秋时期最后两位霸主。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攻越失败,夫差即吴王位,夫差励精图治,两年后打败越国,吴王没有听从大臣伍子胥灭越的劝说,接受了越王勾践降吴为奴的请求,勾践在吴国受尽屈辱,三年后归国,他“卧薪尝胆”,在文种和范蠡辅佐下,制定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国策,计划用20年时间报仇,并采纳范蠡的美人计,把西施献于吴王。在此期间,吴王放松对越国戒备,一心北伐,打败北方陈、鲁、齐等多个国家,当他即将成为“中国霸主”之际,越国趁吴国北征国内空虚之时而大举伐吴,最终灭了吴国。勾践乘胜北征,横行于江淮大地,于齐、晋诸国会盟于徐州,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

3、吴越复国

唐帝国灭亡后,东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动荡时期。被北方帝国统治数百年后,吴越民族重获独立。吴越国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之一,由钱镠所建,都城为杭州。强盛时拥有十三州疆域,约为现今浙江全省、江苏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吴越国共有五位君主。从公元886年开始,钱氏家族在这一地区保持了近百年的统治。钱氏父子鼓励农耕、修筑水坝、兴佛重教。在当时东亚各国中,吴越国是国运最长久,人民最安宁,经济最繁荣的国家。

4、江南佛国

东亚佛教在晚唐帝国时期曾遭受致命性的打击。唐武宗“会昌灭佛”,使得佛教在北方几近铲除。然而至今我们都能在吴越地区看到大量同一时期的佛像、佛塔,如:灵隐寺、净慈寺、六和塔、保俶塔等。原来,钱氏家族的尊佛重教使得佛教南下,并在吴越国境内重新兴盛起来,仅杭州一带地区就先后建了三百多个寺院,使吴越成为著名的“江南佛国”。

5、东南第一州

杭州在隋代撤县建州,唐朝时已发展成为东南重要繁华城市,白居易在《忆江南》诗中有“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的佳句。吴越国时,作为吴越国首都,城市发展建设迅速,北宋年间,梅挚知杭州赴任,宋仁宗皇帝作诗《赐梅挚出守杭州》,开头有“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两句,梅挚到杭州后,在吴山建堂,名为“有美堂”,由欧阳修撰记,刻石碑于堂上,自此,杭州有了“东南第一州”美誉。

6、天堂之城

北宋时就有人称赞杭州是“万物富庶,地上天宫”;南宋诗人范成大《吴郡志》中谚曰:“上有天堂地下苏杭”,后来此谚语变成“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元代,西欧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赞誉杭州为:“最华贵美丽的天堂之城”。

7、杭州西湖

杭州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方,它以其秀丽的湖光山色和众多的名胜古迹而闻名中外,是我国著名的旅游胜地。西湖南北长3.3公里,东西宽2.8公里。苏堤和白堤将湖面分成里湖、外湖、岳湖、西里湖和小南湖五个部分。1985年被选为“全国十大风景名胜”。西湖古称“钱塘湖”,古代诗人苏轼就对它评价道:“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故又名“西子湖”。

8、人物代表

勾践——古称“句践”(约公元前520年-前465年),大禹后裔,春秋末期越国的君主,越王允常之子,因“卧薪尝胆”而名垂千古。

夫差——春秋末期吴国国君。吴王阖闾之子。他继父登位之初,励精图治,大败勾践,使吴国达到鼎盛。在位后期,生活奢华无度,对外穷兵黩武,开凿世界历史上第一条大型运河——邗沟,屡次北上与齐晋争锋。黄池之会,勾践趁虚攻吴,吴国一蹶不振。前473年,勾践灭吴,夫差自缢。

范蠡——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后人尊称“商圣”,民间奉为财神。他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乃我国儒商之鼻祖。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西施——西施原名施夷光,春秋末期出生于浙江诸暨苎萝村(今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天生丽质,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中的“沉鱼”,讲的是西施浣沙的经典传说。她为越王复国做出了很大牺牲和贡献。

欧冶子——春秋战国时期越国人,是我国古代铸剑的鼻祖。欧冶子铸造的一系列赫赫青铜名剑,冠绝华夏。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争霸战争中,显示了无穷威力与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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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春秋吴国军事思想家,曾率领吴国军队大破楚国军队,占领了楚的国都郢城,几乎灭亡楚国。其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

钱鏐——字具美,杭州临安人,吴越国开创者(公元853——932)。少年时曾为私盐贩,后投军,成为当地军阀董昌部将。唐光启三年(887)为杭州刺史,从此独据一方。景福二年(893),钱鏐升任镇海军节度使,驻杭州。乾宁三年(896)钱鏐灭董昌,得越州。唐以钱鏐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治杭州。天复二年(902),唐封他为越王。后梁又封他为吴越国国王。钱鏐在政治上贯彻“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国策。礼贤下士,广罗人才;奖励垦荒,发展农桑。他开拓杭州城郭,营建宫殿,大兴土木,杭州有了“地上天宫”之称。特别是他在统治区内兴修水利,修建钱塘江海堤和沿江的水闸,防止海水回灌,方便船只往来。人称“海龙王”。又加之战争较少,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所以钱氏统治对江浙地区的开发和吴越文化发展有很大贡献。

四、吴越文化精神

吴越文化以及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等,都是形成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源。华夏族融合了蛮、夷、戎、狄、百越等各族后,到秦汉时形成汉族。所以,吴越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既有兼收并蓄的一面,又有个性独特的一面,因此而为中华大文化不断增光添色。

在长三角这块土地上滋生和发展的吴越文化,有以下几点核心精神:一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文,溯(长)江、环(太)湖、濒海的“山水形胜”,造就了吴越文化缔造者的文化习性与人文精神,注定了这一方文化与生俱来的开放胸怀。二是“聪慧机敏、灵动睿智”。吴越文化的创生和传承,既是优越地理环境的造化,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晶。吴越人民世代相袭的聪明才智,非但赋予锦绣江南特有的柔和、秀美,而且熔铸出由这些精雅文化形式所体现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认同。重视教化、尊重人才,蔚然成风。大约在东汉以后,吴越地区就出现了一种对高层次文化和艺术不断追求的全民意识,藏书、读书风气盛行,优秀人才、优秀作品不断出现,使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民俗风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今该地区各类人才辈出,各门类的能工巧匠俯首皆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三是“经世致用、务实求真”。吴越之地商品经济率先起步,市民阶层形成较早,实业传统、工商精神、务实个性和平民风格等,都是吴越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四是“敢为人先、超越自我”。善于创造、勇于创新是吴越文化的秉性,也是这一区域文化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内生动力。只有始终坚持这种永不止息的创新精神,增强突破意识,摆脱狭隘的视域和地域羁绊,才能进一步助推长三角区域的文化整合,在切实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不断谱写新的华章。

2012年4月29日

曹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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