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版权属于原作者，节选自《一份非典型性博士生生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月。
前几年，社会上流行这样一句顺口溜：大专生是赵敏，本科生是黄蓉，硕士生是李莫愁，博士生是灭绝师太，博士后更可怕，是东方不败！大有一种谈女博士色变的味道。不过，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因为还有更恐怖的说法：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人们就不禁要问了，女博士为何成了众矢之的呢？莫非她们太过张扬？或者，得罪了谁？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女博士，她们为何又变成了“第三种人”。
一般认为，汉语“女博士”最早见于《三国志》裴松之注。陈寿在《三国志·魏书·后妃传》有这么一段记载：“文昭甄皇后，中山无极人，明帝母，汉太保甑邯后也，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岁失父。”对此，裴松之是这样注释的：“逸娶常山张氏，生三男五女：长男豫，早终；次俨，举孝廉，大将军掾、曲梁长；次尧，举孝廉；长女姜，次脱，次道，次荣，次即后。后以汉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寝寐，家中仿佛见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逸薨，加号慕，内外益奇之。后相者刘良后及诸子，良指后曰：‘此女贵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长，不好戏弄。年八岁，外有立骑马戏者，家人诸姊皆上阁观之，后独不行。诸姊怪问之，后答曰：‘此岂女人之所观邪？’年九岁，喜书，视字辄识，数用诸兄笔砚，兄谓后言：‘汝当习女工。用书为学，当作女博士邪?’后答言：‘闻古者贤女，未有不学前世成败，以为己诫。不知书，何由见之?’”
随后，南朝范晔在《后汉书·皇后纪》中也记载道：“和熹邓皇后讳绥，太付禹之孙也。父训，护羌校尉；母阴氏，光列皇后从弟女也。后五岁，太傅夫人爱之，自为剪发。夫人年高目冥，误伤后额，忍痛不言。左右见者怪而问之，后曰：‘非不痛也，太夫人爱怜为断发，难伤老人意。故忍之耳。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父训异之，事无大小，辄与详议。”
由此可见，“女博士”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带上了明显的贬义色彩。这个也好理解，因为按照当时的社会规范，女子无才便是德，你学那么多经书干什么呢？你弄那些笔墨纸砚干什么呢？因此，如果有像和熹邓皇后、文昭甄皇后那样，从小喜欢研读经典，好求上进的人，都是不受欢迎的，都要成为别人讽刺的对象。在那时的人看来，女子应该主修那些“女工”，如果不肯听从劝告、不能“改邪归正”，这就有点“不务正业”的味道了。故家人非之，讥称“女博士”。
以上谈的是“女博士”一词的情况，下面我们再看一下什么是“第三种人”。
学过现代文学的人都知道，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发生了好几起影响深远的论争事件，其中一件就是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其经过大致如下：1932年，时任《现代》杂志编辑的苏汶（原名戴克崇，笔名杜衡）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另一篇是《“第三种人”的出路》。前者发表在《现代》杂志一九三二年七月第一卷第三期，后者发表在《现代》杂志一九三二年十月第一卷第六期。在这两篇文章中，苏汶自称是“第三种人”，主张“文艺自由”。比如，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中，苏汶说：“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的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作者，老实说，是多少带点我前面所说起的死抱住文学不肯放手的气味的。”
这随即引来了包括瞿秋白、鲁迅等人的猛烈批判。1932年7月，瞿秋白写了一篇题为《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的文章，发表在同年十月的《现代》第一卷第六期。在这篇文章中，瞿秋白首先引用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的一段话做开场白：“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艺术家，演剧家的自由，只是戴着假面具（或者伪善的假面具），去接受钱口袋的支配，去受人家的收买，受人家的豢养。我们，社会主义者，暴露这种伪善，揭穿这种虚伪的招牌，——并不是为着要弄出什么无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的无阶级的社会里方才可能），而是为着把真正自由的公开和无产阶级联系着的文学，去和伪善的自由的而事实上联系着资产阶级的文学对立起来。”紧接着，瞿秋白对胡秋原和苏汶两人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比如，他把胡秋原称之为“万华撩乱的胡秋原”，把苏汶称之为“难乎其为作家的苏汶”，其讽刺的笔调和否定的立场一目了然。
1932年11月1日，鲁迅在《现代》杂志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论“第三种人”》一文。文章说：“‘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坛要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讽刺的笔调也一目了然。不过，最精彩的还是下面那段：“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予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在鲁迅看来，在一个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社会，要想实现“文艺自由”只能是空洞的幻想。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自称是“第三种人”的苏汶，其所从事的职业是编辑，即《现代》杂志的编辑。按照美国传播学奠基人卢因（Kurt Lewin）的“把关”理念，苏汶完全有权对瞿秋白和鲁迅等人的文章进行“把关”。也就是说，苏汶等人有权决定是否刊登瞿秋白和鲁迅的文章。要知道，瞿秋白和鲁迅两人的文章针对的正好是苏汶，且又带着刻薄和讽刺，苏汶完全可以不采用，但苏汶最终还是把他们的文章发出来了。就这一点来看，苏汶并没有教科书上所说的那么“卑鄙”和“无耻”，相反倒还相当宽容大度。
1933年6月4日，鲁迅又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又论“第三种人”》，发表在同年7月1日《文学》第一卷第一号。在文章的结尾处，鲁迅引用戴望舒的话说：“所谓‘第三种人’，原意只是说：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在实际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如纪德，他就显出左向来了；别的人，也能从几句话里，分明的显出。所以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
1934年11月21日，鲁迅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的文章，发表在《现代中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再次就“第三种人”的“内涵”和“外延”做了明确界定：“所谓‘第三种人’，是当然决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于左右之外的人物。他们以为文学是永久的，政治的现象是暂时的，所以文学不能和政治相关，一相关，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国将从此没有伟大的作品。”
1935年1月16日，鲁迅在给叶紫的《丰收》作序时这样评价“第三种人”：“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实际上的不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利害。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也写不出，于是他自称‘第三种人’，他‘为艺术而艺术’，他即使写了出来，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而已。”同年12月18日，鲁迅在《题“未定草”》（六至九）中对“第三种人”仍然“耿耿于怀”：“‘第三种人’杜衡辈，标榜超然，实为群丑，不久即本相毕露，知耻者皆羞称之，无待这里多说了。”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即鲁迅对苏汶为什么要穷追猛打呢？他为什么这么痛恨“第三种人”呢？对此，学界也多有分析。但总的来看，都倾向于这样一种说法，即鲁迅和苏汶两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另外，纵观有关“第三种人”的研究资料，我们还可以发现，鲁迅的观点似乎永远都是对的，而苏汶的观点似乎从一开始就错了。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国难当头的历史条件下，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人，都不能也不应逃脱社会责任，毕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此，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主张脱离政治、脱离阶级，进而走向自由，就理所当然要受到大家的批判。耐人寻味的是，那场所谓的“第三种”人的论争，其所涉及的人其实主要就是苏汶一个人，绝非我们从字面意义上能够想象的一个“集团”或“群体”。
但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汉语的发展也一样。在此，我们在感叹汉语词汇丰富的同时，也不得不佩服国人的勇气和智慧。以本节所说的“女博士”为例，它原指那些“不习女工”、“用书为学”的女性，但现在只要说到“第三种人”，人们就立刻联想到“女博士”。它与“灭绝师太”一样，成了中国女博士的代名词，甚至专有名词。五百年后的汉语词典编撰者，是否会把它们作为一个词条单独列出来？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能做如此联系的民族，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
大体来看，“第三性”的命名，“反映了某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心态。最初，女博士仅仅是对于女性的博士生性别的界定，并未带上特定的内涵，然而，后来却有了一种依附价值，如克利福德·吉尔兹所说：它来自社会存在的‘赠与’——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文化不可避免地包含于其中，这是一种假想的‘赠与’。而对女博士的象征意义的固定的过程是一个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同时也带上了特有的东方色彩。”[1]
[1] 罗慧林：《女博士为何成了第三性》，《文汇报》（香港），2006年4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