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电影《创业》背后的真实故事
作者：马镇
电影《创业》是名副其实的“文革”产物，但由于它特殊的经历，“文革”结束后，不仅没有受到批评，而且成为“功勋”电影，一花独秀地在中国大地上劲放。
事实是，即使在《创业》备受赞赏的80年代，随着实事求是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的深入人心，另一种声音也在群众中涌动、响起：电影《创业》作为文革的产物，从阶级斗争的概念出发，对历史的歪曲，对知识分子形象和心灵的损害，不亚于任何一部文革作品。遗憾的是，由于江青反对过它，毛泽东支持过它，使它已成为地道的政治斗争工具，令人至今没有对它进行清算。
《创业》实可谓文革遗风的最后一页。除恶务尽，这一页必须翻过去。
为了对《创业》进行令人信服的批评，请读者先了解一段湮灭的历史。
没有玉门，哪来的大庆？
昏暗的天空，苍凉的大漠，铁丝网，刺枪，检查站，凄楚的驼铃伴着十斤娃饥饿蹒跚的脚步……这幅人间地狱图是电影《创业》留给观众最震撼人心的画面。电影开篇点明故事始于“裕明”油矿，但观众凭借谐音，无一不认为这是中国解放前唯一的大型油矿--玉门油矿，就像认定电影中的石油会战是大庆石油会战一样。影片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这个官僚资本和洋人买办统治的、集三座大山为一体的旧中国企业的黑暗与残忍。
由于偶然的机缘，我得以窥视到这段历史的另一面。抗战之初，祁连山下的玉门荒原上分明聚集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一滴汽油一滴血”，在那个特殊的战场，他们对祖国解放事业的贡献，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贡献，不亚于平型关、台儿庄的血战。可他们被遗忘了，就像流沙淹没了胡杨，谁也不知那里曾傲岸地耸立过令人神往的大树。为了拂去历史的尘埃，我用了四年的时间，采访海峡两岸40余位石油老人，终于使这段历史渐渐地清晰……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军封锁了中国沿海的所有港口，抗战后方仅剩滇越、滇缅公路与外界联系，进口的石油一时断绝。“一滴汽油一滴血”成为当时大后方极具悲壮色彩的口号。中日两国军事力量的对比出现了更大的差距。中国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拥有自己的石油。
翁文灏，这位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1921年曾率他的弟子，“陆相石油论”创立者之一的谢家荣到甘肃玉门考察，写出了中国人的第一份石油地质报告。1937年夏，美国地质学家韦勒、萨顿和中国地质学家孙健初组成勘察队，对玉门石油又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此时，翁文灏已就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这位大科学家出身的部长深知石油对战争的重要性和开采的艰难，但他决心在中国的西北大戈壁上为危难中的国家找到石油。他派出勘探队，于1939年夏，在玉门老君庙地区打出第一口油井，日产10吨。消息传出，轰动海内外，抗战激情愈加高涨。既而，又在他的努力下，国民政府划拨500万美元的办矿费，着手大规模开发玉门油矿。一时间老君庙名动神州。
原台湾中油公司协理詹绍启的夫人殷正慈是我最初采访的玉门老人。她曾任台大中文教授，看她雍容高雅的气度，我很怀疑她半个世纪前建设过玉门油矿。我问：“您真的去过玉门吗？”“当然。”又问：“抗战初您在重庆大学任教，为什么会到玉门？”她恬淡地答道：“当年我的先生虽然竭力追求我，但他为了抗战舍弃了一切到玉门油矿工作。我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决心嫁给他，当然要随他到玉门去。”
殷女士在晚年出版了一部回忆文集《蓦然回首》。在回忆去玉门的路途中时，写道：“沿途行车三十日，抵达嘉峪关时已是十一月中旬，此地严寒，坚冰积雪酷冷难当。当地谚语云：『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乾，向前看，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当年西北路途之艰难令意志薄弱者十行九返。但抗战的烈火鼓舞了大批有志的爱国青年，不惧险阻，跋山涉水，穿越戈壁，投入玉门的怀抱。
在这些先驱者中，有英国皇家学院博士、翁文灏的堂弟、中国地球物理学的一代宗师翁文波；有中国台湾经济起飞的功勋人物、被称作“中国炼油第一人”的金开英；有举家赴边，被称作“中国输油第一人”的翁文灏的儿子翁心源；有曾任台湾经济部长、著名炼油专家李达海；有出身将门之后的新中国中科院院士童宪章；有外交世家史悠明的儿子、著名石油专家史久光；有著名地质学家陈贲、卞美年，化学家谭世藩……短短数年时间，玉门油矿汇集了近千名专家、学者和各专业的青年知识分子。
1992年夏，台湾玉门旧人访问团十余位古稀老人来到北京，恭敬地拜访了一位老者，向他送上一幅精美的银制台屏，上书“饮水思源”。这位老者就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实业家、中国石油工业的奠基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曾任南京政府经济部长、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百岁老人孙越崎。孙越崎怀着“实业救国”的思想，一生为中国工业的创建和发展奔波不已，在他92岁时，还率政协三峡工程考察组沿三峡实地考察38天；97岁时亲笔撰写三万言意见书，在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会上发言。
玉门油矿正式开发后，翁文灏力荐孙越崎出任总经理。孙越崎不畏艰难，欣然受命。就在他上任不久，日军攻战缅甸，从美国购买的2600吨石油设备几乎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孙越崎召开矿务会，鼓励大家“知难而上”。他提出“自力更生”的口号，动员油矿各部门的专家自己动手设计制造包括炼油装置在内的石油工业设备。在危难的1942年，他豪迈地提出生产汽油180万加仑，支援前线，并立下军令状，如未完成计划，自动请辞。
孙越崎是第一个在中国现代企业中实行目标管理的人，亦是将宣传鼓动用于生产的第一人。他为实现“180万加仑”的目标，在玉门油矿开展起劳动竞赛。一位老人谈起当年的劳动竞赛，这样对我说：“我曾长期为没有上前线与日寇作战而产生羞愧的心理，但在为180万加仑奋斗的日子里，我的精神解脱了。”1942年11月，提前实现了180万加仑的目标。
孙越崎曾是天津“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玉门油矿这个戈壁的孤岛上，成了他施展社会理想的场所。他厌恶党务人员，只是在国民党中组部部长朱家骅的催逼下，才允许党部进矿，但这些人从无地位而言。他治矿甚严，直至解放，也没出现一件贪污腐化事件，这在旧中国是个奇迹。
原地矿部石油海洋地质局副总工程师王子源接受我采访时说：当年玉门油矿生活很好，即使发行金元券时，油矿也没受什么影响，半供给制，粮食只花很少的钱，普通工人主食也是面粉。他负责任地说，石油河两岸的窑洞是开发之初应急而挖的，大庆会战之初不也住“乾打垒”吗？随着油矿的开发，到1946年，已无一人住窑洞，普通工人到15级(共分25级)，也可带家属分房子。总经理的住房与职工的住房并无多少差别。《创业》中“裕明别墅”式的豪宅，玉门油矿根本没有。
办农场是孙越崎的又一开先河之举。他请来农艺专家，在酒泉、赤金、嘉峪关办起三个农场，自力更生开垦荒地，种植蔬菜、果树，喂养猪、羊、鸡和奶牛。孙越崎还搞“企业办学”，先从重庆请来教师办子弟学校，接着又办职工学校，培训农民出身的工人，以适应大工业生产。他主持创办的职业技工学校培养的学生，解放后均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骨干。
至抗战中期，孙越崎在玉门油矿办起了学校、医院、农场、电厂、福利社、商店、粮食加工厂、缝纫社……职工创办了《矿声》刊物，组织起各种剧团。话剧团相继上演曹禺的名剧《雷雨》、《日出》、《原野》，为此，曹禺曾亲临油矿指导。为让年青人安心塞外，孙越崎找到邵力夫的夫人，请她动员女青年到油矿工作，与小伙子相配结婚。此等“请花入矿”之举，半个世纪后，仍令石油老人们激动不已。
短短几年时间，一个由爱国知识分子创建的，拥有一万五千职工、家属的石油城，在大西北荒凉的戈壁滩上拔地而起。这是中国人民面对侵略战争，在世界的东方创造的奇迹！
《创业》的荒唐
我们回顾了玉门油矿，这座中国人独立自主建成的第一座现代化重工业企业的历史，现在可以回笔《创业》了。
《创业》的要害在于，它虽然因特殊的原因被当时的领导人所肯定，但这并没有改变它套用阶级斗争概念，歪曲历史，丑化知识分子，为文革极“左”路线推波助澜的本质。
先看它是怎样歪曲历史的。
面对玉门油矿真实的历史，作者会说《创业》是高于生活的文艺创作。且不说“裕明”与“玉门”有谐音之嫌，单就民国时期初具现代规模的大型油矿来说，全国也仅玉门一处，更何况唯玉门油矿才有电影中出现的戈壁滩、石油河。如果作者找不到第二座这样的油矿，那么所谓的高于生活就只有编造了。
而事实上，作者正是运用了江青的“三突出”文艺理论和阶级斗争概念，对历史和现实生活进行主观虚假的改造，才有了集三座大山于一体的油矿，才有了奢侈已极、奴性十足的经理，才有了罢工、叛徒、十斤娃怒斥洋大人……
对于作者歪曲这段历史的危害，我们下节再重点谈。那《创业》在表现解放后“创业油田”的生活，是否就反映真实生活了呢？
《创业》中有这样一个经典场面：
总地质师章易之对周挺山(以铁人王进喜为原型的钻井队长)说：“陆相层是不可能有大油田的。”
周挺山听罢，眼睛放射出火一样的光芒，严肃而自豪地说：“我就不相信，石油就埋在人家地底下，咱们这么大的国家就没油。”
从周挺山的豪言壮语中，已明白无误地表明总地质师是不相信松辽平原上有油的，而钻井队长却对地下的石油情况知之甚多。事实是，正像章易之这样的老一代地质学家根据中国的石油地质情况，创立了“陆相生油论”，才找到了包括大庆油田在内的众多大型油田。
三十年代初，经济地质学奠基人谢家荣在世界上首次提出“非海相生油”观点。1941年，翁文灏的另一个弟子潘锺祥在美国留学期间撰文，宣布“陆相生油论”的诞生。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地质学泰斗黄汲清与他的好友、玉门油矿地质师，以后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第一任总地质师的陈贲，根据地质调查实践确认了“陆相生油论”的正确。新中国成立后，谢家荣、黄汲清根据“陆相生油”的理论，亲自组织了对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查，从而发现了大庆油田。
悲哀的是，以上所列的四位“陆相生油论”的创立者，谢家荣、陈贲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含愤自杀身亡；黄汲清定为“右派倾向”人物，不得重用；潘锺祥解放后以教书为业，文革中被批斗，赶到干校劳动。他们的“陆相生油”理论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千秋的贡献，他们的名字却直至八十年代才被国人知晓。周挺山斥责章易之的场面，正是这四位地质科学巨匠命运的写照。
我采访中科院院士、著名石油专家童宪章时，他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年苏联背信弃义突然撤走专家，新中国成立仅十年，又遇三年自然灾害，使我国各条战线的经济建设都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石油工业建成了大庆油田，反而大踏步前进了呢？他自答：这是因为中国已有了一批比之苏联专家毫不逊色的石油专家和他们培养出来的石油青年技术人材，没有这样一支队伍，一切都是空谈。
《创业》丑化知识分子的手法是很拙劣的。整部电影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氛围中，错误地将知识分子排斥在工人队伍之外，打入另册。狭隘地认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就是工人可以领导企业的生产和企业的人。于是，工人代表周挺山无时无刻不在教训、教育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无时无刻不在被批评、被教育的压抑环境中工作、生活。因电影运用机械的阶级斗争概念树立了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和一个工人的高大形象，而更具误导作用。
《创业》中仅有两位老知识分子，且都来自“裕明油矿”，一个是叛徒，一个是不断被工人批判的对象；一个是时刻想破坏生产的坏分子，一个是在生产上连工人都不如的油田总地质师。阶级斗争必须有被改造对象，于是有了总是出错主意的总地质师。
果真如此，《创业》中的创业油田还能建成吗？《创业》的作者曾到大庆油田体验过生活，那么他应该问问油田领导，油田的生产计划是总工程师、总地质师们制定的，还是工人制定的？如果总地质师连工人都不如，还让他当总地质师吗？事实是，只有愚不可及的油田领导才会将总工程师、总地质师置之次要的位置，即使在极“左”路线猖獗的文革时代，“老九”虽臭，“老九”也不能走。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样一个史实：大庆油田会战中著名的“八大工程师”，即地质、钻井、采油、规划、基建、财务、水电、器材供应等部门的老总，有七位来自老玉门；石油部指导大庆会战的工程技术人员大部分也来自老玉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玉门油矿造就的这样一批老知识分子，就没有大庆油田。
我曾采访了一位参加过大庆石油会战的著名钻井工程师，他叫彭佐猷，抗战时期进入玉门老君庙工作，后来成为劳动模范的“铁人”王进喜便是他的属下。彭佐猷告诉我，大庆会战初期他担任勘控指挥部副指挥时，王进喜作为钻井队长，对他极为尊重，将他视为师长。王进喜在技术方面从来没有与他发生过争执，更没有与他的上级技术主管发生过争执，指挥部交给王进喜的任务，王进喜总是高标准地完成，否则他怎么会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呢？王进喜不可能去教训油田总工程师、总地质师。
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回忆是至关重要的。它一方面说明老一代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对包括大庆油田在内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说明电影《创业》对知识分子的丑化、贬低是多么荒谬，从而更加证明，《创业》正是“文革”这个不尊重知识，贬低、打击知识分子的极“左”时代的一个标本。
《创业》背后的血与泪
被歪曲的历史后面必定是一幕悲剧。
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1948年9月，孙越崎的得力部下、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的邹明就任中油公司协理兼甘青分公司(即玉门油矿)经理。时值内战正烈，物价上涨，人心浮动。为稳定人心，邹明违抗南京政府政令，筹集大量银元代替金元券，并想办法筹集粮食和生活用品，平价供给包括工人在内的员工。至解放，共筹集银元30余万元，粮食一万担，使油矿近万职工家属在新中国诞生前最黑暗的时期，基本生活没有受影响。
10月，已就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孙越崎，决定率资源委员会起义，并向所属工矿发出护厂护产迎解放的指示。旧中国上千个工矿国有企业。上万名高级知识分子为资委会所管辖，这使孙越崎掌管了旧中国的工业和人才的命脉。正是由于他领导的起义，使旧中国众多工矿企业免遭内战的涂炭，令新生的共和国迅速运转起工业的车轮。
远在玉门的邹明未及时得到孙越崎的指示，但他凭着爱国之心，自觉地组织护矿工作，抵抗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军队企图炸毁油矿的阴谋。他组织起以工程技术人员为骨干，老工人为主体的护矿队，由爱国知识分子矿场工程师杨敏、炼厂工程师金克斌担任正、副大队长。
8月中旬，邹明受孙越崎电召，秘密潜入香港与孙越崎会面，邹明汇报了护矿工作，同时请孙越崎尽快与中共联系，请求解放大军攻占兰州后迅速西进，以确保玉门油矿不被国民党溃军破坏。孙越崎当即起草电文送交香港中共地下党。
邹明返回玉门不久，由中共著名将领、一野三军军长黄新亭亲率装甲团昼夜兼程五百里，直插玉门，解放了玉门油矿。
但是，这个功盖千秋的起义行动，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当事人却遭到不公正待遇。孙越崎1952年被分配到开滦煤矿管理处任第三副主任。文革开始不久，江青公开点名诬陷资源委员会起义是国民党特务组织潜伏大陆的行动，孙越崎以古稀之年被关押，妻子因悲愤两次自杀未遂。起义人员一夜之间无一漏网地被掀上斗争台，骨干被投入监狱，众多人被逼自杀身亡。
玉门油矿护矿斗争是资委会最艰难也是最成功的护矿行动，而所遭受的迫害也是最严重的。邹明，这个连国民党党员都不是的石油专家被捕入狱，一坐便是七年。随着邹明的被捕，玉门油矿护矿骨干纷纷落入诬陷之网，无一幸免。护矿大队长杨敏在大庆被批斗；副大队长金克斌在玉门油矿被打得遍体鳞伤，家中物品被抄被烧，仅剩一张床板；原矿长刘树人身为大庆会战八大工程师之一，被专政队打得眼珠突出，路不能行；原运输课长李誉柱因在护矿中将近百辆汽车藏入深山而获罪，专政队扒下他的衣服，将他推到零下30度的屋外，逼他承认自己是特务，使其手脚被冻成鸡爪状，终身致残；大庆会战八大工程师之一、曾带领工人进山掩藏钻机的原钻井部主管工程师史久光，在大庆油田与妻子被双双投入牛棚关押，爱女被逼成精神病；中科院院土、曾与史久光一起驾车掩藏钻机的原矿务室主任童宪章被下放东营油田，接受审查达十年之久；玉门油田总地质师王鉴之竟被专政队活活打死，年仅十四岁的小儿子被投入监狱关押两年；原采油部主任工程师，后任克拉玛依油田总工程师吴士壁和供应科长杨兆麟在克拉玛依也被打死……
在孙越崎动员下从海外归国的大科学家翁文灏，文革一开始就被挂牌游街。他的长子，被称作“中国输油第一人”的翁心源，被迫离开老父，下放湖北，因不堪忍受批斗的屈辱，跳入齐胸深的水渠中自溺身亡。翁心源寄托了翁文灏的全部希望，得此噩耗，老人再也无法忍受心中的悲痛，不久便撒手尘寰。
我曾长久地寻访在大庆油田工作的玉门油矿护矿大队长杨敏，均无结果，只好托相识的石油老人给他女儿去信打听。1994年夏，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北京顺义县牛栏山的信，打开看，竟是杨敏来信，原来他在女儿处隐居。信中只一句话：“你要来就快些来吧，我将不久于人世。”
我第二天便赶到牛栏山他女儿的居处。82岁的杨敏已是肺癌晚期，但在三天的采访中，他情绪高亢，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他很少谈到自己，更多的是向我叙述历史事件。
他说：“我当年参加玉门油矿的护矿队，功过由历史评说，但文革中把护矿的行动说成是为蒋介石守财，等待他反攻大陆，对我进行没完没了的揭发斗争，真伤透了心。到了文革后期，我成了死老虎，没人再理会我，我以为总可以搞搞业务，干点儿正经事了，不料想电影《创业》在大庆一放，我立即又被说成是那个叛徒、工贼冯超。到处抓叛徒，玉门油矿什么时候有过共产党的叛徒。那时我已六十多岁了，我知道再也不会为石油工作了，真叫人痛心疾首。”
他的目光骤然黯淡下来，令我吃惊的平静也随之逝去。他开始絮絮地谈自己，不再顾及与我交流。“这些日子电视里又放上了《创业》，怎么就没人对它的颠倒黑白说句批评的话呢？”他说，“虽然早就为我平了反，可影片的阴影总笼罩着我。那是历史啊，后人会怎么看我们？六十八年前我从迎接北伐驱赶反动校长被开除起就立志精忠报国，可万万没有想到玉门油矿护矿竟成了我人生事业的顶峰。此后，我总被怀疑对党不忠诚，到最后竟无事可做。我是壮志未酬啊！”
他的眼里噙着泪花，流露出痛苦的目光。
我终于看到了真实的杨敏。
两个月后杨敏去世了。他的女婿告诉我，那夜，他离去时，眼睛睁得大大的，没有一丝声响。（摘自《今日名流》2000第10期）
影片《创业》小档案
此片70年代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编剧张天民。该片主人公原型为中国石油战线著名劳模、铁人王进喜，故事背景是大庆石油大会战。影片拍出后，由于反映了“文革”前石油工业所取得的成就，遭到“文革旗手”江青的责难。江青为影片罗织了10条罪状后将之打入冷宫。作者张天民感到冤屈，便上书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于1975年7月25日为张天民来信批示到：“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由此该片得解禁。“四人帮”垮台后，《创业》由于曾遭到过江青的非议而名声大噪风光一时。
《创业》丑化知识分子的手法很拙劣的。整部电影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氛围中，错误地将知识分子排斥工人队伍之外，打入另册。狭隘地认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就是工人可以领导企业的生产和企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