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几年前，在多丽丝·莱辛获奖之后，我曾经写过一篇《〈金色笔记〉有多不好》，对这位老太太口出恶言：“‘自由女性’的写法，非常老套，看着它们，你会以为，作者根本不知道在她的同时代已经出现过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伍尔夫、杜拉斯、格里耶、昆德拉等，你还以为你在阅读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小说。那些‘全知全能’式的描述实在让人厌烦，里面人物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微小的心理变化，作者都给你交待的一清二楚，这也没关系，主要是，里面就是平平常常的话，平平常常的事，没什么大事发生，也没有什么激列的心理冲突，也许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但我已经生活在实实在在的生活里了，我不需要在自己想得到阅读快感的时候再看到这些。”
这些恶言用在门罗身上差不多也是合适的，虽然这两位老太太很不同。
爱丽丝·门罗在获诺奖之前，唯一在大陆上市的小说集是《逃离》，包括《逃离》、《机缘》、《匆匆》、《沉寂》、《激情》、《侵犯》、《播弄》、《法力》八篇中篇小说，其中《机缘》、《匆匆》、《沉寂》之间有微弱的联系，可以将它们与苏童的《妇女生活》做某些类比。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传到中国之后，几乎让“娜拉出走之后”成了哲学问题，人们纷纷猜测娜拉出走之后会面对的各种困境以及可能做出的选择，但几乎没有人想到娜拉出走之后最大的一种可能是逃而不离、重返家园，而爱丽丝·门罗的《逃离》再现的就是这种可能。其实无论娜拉出走之后会面对什么样的困境都不残酷，最残酷的正是返回家园，风啸啸兮易水寒，娜拉一去兮又回来，你说有多搞笑，可是生命就是这样残酷。其实在卡拉“出走”之前的很多年前，她就有过一次“逃离”，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她逃离之后过上的是另外一种寻常的生活。
《逃离》中的其他的几篇虽然“故事”不同，结局亦不同，但其主题都多少与“逃离”扯得上关系，那就是逃离寻常、平庸的生活，但无论怎么逃离都逃不脱命运的魔掌。在《机缘》、《匆匆》、《沉寂》中朱丽叶通过一次偶遇逃离了寻常的生活，让她意想不到的是那个让她的命运急转弯的男人埃里克其实时时也在想着逃离，甚至在她短暂的省亲期间，都不忘和别的女人打几个滚，埃里克的突然死亡让她“意难平”，连报复生活的机会都没有。她的女儿佩内洛普逃离得比她更彻底，长大成人之后有意地和她失去了联系。《激情》中格雷斯激情的突然暴发、《播弄》中若冰渴望的重逢，都是某种“逃离”的变奏，但每一次的逃离都受到了命运的捉弄。
如果说门罗有什么值得称颂的地方，那就是她的小说不紧不慢的节奏，细节的精雕心琢，以及突然的峰回路转、急转直下。在《逃离》里卡拉的突然放弃，在《激情》里激情的突然迸发，在《播弄》里重逢时的陌路，在《法力》里的突然分离、几十年的时空跳跃，我想都有些出乎读者的意料，都有些“欧·亨利的尾巴”的作用，只不过门罗的尾巴不是长在尾部，而是长在肚脐上，我们可以把门罗的这些花招定义为“门罗的肚脐”，呵呵。门罗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足够“跳跃”的，但有人因此和“时空转换”挂上了钩，真够扯的。
有人说，爱丽丝·门罗的作品透露出了深深的宿命感，但还有什么比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更宿命的呢？几代人的命运都已经早早地让那个吉普赛人写了羊皮纸上，如果我说马尔克斯比门罗伟大，那并不是说马尔克斯比门罗更宿命，而是他在小说的艺术形式上比门罗做出了更多的创新。
任晓雯在她的文章里提出了“长短”、“大小”的问题（别想歪），其中这是个伪问题，“长短”、“大小”都不是问题，“软硬”才是问题，无论“长短”、“大小”都一样可以写出好的作品，中国的优秀作品里，从来不缺乏“小”作品，《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给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它的影响远没有任晓雯想象得那么大。稍往远处说有《三言二拍》、《聊斋志异》，往近处说，稍比门罗大几岁的张爱玲几乎所有的小说都可以说是“小”的，而苏童的那些女性小说，也是小得不能再小。古人就不说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爱玲、苏童的那些“小”作品与门罗相比一点也不逊色，为什么诺奖没有授予他们？与门罗相比我们只能说张爱玲产量不及门罗，又生不逢时、死不逢时，而苏童，我们只能说说他活得还不够老。
任晓雯说，“小说的起点是人，终点也是人”，这不过是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说法，但说得一点没错，但小说决不只是表现人内心的复杂的，决不只是男男女女那点事，小说还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你能说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宇宙奇趣》、《我们的祖先》、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博尔赫斯的所有作品表现出了什么“人内心的复杂”？当然从广义上来说，这个结论也是对的，但决不是任晓雯所定义的“人内心的复杂”。任晓雯说，太阳底下无新事，文学应该表现“永恒的人性”，其实正是因为太阳底下无新事，才需要作家们的不断的创新，以便给我们带来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世界，好让我们对这个已经厌倦了的世界不再厌倦。
纳博科夫曾经好好小说立下如下标杆：
“在我以为，小说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带给我（勉为其难地称之为）审美的福祉，一种不知怎么，不知何地，与存在的另一种状态相联系起来的感觉，艺术（好奇心、柔情、善意和迷狂）是那种状态的准则。这样的书不多，其余所有的都是有议题的垃圾或某些人所谓的思想文学，常常也有一些有议题的垃圾，由一些巨大的石膏体带进来。这些石膏体被小心翼翼地传过一代又一代，直到有人带了锤子过来，一通好砸，砸的是巴尔扎克，高尔基和曼。”
为什么不是爱丽丝·门罗？
我想纳博科夫会给我一个回答，凭我对他的了解，我想他是决没有什么好话的，我所不知道的只是他说得有多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