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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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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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奇微一到巴黎，墙上的标语触目皆是：“李奇微，滚回去。”大都市的警察摩托车队护送着李奇微，其场面是令人难忘的。当李奇微及其夫人的车队招摇过市的时候，有一名男子突然冲开了警戒线，叫喊一些谁都听不懂的话。但李奇微认为，这一不友好的行为无疑受到共产党人的指使，他们仍在朝鲜制造事端，此事并不反映法国人民的真实情感。
其时，艾森豪威尔将军得了眼痛病，卧室里的光线调得十分暗淡，他在那里接待了李奇微。他们在北约谈到了一些重大问题，在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非正式的会谈以后，李奇微了解到艾森豪威尔的全部观点。艾森豪威尔将离开法国，参加总统竞选，他意识到，李奇微并没有解决朝鲜的问题——发生在板门店的小小的争执只是发热而没有发光。如果他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决心迅速地结束这场战争。
乔伊因为没能达成协议而情绪沮丧，虽然他离开了板门店，但是，除了显然是难以解决的战俘遣返问题以外，他已成功地解决了所有问题，有大量的易手交换，但在很多事情上，他获得了比华盛顿所期望的更大的成功，他从来没有在每个至关重大的问题上做过让步，不论他遭受多大的痛苦，他一直设法压抑着自己的感情，总是忍耐着坚持谈判。
接替他的是威廉·K·哈里森少将，他作为谈判代表已在板门店工作了4个月，5月23日，他以饱满的精神投入了这场唇枪舌战。他出生于名门望族，这一家族产生过一位《独立宣言》的签字者和两位总统。他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性情开朗。他哼着小调，以友好的微笑招呼着众人，快步跃入板门店的谈判篷。他准备去谈判——根据自己的主张。比如说，在第一次全体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他心平气和地把下一次会议推延了4天，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日常举行的会议时间按共产党人所希望的长短来进行。
他确信，共产党人在打一场拖延战，“用语言而不是用武器来作战，”他曾对一位记者说：“他们不想让我们如愿达成停战协定，以此要挟我们让步，滚回老家去。既然我们都是聪明人，我们就要实现我们所希望的停战。做事应当有一定的目的，如果我们没有目的，也许我们最好什么都甭干。”共产党人有一个目的，他们想主宰世界，而且不容真正的讨论商议。“当你与人进行协商的时候，你们双方都试图获得一个结果，”可共产党人从来都不是这么做的，他不准备听取共产党人的任何胡言乱语。
南日对这样一位人物毫无防备，在经过了几天反复的讨论以后，哈里森开始强硬起来，他平静地说：“显然，我能够使你相信的唯一方法，我想说的意思是起身告辞。”他和他的全体谈判代表陆续退出谈判帐篷，惶惑的共产党人在他们的身后惊讶地看着他们，哈里森识破了毛泽东拖延谈判的战术。
像哈里森一样，波特纳也是一位实干家，他决定新建一些小型的战俘营，以便把那些骚乱的俘虏隔离开来，他打算首先从最不驯服的俘虏营动手。6月10日上午5点15分，那天正好是杜德将军获释一个月，76号营地外面，人们叫嚷着命令76号营地内的战俘以百人为一队集合起来，准备在半小时以后把他们迁移到新的战俘营去，如果他们好好配合，也许谁都不会受到伤害。一切正常进行，波特纳站在附近一个低矮的山坡上审视着现场，每一项工作，哪怕最细微的琐事部按计划做得井井有条，他胸有成竹。
一发信号弹缓缓飞向天空，187团战斗队向前开进。步枪上的刺刀闪闪发光，隆隆挺进的“巴顿”坦克把篱笆柱子轧得粉碎，带倒钩的铁丝网轧进了尘土里，此时，催泪弹的烟雾笼罩了76号营地，步兵背着火焰喷射器追随坦克之后，然后是戴着防毒面具的伞兵来了，他们的步枪已装上了弹盒，当然，除非得到命令，他们不得把子弹推上膛。
一阵愤怒的尖叫从76号战俘营传出，很快，同样的叫喊声传遍了邻近的战俘营。战俘们用尖刀武装起来了，他们削尖了帐杆，并且手挽手地唱起悲壮的歌曲。迎着密集投来的石块和梭镖，美国军人坚定地开进。爆炸的催泪弹散发出一股股螫人的白色烟雾，从火焰喷射器吐出的火舌使建筑物燃起了熊熊大火，震荡弹击中了死硬战俘的隐蔽所。美军士兵迎着顽强的抵抗进抵到第一道阵线，并在那里停了下来。
“把他们挤到B线！”波特纳下达命令。
戴着头盔的伞兵开始慢慢地迎着越来越弱的抵抗前进。至此，大多数战俘已被催泪瓦斯熏得喘不过气来，他们迈着踉跄的步子开始向中部的空地上汇集，勾住的双手按在头顶表示投降，其中有些人被那些企图继续顽抗的战俘打死或打伤。大约有1550名战俘在营地边远的角落对伞兵发起了进攻，这些伞兵是在未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前去集合那些战俘的，战俘们先后投出了震荡弹和催泪弹。突然间，一群约有300人组成的战俘向伞兵发起进攻，并将伞兵击退。伞兵稳住阵脚后继续挺进，他们只使用刺刀和枪托，白刃战变得疯狂起来，尽管有些伞兵被长矛或被带倒钩的铁丝击中，但这支训练有素的部队仍是一弹未发。直到6辆“巴顿”式坦克开到，这场搏斗才告结束。在这场搏斗中，41名战俘被打死，数百人受伤。美军方面有1名伞兵死亡，14人受伤。
波特纳走进依然火焰滚滚的战俘营，他在一间小屋里发现了一具倒挂的战俘尸体，显然，这么做是为了儆戒那些不愿积极参与反叛的战俘。伞兵们在一条水沟里找到了李学九上校，他们粗暴地把他拖出水沟。他们还发现了两份计划，其中一份是进行抵抗的防御计划，另一份是准备于6月20日结伴越狱的具体方案，这一方案号召战俘躲进深山，对一切阻挡方案实施的人格杀勿论。
波特纳的打击终止了任何越狱的企图。76号营地的6500名共产党人，在他们以500人为单位重新组合，安置在新建的战俘营时，他们没有做出任何抵抗。77号营的战俘，他们同样献身于共产主义，可他们也是二话没说，服从了新的安置。为了防止在战俘中出现新的武器库，营内进行日常的监督，有规律地搜查违禁物品。反共的战俘被转移到别的营地，把他们隔离开来以保护其安全，使他们免遭敌人所施行的恐怖行动。不久，亲共产主义的战俘被转移到其他海岛的新建战俘营，巨济岛上的战俘便被分成两半。
波特纳的做法激怒了共产党新闻界，甚至使很多西方人也大为震惊。加拿大人通过他们的驻华盛顿大使休姆·朗，表现得尤为尖刻。这位大使经常痛斥美国人，他说只要少量的部队和军官就可把混乱的局面整顿好。
贝却敌和温宁顿也发表了谴责性的报道，他们先前在开城所写的关于谈判及谈判中的枝节纠纷的报道要比西方记者的报道更为真实。但是，巨济岛反叛事件以后——他们明显反映出对巨济岛大屠杀的恐惧——他们的叙述是附和了北朝鲜和中国记者的报道。玛吉·希金斯对贝却敌的变化大为惊奇，她感激他以前曾给予她的帮助，并把他看成是一个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者，但现在，他正为共产党人滔滔不绝地发着议论。即使这样，她仍然喜欢他，就像其他许多西方记者那样。而在另一方面，温宁顿由于其傲慢自大的态度，几乎受到大家普遍的厌恶。美国人为了报复他而送给他一块蛋糕：蛋糕上插着一支用桃红色的酥皮做成的阴茎，上面刻划着这样的题词：“生日快乐，挺起你那玩艺儿！”
不论美国人干过多少好事，也不论他们受到过多么严厉的挑衅，显然，他们在全世界的形象已被他们残酷对待战俘的行径所玷污。只有联合国战俘的新闻报道通过图片显示出他们过得很快活。毫无疑问，正在赢得这场宣传战的是共产党人，这主要是因为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得到许可，察看了联合国战俘营，当然，他们不准进入北朝鲜的战俘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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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板门店，整个6月份过得平平淡淡。哈里森力图指望休会3天来激怒南日，但收效甚微。于是，他建议由中立国对战俘重新进行甄别，如果共产党方面还是不愿意在作过这种甄别后达成停战协定，那么，联合国军将仅仅根据战俘的宣誓，释放除选择遣返者以外的所有战俘。在共产党人签署停战协定之前，他将继续奉行他的休会策略。
7月26日，他宣布，全体会议在休会7天以后方可重新进行，这使南日颇为诧异。在南日提出异议时，哈里森尖锐地评说道：
在这几次会谈中，我们一直在声明中克制着自己，并试图做到实事求是。而在另一方面，你们所作的陈述显示出十足的虚伪，你们说，我们想扣留你们的战俘。但就我们所知，世界上人所共知的事实是，那些战俘害怕回到共产党人控制下的仁慈之中而沦为奴隶。
你们说，我们践踏了日内瓦公约——一个旨在保护个人人生权利而不是保护极权统治者暴政的协定。也许，没有哪一个政府，没有哪一支军队比你们更随意地忽视或践踏日内瓦公约了。你们没有权利来提起这些道义上的问题，也没有权利提出日内瓦公约的问题。你们对我们的行为所作的声明纯属无中生有，每一个人都认为，这种谎言只不过是共产党人进行宣传的一个典型事例罢了。
他又接着说，他的代表团将于8月3日返回，然后，他便率领他的全体谈判代表走出谈判帐篷，踏上归途。南日目瞪口呆，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哈里森手下一位名叫威廉·瓦彻的年轻代表恭贺他作了如此气势磅礴的演说。“瓦彻”，将军用他的田纳西语调慢吞吞地说：“这都不是我自己的话，是上帝把这些话语放进了我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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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萨姆斯将军和克拉克上尉为了确定关于北朝鲜流行瘟疫的传说是否属实而作了那次天真的考察以后，中国一直谴责美军在进行生物战。
美国人驳斥道，除非敌人首先使用生物武器，美国将永远不会使用这种武器。但是，美国人的反驳并不能消除中国方面的疑虑。在这种极不信任的背景下，现在，中国方面坚信，美国人确实在朝鲜进行了细菌战。1952年2月8日，周恩来愤怒地宣布，使用生物武器作战的、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将作为战犯处理。几天后，苏联方面也表明了同样的态度，他们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上对美国人进行细菌战提出了类似的谴责。
3月26日，周恩来给联合国秘书长发去一份电报，声明说，他的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北朝鲜的“正义立场”，“谁都知道，美帝国主义在其干涉朝鲜的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他列举了大量的事实。
“必须指出的是，美帝国主义在它所发动的干涉朝鲜的战争中，在遭受了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毁灭性的打击以后，被迫进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义绝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它在谈判过程中，一方面使用各种无耻的拖延手段阻止谈判进程，另一方面又无情地使用残酷的细菌战。”
周宣称，美国空军出动了448架次飞机，在中国东北上空散布了大量携带细菌的昆虫，企图进一步实现美国“侵略中国”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大规模屠杀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犯罪的、恶毒的手段，威胁中国人民的安全。”
美国方面把这些抗议看作是一派胡言。不过，北朝鲜确实发生了流行病，所以，北朝鲜人坚信，美国恶魔投掷了带毒的昆虫，这并不缺乏逻辑。难道他们用炸弹残杀全体人民还不足以表明他们的灭绝人性吗？
周恩来提交的报告清清楚楚地证实了中国方面的谴责。一星期以后，美国飞行员，空军中尉肯尼思·伊诺克终于坦白交待，他投掷了细菌弹，他驾驶的B－26轰炸机是在2个月以前被击落的。几天以后，他的同伙约翰·奎因也坦白了罪行。“非常清楚”，他交代说：“华尔街的资产阶级战争贩子们，他们贪得无厌，为了给自己攫取更多的金钱，企图使这场战争蔓延开来，他们制造了这场生物战的可怕罪行，……我被迫成为这些战争贩子的工具，受命投掷了细菌弹，对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犯下了极为严重的罪行。”中国人民一直宽以待人，他说：“他们发给我保暖服御寒，给我送来可口的食物，还提供了被褥和温暖的住所。对他们给予的友好待遇我将永志不忘。在志愿军耐心细致的关照下，我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我极为内疚，消除这个包袱，坦白悔过，使我心里得到安宁。我承认我对中朝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很显然，这份自白书的语言既不自然，又不合文理，它是在共产党的授意下写成的。
到7月份，细菌战成了一个全世界关注的问题。许多同家发生了由共产党策动的骚乱，接踵而至的怒潮，加上美国人在巨济岛所干的活生生的恐怖行径使得哈里森在板门店的工作几乎没法展开。“巨济岛呵！”俄国的《真理报》惊叹道，“你使我们认识到，‘文明的’美国佬甚至比残忍的希特勒分子更残酷、更无耻。达豪[译者注：达豪是德国第一个纳粹集中营。1933年8月10日在慕尼黑北16公里的达豪市郊区建立。由150来个支营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营至少关押过16万人，支营关押过9万人。至少有3.2万人死于疾病、营养不良和非人的虐待，有更多的人被运往在波兰的灭绝营。马伊达内克是德国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位于波兰卢布林东南部。1940年11月建立，最早用于关押苏联战俘。后因冻馁全部死去。1942年秋，该营又成为犹太人灭绝营。起初几个月是将被害者在附近森林中集体枪杀，后改用专门为集体屠杀建造的毒气室。1943年11月，营内绝大多数的人被消灭，党卫军并力图消除集体屠杀的痕迹。估计死于该营的人数为20－150万。] 只是一个死亡营，马伊达内克只是一个死亡工厂，而整个巨济岛却成了一个死亡之岛。”
《真理报》刊登的另一篇文章把美国将军称为“戴白手套的屠夫，嗜血成性者，他们借助于细菌、跳蚤、虱子和蜘蛛来进行战争，他们是从事了历史上最残忍的大屠杀的死亡贩子。”
坎特伯雷大主教休利特·约翰逊博士也口诛笔伐。7月份，他从中国回到伦敦以后，在英中友协的一次会议上，他说：“关于细菌战的事实是确凿的、无可辩驳的。”在沈阳，他看见了一些从滑冰场上搜集来的昆虫，这些昆虫被存放在试管里面，别人告诉他，这些都是被毒菌感染了的昆虫。在东柏林，世界和平理事会谴责美国人不仅在朝鲜倾泻了受毒菌感染的生物体，而且还在沿海捕鱼水域投放了毒药。
这些谴责更加剧了中国和北朝鲜竭力对被俘的美国飞行员的逼供。“进行细菌战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弗洛伊德·奥尼尔中尉承认，“美国人民必须意识到这些可怕武器的严重性，大家一起来制止这场细菌战，只有到那时，全人类才能享有和平。”
“我希望，每一个读到这份声明的人都知道，”保罗·尼斯中尉写道，“是我的正义感、我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驱使我，希望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事实的真相，我向全世界提供这样一个事实，美军正在朝鲜使用一种不人道的武器。”
除了这少数人，美国飞行员都顶住了来自中国方面极为巨大的压力。
一连几个月，中国方面都阻止国际红十字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对细菌战的说法进行调查，他们认为这些组织怀有偏见。他们完全信赖国际科学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富有同情心的西方人土，包括剑桥大学生化学家李约瑟这样的著名人物组成。
“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确实成了细菌武器的目标，”该委员会的报告说，“这些武器一直来为美军所使用，美军应用了大量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些武器。”这些结论是国际科学委员会得出的，但只是勉强得出，因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发现，“在各国人民发出的世界性的责难声中，这样一种野蛮的方法竟能一贯得到实施，”这难以置信。
又有3位美国飞行员的坦白书支持了共产党的断言，他们是在同一架B－26轰炸机上被击落的，这3个美国航空兵是：空军中尉、飞行员詹姆斯·E·格默，领航员、空军中尉戴维·E·彭尼和投弹手、空军中尉博比·哈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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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前线的战事相持不下，但是，为了夺取铁原附近的那片荒地，双方在一个绰号叫“老秃山”的高地周围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互有人员伤亡。从6月6日到7月21日，克拉克的部队死伤351人，而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估计为1093人。随后，暴雨连下6天，溪涧、河流水位猛涨，桥梁被冲垮，道路或被泥石流堵塞，或被冲毁。第2师企图再次获得“老秃山”的控制权，于7月底在前线发动了一次进攻，其特点是规模小，但战斗十分残酷。
在西线边远，临津江附近的一个称作“凯利”的高地发生了
一场艰苦的争夺战。7月30日，约翰·艾森豪威尔少校在第15步兵团指挥部报到。他是一位新被任命的军官。他得到指示，他的第1营集结待命，准备在早晨发起进攻。就在启程前往朝鲜之前，约翰与他父亲道别，他父亲在芝加哥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我们没有谈及什么重大问题，但在交谈过程中，爸爸向我提出劝告：千万不要做俘虏。步兵作战时，活生生的人被迫击炮或火炮弹片击中的可能性随时存在，他耸耸肩，表示对此不屑一顾。但是，作为一位新的总统候选人的儿子，我若被俘，不仅会遭受到特别残酷的对待，而且也会使共产党人借机对我敲诈勒索。”
“如果你被俘”，他说，“我估计我得退出总统竞选。”
约翰向他父亲保证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让他不要担心，“如果我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中国军队或朝鲜军队的包围之中，我唯一希望便是信守诺言，而且我希望用我的45毫米手枪先干掉他们几个，然后同归于尽。”
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在营部的指挥官雷德·艾伦少校的护送下来到前沿阵地。强烈的探照灯光束穿过低空飘荡的云雾，把前沿阵地照得雪亮，艾森豪威尔回忆说，“勇士们头顶上白色的光柱穿过云层，反射到前线，看到他们奋战在悬崖峭壁边狭隘的泥路上，一种不安感油然而升。”他们在上山的路上遇到了一位躺在地上的士兵，艾伦把他推醒，但这位士兵不肯向艾伦通报姓名，一怒之下，艾伦对他施行了拳脚，这也无济于事。他不理会从其他美军士兵脸上反映出来的愠怒和害怕，像老师对小学生似的转向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他向你通报姓名，他就是个好士兵，若是他不愿意，那你留着他也无用处。”
艾森豪威尔一来到设在山顶的营部观察哨，就意识到已处在临近进攻的时刻，观察哨高出“凯利”高地，它居于阵地的高处，视野广阔，这使观察所看上去像一个搭在正面的检阅台，这时，3个连的士兵穿过布雷区的两条通路，黑暗的天空逐渐变得灰亮，艾森豪威尔注意到，在观察所的地下隐蔽部里，聚集在一起的不仅有营级指挥官，而且还有团、师和军指挥官，这使他大为惊异，“所有这些高级军官都出来进行观察，看一看一个加强连对一个孤立的前哨阵地发起攻击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年夏天，中国和北朝鲜加强了对联合国军战俘的审讯，这使许多战俘起了逃跑的念头。即使所有的逃亡都因逃亡者再次被俘而告流产，直升机飞行员杜安·索伦仍坚信他能如愿脱逃。英国战俘营附近有一附属建筑，他一到那里，就着手为这一冒险行动悄悄做准备，到7月下旬，他终于准备就绪。
他决定找一个同伴，并挑选了一位身强力壮的士兵、卡车司机约翰·肖。肖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他反应敏捷，学了几句朝鲜话，而且体质也棒，肖坚持要把另一名士兵带走。索伦没有指南针，但他能够靠北斗星辨认方位，他们计划在一个暴风骤雨之夜逃跑，到那时，风雨声将有助于他们顺利出逃。
终于在一天夜里，暴风雨吼叫着袭来，索伦用一把磨得十分锋利的钢条，割断了横钉在囚室后窗户上的木条。
索伦在漆黑中带领他的同伙翻山越岭向某一山峰奔去，那是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黎明时分，他们已逃到了山顶。雨止了，他们用了一天时间来到鸭绿江边，都已精疲力竭，零星阵雨时下时停，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决定在树林里打个盹再说。但是，第二天上午，一位朝鲜妇女发现了他们，于是，他们再次被俘，并被遣送回战俘营。
“你们犯了企图逃亡罪，已被捉拿归案，”战俘营的李政委说：“你们知道该如何处置？”
“你知道，一个战俘想逃跑，这算不上什么犯罪行为。”
“嗨，这就是犯罪，”李大声叫嚷着。在此以前，他一直以为索伦是一位恬静的囚徒，李接着又说：“中国可不是日内瓦协定的签约国。”
“你说你们的宽大政策比日内瓦协定还好，所以，你该知道战俘想逃跑不算犯罪。”
李气得大叫大嚷，突然，他抡起左手，一拳打向索伦。这大出索伦的意料，这一拳打得他摇摇晃晃，打掉了索伦的一颗大牙，戴在李手指上的戒指还划破了索伦的脸。即使已成这个样子，李还是叫嚷着：“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还认为你想逃跑是合法的？”
索伦退回到一处被看管起来，他轻蔑地吐出那颗被打落的牙齿。“很显然，你是不希望我说出我自己的想法，你只是希望我对你言听计从，这样一来，我能做到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沉默。”
卫兵奉命看管索伦，桌上放着以前发给索伦使用的碗和勺，“这碗我是随身带走，还是怎么的？”
李愤愤地抓起饭碗，一言不发，然后一把将碗塞给索伦。黑暗中，索伦被带到一间朝鲜人用过的房子里，这房子现在就用作禁闭室，他被带进了一间暗室，板门砰然关上，一根沉重的圆木把门紧紧拴住，暗室对面的小窗户上开始钉上木板，索伦清清楚楚地听到上钉声。他在黑暗中摸索，他摸到了稻草，于是就铺了一张床，伸展四肢躺在草床上，就在他迷迷糊糊将要入睡的时候，有一只耗子咬住了索伦的手指，他一把捏住耗子，猛地扔向墙壁，第二天早上，他看到耗子挺尸在墙根。从门缝里塞进了纸张和铅笔，还有配给他的那份米饭，有一张纸上写着这样的话：“你必须认识你的错误。”他在大半天时间里冥想着事件的经过。开始时，逃跑的事搞得如此精彩，后来，突然间出了差错，他大惑不解。“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帮了我那么多的忙，但最后还是回到了这个地方。我想到，在被俘的那段时间，我懂得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以后显然还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几天以后，李政委的脑袋从门口伸了出来，他问索伦为什么一字不写。“我没有发现任何写检查的理由，我不需要给什么人写检查。”
“你必须承认你的错误。”
“我认错。”
“你把它写下来。”
第二天，李拿起索伦的检讨书念道：“我承认，我犯了错误。”
“你必须把你的错误说清楚，”李说。
此事变成了一次游戏。索伦写道：“我出发了，但我没有地图，不知道是向哪儿走，我也没有指南针来辨别方向。”第二天，他承认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李敦促他写得多多益善。这时，索伦明白了敌人的用意，他用一种不自然的风格写了检查，给人造成一种在胁迫下写检查的印象，但他从不承认自己做过什么错事。李向索伦指出，写一句话，保证不再重犯这类错误，“你必须明确写上，保证不再逃跑。”
“如果你想写这样的保证，那就只好劳驾你了。”
李果然这么做了，此举显然表明他已惯于伪造索伦的笔迹。后来，索伦被处以6个月的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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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季持续到2月底，这大大妨碍了前线的军事行动。即使这样，8月份在“邦克”高地的战斗中，海军陆战队的伤亡也极为惨重，以致不得不搞一次紧急空运以加强兵力。玛吉·希金斯在这场殊死的搏斗中，乘吉普车来到高地的前沿观察所，她看到一位海军陆战队的上校跪在弹坑累累的路边，“他怀抱着一位受伤的海军陆战队军官，这位伤员踩响了共产党埋下的盒雷（boxmine）”，造成可怕的后果，地雷炸断了他膝盖以下的双腿，“凹凸不平的弹片飞进了他的脸部和头的其他部位，也飞进了手臂和躯体，他浑身鲜血淋漓，已很难发现他身上还有（如果有的话）哪一部位仍是完整无损的。”
她目睹看这位伤员死去。上校把一件军用雨披覆盖在死者身上，然后转身对她说，“你刚从美国来，”他的表情极为痛苦，“你能不能告诉我，美国人民期望我们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看到那边的山脊了吗？在那山脊的后面，中国人在地下挖掘了火炮掩体，而他们的炮弹正毁灭着这上面的生灵，我们用两颗战术原子弹就可以把他门收拾干净。”前天夜里，该师为了拿下“邦克”高地而损失了100多人，“有些政治家屈从于某些人的压力，决定不使用这种可以拯救士兵生命的武器。我们清楚，很多人将因此而做出不必要的牺牲，可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命令士兵去拿下山头，你能理解我们的感受吗？在这里看过比尔以后，你就说不出究竟哪一种武器更可怕了，这些该死的盒雷，其杀伤力就如一颗原子弹一样，而伤者濒临死亡的痛苦时间却更长。”说完，眼泪顺着他的脸颊唰唰地流下，玛吉的眼也湿润了。
伤亡人数在继续上升，而在板门店，9月份的头3个星期几乎没什么动静，双方都拒不接受对方的建议。哈里森认为，共产党人准备要坐等下去了。他们希望联合国军代表团在极度疲乏中做出让步。9月20日，互相之间的抨击达到了高潮。“你们硬要扣留战俘，这个无耻的计划已经落空”，南日驳斥道，“你们再也不能以此为幌子进行欺骗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不得不在这几次会议上求助于谩骂，歪曲真相，这只能表明你方已变得多么绝望、多么声名狼藉——这多么天真可笑呵！”他滔滔不绝地演讲着。
杜鲁门给军方以有力的支持，自愿遣返联合国军战俘必须在停战协定中得到解决，而不是在某种危险的、望不到尽头的政治会议中去解决。在共产党人大闹板门店4天以后，他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说：“除非我们澄清指责，否则，停战对我们毫无益处。”9月27日，他写了一封私信给克拉克将军打气，信中敦促联合国军的建议应“最坚决地、无条件地”得到实施。
第二天上午，即提出最初的一揽子计划5个月后，哈里森将军简要地重述了联合国军司令部为了打破联合国军战俘问题上的僵局所提出的、结果却被共产党拒绝的先前的那些计划。他敦促共产党人“成熟、细致地考虑我们的建议，为此，我提议休会10天，10月9日11点在此再会”。
但南日依然坚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被俘人员“必须全部遣送回国”，他说，仅此就可以使“朝鲜战争迅速结束”。
“联合国军司令部没有进一步的建议要提出”，哈里森回答道：“我们所提的建议依然悬而未决，联合国军代表团将不会仅仅为了听取荒谬的、虚假的宣传而来此地，因此，联合国军代表团正呼吁休会。我们并不是要终止停战谈判，只是暂时中止，我们将乐于在你们愿意接受我方的任何建议，或者在你们以书面的形式提出你们自己的、可能会导致体面停战的建设性建议的任何时候会晤你们。”联合国军司令部已竭尽了全力，“我没有别的什么可说的，因为你们没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决定休会。”
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的对话终于明明白白地结束了，停战的前景还是那么渺茫。哈里森和他的代表们回到了自己的基地兵营，他们打点行装，准备启程前往东京。前线也处在对峙状态，每一方都变得更为强大，而克拉克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处境：他得使用多大的军事压力才能逼使敌人做出退让而又不会挑起大规模的战争？
第十一部 战争与和平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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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艾克能赢得这场战争吗？”
第40章 李承晚造反
第41章 和平时刻
后语
第39章 “艾克能赢得这场战争吗？”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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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3日－1953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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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第8集团军从一名中国逃兵那儿得知，一场对铁原西北五英里的白马山的进攻已准备就绪。丢失此地将迫使第9军退至高地，因而使整个“铁三角”地区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进攻于10月6日开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并打开了一个水库的闸门。然后中国军队猛攻白马山，但被韩国第9师击退。尽管损失惨重，但中国军队仍坚持进攻，只是被大炮和飞机炮火所打垮。这场战斗到10月中旬才结束，约25000名共产党军队没能击退顽强的、训练有素的韩国军队，韩国军队损失3500多人。这次胜利显然是李奇微制订、由范佛里特继续实行的强化训练韩国军队计划的结果。
在板门店的会谈突然结束后，有迹象表明中国急于达成某种协议。10月12日在北京结束的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期间，中国方面的语调明显缓和了，主要强调“和平共处”，会上的发言表明，比起朝鲜战争，中国更担心日本复活。
甚至在莫斯科，朝鲜战争的重要性似乎尚不及其它问题。斯大林在北京和平会议结束三天后召开的第19届党代会上的讲话暗示对国外的冒险行动持谨慎态度。
当哈里森率联合国军代表团步出板门店的帐篷时，战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共产党指责联合国军破坏谈判，这导致华盛顿给克拉克发了一份要他不要使用“无限期休会”一词的命令。
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极力使双方回到谈判帐篷中去，但苏联人谴责美国单方面结束和谈，而后又再次指责联合国军在战俘营里的暴行。为了回击这一指责，国务卿艾奇逊在10月24日的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提出了一个议案，呼吁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同意一个承认所有战俘有不受限制地被遣返的机会，并在遣返过程中避免使用武力的停战协定。”
然后他指出了苏联人反对联合国在朝鲜不强制遣返战俘的思想上的立场前后不一，因为苏联以前是支持战俘有权选择或拒绝遣返的。他在讲话结束时说，一俟共产党接受了非强制遣返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军就准备在板门店重开会谈。后来巴基斯坦外长对他说：“我并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大的势力。”
艾奇逊在给杜鲁门的信中写到：“我认为可以这么说，形势的发展比我们预料的对我们有利得多。”他描述了他关于遣返的建议。“20多个国家的政府同意我们的建议，这实际上包括了所有派兵去朝鲜的政府。我认为我们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占有绝对的优势，这或许会对共产党的想法产生影响。”
然而这却令在东京的克拉克将军大失所望，他在10月16日致电五角大楼：“我认为有必要制定使用原子武器的计划，”应轰炸满洲和北朝鲜。
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杜鲁门拒绝了他的建议，虽然总统本人曾威胁过要使用这种极限武器。
这时大部分美国人对朝鲜战争和拖了14个半月多之久的毫无结果的和谈已十分厌倦，许多人准备投艾森豪威尔的票，因为他答应如果当选总统，将亲自去朝鲜，以对那个国家的情况有一确切的了解。许多人认为他办事果敢，他可以结束这场大悲剧。
11月1日，艾森豪威尔夫妇在纽约市投了票，当晚出席了在“海军准将”饭店举行的一次聚会。艾森豪威尔的医生在10点半左右催他上了床。“我睡了一小会儿，午夜之前就醒了，因为有信儿了。选举结果，我们获得了55％的选民票和531张选举人票中的422张，以多出656万张选票的巨大优势获胜。”
11月18日艾森豪威尔正式拜会杜鲁门时，情况简介简明扼要。杜鲁门回忆说：“艾森豪威尔没有笑容，显得很紧张。”20分钟后，艾奇逊等人来了。“我想使艾森豪威尔及其助手们了解情况，这将有助于他们接手政府的行动，”杜鲁门说。联合国将于次日开始辩论艾奇逊提出的议案，杜鲁门建议艾克对此表示公开支持。艾克看了为当选总统准备的一份声明，但他对要说什么自有主张。然后他把杜鲁门草拟的一份联合声明过了一下目，提出对两处进行修改后，再向新闻界发表。会议在下午3点15分结束。
别人刚一走，杜鲁门便陷入了沉思。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直到这次在白宫的会晤，艾森豪威尔将军一直没有抓住摆在他面前的繁重的工作。会晤期间对他的态度我有些许不解。也许这次会晤使他明白了总统职位和总统职责的含义。可能他对这一长串问题和总统要面对的决策感到惧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对他在会晤的整个过程中面无表情的神态基本可以理解。但也许还有其它什么原因。他也许未能抓住政府正在从事的工作的实质，因为在激烈的党派政治中，他得到的是事实被严重歪曲的看法。不管它是什么，我一直在思考着。
后来他把他给艾森豪威尔的建议写成一份坦率的备忘录。他说：“我想所有这些都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杜鲁门的推测是对艾森豪威尔的侮辱。作为北约的首脑，艾森豪威尔非常清楚摆在他面前的有关国家安全的重任，他也明白他的前任在朝鲜所犯的错误。
2
当李承晚听说艾森豪威尔要来朝鲜时，他宣布当选总统将在汉城受到热情接待——阅兵式、宴会、群众集会。克拉克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李承晚要做的精心安排太过分了。“我还要让华盛顿完全明白，当李承晚得知出于安全考虑，当选总统将不能在公众集会上露面时，将对他是怎样大的一个打击。我知道会有反应的，李承晚的感情将受到伤害。”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新闻报导的范围。六个出类拔萃的记者将随艾克来朝，此外还有40－50名在现场的记者和其他从东京飞来的一架架飞机满载记者。
由于这次旅行有一定的危险性，克拉克不得不制订了保障艾森豪威尔生命安全的周密计划，同时还要帮助记者团把他这次十分重要的访问告诉全世界。参谋长联席会议也甚为关注。布雷德利写道：“如果事先泄露他的日程安排，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对艾克起降的机场进行空袭或派秘密小分队暗杀他。”
官方的迎接场面有意安排得很小。飞机于12月2日降落在朝鲜，范佛里特和克拉克迎接了艾森豪威尔，他的第一句话是：“约翰在哪儿？”
“约翰一大早就来，”克拉克说，并说他儿子的每一行动都受到了注意，如果让他提前来汉城，就有可能暴露整个计划。
翌日，在汉城的高级将领们向艾森豪威尔简要介绍了情况，然后带他参观了空军和地面战斗部队指挥部。4日又视察了一圈并听了情况简介。首先去的是英联邦旅，那天的高潮是父子俩同约翰营的战士们在外边共进午餐。12年以前，当父亲的指挥的也是第3步兵师第15团第1营。
在那日程繁忙的一天里，艾克亲眼目睹了业务纯熟的韩国首都师的示范表演。此间尽管天气寒冷刺骨，李承晚总统始终陪同着。
时间很快到了访问的最后一天，12月5日，直到傍晚克拉克才打电话给李承晚，问是否能立即见他。克拉克天黑后到达，他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将于下午5点45分准时到李承晚总统那儿与其道别。李承晚笑了，艾克的来访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这将向人民显示李是多么受到美国人的宠爱。
约定的时间到了，艾森豪威尔、他的儿子及一些官方人员出现了。李承晚与这位当选总统寒暄了几句，在艾森豪威尔准备启程时，李说：“我想让你见一见我的内阁成员。”门被打开了，里面站着一群身着自己最好的制服的朝鲜人，他们都急于见这位当选总统。
在第9集团军司令部，军事指挥官们向艾森豪威尔告别并目送他驱车前往机场。克拉克不知艾克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当时前线有35万中国军队和14万北朝鲜军队，与他们对峙的是35万联合国军队。随着冬天即将来临，战事突然缓了下来。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在他们的坑道和地堡内过冬，不时派出巡逻队和小规模的奇袭部队，而范佛里特则想安心地坐等谈判的新发展。
但战俘营里，战争还在继续。11月30日共产党人声称，在过去的61天里，他们有542名战俘被杀或受伤。
与此同时，联合国军的一些战俘也在进行他们的战争：拒绝承认他们没有犯的罪行，勇敢地坚持他们的人权。他们不像共产党战俘，既不抗议也不使用任何武器袭击卫兵。
自从去年夏天以来，企图逃跑的大多数战俘都被单独监禁着，或挤在一间小屋里，服刑3个月至3年不等。与这些人呆在一起的是拒绝学习或对那些同情共产党生活方式的“进步战俘”制造麻烦而被判刑的战俘。
战俘中有两名海军陆战队军官度过了一个最惨淡的圣诞节，一位是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的参谋长弗兰克·施瓦布尔上校，另一位是该联队的军械官罗伊·布莱少校。7月份，他们驾驶一架“山毛榉”飞机在一次非战斗性飞行中无意飞越了敌人的防线而被对方的战斗机击中。发动机被打坏，他们跳伞平安落地。
中国军队知道他们逮住了好东西，因为施瓦布尔是一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执行过65次夜间飞行任务并获得4枚优异飞行十字勋章的老兵，他身着军服，随身带有军役证明卡、一张弗吉尼亚的驾驶执照、一张飞行保险票、他的全家福照片和一份飞行计划。几个月来他一直被单独关在一座朝鲜式尾檐下一间肮脏的披屋里。44岁的施瓦布尔倍受折磨，被指控是一名战犯，给吃的给得很少，被剥夺了去像样的公厕的权利，也不给检查身体，饱受酷暑和寒冬之苦。除了一次“两周的反省期”外，他频频接受审讯，但从未受过刑。最后在12月底，这名联合国军高级战俘继迪安将军之后，在恐吓和威逼之下，不得不作了使共产党中意的坦白交待。
“在做出我最困难的决定以寻求唯一出路时，”施瓦布尔后来写道，“我最重要的想法是，与宁死不屈而牺牲生命或一辈子做中国共产党的俘虏相比，揭露这骇人听闻的毁谤宣传对我的国家来说更有价值，我对此毫不怀疑。”
他的同伴布莱也受到了紧张的审讯，但受到的对待更严厉，有时还被拷打。1953年1月初，他被关在一间没有取暖设备的泥棚里。“我只穿件单战俘服，无法暖和，几乎每天被罚立正，晚上不许躺下。不管怎样，我得在小屋里不停地来回走动，否则会被冻僵的，因为当时的温度在华氏零度以下。我想这种对待持续了有六七天，我记不清了。由于被冻僵半截，多夜不能眠，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垮了。”
一天半夜时分，他被带到集中营司令官的办公室，被告知他们有确凿证据证明他参与了细菌战，并让他看了一份用英文写的限期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事实上，上面写明我知道细菌战这回事并参加了部分行动，我将被作为战犯送往中国，由一个刑事法庭审判，罪名是参加反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细菌战。它还进一步写明，如果全部招供，我将被当作一般战俘，并在这场战争结束后被遣送回国。我又被带回了小屋，48小时内不给一口吃的，夜里还是不让合眼。”
最后通牒的期限将至，审讯队又回来了。布莱同意撒谎，用好几个小时重新写了口供，直到审讯官完全满意为止。“他们在决定具体让我说什么和怎么写时遇到很大困难，我没有机会反对，更没机会与他们争论。”
施瓦布尔写使共产党合意的供词用的时间更长，他们拍下了他看最后一份供词的照片。他的供词很机智地加进了战斗数据和听起来感到真实的技术术语。1953年1月21日他在供词上签了字。这份口供加上布莱的供词，都可作为共产党的一大成功，因为联合国大会定于两天后重新开始，这两份重要的供词可在代表中传阅。
3
两周前，约翰·艾森豪威尔少校曾收到一封电报，命令他立即去金浦机场乘飞机回国，显然是叫他回去参加他父亲的就职典礼。这可是个不受欢迎的消息。“我刚获荣升。如果我走得太久的话，师里可能会另派人来的。”他以最快的方式给他父亲发了信，表示不同意回去。但没有回音，他很快启程回国了。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当选总统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迎接了他。
1月20日的就职典礼是在寒冷的天气和冷淡的政治气氛中进行的。杜鲁门严厉批评了艾克的朝鲜之行，称之为“一种煽动行为”。在那周的早些时候，艾森豪威尔夫妇拒绝了与杜鲁门共进午餐的邀请，但那天早上他们去白宫接了杜鲁门夫妇。
两位男人进了艾克的高级轿车，二位夫人上了另一辆轿车。当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驶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时，艾克问杜鲁门是谁命令约翰从前线回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的。“总统回答说‘是我，’我真诚地感谢了他的关心。”这是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起的他们之间唯一的对话。
他在就职演说中说，自由世界的人民并不是历史上孤立无援的囚犯而不得不接受牺牲，因为那些把权力看得高于原则的人很快将两者都失掉。他在演说结束时说：“那么，我们寻求的和平，不止是让大炮停止轰鸣，减轻战争的痛苦，也不止是避免死亡。和平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平不止是精疲力竭的人们的歇脚站，它更是勇敢者的希望。”
在联邦火车站，杜鲁门夫妇发现有约5000名忠实崇拜者在等候他们。杜鲁门穿过人群，许多人想吻他或同他握手，不一会儿他的脸上就印满了口红印。杜鲁门和夫人终于挤到了火车跟前，他走进熟悉的后站台向人们招手致意。“这是任何人都可能得到的最伟大的时刻，因为现在我是杜鲁门先生，一个普通的公民了，这是你们第一次送我衣锦还乡。我难以用语言表达我对你们的感谢。我活到一百岁也不会忘记的。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
对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原则的人，这是最好的告别。和所有总统一样，他也有过错误，但即便是错了，他也仍然是密苏里独立城的哈里·S·杜鲁门。他被朝鲜战争搞得焦头烂额，部分是因为中央情报局和军事情报机关的错误情报，部分是由于他坚决反对强制敌方战俘回国，还有部分原因是，世界上的所有大国还不明白，拥有核武器的主要大国之间的战争再也不可能了。
现在全世界都在问：“艾克能结束这场战争吗？”就职典礼后的游行热闹了很长时间，此后的仪式和舞会也是如此，艾森豪威尔累极了。他面临的任务还很多。“大约在凌晨1点，这长长的一天终于过去了，已是美国总统的我上床睡觉了。”
4
在朝鲜，战争还在持续，没有大的行动，只有对双方都无益的小规模行动持续不断。在1952年的空袭中，空军和海军的飞机先后63次击错目标，范佛里特对此很不满，导致了对近期的空军轰炸技术和陆军地面战术进行测验的“鞭挞行动”。这次行动选择的目标是铁原附近的“马铃薯”高地，这是“T骨”高地以东、“怪状前哨”以北不到一英里的敌人的一个据点。先是战斗轰炸机和雷达制导的轻型和中型轰炸机对“T骨”山地带的目标进行轰炸，随后用猛烈的野战炮火直接掩护第7师的袭击部队。
支援7师312团的57野战炮兵营，在总统就职典礼日向“T骨”高地倾泻了几千发直径105毫米的炮弹。在发起攻击的前一天，1月24日，空军对“T骨”高地投掷了136000磅炸弹和14箱凝固汽油弹，观战的有第5航空队、第1军和第7师的将军们、约12名记者。来者都发了一份6页、3种颜色的试验说明书和一份附有主要项目的“剧情说明”。这种小册子使某些记者回想起百老汇的演出节目单。
第二天，大规模战斗开始了，由8架F－94“雷”式喷气式飞机、每架携两枚重1000磅的炸弹拉开了进攻的序幕。它们横扫了“T骨”高地，投下了炸弹。与此同时，步兵和坦克集结待命。晌午之前，至少有3架飞机击中了敌人的目标，随后又有24架“雷”式喷气式飞机实施了攻击。
第一步行动结束后，第二步行动开始了，坦克隆隆前驶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攻击部队准备就绪，15辆支援坦克猛地冲了出去。按照计划，由4架“雷”式喷气式飞机中的两架轰炸“马铃薯”高地，但第一架没炸中，第二架只向目标投掷了一枚凝固汽油弹。原来设想的由海军陆战队的8架“海盗”式飞机在空中表演最后一幕——在坦克和步兵前面施放一道烟雾——以失败而告终。有的飞机炸弹投早了，其它飞机则没有击中目标。
空袭结束后，炮兵、摩托化部队、高射炮兵和自动武器的火力向敌人的主要抵抗线发起了摧枯拉朽般的袭击。支援坦克一进入“马铃薯”高地防区就加入了炮击。现在该小约翰·阿博加斯特少尉指挥的2连2排登场了，他们将向此高地发起攻击。阿博加斯特的部队曾在相似的地形里进行过九次演习，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任务。为确保成功，又增加了两个火焰喷射器小分队。
进攻的时间并没作具体规定，因为该排得等空中打击结束后才能发起攻击。将由2营营长发出进攻命令，但他的报话机坏了，阿博加斯特的部队出击晚了一刻钟。两个班开始登“马铃薯”高地的北尖，另两个班攻南尖。
阿博加斯特少尉发出一发绿色信号弹，这是让坦克把火力转向299高地的信号。2排往高地猛冲，当他们接近第一个土丘肘，上面的中国军队开始劈头盖脑地投下手榴弹。
阿博加斯特被击中，但还是爬了起来呼叫火焰喷射器。“我要爬上山顶！”他吼道，“谁跟我去？”而后他第二次被击中，伤着了右臂。一个士兵去帮他，但他说他只想休息。然而他已不能行动了，中士罗伯特·科菲接替他指挥。又甩下一阵手榴弹，科菲的两条腿受了伤。
1排开始往高地上冲，但他们很快遭到猛烈攻击，不得不找地方躲起来。“雷”式喷气式飞机试图支援，每半小时投下一批炸弹，但已经攻上高地的2排却中了埋伏。第3排向高地猛攻，但却拖着许多伤员被赶了回来。团长命令停止进攻。
这场大规模的表演在哭泣声中结束了。共投掷了224000磅炸弹，8箱凝固汽油弹，支援的火炮、坦克、重迫击炮和机枪、步枪还发射了150000发炮弹和子弹。中国军队损失不到65人，美军3个排共伤亡77人。“鞭挞行动”本可以无人知晓，但一位刚刚到达的记者写的一篇陆军和空军的高级将领攥着三色计划单观看一场表演的报道活灵活现地描述了这幕“剧情”。
敌人没有发动大规模进攻。此后不久，2月11日，范佛里特的职位被陆军中将马克斯韦尔·泰勒接替。泰勒深知艾森豪威尔希望结束惨重伤亡的战争，尽快实现体面的和平。范佛里特的任期成为打一场有限战争的争论和受挫的话题。尽管如此，不管怎样，他使第8集团军做好了万一敌人或华盛颐决定发动一场全面攻势以赢得战争时打恶仗的准备。他很不光彩地离开了朝鲜，但相信他的部队是可以在1951年春天击败共产党军队的，他的反攻曾使中国人大吃一惊。他在自传中写道；“虽然我们可以乘胜前进，但华盛顿不想这么干，国务院已经让共产党人知道我们愿意在三八线解决问题。我们不但没有接到进攻行动的命令，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行动越来越受到限制。即便在加强我们的防线问题上，我们也受到了在日本的远东司令部的限制，或许它执行的是华盛顿的指示。”至今仍不是没有机会，“只要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们给他机会，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官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还是能做我可能会办到的那样，尽早抓住这个机会的。”
在远东没有任何达成真正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我已十分了解中国红军，我的判断是：如果重新召我回去同其作战的话，我会满怀信心地踏上归程的。”
“如果我们从亚洲的共产党那儿撤退，我们就彻底失败了。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
5
整个2月份，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几乎空无一人的板门店的谈判帐篷里，都没有什么行动。而后在3月5日发生了一个戏剧性变化：约瑟夫·斯大林死了。《真理报》关于他的死亡的社论没有一篇提及朝鲜战争。一些专家感到，斯大林的接班人没有他那样的气概，对美国人反应的估计也不像他那么有信心，不会对美国施加太大的压力。斯大林的接班人乔治·马林科文还需要时间来建立他自己及其助手们的势力。在4天后北京为斯大林举行的追悼会上，苏联大使只是简单地提到这场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已近3年的战争。
北京和平壤都向马林科夫表示祝贺，《真理报》的一篇文章引用了金日成的一段话，这段话暗示北朝鲜只希望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把朝鲜的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我们的人民在其无私的勇敢的战斗中并不是孤立的，”金日成坚持说，“强大的人民中国派出了志愿军来帮助我们，这种帮助是斯大林对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人民的友谊的典范。”这种讽刺性语言显然很清楚地提醒北京和莫斯科，在严酷的1950年的冬天，斯大林给北朝鲜或中国的帮助很少，只是由于中国的挽救才有了今天。
3月15日，陷入僵局的朝鲜和平谈判有了进一步的重大突破的迹象。这一天，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第4次会议上说：“目前在有关国家相互同意的基础上，没有有争议的和不能解决的问题，这适用于我们同所有国家，包括同美国的关系。对维护和平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在现在和将来对苏联坚定的和平政策放心。”
6天后，莫斯科电台报道说，苏联人同意积极帮助使战争爆发以来在北朝鲜被俘的9名英国外交官和传教士获释。这种姿态在非共产党世界的外交圈内产生了希望，这是一场真正的共产主义和平运动的开端。
3月26日，周恩来代表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完斯大林的葬礼后回到北京。两天后，彭德怀和金日成在答复克拉克将军关于交换伤病战俘的要求时说，他们愿意执行日内瓦公约关于这方面的条款，再次建议恢复和平谈判。
克拉克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将通过板门店的联络官为交换伤病战俘进行安排，但不同意在共产党提出一揽子建设性意见或愿意接受联合国军的一项建议之前恢复全体会议。在华盛顿进行考虑的时候，周恩来发表了一项调和性声明，打开了迅速解决战俘遣返问题的通路，他建议“参加谈判的双方停战后，应立即遣返在彼此监禁下坚持回国的战俘，而将其余战俘交与一中立国，以保证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这时停战之路似乎已经打通，但华盛顿的反应很谨慎。中国方面已经公开提出了执行其提出的遣返建议的详细计划，但周所说的“中立”如何理解，谁来决定不愿遣返的战俘的最后安置？
中国的提议在4月份愚人节那天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马林科夫宣布，“我经授权声明，苏联政府完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高尚行为。”他还说，苏联政府“也相信美国政府会正确理解这项建议的。”
马林科夫的话进一步证明，现在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决定共产党政策的是中国，停火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了。由于双方互不信任，相互拖延，彼此担心，相互之间理解有误，本可在两个月内解决的问题用了两年的时间。这项新的建议会不会也在一系列相互争吵中告吹并且造成不必要的更多的流血呢？
第40章 李承晚造反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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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月20日）
1
就在杜德事件之前，朱少校逃出了共产党人控制的66号战俘营，被送到釜山一个安全的战俘营。在1952年底和1953年初5个月的时间里，他受到美国情报局官员的审讯，他讲了他所知道的有关北朝鲜军队的情况，尤其是为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进行的部署。尔后中央情报局派了一名会讲俄语的文职人员来了解关于苏联军事顾问的情况。为了表示感谢，这名文职人员送了朱5本学英语的书，这些书被一名认为北朝鲜战俘没有理由学英语的韩国宪兵没收。几天后，朱被投入一个关押反抗当局的战俘的监狱。
2
1953年3月初，海军陆战1师的28000名军队准备在西线迎击中国军队对其由凸凹不齐的山峰和深谷组成的33英里长的防线发动一次重大进攻。日益变暖的天气融化了大量的积雪，正在解冻的清津江使他们的供应路线变成了泥潭。中国军队如发动一场任何规模的进攻就会结束5个月的僵局。对美国国内的头面人物来说，“僵局”或许意味着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西线伤亡很多。
马丁·拉斯自入伍以来，用各种方式尽可能地参加步兵的战斗。他愿意打仗，最终成为海军陆战队1团1营艾布尔连第2火力小分队的一名自动步枪手。
3月的第二个星期，海军陆战队1团突然被从预备队中抽走开往“邦克”高地的前哨阵地。下士拉斯在其回忆录中记述道：“这一带主防御线南部和北部的地形之不同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两边好像没有任何联系。这里的无人区是一大片平地，一眼可看到几英里之外。“邦克”高地看上去像城里的破烂房子，鬼才会住在里面。”从拉斯呆的位置可以看见蜘蛛般的战壕。一大早，敌人的高音喇叭就开始叫了：“欢迎海军陆战队1营的士兵们。”拉斯想，他们是怎么知道他们部队的番号的？”
一小时后，中国军队的一门迫击炮开始打出一连串炮弹。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海军陆战队给予了回击，5枚白磷光炮弹在敌人阵地前爆炸，中国军队的一门迫击炮哑了。“看着敌人的迫击炮炮口爆炸真过瘾，当知道那门迫击炮附近有一帮中国军队而我们正处于反射击的位置时真开心。”
五天后一大早，当阳光透过晨雾时，拉斯向外望去，听见战壕前什么地方传来一声咳嗽声。“我对那声音感到很奇怪，浑身突然冷得要死，好像刮过一阵刺骨的寒风。这咳嗽声突然很清晰，就像在剧院听见的咳嗽声一样。我的枪差点儿掉到地上。我像弹簧轴似的僵硬地坐在那儿，强烈地想象出有一两个中国士兵躺在离战壕不到20英尺的地方。尽管冻得直发抖，但我仍从缝隙往外搜寻了一番，很快回到洞里，在附近看到了我想象中的画面——一个人的脑袋和肩膀。”他至少在70码开外。“你肯定能看见他——在周围淡黄色的地面衬托下的黑乎乎的侧影，这完全是由于几个月来断断续续的炮击把草木都炸光了的缘故。第一次看到中国士兵的心情异常紧张，这是一种软弱无力的说法……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以致还没有瞄准就向他开了一梭子。实际上只要瞄准了，开一枪就足够了，但我怕他溜了。”
虽然整个3月份都在进攻“邦克”高地，但中国军队企图夺回战场上的主动权的计划破灭了。共产党提出恢复谈判，使得李承晚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信，坚决反对共产党提出的回到板门店的建议。他说和平协议将使中国军队可以留在朝鲜，那样的话，南朝鲜就会感到应该要求其所有盟军离开这个国家，那些愿意一同往北打到鸭绿江的例外。然后美国可能提供支援，用飞机、远程大炮和海军炮火在半岛两边掩护前线的部队。
艾森豪威尔觉得李承晚的信语气激烈，用词过分。“我立即回了信，努力说服他并使其安心。”在对李承晚的处境表示同情的同时，他又说双方肯定都愿意在体面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艾森豪威尔在信的结尾说，美国将寻求一种解决办法，但如果李承晚政府采取不能得到美国和联合国支持的行动，这种努力将不会有什么成效。
4月11日，板门店的联络官们最终完成了有秩序地交换伤病战俘的安排，并签署了一项声明“在签署此协议十天内在板门店开始遣返”的文件。经过21个月的争执后，终于实现了一个重要目标，使最终就交换所有战俘达成一项协议有了希望。
代号为“小转换行动”的交换战俘行动定于4月29日晨开始。在这次行动中，将释放149名美军战俘、64名其他联合国军战俘和471名韩国战俘。一个美国医疗队和3个救护车队在板门店等待把第一批战俘运送到汶山以南15英里处的自由村。早晨6点到了第一批50名联合国军伤病战俘。
同时，有近10倍之多的共产党战俘在北面几英里处获释。当新闻短片的摄像机嘎嘎作响、照相机咔嚓咔嚓响个不停时，战俘们大吼大叫着表示抗议。许多战俘脱下美国人给的衣服扔在地上，一些人则拒绝撒滴滴涕粉，还有的绝食，说给他们的食物里有毒。
与上述战俘们相反，联合国军战俘则温顺得多。当记者们围住他们问其经历时，许多人不大愿说，有些人只谈仍关在敌人集中营里的伤病难友们的情况。韩国战俘被转到南朝鲜的基地医院，一些美军战俘被用飞机运到日本休养治疗。美联社报道说，“今天从共产党集中营回来的美军士兵都说受到了良好待遇。”一名战俘赞扬他所受到的治疗，另一个说他呆的集中营周围没有铁丝网，每人都有一床被子和一条毯子，他从未见到哪名战俘受虐待。他们讲述的故事太平淡了，合众社东京办事处收到纽约发来的一封急电：“除了受虐待和引起轰动的故事外，关于归来的战俘的报道只需有限的篇幅。”
《时代》杂志的记者报道说：“在汶山的记者们催问之下，战俘们才在记者们的引导下谈一点有暴力行为的内容。大多数战俘说他们没有见到过他们的难友被虐杀或被蓄意虐待。当有的战俘在记者引导下谈及战俘营的死人事件时，一些新闻记者只管堆积‘虐杀’的数字，而不看这些数字重迭了多少。”
《新闻周报》写道：“并非所有的战俘都是大张旗鼓地回到家里的。一架美国飞机几乎是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从东京飞回来的。”机上乘客的名单是保密的，“其原因是：一些乘客在东京经过‘有限的’甄别后，就被暂时列入了‘共产党宣传的牺牲品——洗脑’者的名单。”他们将被送到雾谷的陆军医院接受精神病和医药方面的治疗。
在“小转换行动”开始的那天早晨，靠近鸭绿江战俘营里拉里·泽勒斯的小屋的门被推开了，有人用朝鲜话高声叫道；“走了！”7名美国平民俘虏被告知准备动身。没有政府代表过问、无国籍的苏联和土耳其平民俘虏流出了眼泪，他们恳求道：“请转告你们见到的所有的人，我们在这里！”
到达平壤后，这批美国人被安置在一个隧洞的两间屋子里，住在这里的是朝鲜人民军指挥部的人员。与在他们之前的7名英国俘虏一样，他们也被量体做衣服，天天洗热水澡，给他们吃营养丰富的食物。
就在泽勒斯一行离开平壤之前，一位将军用朝鲜话向他们发表了讲话。“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极为人道的政策，你们今天就被释放回国。”当翻译这几句话的时候，他直盯着这些美国人。照相机的镜头从这位将军那儿转向俘虏，他们无动于衷地站着，就好像什么也没听到。
照相机的闪光灯不再亮了，将军又重新来了一遍，所有的照相机的镜头又都对准了他，然后转向不怎么合作的俘虏，“你们这些美国人就要回家了，你们听见了吗？你们很快就要见到你们的家人了，你们要回家了难道不高兴吗？”照相机的闪光灯又亮了起来，但这些执拗的美国人却一声不吭。将军突然转身走了。他离开的太突然了，就连翻译也忍不住神经质地笑了笑。
苏联集团的记者们围住了美国俘虏。一位记者问泽勒斯；“你要回家了，你好像不高兴。”
“哦，我很高兴。我只有离开了这个国家才会高兴。”
“难道你们不感激朝鲜人民政府对你们十分人道的对待？”
没有一个美国人说一句话，好几个穿红十字会衣服的文职人员走近他们说：“我们是朝鲜人民政府红十字会的，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我们现在都很好，谢谢，”卫理公会传教士克里斯蒂安·詹森医生说，“我们以前从未见过你们，在我们真正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在哪里？”
一位红十字会的人淡淡地笑了笑。另一个问道：“你们对受到的非常好的待遇有什么想法？”还是没有人答话。记者们开始面有难色。一位记者无可奈何地问：“难道你们没有一样可以感谢朝鲜人民政府的吗？”
“有，实际上有，”奈尔－戴尔说。在死亡行军中她曾表现出这种勇气。几乎过了3年地狱般的生活，她还是那么精神十足，“谢谢北朝鲜政府让我还活着。在这个生命不值钱的国度里，我感到幸运的是我的小命还在。”
“你被虐待过吗？”
“是的，”她简洁地说。
“我们已查出了1950年对你们干坏事的那个少校并严惩了他，”一位北朝鲜军官大声说道，“他拿了合67000美元的朝鲜钱给你们提供交通和食宿，但他贪污了。他是个大坏蛋！他偷了你们的，也偷了我们的！”
“我们并不知道发生在你们身上的所有这些坏事，”一位朝鲜军官说。
“你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路易斯·丹斯说出了所有俘虏想说的话。
又陷入了令人窘迫的沉默，而后记者们缓慢地朝汽车走去。第二天，北京电台报道说，7位被北朝鲜释放的美国俘虏对给予他们的人道的待遇表示感谢。
这7个人先被送到沈阳，然后穿过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第二天，5月12日，一架美国空军的C－54飞机把这批人送到西德的滕珀尔霍夫机场。从那儿，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同温层飞机将其送到法兰克福，他们在那里呆一段时间后启程回国。
那位澳大利亚神父克罗斯比又过了3周才最终获得了自由。他丢失了日记本，但几乎一字不拉地全记存在了脑子里，他又开始重记日记。“我又一次开始了生活。又回到了能透过光线也没有风的屋子里，这里有充足的热水、肥皂和干净的亚麻布，有既使不饿也想吃的食物。我又得到了也许别人认为理所当然但对我来说难以置信的好东西。然而尊重个人自由的法律比这个国家的好东西都更重要，我珍惜所有这些东西，但我得到了更有价值、更重要的自由。这就是信仰自由，公开地承认我的信仰，有自由让所有与我一样向天国迈进的人们知道，上帝的爱在等待着我们，给我们的心灵以安托。”
3
直到4月26日（星期天）下午才在板门店重开全体会议，这是自去年10月以来第一次高级代表团全体会议。气氛很紧张但无火药味。南日提出了一份6点建议以结束在战俘问题上的僵局。哈里森同意某些建议但极力反对其它几点建议，会谈再度陷入困境。
最后在5月10日，美国空军发动了这场战争中火力最为集中的一次攻击。3天后，哈里森带着一份反建议回到板门店，该建议在次日被认为“绝对不能接受”而被断然拒绝。
与此同时，对北朝鲜的猛烈轰炸还在继续。这一次，平壤以北20空哩德山的水坝和土坝被炸毁。空军的策划者们长期以来认为，炸毁灌溉大坝将严重影响北朝鲜的粮食收成，但由于“人道主义的原因”直到现在才动手。据美国空军官方历史记载，5月15日，“洪水突然倾泻而下造成一片混乱……，房屋、庄稼、灌溉渠统统被涛涛洪水冲走了。”受到轰炸德山战果鼓舞的空军又轰炸了其它大坝，但共产党吸取了教训，在敌军飞机进攻时排干了水库里的水。“水流掉了，但避免了水灾。”
这时美国在板门店的立场使会谈陷入僵局，并逐步发展成一场危机。尽管国际上对美国的好战精神批评日益强烈，但国务卿杜勒斯还是在5月22日让尼赫鲁总理捎话给北京，如果双方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鸭绿江以北的军事庇护所。
三天后板门店会谈恢复时，共产党意识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是不会在自愿遣返问题上让步的。这场战争消耗了北朝鲜和中国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他们能坚持多久？
哈里森带着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回到板门店：不坚持一旦停火协议生效就立即释放朝鲜遣返人员。这些战俘将移交给由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和瑞士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除此之外，必须接受联合国军最近提出的那项建议。如果共产党不同意，也不提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将停止谈判。
显然李承晚不愿意将非共产党的朝鲜战俘移交给中立国委员会。25日上午，克拉克将军会晤了李承晚，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他，并试图减轻对他的打击。
与此同时，哈里森建议结束这次全体会议。共产党同意后，哈里森提交了一份新计划。休息一个半小时后，南日提出了几条反对意见，建议4天后再度开会。哈里森认为应再晚些时间以便认真研究此项建议，提出再推迟两天。南日表示同意。事情好像解决了。
为了支持这项计划，克拉克将军在27日给金日成和彭德怀送交了一封语气强硬的信，敦促其接受这些新条件。“如果你们的政府诚心希望停战，你们就应该抓住目前的机会。”
4
虽然共产党的宣传机构还坚持说李承晚是美国的傀儡，和他共事的那些美国官员倒也是唯愿如此。独立是他的信仰。从停战会谈伊始，李承晚就公开预言谈判将失败，他认为计划中的停战协定是战争的最后结局，也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结局。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会谈。
5月30日，李承晚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说接受任何允许中国军队留在朝鲜的停火安排都等于“不容分说地判朝鲜死刑”。
对事态十分关切的艾森豪威尔向李承晚保证，美国将努力以一切和平方式来实现朝鲜的统一，而且将在一项可以接受的停战协定签署后，立即同他缔结一项共同防御条约。
当6月4日代表们回到板门店后，南日提交了一份反建议，表示接受联合国军的建议，但做一点小小的修改。这项反建议对艾森豪威尔“似乎很有利”，他通知李承晚可以接受建议的条件，李的大韩民国将保留其战前的全部领土，美国对朝鲜的最终重新统一承担义务——但只能通过和平手段。
李承晚还是很强硬。在一顶政府公开声明中，他略述了他事先向艾森豪威尔透露的停火的最低条件：联合国军和共产党军队同时撤出北、南朝鲜。6月7日，他把他的话付诸于行动，在南朝鲜颁布了戒严令，把他的新任参谋长白善烨从华盛顿召回，取消了15名韩国将军预定中的美国之行，取消了所有军官和士兵的休假，并向人民发表宣言，要求他们支持他的“生死”决定。
使李承晚沮丧的是第二天，6月8日，协议最后在板门店通过。经过一年半激烈争执后，双方首席代表在一项遣返战俘的协议上签了字。消除了达成一项停战协定的最后一道障碍，和平看来即将来临。但李承晚认为，这样一种和平将使他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朝鲜的美梦破灭。他决定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召来了陆军中将元容德（他信任的极少几名将军之一）。李承晚说：“在板门店的联合国军谈判人员急于在与我们政府的观点相反的停火条件上签字。”按照他的观点，所有北朝鲜战俘都应释放，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不强制他们回其出生国。“你有什么高见？”
元容德花了两天时间秘密搞出了一项释放共产党战俘的计划，得到了内政部长、板门店的韩国代表和政府发言人的同意。只有李承晚和上述4个人知道此项秘密计划。
6月8日，克拉克将军拜会了李承晚，发现这位总统失望和愤怒交集。克拉克和李还是各执己见。李说：“我永远不会接受他们坚持的这些停火条件。大韩民国将继续打下去，即使这意味着自杀也罢，我要带领他们打下去。”
克拉克试图向他重申，华盛顿一向支持李的正当目的，但已决定按照目前的条件达成一项停战协定。他提出是否有可能把不遣返的战俘转移到象巨济或济州这样的岛上。李只是说今后他将自由采取他认定适当的任何行动。
“你的意思是撤销我对韩国军队的指挥权吗？”
“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李说，“但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会事先同你商量的。”
在华盛顿，现为中校及在负责处理日本和朝鲜的战略情报的部门中任行政官员的詹姆斯·豪斯曼，在星期日凌晨被叫醒，奉命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李承晚万一可能采取的四种行动。他曾威胁要向到达朝鲜监督停火的印度军队开枪。“不会的，”豪斯曼写道，他也许比任何其他外国人都更了解这位总统，“他决不会这么干的。”第二种可能性，李曾威胁说，如果命令他的部队撤至事先确定的分界线，他的部队将按兵不动。“不会的，”豪斯曼写道，“那将使他的整个军队有被歼灭的危险。”第三种可能性，李会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吗？“他决不会签字的，”豪斯曼断言，“他要在历史上留名一直反对下去，不断强调他的观点：‘你们不能同共产党人或胆小鬼共事。’”第四，李敢不敢释放北朝鲜战俘？“敢，”他写道，“他肯定美国人真的希望他这么干。”
但豪斯曼的结论没有引起重视，他写的那张纸被束之高阁。
第二天，元容德将军召见了韩国宪兵司令肃楚岩准将、他的执行官和行动处处长宋有顺上校。首先他们必须发誓：“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能向任何人泄露将在会上讨论的任何情况。”元说，这个计划必须在绝密情况下执行，连国防部长和白参谋长也不让知晓。他还说，包括他个人在内，谁都不能肯定大批释放北朝鲜战俘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
肃将军说他不能对随之肯定出现的严重后果负责，要求允许他离开房间。但他首先得再次发誓保守秘密。作为副指挥官的宋上校将负责这次行动，他没有表示异议，尽管他似乎明知当宪兵队单方面释放北朝鲜战俘时第8集团军和宪兵队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
第二天早晨，中国军队突然从地下掩体出击，向韩国2个师发动了进攻。韩国军队伤亡惨重，一步步退至防守强固的阵地。4天后，志愿军再次发动攻击，这次是全面进攻，在这次战争以来最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前推进，打垮了韩国第5师和第8师。波茨报道说：“猛烈的几乎不间断的大炮炮弹倾泻到韩国军队的阵地上，韩国军队在攻击下退却。”第二天，美联社报道：“今天韩国第5师和第8师在中国军队潮水般的猛烈进攻下全线崩溃，中国军队推进到朝鲜分界线沿东部中央前线一条30英里宽的突出部达2英里。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部加强了新闻检查制度。”
毛和彭使敌人大吃一惊，获得了有价值的地盘。在这次危机中，第5航空队和美驻远东空军轰炸机指挥部对共军的供应线和前线部队进行了这次战争以来最猛烈的轰炸。尽管谣传李承晚计划要对釜山附近的战俘营发动一次袭击，克拉克仍不敢从战区抽调任何美军，他担心中国军队进一步推进。
在征得五角大楼的同意后，克拉克采取了故意的冒险：李承晚是在吓唬人。克拉克手上仍持有李亲笔写下的由联合国军全面指挥所有韩国军队的委任书。他还刚刚得到李的保证：李只有在事先通知并同他进行全面磋商后才会从联合国军中撤出韩国军队。没有外界的帮助和韩国卫兵串通一气，大批释放战俘是不可能的。
泰勒将军同意克拉克的判断。到15日，由于伤亡惨重，对韩国军队的压力有所放松，泰勒认为这是敌人最后一次欢呼。现在泰勒和克拉克最关心的是制定出停战协定的最后细节——确定最后分界线，沿分界线在两军之间划出一块缓冲区。到17日，尽管参谋军官会议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但在板门店的每一个记者都获悉已达成协议。克拉克将军个人估计，停战协定将在战争爆发3周年纪念日那天签署。
但汉城的美国大使馆却深为不安。那天，李承晚召见了美国大使埃利斯·O·布里格斯，交给他一封给艾森豪威尔的回信，在那封信中，艾森豪威尔提醒李有必要达成一项解决办法。李首先对美国愿意提供援助和签订相互安全条约表示感谢，尔后又提出，接受美国的上述援助是否意味着大韩民国将不得不同意签署一项停战协定。
那天晚上，李承晚陷入一生中最大的困境。他欠美国人的很多，且与美国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也很好。但他怎样才能在父老乡亲们面前不丢面子的情况下改变自己反对停火的率直的、不可改变的立场呢？另一方面，释放北朝鲜战俘肯定会使同美国的关系紧张起来，即使他敢肯定大多数美国人会对他的行动暗地里拍手叫好。
但情况已无可挽回了。在宋上校的指挥下，已经在朝鲜半岛南端关押着36000名朝鲜战俘的集中营里秘密做好了准备。在釜山附近的9号和2号集中营里关押着7097名战俘。午夜4020电子书，桑永昌（音译）中校率领一支韩国宪兵特别行动队潜入9号营，把铁丝网剪了4个20米宽的口子。与此同时，6名宪兵解除了拘留室里两名美国卫兵的武装。6月18日4020电子书一刻，桑中校带他的人进入已把战俘集中起来的集中营。他很严肃地说：“我奉宪兵司令部指挥官命令，临时占领该战俘营，释放所有你们这些反对共产党的战俘！”
战俘营里所有的灯光都被熄灭了，约4000名战俘悄悄地出了战俘营，成了自由人。美国人直到凌晨一点才获悉越狱之事，但四周一片漆黑，他们无能为力。在附近的2号营，战俘们直到凌晨2:40才被释放。那时美国人已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只有几个战俘跑了出去。
在西边的光州地区有1号、2号、3号3个战俘营，关押着10610名战俘。釜山的4020电子书就是那里的两点。3个战俘营里的反共战俘头儿在傍晚就已被元将军的副官通知要释放他们。他们要向他们的人念如下指示：“我们解放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李承晚总统已命令元中将在6月18日凌晨两点释放我们。到时候你们只需从朝鲜宪兵队事先为我们打开的缺口从铁丝网里出去。有一件事你们不能忘记，在宪兵的带领下，你们在天亮之前须走出集中营至少12公里。此后朝鲜国民警察会照顾你们的。”
临近半夜时，负责宽子湾（音译），所有3个战俘营的指挥官韩昆（音译）中校开始从里面剪断铁丝网。与此同时，朝鲜宪兵悄悄切断外面的铁丝网。凌晨两点，山上射出一道手电筒的光示意4020电子书到了。在此之前，韩中校已命令卫兵放出了2／3的战俘，然后放起火来，假装是防止越狱。但这堆火点早了，惊动了美军卫兵，一名朝鲜卫兵和5个逃跑的战俘被击毙。即使如此，等集中营的美军指挥官4点钟到达出事地点时，发现集中营里仅剩下10160名中的165名战俘。这极少的人是重新被抓住的。
在北边的论山有关押着11038名战俘的6号集中营，釜山的4020电子书也是这里的两点。3个集中营有两个已做好了准备。但1号营里的人知道计划太迟了。只有1／3的战俘逃了出去，而2号和3号营则有8600多名战俘在黑暗中逃掉了。惊愕不已的美国兵报告说：“他们在逃跑后30分钟内就消失在论山城里，他们肯定长了翅膀。”
论山的美军指挥官由一开始的震惊和迷惑变成了愤怒，他真真切切地相信他被韩国人欺骗了，特别是被第3公安营营长洪尚荣（音译）中校给耍了。“我的部下所做的一切我要负全部责任，因为这是我的失职，”洪中校镇静自若地说，“但我敢保证这不是上级的指示。”而后他又说：“我不是在作为一名负责看守战俘的营长讲话，而是在作为一名大韩民国的公民在讲话。你们必须记住，今天凌晨重新获得自由的战俘以及未能阻止他们大批逃跑的我的部下都是我的朝鲜同胞。如果你们理解这一点，我想你们就不会责怪我对他们的同情了。”
马山、永川、富坪和大邱一些小集中营里的战俘们也逃掉了。总共有27000多名战俘不仅逃了出去，而且躲藏在友好的人家里。被重新俘获的不到一千人，死了61个人。
克拉克将军在早晨6点被叫醒。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用美军换掉了战俘营里的南朝鲜卫兵。一个半小时之后，元将军通过电台向公众宣布，韩国卫兵是在他的指挥下放走战俘的。他呼吁人民“帮助保护这些爱国青年。”当天早晨晚些时候，李承晚宣布；“根据日内瓦公约和人权原则，这些反共的朝鲜战俘早就该释放了。我同许多联合国机构谈起过我们释放这些战俘的愿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同情我们，也同意我们的原则。但由于一些国际矛盾，我们把这些人关得太久了。”他说，因此是他自己下令释放他们的。“我之所以没有同联合国军司令部及其它有关机构全面协商就这么干，其中的原因是很清楚的，就不用我解释了。”
艾森豪威尔总统非常恼火。他打电报给李承晚说，释放战俘显然违背了他最近向克拉克和泰勒所作的在事先磋商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诺言。“除非你准备立即坚决地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指导并结束目前的敌对状态的权力，否则就肯定会影响其它安排。”作为朋友，艾森豪威尔希望李立即纠正目前的局势。“我将相应地把这封电报公之于众。”
联合国军新闻机构简短地宣布，有近25000名坚决反共的北朝鲜战俘逃出了集中营，但在包括李承晚总统在内的韩国高级官员发表了讲话之后，很显然这次行动是经过高层人士的秘密策划和精心安排的。美军人员对阻止这次集体越狱尽了各种努力。
这是事实。但全世界，甚至盟国之间都怀疑这次轰动世界的越狱事件肯定得到了马克·克拉克和其他美国领导人的默许。合众社的波茨把这次行动描述为“阻碍停火的最大胆的行动。”在几小时后的一条新闻电讯里，波茨更加直言不讳：“马克·克拉克将军有意冒险让韩国卫兵看守关押反共战俘的集中营。他从李承晚的嘴里和南朝鲜政府的声明中知道李不想让‘爱国’的北朝鲜战俘受建议中的中立国委员会的照顾并再次受到共产党特务的教化。”
波茨是对的。克拉克曾担心过会发生集体越狱，而且像豪斯曼一样，向五角大楼提出过警告。但这位将军对这次密谋的细节，一无所知，对它的成功大感震惊。哈里森立即向南日通知了释放战俘之事，把全部责任推到李承晚政府身上。但南日及其助手们都肯定这次密谋是李承晚和联合国军之间“有意的默契”。
虽然北京同意南日的看法，但其对美国人言辞上的攻击只是表面文章。他们真正担心的是李承晚的行动可能危及停火谈判，他们要求在汉城使停火流产之前尽早达成协议。
美军士兵还在试图找回逃掉的北朝鲜战俘，但只找到了一小部分，因为南朝鲜人已把他们混在他们的家里。搜寻没有什么结果，因为对美国人来说，所有的朝鲜人长得都差不多，而且战俘们现在穿的是老百姓衣服。
到处都在不断谴责李承晚的行动。温斯顿·丘吉尔把它称之为“背叛行为”，并坦率地声称，联合国军无意替李承晚征服朝鲜。华盛顿处于惊愕、愤怒之中，这一事件在白宫讨论了很长时间。美国处于窘境。艾森豪威尔回忆说：“我们现在无法最大限度地保证我们同对手讨价还价的砝码。”
然而艾森豪威尔相信局势还可以挽救，他得到了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支持。杜勒斯强有力地表明了他的观点，即如果共产党像他想的那样希望停火的话，他们就会宽容李承晚的鲁莽，并将很快在他们得到适当保证的一项协议上签字。
第二天，彭德怀和金日成给克拉克将军写了一封信，提出如下问题：“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如果不能，在朝鲜停战究竟还包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如果不包括，何以保证南朝鲜方面执行停战协定？”信的末尾写道，如果包括李承晚集团，“那么你们方面必须负责立即追回在逃的战俘——指那些被释放并被强迫留下来抓进南朝鲜军队的战俘。”
相信毛泽东还是非常想停战的美国外交官们希望这个声明只是一个想做成一笔好买卖的策略，但其中有些人暗地里为李承晚鼓掌，因为他的铤而走险的行动省去了不少时间和烦冗的文书工作。
第41章 和平时刻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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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8日－1953年9月6日）
1
李承晚的叛乱引起了一系列问题，艾森豪威尔不得已只有派特使前往朝鲜控制这位易于冲动的总统。国务卿助理沃尔特·罗伯逊被选中。人们感到罗伯逊文雅且通情达理，他的舒缓、圆滑的嗓音能够驯服像李承晚这样性情古怪的人。
当李承晚和罗伯逊在汉城总统府争吵不休的时候，板门店的僵局还在持续着。但是在7月8日事态有了起色。在回复克拉克的一封信中，共产党人同意再次举行谈判。
最后，于7月10日，即和平谈判的二周年纪念日，双方在板门店再次会晤。哈里森将军说，联合国军随时准备签署停战协定。但是，如果韩国军队在停战之后有任何侵略行为的话，联合国军将中止对南朝鲜的所有援助。这次会晤在没有出现争吵的情况下顺利结束了。
翌日，罗伯逊终于说服李承晚答应不再阻挠执行停火协定。作为交换条件，罗伯特和李承晚签署了相互安全条约，并保证向李承晚提供长期经济援助。除此之外，李承晚还得到另外的奖赏。美国总统派遣的特使和他进行了两个多星期的会晤，这使他在亚洲的知名度大增。
李承晚已向全世界宣称韩国政府并非傀儡政府，但是7月13日（第二天）晚上，他的部从蒙受了自战争开始以来最猛烈的一次袭击。彭德怀为了向美国人表明中国人民志愿军仍然强大无比，足以使战争持续下去，发动了第二次进攻，中国人民志愿军攻击了韩国军队的4个师。
“蜿蜒的战线上炮声不绝，响了整整一个晚上，韩国军队坚守住了一部分战场，而在其它地方，韩国军队或屈降，或受围困，”合众国际社记者报道说。
前沿阵地连连崩溃失守，到14日晨，共产党的攻势扩大到6个师，韩国急忙派出6个师，协同美军第3师作为抵抗主力，开赴战场应战。
合众国际社记者说，有关共产党再次进攻的报道非常简略，一方面因为实行新闻封锁，另一方面这次战斗的性质也令人迷惑不解。14日下午，共产党又再次发动进攻时，联合国军的步兵部队措手不及，被迫把盟军战线收缩到一个仅20英里长的狭窄高地上。南朝鲜4个师丢下成千上万的卡车、坦克、大炮，被迫撤退。撤退过程中，许多部队失去了联系和运输工具。
至此，克拉克相信了“共产党这次凶猛的进攻的主要目的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目的的话，是想给韩国军队一点颜色看，向他们及全世界表明‘北进’并非所说的那么容易”。
毛泽东已证明了这一点。从6月到7月间，联合国军死伤50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韩国士兵。尽管共产党方面的伤亡也很大，但共产党的兵源补充却是源源不断。
在板门店，共产党人正在等候战斗的结局。南日仓促接受了联合国军司令部将监督韩国军队停火的保证。哈里森敦促联合国军方面单方面暂时休会，直到共产党人意识到他们再也得不到更多的保证和允诺为止。共产党的大规模进攻已表明他们对达成一项停火协定并不认真，哈里森现在有理由离开。但出乎他的意料的是，第二天共产党的代表提议暂时休会到7月19日。
当哈里森和他的助手们19日返回板门店时，对方已为会谈作了充分的准备。战线重新稳定下来，这次大规模进攻以双方死伤惨重而告终。
南日对有关分界线等一系列问题仍持有异议，而协调这些最后争议的任务落在了参谋们的肩上，而甚至连哈里森的最悲观的参谋人员也感到“前景令人鼓舞”。
第二天，双方着手修订分界线。双方都想占有更多的地盘。经过3天的讨价还价，有关分界线的草图拟完了，到7月25日，所有的细节问题都已解决。翻译们受命翻译两天后双方即将签署的停火协定。不过，仍有其它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共产党为庆祝停火协议的签署而特意修建的大楼已经竣工。当克拉克知道共产党在大楼入口处画了两个巨大的蓝白色相间的和平鸽的油画（这是临摹毕加索的油画而成的）时，他打电话给哈里森说，除非两幅油画被撤掉，否则，联合国军将不会在庆祝会上露面，因为和平鸽是国际共产主义的政治宣传。结果，毕加索的和平鸽被涂掉了。
经过又一次的讨价还价，双方最后通过了有关文件。首先由哈里森将军和南日将军在板门店签署，几小时后最高司令官——彭德怀、金日成和克拉克将分别在各自的总部签字。
7月27日星期一，近10点的时候，联合国军和共产党代表陆续进入新建的T形和平塔。凯斯·比奇注意到联合国军成员在墙一侧的席位上就坐。共产党代表坐在对面神态严肃而冷峻。“北朝鲜代表佩带金色肩章，穿蓝色的带红条纹的裤子。与之形成对照，中方代表身着灰色制服，未有任何饰物，显得非常肃穆。”
10时正，哈里森和南日步入大厅，他们在铺着绿色桌面呢的桌子旁就坐，然后签上各自的名字。比奇回忆说：“挑选演员的导演再也挑选不出另外一对像他们这样形象迥异的人了。哈里森短小，长相平平，他本来也许应该是一位浸礼会教士，他的衬衣领敞开着，胸前没有佩带任何勋章。南日则年轻多了，身材高大，表情冷峻，是一位典型的美男子。”
两人在18份停火文件上签了18次名字，但相互未说过一句话。“我听见远处大炮的轰鸣声，这是驻守板门店战线的海军陆战队在最后示威。”比奇回忆道。停火拖了近12个小时才得以实现，因为共产党的通讯设施不好，花了很多时间向其各部队传达指示。“当仪式结束时，哈里森和南日又像木偶人一般从座位上站起来，步出了大厅。战争终于正式结束了，尽管是在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结束了。”
下午一时，马克·克拉克钻进汶山苹果园的军营戏院。戏院已挤满了军官和士兵，克拉克在舞台前一条长桌旁坐下。拍摄现场的新闻和电视摄像机的灯光非常强烈，令人难以忍受。克拉克在签了18次名字后，宣读了一项声明：“此时，我感到的并不是狂喜，相反，我想祈祷，我们也许能够成功地通过困难的努力使这次停火能真正有利于人类。如果从这一刻我们看到了一些希望的话，那就是在我们等待希望的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拯救需要不懈的警惕和奋斗。”
他很庆幸这场杀戮已经结束，但同时他认识到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在他的一生中是不会结束的。朝鲜战争仅仅是在自由世界的周围地带所进行的一场劳民伤财的小“战斗”，敌人仍还没有被打败。
彭德怀在签署停战协定时，他正在这样想：“既然我们已经这样干了一次，这表明在未来我们将一次又一次成功。对于我的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快乐庆祝之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抗击了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北朝鲜人民以及人民军在三年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形成了同志般的情谊，这种情谊更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我们的国际主义感情。”
那天晚上夜幕渐近时，乔治·S·巴顿上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指挥官的儿子，第140坦克营A连连长——注意到敌方发射的炮火明显减弱。前沿阵地的战火都在逐渐平息下来。但乔治上尉和附近的人仍保持高度警戒状态。他们并不相信中国人。“我们都认为在整个前沿阵地我们将遭到对方一次猛烈的攻击。到了晚上7点钟，整个世界万籁俱寂，似乎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会觉察到。”这种寂静持续了两个小时，然后敌方阵地上空升起了绿色的信号弹。信号弹还未升至最高点，它散发的光芒便照耀了整个弹痕累累的战场，炮弹随即从敌方阵营飞扑过来。整个前沿阵地的北部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数以千计的大炮和迫击炮炮弹发射过来，爆炸声此起彼伏。巴顿召集他的部下，命令他们仅向固定目标开火。他说：“我告诫他们要坚守在坦克里待命，其实也用不着我最后下这道命令。但是在整个这段时间，我们驻守的阵地上实际上并没有发一枪一炮。”
大约9点半时，一串红色的信号弹升至天空。“就像关上厨房的煤气炉子一样，战火骤然停止。一瞬间，战场又是死一般沉寂，让人揣摸不透，偶尔能听到受伤的韩国士兵痛苦的呻吟声以及部队下级指挥官嘈杂的说话声，”巴顿说道。从美国军队驻守的山头那边升起白色的信号弹，猛烈的炮火击中了中国军队的阵地。“炮声震耳欲聋，令人难以忍受。”巴顿接着说道。
比奇正在前沿的海军陆战队指挥所。迫击炮和大炮不断地怒吼着，士兵们蜷缩在战壕里。现在与其说是一场战争的结束，还不如说是一场战争的开始。离美军哨所最近的中国军队仅在35码之外的一个以赫迪·拉马尔的名字命名的哨所。一名排长向连长肯尼思·麦克莱思上尉报告说：“敌人在哨所上面走动。”上尉命令打开探照灯。比奇出去查看。哨所被探照灯照得如同圣诞树一样发光。但除了一辆炸毁的坦克黑色的残骸之外，比奇什么也没有看到。
有人说道：“距停火只有半小时了，中国军队再也没有时间发动任何作战行动了。”
“他们是想利用这最后的时刻发起攻击，”另外一个人反驳道。
比奇又听到电话话筒里有人请示的声音：“敌人正在‘石头城’上走动，他们没有射击，也没有干别的事。我们怎么办？”
“我们为什么不向他们开火？”一名战地卫生员说道，“离停战还有25分钟。”
“我再说一遍，不许开火，”麦克莱思上尉在话筒里说道，“除非敌人从我们的堡垒缝隙里钻进来，21点45分后不许再开火。如果敌人真从堡垒缝隙里钻进来，就用你们的刺刀。”
“蠢驴，用刺刀！”有人嘟哝着。
晚上9点45分，每个人都走出哨所，站在战壕里。他们注视着仍被探照灯照得通亮的“赫迪”哨所。一只遭惊吓的鸟，看到黑夜突然变成白昼，慌忙躲过探照灯的光束。死一般的寂寞再次降落在前线。所有的武器都停火了。海军陆战队员从掩体里蜂拥而出，毫无顾忌地站在月光下，注视着对面哨所上的敌人，而仅仅五分钟前，这样暴露地站着是必死无疑的。
“山谷里吹过的凉风吹拂着我们的面庞。一只蚊子在我耳边嗡嗡飞着。云块飘过，露出一轮圆月。”
10时正，射击检查官迪克·威廉中士发射了一颗白色的信号弹。紧接着发射的信号弹将天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但是，中国军队一方则始终是一片黑暗。欧内斯特·麦克法兰中士接到命令要捡起空弹壳，准备后退二千码。
“这一切似乎都出人意料，”麦克法兰中士喃喃自语，“战争以这种方式结束似乎总觉得不太对劲。”
不远处，海军陆战队下士马丁·拉斯能够看到白色、红色、黄色的信号灯照亮了整个山头。美丽的圆月悬在天空上，如同中国的灯笼一样漂亮。他看到士兵们出没于掩体，一些人头戴着钢盔，身穿防弹背心。我们首先听到的是从驻守天军里（音译）墓地后面的中国军队驻地上传来的一阵刺耳的尖叫声，中国军队在唱歌。战壕下大约一百码处，有人正在放声高唱海军陆战队的颂歌，别的人也在随声附和，大声唱着歌词，唱出的调子各不相同。宽阔的水稻田对面，人们划着了火柴。后来中国军队慢慢走到山底，把糖和手绢作为礼物放下。山上面的美军呆呆地看着这一切。他们奉上级命令，不能和敌军亲善。
乔治·S·巴顿中士 [ cdhyy注：前面说是上尉。 ]在他的驻地想听受伤的韩国士兵的呻吟声。那个美丽的夏天晚上他所听到的全是盛满米酒的酒杯的砰砰撞击声和人们的狂欢声。
2
在最南边，靠近三八线的前沿阵地，北朝鲜农民最先在黎明之后听到停火消息。他们于是向开城涌去。男的穿着雪白的盛装，女的穿着用各种色彩的丝绸做的传统的裙子。通往城镇的路上挤满了兴高采烈的游行队伍。人们敲锣打鼓，一边跳，一边高喊着。快到正午时，他们来到了开城。他们和城镇市民聚集在城镇的主要广场上。在他们的头顶上，五彩缤纷的旌旗正随风飘扬。
中午，喇叭里传出了金日成在平壤举行的庆祝胜利大会上的讲话：“亲爱的同胞们，兄弟姐妹们，官兵们，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亲爱的同志们，尽管美帝国主义动用陆、海、空三军，配以现代化武器装备，联合了他们的同盟军，但是他们还是被击败了，在人力、物力方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当金日成说他相信国际上会为朝鲜的重建予以援助时，人群中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朝鲜属于朝鲜人民，”金日成说道，“它将继续属于朝鲜人民。”
但是在南部却没有举行任何庆祝活动。从釜山传来美联社的报道：停战消息在这个临时首都受到出人意料的冷遇。“这里人们既没有感到欢欣鼓舞，也没有高呼反对停战的口号。当南朝鲜议会的议长曹奉岩被要求发表个人看法时，他感到非常恼怒。”
美国的气氛也同样很冷淡，“这个国家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合众国际社从华盛顿报道说，“没有公众集会，没有狂喜，街道上没有出现任何庆祝活动。”这种胜利并不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和盟军在欧洲伟大的十字军讨伐中所获得的那种胜利。一些有影响的国会议员批评了停战条款，而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说了一句话表达了许多人的思想情绪，“美国遭受了一次巨大的失败。”
艾森豪威尔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对这场战争的结束还是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满意。但是，他们的满意之情逐渐减弱了，这是由于艾森豪威尔的无法排遣的疑虑造成的，即除非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斗争的根本冲突一天得到解决，任何和平谈判都不可能统一朝鲜。不过，毕竟三年的英勇奋斗、挫败、沮丧和流血牺牲终于结束了。
3
马克·克拉克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共产党人仍关押着3404名联合国军战俘，其中944名是美国士兵。使他感到棘手的是如何不用向共产党放一枪一炮，而要回自己的人。
为最终交换战俘，联合国军方面精心制订了“大转换行动”。交换时间定在8月5日，而在此前几天，人们就明显感到实施“小转换行动”的自由门的旧址太小了，无法胜任将持续一个月之久、每天接纳400多名战俘的交换活动。新选的地址是靠近汶山的自由村，原是一个旧军用仓库，后被改建成为第11后方医院，工作人员来自人们所熟知的一个陆军流动外科医院。
8月5日晨，执行交换行动的部队指挥官、海军陆战队上校艾伯特·梅茨对这个场地作了最后检查。他必须负责交换场地一切工作的顺利进行。他在这种场合出现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本人在二战中就是一名战俘。
越过临津江向北约15英里，被派遣到临时接受和控制指挥部的海军陆战队员们正恭候在板门店附近著名的和平塔那儿。交换协议明确指出交换仪式于早晨9时开始，在此前五分钟，三辆苏制吉普车（每一辆乘有一名中国军官和两名北朝鲜军官）在卡车和救护车的伴随下驶出了和平走廊的共产党一方。
“海军陆战队，开始行动！”一位将领高喊一声。护送的军队停了下来，海军陆战队员们则开始叫战俘的名字，瘦削、阴郁的战俘们从卡车上下来，转送到军营帐篷里。直升飞机上满载着担架飞往陆军流动外科医院。病情稍轻一些的战俘们则被救护车送到了自由村接受治疗。
经过透视后，健康状况较好的战俘又到人事处接受询查，人事处对他们迄今为止的军旅生活作了记录。之后，这批战俘被获准接受新闻采访。一群记者和摄影记者已在焦急等待。两名海军陆战队的战地记者也出现在采访现场。美陆军中士理查德·E·阿诺德看到接受采访后归来的战俘都很坦然，只有少数人显得有点忐忑不安。“这是他们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个小时，很多人说他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些人明显地颤抖，还有一些人则惶恐不安。但是，他们所有的人因为知道自己已重获自由便欣喜若狂。”他们谈的很少。
南归的战俘们秩序井然，而北归的战俘们则喧闹不已。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的儿子西奥多·科南特拍摄到这一场景：当北归的战俘们被抬上卡车时，他们向周围看守他们的士兵破口大骂。他们撕破身上的美军制服，把他们身上穿的美军上衣、裤子，靴子脱下扔到大路上。许多人一丝不挂，只在腰间围了一条毛巾。他们情绪高昂，高唱着爱国歌曲。
到达共产党控制区的第一辆救护车载了10名北朝鲜战俘。车门打开后，每一位瘦弱的回归者手里都拿着一面国旗。他们用嘶哑的声音唱起了《金日成将军之歌》。他们眼里充满了对迫使他们来到这里的美国人的仇恨，越来越多的卡车和救护车载着回归的战俘们抵达这里，战俘们的情绪表现无不相似。他们一下车，就被护送到帐篷里，在那里他们第一次受到了烟、茶的款待。中国、北朝鲜的记者一见战俘们下车就紧随其后，进行采访。
4
杜安·索伦，直升飞机的驾驶员，坐在载着联合国军战俘的开往板门店交换地的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上。在火车开动之前，他就听到前几列车厢传出的喧叫声。部分喊声出于欣喜，更多的则明显是对那些“进步”分子的仇恨，因为这些“进步”分子替共产党干事，在战俘营里称王称霸。现在这些“进步”分子被这些早就伺机报复的愤怒的战俘们围攻了起来。
甚至当火车启动后，在火车钢轨的“卡嗒，卡嗒”声中也可以听到一阵阵的辱骂声。而杜安·索伦乘坐的车厢里，人们在静静地交谈。到晚上，所有的人都进入酣睡状态。当太阳徐徐升起时，索伦醒过来了。他感到一阵阵颠簸，象是坐在一艘轮船上。向外望去，他发现列车正在横越一条大河的高架桥上行进。“整个列车顺利通过了桥，但是，并不是车上所有的乘客都安然无恙地通过了。一节节车厢里的乘客从窗口伸出脑袋，传说有两名著名的‘进步分子’在火车从桥上呼啸而过时离开了火车。”很显然，这两名“进步分子”是被扔出火车的。过了一会儿，有话传到了索伦乘坐的最后一列车厢，“谁也无法知道，当这两名‘进步分子’被扔出车厢，尚未掉进大河之前，是否有时间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
火车在平壤停了近一个小时。北朝鲜士兵围成一道坚固的防线，把蜂拥而至的市民们阻挡在一百码远的地方。突然一位士兵离开防线，甩下他的带红星的帽子，向那列火车跑去。随着一声令下，约8名或是10名北朝鲜士兵紧随其后，在距火车上美军战俘伸手准备把他拉上火车还差20码远的时候，逃跑的士兵向后一歪，一下子摔倒在地上。追赶他的士兵，又踩又踢使他不省人事或是一命呜呼，然后又把他拖到人群前展览示众。
在平壤南部几英里的地方，火车停在一座被炸毁的大桥旁，战俘们挤进了停候在那里的卡车，卡车很快开到了离开城很近的集结待运地域。令索伦感到吃惊的是他的帐篷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简陋，而是有点奢华。帐篷里安置着双层弹簧床，他们看来不用再睡在地上了。
索伦在穿过三八线后，一想到他将面临的繁杂的任务，他那份对自由来临的喜悦之情就减弱了。他必须马上向陆军情报局汇报内勒·富特中尉以及他的上司对索伦和海军高级将领慌报军情的恶劣行为，而索伦本人则并不想报复富特。陆军情报局现在肯定会认为他患了精神病，会对他采取相应措施。但是他的上司必须受到责问，因为是他向索伦肯定富特富有经验，可信赖，而且富特本人声言他对人情、地理环境掌握了第一手材料，这使得索伦的上司更认为富特能胜任其职。但实际上他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
8月30日晨，索伦和另外约50名战俘坐在地上，漫不经心地听着他们的一位看守官上最后一课。随后，让他们上了三辆小卡车，带到了南部。一路上他们看到美国军用卡车上挤满了运往北部的共产党士兵。这些红色战士经过美军的卡车时，随着令下，纷纷扔掉手中的衣物，向美军大叫。约过了数英里后，这三辆卡车转了个弯，退到一个简朴的拱门前，拱门上写着几十大字：欢迎来自由门！
蔡，一位身材矮小堪称索伦的战俘营里最优秀的翻译急步上前，试图比较正式地向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呈上回归战俘的名单。但是，上尉一下从翻译手中抓过名单，走上前，熟练地叫起了名单上的名字。
当每位战俘从卡车上走下来时，一位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员便在一旁握住他的手，护送他走到拱门口。“欢迎您回来，头儿，”护送索伦的士兵说道，“您感觉怎样？”
“您好，下士，很高兴回到这里。”索伦摸着年轻海军陆战队队员宽厚的肩膀感到很高兴，同时情不自禁地感觉到自己身体很虚弱。
医生初步进行了检查，在从“失踪”官兵资料中核实了战俘的名字后，索伦以及其他几个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被安置在接待室里、受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伦道夫·佩特将军的欢迎。有人给他们端上了饼干，冰激凌等茶点。
佩特打开了一个略有些扯碎的雪茄烟盒。烟盒内装着一个海军陆战队飞行中队的飞行员们从他们的军服上摘下的十几对金质空军徽章，用来赠送给每个从战俘营返回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本来还计划将赠送空军徽章的仪式拍成电视。但是，当佩特将军带领众人走向拍摄室时，一名助手告诉他由于所有这批归来者都说他们不愿见新闻记者，拍摄计划就无法实现了。
短暂的沉默之后，索伦代表全体归来者说：“我和其他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员在等待交换战俘时都一致决定我们不愿在战俘交换地与新闻界会面，因为敌人将《星条旗报》的许多复制品带到战俘交换地；我们已经看到了新闻界根据与已归返的战俘们的会谈而发表的那些荒谬文章。现在，如果让摄影机拍摄佩特将军给我们戴空军徽章，无异于给记者们提供机会让其错误引用或夸大我们将要说的话。那些自愿从胸前摘下军徽让佩特将军戴在我们身上的飞行员应当被邀请来参加这个仪式。我想美国国内的人们应该看到和听到的是这样的实情，而不是他们从以前的新闻报道中得知的废话。”
佩特将军再也没有说话，只是暗示人们跟着他走进摄影室。赠送徽章的仪式过后，每个归返者便有机会单独见到佩特将军，向将军汇报任何他认为应该立即予以报道的事情。索伦向佩特将军汇报了两件事情。第一，一个很有名气的通敌分子那天跑掉了。要不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上尉劝阻两个被通敌分子出卖的士兵不要在战俘交换地杀死他，那个卖国贼早就活不到那一天了，但是，他要活着渡过太平洋是不可能的。索伦和海军陆战队的上尉关心的并不是这个卖国贼的命运，而是担心如果那时有好人将那个卖国贼除掉的话，日后是否会受罚。
第二，索伦简单地告诉佩特将军说他自己之所以没有完成任务是由于美国陆军情报局的两名官员造成的，他认为这两名官员的上司应该立即听取他详细的汇报。佩特将军没有打断索伦的话，也没有再进一步提问题，而是指示并安排索伦绕道东京回美国，以便他能直接向美军远东司令部汇报这些情况。
5
在过去的两年里，“反动的”联合国军的战俘们挫败了北朝鲜和中国审讯官想要教育他们的企图。战俘中意志最坚定的莫过于西奥多·R·哈里斯上尉，他是B－29轰炸机的飞行员。他坚决不承认他曾经投掷过细菌炸弹。十个月来，他拒不认罪。为此，他经常遭到残酷的毒打，然而这类严刑拷打使哈里斯更加坚强。最后，他被押在一个火刑场的前面，行刑者递给他一块遮眼的布，但被哈里斯拒绝了。他听到一声令下“烧”，接着就是锤子咔嗒声，他立即失去了知觉。有人告诉他；“火刑只是你不坦白时给你动用的一个榜样罢了。”
1953年1月下旬，哈里斯被蒙上双眼，装进卡车里，带到了中国的沈阳。此时他并不知道他的整个机组人员都在那儿。虽然中国审讯官想方设法屈辱他，但他们同北朝鲜审讯官一样，也无法使哈里斯认罪。但是有一次当一名中国官员用哈里斯的衬衣来擦他的皮靴时，哈里斯终于发怒了。他不顾一切地挥手猛击那个中国军官。中国军官离开后不久，便带着一个很大的木制的盆子式的刑具返回来，盆子的四边和顶部用铁链连接起来如同一个十字架。哈里斯被命令坐在十字架的中间，十字架的四周折起来后，顶部呼地合上了。行刑者将他的膝盖抬起来顶着他的胸部，在盒子上仅留了半英寸大小的一个小洞用来呼吸。哈里斯被关在这个十字架里长达十几个小时，没有水喝，没有饭吃，也不能活动身体。每天10个小时的惩罚，如此关了10个月后，哈里斯被蒙上双眼，转移到沈阳的另外一所监狱。囚禁他的牢房的地上总有一英寸厚的水。他在这里经受了无数次审问，但始终未能使他认罪。他的“不合作”给他招致了另外一种长达14个小时的盒子式的刑罚。不过，这次增添了一些新花样：卫兵用木棍不断地有节奏地咚咚地敲击这个盒子。当他最后被放出来时，哈里斯的下半身一时已经瘫痪了。释放后的十天里，他的脑子里还响着木棍咚咚的敲击声。
其后的6个星期，每天他都要受到军事法庭的提审。在法庭上他总是在问他们是不是在以战争罪审判他？他的问话总是得不到答复，法庭也不理睬他一再要求请律师替他辩护的请求。相反地，法庭总是问他；“现在你准备认罪吗？”“我不会认罪的，”他总是这样回答道，“现在不会认罪，将来也不会认罪！”
最后，在1953年5月，不屈不挠的哈里斯被告知：“作为战犯，你已被查明有罪，很快就要宣布给你的惩罚了。”他被蒙上双眼后又被带回在沈阳他第一次蹲过的那所监狱。接下来会是什么呢？哈里斯在想。
9月1日，也就是停战后的第四天，哈里斯上尉被带出他在沈阳的那个阴暗的小监牢。有人告诉他：“虽然查明你有战争罪，但仍要把你遣送回联合国军司令部。”哈里斯想不出他们这句话里有什么诡计。他被推进一辆等候运送武器的汽车里。在车上，他14个月以来第一次见到了他的飞机上的5个机组人员。他们不能相互交谈，但是，他们的眼睛告诉哈里斯他们经历了与他类似的苦难。他们被装上了一辆窗帘密封的火车，转移到了开城。
9月3日午饭前不久，威尔弗雷德·贝却敌来到开城的博物馆，见到了被当作囚犯关押的迪安将军。一大群中国和北朝鲜记者和摄影师随同贝却敌一同来到这里。“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他对迪安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共进午餐。这对我是坏消息，但对您则是好消息了。明天您就要回家了。”
经过一番拍照后，迪安接受了赠送给他的两件装有礼物的包裹，一个是联合国红十字会赠给的，较大的一个是共产党的红十字会组织赠送的。最好的礼物是一个美国制造的安全剃须刀。那天晚上他刮胡子时，他想着或许他真的快要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他又刮了一遍胡子，然后同两名北朝鲜人同坐一辆苏制老式吉普车出发了。他穿着崭新的蓝色斜纹粗布做的裤子，一件红色衬衣。一双网球鞋，一件由西装改成的外套。在开城郊外，吉普车追上了许多停下来的卡车。只见车上载着一批消瘦的美国战俘。他们认出了迪安将军，便向他叫道：“嗨，迪安将军，我们不知道我们原来是在等您。”
吉普车停在所有汽车的最前面，迪安将军的朝鲜陪同现在换成了一位能讲英语的中国军官和一个拿着冲锋枪的中国卫兵。在等候的这几分钟里，迪安将军想着这三年的囚禁生活以及他所碰到的北朝鲜和中国的军官。“但我想得最多的还是那些卫兵，那些下士们一方面会将毛毯披在发抖的病人肩上，数小时地护着毛毯不让它滑下，另一方面当他们看到狗被弄死时则放声大笑，他们会狼吞虎咽，饱餐一周，在下一周又可以同你一起分享他们最后的几碗米饭，他们一方面互相偷别人的东西用，另一方面又将他们宝贵的钢笔或是钮扣送给别人；他们会遵守最严格的规章制度，也情愿在寒风中步行十英里为你取一封信，因为他们知道你需要这封信。”
在那几分钟的时间里，他试图总结一下他究竟从三年的囚禁生活中学到了些什么。“可能因为我天生就很幼稚，但我感到最重要的是那些看管我、同我生活在一起的普通共产党人的信条，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了他们和子孙后代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着。”
整个卡车车队在走在晨前面的迪安将军乘坐的吉普车带领下缓缓地向板门店驶去，路边是堆放在一起的破烂衣服。路上，南下的美国战俘的卡车遇到了北上的载着将要被遣返的共产党战俘的卡车。这些战俘脱得几乎裸体，手里举着很小的北朝鲜国旗，嘴里高呼着口号。陪同迪安将军的中国军官用发音不很准确的英语告诉他：“唉，我们到达那儿时，有个中国军官会越过分界线走过来，念交换战俘的名字，只有当他叫你的名字时，你才能从吉普车上下来。”
当吉普车缓慢地驶向战俘交换地点时，有个身材高大的美军上校快步走到吉普车前，向迪安将军敬了个礼说：“迪安将军，欢迎您回来，您现在下车好吗？”
“不，不行！”中国军官唾沫飞溅地说道，“只有叫到他的名字时才行！”
美军上校转向中国军官，怒视着说：“你的权力到此终止了。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把迪安将军接过去。”说完他又向中国军官迈近了一步。
“不要紧，上校，”迪安说，“就让他们叫名字吧，现在再呆几分钟也没什么关系。”
9月6日，也就呈战俘交换的最后一天，最后一批签字承认他们进行了细菌战的美国官兵到达了自由村。弗兰克·施瓦布尔上校，联合国军战俘中官职仅次于迪安的美国军官，同其他两个飞行员一起乘坐一辆吉普车，行驶在护卫卡车的前面。谢天谢地！他想着。洗过澡后，医生给他进行了体检，他接受了新闻界的采访。“我认为长时期的缓慢的精神折磨比急剧的肉体折磨还要难以忍受，”他告诉记者说，“你整日整夜地坐在那里。你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你要么承认罪行，要么就呆在那儿。”
其他承认有罪的人避免正面回答问题。凯斯·比奇注意到这些战俘顾虑重重，除非安全方面的军官保证对他们不会有任何伤害的，他们是不情愿多说话的。尽管这样，他们只是断断继续地讲述了一些故事。“他们做了羞愧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很清楚，”比奇说道，“他们的问题是如何使我们理解他们为什么做这种事情。他们的神态举止就像是灵魂患了癌症一样。”
这批战俘中说话最直率的是沃克·马胡林上校，他是最后认罪的战俘之一。比奇知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落了21架德国飞机，因而毫不怀疑他本人的勇气。他始终精神昂扬地面对比奇和其他记者，坐在他旁边的是空军联队的副队长小安德鲁·埃文斯上校。他俩都34岁，但埃文斯看起来要大好多岁。他身材削瘦，嘴不停地抖着，似乎马上就要放声痛哭。仅仅在三天前他才最后签名认罪。
“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国家的叛逆者，”马胡林平静地承认，“我们有些人招供了，有些人则没有。那些不招供的人应当得到荣誉勋章。”他用焦虑的目光看着埃文斯，埃文斯则像患了伤寒，不停地发抖。当记者开始向他的朋友提问时，马胡林巧妙地给予了答复。
新闻记者忙着作记录，摄影师在不停地拍照。闪光灯闪烁着，照相机咔咔地响着。马胡林继续讲着，声音录进了录音机里，“审讯官的凶残是你们无法想象的，你们只须看看迪安就知道他经历了怎样的一场磨难。”他解释了审讯如何持续到9月2日的。到那时，共产党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供词。他接着说贝却敌和温宁顿就写了认罪书。“他们把认罪书拿来，强迫我们抄写，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当然了，在共产党的社会中，那些认罪书是互相吻合的。到那时，共产党已得到各种各样的情报和资料，便能够使认罪书相互联系起来。认罪书的实质内容是相当荒谬的，任何一个小孩，只要具备起码的智力，都不会相信这些认罪书的。”他和其他人使用的是那些已经阵亡的军官的名字，或是使用很多年前便已从军队退役的军官的名字。“情况就是如此。共产党将认罪书买过去，他们以为认罪书都是好的资料。”
比奇发现很难给这些归来的战俘下结论。“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怎样做呢？我会屈服认罪吗？我又没有身临其境，我怎么会知道呢？”但是，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无论调查的结果怎么样，那些认罪的战俘从此就永远不会是职业军人了”。“这便是所有事情中最伤心的了。”
同一天早上，有人告诉一个经历了许多次残酷审讯仍拒绝服罪的战俘说，他可以在开城搭乘卡车。兰克福特，那个意志坚定的英国海军军官，简直不敢相信他的运气。他兴奋的心都想跳出来了。但是，卡车并没有往南方行驶，而是向开城郊外一座大楼驶去。他们这一群战俘被带到一个佛教寺庙里。兰克福特完全绝望了。难道就因为他拒绝认罪，便会在最后一刻失去自由吗？
黎明时刻，一位中国军人拿着一张纸来了。他们要被分成两组，移交给联合国军。那个中国军人念完第一组战俘的名单，其中并没有兰克福特。他环顾四周，数了一下还剩7个战俘。两个小时过去了，又来了一辆卡车。他真的要乘这辆卡车离开，还是又要失望一次？“我看着卡车，卡车的发动机在空转着，我心里还指望着、盘算着，如果最后还没有念到我的名字，我就会等到别的战俘都上了车之后，猛冲到驾驶室，逃走。”
那个中国人小心翼翼地叫了5个战俘的名字。接着便停下来了。兰克福特和一个名叫科斯特洛的陆军中尉焦虑地等着念他们的名字。中国军人平静地望着他们，最后他说道：“英国海军上尉兰克福特，英国海军……英国陆军中尉科斯特洛。”两人跳上卡车，他们很快来到一个桥边，“桥的一端站着一个中国士兵，另一端则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美国军警。军警在挥手表示欢迎时，他那饱经沧桑的脸大笑着。我怀疑在回答他时，我是否也笑了，我想我只是直直地盯着他。”
他们朝桥的另一端走去，过了桥，就看到一色彩明艳的拱形门，上面写着：“欢迎回归自由”几个大字。
北上的男女战俘们也在讲述着心酸的故事：他们没有吃过饱饭，妇女们遭到韩国士兵的虐待和强奸。一些美国士兵出同样很残忍。一个名叫金永珠的姑娘讲述了美国士兵是如何强迫一群女战俘呆在一间大屋里，剥光她们的衣服。然后将一些赤身裸体的北朝鲜战俘推进屋内。一个美国士兵高喊着：“我们听说你们共产党人喜欢跳舞，来，就在这儿跳吧。”他们把刺刀和左轮手枪对着男女战俘们。战俘开始跳舞。喝得醉熏熏的美国军官叼着雪茄烟，大笑着，用火烧女战俘们的乳房，接着施行兽欲。
一个大学生说道；“在士兵的淫威之下，没有人会得到安全。他们甚至还强奸了一个14岁的姑娘，她本是一个仆人，却被他们当成战俘抓了起来。”在仁川的集中营，两个怀抱婴儿的母亲不断地被拿着刺刀的士兵拉走。婴儿的嘴被用东西塞住，两个母亲则被拉到美国士兵的军营里轮奸了。”
9月6日，也就是交换战俘的“大转换行动”的最后一天，绑架杜德行动的组织者朴相显最终乘着一辆救护车来了。当车门打开时，人们看到的是他的憔悴的脸，蜷缩的身体，他不再像个人了。“我只想光荣地死去，”当他被轻轻地搀扶到接待帐篷时，他这样大叫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想做的一切就是挣扎到最后。”有人问他杜德事件后发生了什么事？他回答说：“你知道吗？我简直难以置信，二十世纪的今天竟然还有这样惨无人道的美国人。”他讲述了强行甄别、各种严刑拷打和屠杀，以及他被捕后受到的不间断的审讯。他被单独关在一个牢房里，受到酷刑和饥饿的折磨，一直到那天早晨。
6
前一天，哈里斯上尉和他机组的五个成员被带到离开城很近的一个帐篷里，然后听了一份分别用朝鲜语和英语宣读的文件，文件宣称哈里斯和B－29轰炸机成员被带往北部，在沈阳接受了有关生物战罪行的审讯，哈里斯和他的组员已自愿认罪。
哈里斯大叫起来：“这全是撒谎！”他要求把他的名字从认罪战犯的名单上划掉。当遭到中国人回绝时，哈里斯上尉声言他将拒绝接受遣返。他对抗中朝两方面的审讯已经一年多了，到现在也不会屈服。
6日早晨，哈里斯和他的组员受命要准备离开这里。这位固执的上尉端坐在帐篷前一动也不动地抽着烟。当一位翻译问他为什么不准备行装时，他回答说：“我坚决反对在恶意诽谤的情况下遣返。”他的五位机组成员被送进一辆卡车，卡车向板门店驶去。五位机组成员向哈里斯挥手告别。哈里斯也向他们挥着手，但他还是端坐在地上吸烟没有站起来。
一小时之后，翻译和三个士兵试图把哈里斯抬进一辆卡车，但没有成功。翻译于是又乘坐一辆载着更多士兵的卡车返了回来。他们围着哈里斯，但哈里斯还是不愿意离去，除非他得到一份英文文件，表明那段叙述哈里斯承认其他美国空军使用细菌武器的文字被勾掉。6名士兵围着愤慨的哈里斯上尉。哈里斯最终被强行带到了自由村。虽然，他的双手戴着镣铐，他还是争辩不已。他是最后一位获得自由的美国人，也是共产党为最终摆脱他而感到由衷高兴的一个人。
这场不是战争而称为“警察行动”的战争结束了，朝鲜最终获得了“和平”，尽管这种和平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约两百万名中国人、北朝鲜人、南朝鲜人、美国人以及其他联合国军的士兵们战死在战场上。两百多万名朝鲜平民死于交战双方的炮火和暴行中。美丽的岛屿现在变成了一片废墟。幸存下来的人们在吊唁死者的同时，试图在这片余烟未散，还散发着死人恶臭的废墟上重建新的生活。
朝鲜战争开始于1950年6月25日，地点是在三八线上，三年之后，战争结束于几乎同一个地点。当北朝鲜战俘踏上故土时，他们为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屠杀下幸存下来而欢欣鼓舞；南朝鲜的战俘们则是带着低落的情绪回到他们的故土，尽管有强大的美国的支持，他们为这场毫无决定性成果的内战的结束而伤感。金日成本人是很高兴的，尽管战争结束时的状况和开始时的状况没有任何差别，李承晚则万分沮丧，因为他的宏伟计划，即把朝鲜统一为一个共和国，实质上为他的共和国的伟大计划付诸东流了。
朝鲜战争的特殊性质促成了南朝鲜人、美国人、北朝鲜人和中国人的一系列暴行。东、西方之间的殊死的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很可能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可能引发朝鲜和中国的内战。历史表明世界上最残酷的战争莫过于这种同胞相煎的战争了。不过，暴行也培育了意想不到的成果——反抗压迫的崇高的不懈的斗争精神，例如克罗斯比神父和泽勒斯牧师表现出来的无私的精神，共产党战俘在巨济岛表现出永不屈降的精神，西奥多·哈里斯这样的联合国军战俘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气概。
后语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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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大转换行动”的最后一名战俘获释的时候，远在南方的关押战俘的岛上，22604名北朝鲜和中国战俘正在被装上一支由运输登陆舰组成的舰队，这些战俘大多数是反共分子。他们被告知将被运往北边的非军事区，他们在那里必须在90天的时间里就回国还是到其它庇护地做出决定。
第一批400名战俘于9月12日到达非军事区，被带到这个狭窄无人区的南端，在那里为他们建了10个临时集中营，此为南营。在稍北的地方一个小得多的集中营里，有35名南朝鲜战俘和24名联合国军战俘，他们选择了仍然和共产党人呆在一起。在24名联合国军战俘中，有23名美国人，1名英国人。双方的“解释人”将努力劝说每一名战俘去北方投奔共产主义或去南方投奔民主。
第一批491名反共的中国战俘按照日程安排该去专门为解释人建立的帐篷了，但他们却拒绝离开战俘营。这些人担心共产党会逮捕他们并强迫他们回中国。
当时负责非军事区里所有战俘的印度的蒂马雅中将恳求这些固执的中国战俘：“如果你们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是反共的，你们就应该进去向解释人说清楚。”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他用几辆汽车拉上战俘头儿，让他们去亲眼仔细看一看解释人所在的区域。他们在附近没有看到任何可能会绑架他们的成群的共产党军队，只有宣过誓要保护他们的印度士兵。战俘头儿们回去后向同伴们保证出去很安全。
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被说服了，开始排成队向16个解释篷走去，每个战俘都由一名印度士兵护送。“就像要去观看16部话剧，一下子都去了，”美国情报局的记者保罗·加维说。一名战俘刚进篷子，三名中国解释人立即站起来，弯了弯腰，笑了笑。“差不多所有第一天进来的战俘都往他们脸上吐唾沫，骂他们，当天上午就离去了。解释人则用袖子擦去脸上的唾沫，费劲地使表情恢复到常态。一到解释篷，战俘们就感到可以自由地向共产党表明他们是怎样看待他们的了。”
在解释的过程中，一张小绿桌子后面坐着中国解释人，对面折迭椅上坐着一名战俘，解释人一边躲闪着向他们扔过来的东西，一边极力把他们的意思讲清楚。他们以一种劝导性的、友好的方式，向听他们说话的中国战俘保证，如果他们回国，将原谅其以前所有的罪过。中国马上就要统治整个亚洲了，因此他们应该回到即将获胜的一边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新生活正在建立。回家吧，因为祖国需要她的儿子们。
第一天不断有暴力事件发生。一名战俘突然站起来，抡起了折迭椅。三名解释人吓得倒伏在篷子的墙上，战俘骂他们是王八蛋，这是中文里最侮辱性的骂人的话。然后他把椅子掷在绿桌子上。
中国解释人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样子很窘迫。联合国军人员对于这些反共奖品则喜形于色，这使得中国解释人样子更窘了。在那难忘的一天里，共有10名战俘进了去台湾的门，4名战俘在耐心地听完了联合国军方面解释人的解释后进了去中国的门。另外6名战俘热情地向共产党的解释人致意，而后往联合国军代表的脸上吐唾沫。他们从通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门出去时，受到了篷子里所有共产党人的热烈欢迎。
向中国战俘解释的恼人的结果使共产党人束手无策，便要求让北朝鲜战俘进来，但这些战俘坚决不出集中营。
劝说其他战俘进那些篷子费了好长时间，3个月后，只有3100名战俘同解释人谈过话，要求被遣返的只有137人。年底之前，大多数北朝鲜和中国战俘做出了选择，剩下的少数人如朱少校和朴少校等，既不去北朝鲜也不去南朝鲜，而是坚持去中立国。
这时几乎每一个战俘营都被反共分子所控制，中立的战俘们不得不保护自己免遭被称为“昨天的朋友，今天的敌人”的攻击。
朱所在的集中营里有个少校逃跑了，反共党团的书记便设置了袋鼠军事法庭来审讯他那伙人。第一个被抓的是朱，他不仅受到了恐吓，而且饱尝了失望、沮丧和酸苦。
“你们有多少中立分子？”那个书记问，手里拿着一根棒球棒，“如果你说了，我们就饶了你。否则，你就会没命！”
“我不知道任何名单，”朱说。
“你认为说一句‘我不知道’就可以逃脱掉？”有人朝朱的脑袋猛击一棒，其他人连续猛击他的肩、臀部和脊背。他甚至没能喊叫就失去了知觉，模模糊糊地听到有人说：“也把他杀了算了。”那个书记说：“明天再审讯他，先打断他一条腿。”
当朱来到一个篷子时，他全身疼痛难忍，一条肋骨好像被打断了，因为稍一碰它就剧烈地疼。两条腿也麻木了，肿得老高。他听到一阵尖叫声，不一会儿，一个软得象棉团的人被拖了进来。不到一小时，又有上十个人呻吟着被带进来，他们都是中立分子，都认为李承晚总统及其政府是比北朝鲜共产党分子更坏的罪犯。
几个星期之后，朱没人扶还是不能走路，但他每天晚上按摩两条腿，以便有一天逃出去。1月10日，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闯一次。天黑之后，他躲过看守，向带刺的铁丝网猛冲过去。卫兵冲他大声喊叫，但他还是爬到了对过。两名印度士兵跑过去帮他。“你没事吧？”一名士兵大声问。
没事？他的两只手鲜血模糊，衣服被挂成了碎条，在他走过的雪地上留下了一条红色的轨迹。“是的，我没事！”他说。当这俩士兵把他带到印度人的医院时，他失声痛哭起来。
10天之后，1954年1月20日，印度士兵聚集在各个集中营。当战俘们走出集中营时，他们还有最后一次向北去的机会。没有一个人犹豫：21805名战俘，兴高采烈地挥舞着自制的国民党中国和南朝鲜小旗，带着叠得整整齐齐的铺盖一直向南走去。其中有14343名中国战俘。有些人边走边敲着用饭盆等锤打成的锣鼓，吹着自制的喇叭。他们炫示般地通过检查站，最后历时15小时43分钟。朱少校和其他中立的战俘看着他们离开时松了一口气。他们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地通过自由大桥，到达临津江对岸，受到一支美军乐队和一幅用中文写的大幅标语的欢迎。
北朝鲜战俘在登上汽车前往仁川之前受到了南朝鲜方面的迎接，并受到了从台湾来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极为热烈的欢迎。他们拉下汽车车厢两边的帆布，以便向路两旁列队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在仁川，”保罗·加维报道说，“中国人的聚居地早已做好了欢迎准备，大街上沿途到处都是铙钹和中国乐器的铿锵声——纸龙在头上欢腾翩翩，身着传统服装的美丽少女踩着高跷向他们频频致意。思乡的中国战俘还能再要求什么呢？
那些在战俘营进行了顽强斗争，保持了共产党人本色的英勇崇高的战俘们，在通过通往中国的门时被当成英雄，受到了5名中国高级官员的欢迎。但后来他们被带到满洲的一个集中营进行再教育，凡是和西方打过交道——即使在战俘营里——的人均未受到信任。几年后，这些勇敢仗义的人们被释放送回老家，却被自己的家人当作叛徒而极力回避。他们回到当年工作过的地方却只给予低下的工作。一位姓张的战俘，原先是位中学校长，被降级使用当了一名教师，几乎每天都要站在桌前为其罪过忏悔。一年后，他又被降成看大门的。他对此略有微词，被判了10年徒刑。一位姓丁的战俘回到家里后，他的妻子被迫同他离了婚，他的一个女儿因缺乏医疗而死去，另一个女儿因被人奚落是“叛徒的女儿”而离家失踪了。丁先后几次被监禁，前后加起来达12年之久，直到1983年才被释放。在朝鲜赤胆忠心地为毛泽东打仗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1959年被从国防部长的位子上赶了出去，10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折磨至死。
如果这些真正信仰者还被怀疑并受到了惩罚，那些曾被保证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良好对待的前国民党士兵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2
自这场流血冲突结束以来，把这场冲突作为一场被遗忘的战争的描述无以计数。400万生灵命归黄泉，南北朝鲜之间的分界线仍一如3年前，只是某些地方略有变更，54246名美国军人白白地送掉了性命。
毫无疑问，杜鲁门政府和美国军方领导都犯了许多错误。诚然，战场指挥官们赢得了许多战术上的胜利，但战略上的失败主要是麦克阿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造成的。
从战争一开始，美国领导人就想主要通过诸如使用原子弹等威胁手段来迫使中国人和苏联人做出政治上的决定，而不是用切合实际的必需的战术行动来反击敌人大批的地面部队。“在这个过程中，”曾是沃克和李奇微的飞机驾驶员后成为将军的迈克·林奇做出结论说，“我们在战争中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开始时过低估计了敌人的能力，过高估计了我们自己的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争取实现停火的谈判时，同样是这些人反而过高估计了敌人的能力，过低估计了我们自己的能力，从而使我们做出了不必要的妥协。”
描写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著述也很多。李承晚及其政府无疑是得救了，蒋介石也得到了差不多同样的好处；战争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0年拿下台湾的计划成为泡影；日本虽然没有积极参战，但它是另一个胜利者。作为美军和联合国军其它军队的服务、供应和娱乐基地，日本聚积了许多财富。它还为战争生产了许多武器，朝经济复兴迈了一大步。
当今的中国人认为最大的胜利者是苏联，它在遥远的地方观看了这场战争，沾沾自喜地看着美国把兵力集中在东方而非欧洲。此外，苏联没有出一兵一卒，在给北朝鲜人或中国人提供军火方面也不慷慨，让中国人为其得到的物资付额外费用而羞辱了他们。根据一名中国历史学家的观点，苏联人最大的收获，则“是这场战争扼杀了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建立任何友好关系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朝鲜的这场战争使美国为其保护自由世界反对共产主义的声明获得了信誉。杜鲁门成功地使这场战争成为一场联合国的战争也是对斯大林的一个重大打击。此外，这场战争还使北约从一支停留在纸上的力量变成一支真正的威力，并证明了美国愿意坚定地反对共产党。
尽管美国公众从来就不喜欢这场战争，但战争大大刺激了国家的经济，使美国的繁荣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场战争使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大膨胀，没有美国的介入，战后任何问题的持久解决是不可能的。这场战争创造出了一个泛美组织，由于有强大而变化无常地武断的美国，该组织成为一个世界将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勉勉强强的巨人。
中国对美国进行生物战的指控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西方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这种指责是中国显而易见的一种宣传手法。然而，在日本和美国新发现的资料和研究结果随后证实了中国人的指责中的许多要点。英国杰出的生物化学家和汉学家李约瑟在1952年声称，他有“97.5％的把握”朝鲜战争期间使用了生物武器。1979年他又明确宣布，“在朝鲜战争中，生物战的办法……被美国一方尝试过。”
最近解密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文件表明，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军方对使用生物武器兴致极高。文件中有关生物武器的部分被删掉了，一般不让研究者们翻阅。尽管有这一证据，但对该问题进行了彻底研究并写有专著的马克·瑞安得出结论说，美国要是使用了生物武器的话，它肯定得有大的隐蔽行动，而且几乎必定“要在将来露出蛛丝马迹，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后的10年内，从政府和军方其它行为的特定范围上肯定能看得出来。”同时瑞安又说，很可能“即使不存在上述对美国的非难，中国人上至最高领导层也认为美国使用了生物武器。”
在会见了许多英美战俘及中国官员和历史学家后，我难以相信美国进行了生物战，反过来说，中国领导层并不一定真地认为他们是生物战的受害者。
这场战争是以一片啜泣声而不是以一种快感结束的——它是近40来年在美国历史上唯一一场没有被国家树碑立传的重大战争。但如果把20世纪发生的所有战争当作一连串事件来看待的话，朝鲜战争的重要性就很明显了。使德国及其盟国遭到决定性失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留下的是一片混乱，导致了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起。不公正的和平和争夺欧洲势力范围的激烈斗争，连同亚洲一个现代化的侵略国家的惹人注目的出现，酿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及其帮凶被粉碎了，但这一危险刚被消除，另一种危险又出现了——冷战和经常不断的核阴影。
这些事件不断发展的结果便是朝鲜战争，一种大国从未遇到过的危机。前面的两次世界大战打得都很残酷无情，但在朝鲜，如不放出核魔要进行一场全面冲突是不可能的。因此，朝鲜的这场战争应当引以为鉴。它证明——或应当证明——现在要打全面战争是不可能的。可是大国没有吸取这个教训，在越南甚至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这场朝鲜战争值得打吗？对于参战双方的高、中、低各阶层人民来说，它都是一场残酷的、愚蠢的、错误的、判断失误的、种族歧视的、带有偏见的和凶暴的战争。只有各个层次上大量具有人性的事例——战场上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对敌人个人的仁慈和同情——才使有关战争的著述持久不衰。
可是欧亚两洲最近发生的事件使人们对否定朝鲜战争的观点提出了疑问。无论如何，在那场战争中打过仗的人没有白打，死掉的人也没有白死。
我一直试图作为一名不管国籍和意识形态如何的超党派人士来探讨历史，并试图通过普通的和非凡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以惨痛的详细情节来描写战争的恐怖。
在写了7部有关20世纪的战争的历史著作之后，我得出了许多结论。历史不会重演，不断重演的却正是人类的本性。我们经常是从现在更多地了解过去，而不是相反。我还发现，一个卑鄙小人偶尔也能讲实话，而一个达官贵人偶尔也会撒谎，历史经常创造人，而人并非经常创造历史，历史的进程无法预言。最后，战争史永远不会是确定的。
致谢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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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写作多亏了亚洲、欧洲和美国数百人的合作，尤其是接受我访问的那些人，均给予了鼎力合作。对本书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有：国家档案馆（约翰·E·泰勒，艾米·施密特，吉尔·布雷特，洛兰·赫伯特）；（康涅狄格）丹伯利公共图书馆；哈里·杜鲁门图书馆（伊丽莎白·萨弗利、本尼迪克特·佐伯里斯特）；美国海军陆战队历史中心（埃德温·H·西蒙斯准将）；汉城美国大使馆图书馆；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弗兰克林·罗斯福图书馆（威廉·埃默森，雷蒙德·泰克曼）；麦克阿瑟纪念馆（小林恩·H·哈蒙德上校、小爱德华·布恩、小约翰·利兹）；宾夕法尼亚卡莱尔·巴拉克斯美国陆军军史研究所（罗德·帕斯卡尔上校、理查德·J·萨默博士）；美国陆军军史中心（华盛顿特区）（汉纳·蔡德里克、艾伯特·E·考德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海涛研究员、朱庭光研究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中心。
许多机构、组织和个人做出了重大贡献：
美国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会的艾格尼丝·彼得森；斯坦福大学助理档案保管员埃琳娜·S·丹尼尔森；唐纳德·E·罗森布鲁姆中将；罗伯特·R·琼斯上校；E·A·格莱格中将；安洪均（音译）（我的第一个朝鲜联系人）；小约翰·T·卡里格；小保罗·N·麦克洛斯基；加利福尼亚美国国外作战退伍军人协会的州副官杰里·威廉斯；巴尼·多布斯中校；沃伦·G·艾弗里；杰里·弗朗索瓦；国防部长助理办公室的安·厄本德；马丁·布卢门森；卡尔·马扎尼；乔治·拉苏拉上校；西奥多·科南特；诺姆·斯特里克宾；赫伯特·特拉特纳；海军陆战队军士威廉·克利夫兰；保罗·马丁；詹姆斯·福特；理查德·G·史迪威将军、哈维·金斯伯格、弗兰克·蒙特、威廉·莫罗的经济顾问和合作伙伴；莱顿·泰纳上校（沃克将军的助手）、E·M·林奇准将（沃克的飞行员），他俩提供了许多关于沃克将军的性格和日常活动的有价值的资料。
英国 英国朝鲜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唐纳德·克拉克、彼得·法拉尔、萨姆·默塞尔、托尼·伊格尔斯夫人和女儿；彼得·威斯特洛普）；泰晤士电视台的艾索贝尔·欣谢尔伍德。
朝鲜 托马斯·G·弗格森上校；美国驻朝鲜总领事安德鲁·F·安提帕斯；朝鲜退伍军人协会的安有泽（音译）中校，曹满植（音译）纪念会的朴宰昌；美国大使馆情报处的苏珊·J·梅特·卡夫；韩美联合指挥部司令官伯顿·D·帕特里克中将；李仁淑（音译）；彼得·佩斯上校；钟日昆将军的助手李昌儒（音译）上校；霍勒斯·理查德·安德伍德；美军指挥部历史学家托马斯·瑞安。有俩人做出了突出贡献：白善烨将军，他不仅带我进行了几次实地考察，而且打开了许多纪念处的门；弗兰克·李，他是我们的主要翻译，为我们安排会见了许多人。
台湾 情报和礼宾处的保罗·W·C·昆；情报和礼宾处处长米切尔·L·J·张；基督教漫礼会的吴展强（音译）牧师；杰克·贝特曼牧师；总统国家政策顾问梁云长（音译）；政府情报处的淳成黄（音译）；共党叛逃者援助中心主任范士毅（音译）；外交部的詹姆斯·黄；我去台湾时的主要翻译刘望平（音译），他还把42次会见的谈话译成了英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 江苏扬州市委统战部部长唐椿；扬州广陵区教育局局长王长福；国防大学的徐焰中校和姚旭中校；孟庆龙，他给找提供了不少公开出版的图片；天津社会科学院的华庆昭教授，他作为富布赖特基金会的学者在美国杜鲁门图书馆作研究期间多次与我共同探讨，1989年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期间他是我们的向导和翻译。
最后，我还要感谢六位对此书做出最突出贡献的人：我的主要助手和翻译、我的太太寿子；精力充沛的帮我做研究的助手、朝鲜战争退伍兵，上士刘易斯·米切罗尼；我的秘书海伦·科利斯考恩；三位不辞辛苦地帮我搞了三遍书稿的我的朋友弗雷德·斯托金、代理人卡尔·布兰特、编辑卡罗林·布莱克莫尔
资料来源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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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下面各章所列的主要资料来源之外，还有些书目和文章也很有价值，它们是：
罗伊·阿普尔曼：《南至洛东江，北至鸭绿江》，华盛顿特区美国陆军军史中心1986年版（Roy Appleman, South tothe Naktong, North to the Yalu, Washington, D.C., Center ofMilitary History, U.S. Army,1986）；
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失去的第一场战争》，纽约希普克林书屋1986年版（Bevin Alexander, Korea，theFirst War We lost.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1986）；
克莱·布莱尔：《被遗忘的战争》，纽约时代书屋1987年版（Clay Blair，The Forgotten War， NewYork: Times Books，1987）；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考验和希望的年月》，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公司1956年版（Harry S. Truman,Memoire, Volume Ⅱ, Years of Trial and Hope, Carden City,N.Y.：Doubleday, 1956）；
《麦克阿瑟回忆录》，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84年版 （Douglas MscArthur, Reminiscences,New York：McGraw-Hill, 1984）；
J·劳顿·柯林斯：《和平时期的战争》，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69年版（J. Lawton Collins, War inPeacetime, Boston：Houghton Mifflin, 1969）；
迪安·艾奇逊：《朝鲜战争》，纽约W·W·诺顿出版公司1971年版（Dean Acheson, The Korean War,New York：W. W. Norton, 1971）；
1959年2月13－14日迪安·艾奇逊等举行的“普林斯顿讨论会”（Dean Acheson et al., PrincetonSeminars, Feb, 13－14, 1959）；
奥马尔·布雷德利和克莱·布莱尔：《一个将军的自传》，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1983年版（Omar Bradly and ClayBlair, A General's Life，New York：Simon ＆ Schuster, 1985）。
序言 历史之车
会见的人有：
白善烨将军（Gen. Paik Sun-yup）、钟日昆将军（Gen. Chung Il-kwon）、金昌腼（音译）（KimChang-soon）、朱永福少校（Maj. Ju Yeong-bok）。
书目有：
布鲁斯·卡明斯：《冲突的产物》，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Bruce Cumings，Child ofConflict，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布鲁斯·卡明斯：《朝鲜战争的起源》，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Bruce Cumings，The Originalof the Korean War，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
格雷戈里·亨德森：《中心政治论》，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 （Gregory Henderson，ThePolitics of the Vortex，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68） ；
尚未出版的《朱永福少校回忆录，1990－91》 （Memoirs of Maj. Ju Yeong-bok，1990－91），本文资料来源于朱少校给作者的信。
第1章 战争时刻
会见的人有：
格雷戈里·亨德森、白将军、刘载兴将军（Yu Jai-hung ）、李大庸（Rhee Dai-yung）、威尔·乔登（WillJorden）、凯斯·比奇（Keyes Beech）、拉里·泽勒斯（Larry Zellers）和朱少校给作者的信。
书目有：
杰里·赫斯：《口述历史：会见小弗兰克·佩斯》，哈里·杜鲁门图书馆1972年1月17日（Jerry Hesa，“OralHistory Interview with Frank Pace, Jr.”，Jan. 17，1972，Harry S.Truman Library）；
理查德·麦肯齐：《口述历史：会见约翰·J·穆乔》，（Richard McKenzie，"Oral HistoryInterview with John J. Muceio"），杜鲁门图书馆1973年12月27日；
哈罗德·诺布尔：《战时的大使馆》（Harold Noble，Embassy atWar），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亨德森：《中心政治论》；
格伦·D·佩奇，《朝鲜的决定》，纽约自由出版社1965年版（Glenn D. Paige，The KoreanDecision，New York，Free press, 1968）。
第2章 “不管怎样，我们挡住这帮家伙！”
会见的人有：
李承晚夫人（Mrs. Syngman Rhee）、詹姆斯·豪斯曼 （JamesHausman）、凯斯·比奇、詹姆斯·李（Jamss Lee）、郑东和将军（Gen. Chung Dong-hua）。
书目有：
诺布尔： 《战时的大使馆》；
金灿凯（音译）：《朝鲜战争》，汉城广梁湾出版社1973年版（Kim Chum-kon， The Korean War,Seoul：Kwangynyang, 1973）；
杰里·赫斯：《口述历史：会见约翰·J·穆乔》，杜鲁门图书馆1971年2月10日、18日。
第3章 “炸桥啦！”
会见的人有：
李承晚夫人、詹姆斯·豪斯曼、凯斯·比奇、格雷戈里·亨德森。
书目有：
菲力普·奈特利：《第一个伤员》，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乔瓦诺维奇出版公司1975年版（Phillip Knightly，Thefirst Casulty, New York：Harconrt Bruce，Jovanovich，1975）；
理查德·克卢格尔：《报纸：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历史和终结》，纽约科普夫出版公司1980年版（Richard Kluger，ThePaper：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New York Herale Tribune，NewYork：Knopf，1980）；
玛格丽特·希金斯：《朝鲜的战争》（Marguerite Higgins，War inKorea），纽约花园城双日公司1951年版；
安托万内特·梅：《战争目击者：玛格丽特·希金斯传》，纽约博福特书屋1983年版（Antoinette May，Witness toWar： A Biography of Marguerite Higgins，New York, Beaufort Boaks，1988）；
凯斯·比奇：《东京和东点》（Keyes Beech，Tokyo and PointsEast），纽约花园城双日公司1954年版；
赫斯：《朝鲜的决定》，佩奇：“穆乔口述历史”（Hess, Koreas Decision，Paige：“OralHistory，Muccio，”）；
诺布尔：《战时的大使馆》；
雷蒙德·A·莱恩：《戴镣铐的大使》（有关毕晓普·帕特里克·伯尼部分），纽约P·J·肯尼迪父子公司1955年版（Raymond A.Lane. Ambassador in Chains，New York：P. J. Kennedy and Sons，1955）（OnBishop Patrick Byrne）；
佩奇：《朝鲜的决定》；
李承晚夫人：《朝鲜战争与李承晚》，汉城《东亚日报》，1983年6月24日－1984年 4月19日（Mrs. SyngmanRhee，The Korean War and Srngman Rhee Seoul：Joong-An Daily News，June24，1983 to April 19，1984）。
第4章 “我们的军队连一天也坚持不了啦”
会见的人有：
朴基炳上校（Co1. Park Ki-byung）、白将军、钟日昆将军、凯斯·比奇。
书目有：
莱恩：《戴镣铐的大使》；
拉里·泽勒斯：《冬天的路》，肯塔基莱克星顿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Larry Zellers， WinterRoads，Lexington，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1）；
诺布尔：《战时的大使馆》；
希金斯：《朝鲜的战争》；
梅：《战争目击记》；
克卢格尔：《报纸》；
奈特利：《第一个伤员》；
李承晚夫人：《朝鲜战争与李承晚》；
佩奇：《朝鲜的决定》；
厄尼斯特·霍布赖特：《亚洲是我的熟门熟路》，佛蒙特拉特兰：塔特尔出版公司1961年版（Earnest Hoberecht,Asia is My Beal，Rutland， Vt.：Tuttle，1961）；
金：《朝鲜战争》；
威廉·曼彻斯特：《美国的凯撒》，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1975年版（William Manchester，“AmerieanCaesar”，Boston：Litter Brown， 1979）。
第5章 “给，喂你们两把土吧”
会见的人有：
钟日昆将军、格雷戈里·亨德森、霍默·比加特（Homer Bigart）、卡尔·迈登斯（CarlMydans）、卡尔·伯纳德（Carl Bernard）、尤金·琼斯（Eugene Jones）、莱顿·泰纳上校（Col.Layton Tyner）、徐焰中校、华庆昭教授。
、 书目有：
《泰晤士报》电视采访沃允旭（音译）中尉谈马修·李奇微的《朝鲜：不被人所知的战士》（Thames TV Interview ofLt. Oak Hyung-uk for “Korea：The Unknown War. Soldier”by MatthewRidgway），纽约花园城双日公司1967年版；
尚未出版的E·M·林奇准将的论文《沃尔顿·沃克将军在朝鲜》（Brig. Gen. E. M. Lynch，GeneralWalton Walker in Korea，1991）；
《乔治·凯南回忆录》第2卷 （Ceorge Kennmn，Memoirs，Vol. Ⅱ），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1972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编：《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姚旭：《从鸭绿江到板门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1年版；
罗伯特·斯卡拉皮诺、辛昌模：《共产主义在朝鲜》，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Robert Scalapino andChong-sik Lee，Communism in Korea，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1972）；
罗伯特·西蒙斯：《奇怪的联盟》（Robert Simmons， The StrangeAlliauce），纽约自由出版社1975年版；
诺布尔：《战时的大使馆》；
希金斯：《朝鲜的战争》；
威廉·L·沃登：《迪安将军小传》，纽约瓦伊金出版公司1951年版（William L. Worden，General Denn'sHistory， New York：Viking，1954）；
沃尔特·彭尼诺少校：《拯救朝鲜的流血的七小时》，《真实杂志》1952年10月（Major Walter Pennino，“7Bloody Hours That Saved Korea”，REAL Magzine，October，1952）；
李承晚夫人：《朝鲜战争与李承晚》。
第6章 兵败大田
会见的人有：
莱顿·泰纳上校、詹姆斯·豪斯曼、马丁·布卢门森 （Martin Blumenson）。
书目有：
乔治·S·巴顿：《我所知道的战争》， （George S. Patton，War As I KnewIt），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 1947年版；
达里奥·波利特拉：《蚱蜢行动》，威奇托罗伯特·朗古出版公司1998年版（Dario Politella，OperationGrasshopper,Wichita：Robert Longo，1958）；
希金斯：《朝鲜的战争》；
金：《朝鲜战争》；
梅：《战争目击记》；
克卢格尔：《报纸》；
沃登：《迪安将军小传》；
诺布尔：《战时的大使馆》；
马丁·布卢门森上尉的两篇文章：1、“1959年7月18日的锦江防御”，美国第8集团军军史部；2、“1950年9月20日撤离大田”，华盛顿特区军事史中心美国陆军第8集团军军史部；
林奇：《沃克在朝鲜》。
第7章 一个二等兵掌握了指挥权
会见的人有：
查尔斯·布西中尉（Lt. Charles Bussey）、托马斯·兰伯特（ThomasLambert）、尤金·琼斯、泰纳上校、朴金吉少校（Maj. Park Ki-cheol）、二等兵查尔斯·道森（Pvt.Charles Dawsan）、二等兵弗兰克·迈耶斯（Pvt. Frank Myers）、二等兵詹姆斯·耶格尔（Pvt. jamesYeager）。
书目有：
迈耶斯给作者的信；
查尔斯·琼斯、尤金·琼斯：《战争的外表》，纽约普伦蒂斯－霍尔出版公司1950年版（Charles Jones and EugeneJones， The Face of War， New York：Prentice Hall，1950）；
希金斯：《朝鲜的战争》；
托马斯·弗格森上尉：《会见阿尔蒙德将军》（Capt. Thomas Fergusson，Interviews withGeneral E. M.Almond），（弗格森是阿尔蒙德将军的孙子，他在1975年3月先后六次会见了阿尔蒙德将军。1987年他听说我在朝鲜，给了我一套会见的副本）。
第8章 “将军，真是又混乱又凄惨！”
会见的人有：
安洪均（An Hong-kyoun）、李仁淑（音译）（Lee Yun- sook）、菲力普·克罗斯比神父（FatherPhilip Crosbie）、林奇准将、泰纳上校、罗伯特·塔普莱特中校（Col. RobertTaplett）、罗伯特·哈维博士（Dr. Robert Harvey）、切斯特·伦农中尉（Lt. ChesterLenon）。
书目有：
一等兵弗雷德·戴维森和H·R·勒斯特（Pfc. Fred Davidson. Pfc. H. R.Luster）给作者的信；
莱恩：《戴镣铐的大使》；
菲力普·克罗斯比：《战俘画笔》，澳大利亚墨尔本霍索恩出版社1954年版（Philip Grosbie，PencillingPrisoners，Melbourne，Auatralia：Hawthorn Press， 1954）；
伯特·哈迪：《伯特·哈迪自传》，伦敦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公司 1986年版（Bert Hardy，Bert Hardy：MyLife，Lonaon，Lawrence and Wisbart，1985）；
希金斯：《朝鲜的战争》；
梅：《战争目击记》；
金：《朝鲜战争》；
林奇：《沃克在朝鲜》。
第9章 洛东江之战
会见的人有：
詹姆斯·豪斯曼、白将军、塔普莱特上校。
书目有：
弗朗西斯·芬顿上校（Col. Francis Fenton）和一等兵弗雷德·戴维森给作者的信；
林恩·蒙特罗斯、尼古拉斯·A·坎佐纳上尉：《釜山防御圈》第1卷，《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的作战行动》，华盛领特区，美国海军陆战队1954年（Lynn Montross and Capt. Nicholas A. Canzona，The PusanPerimeter，Vol. 1，U.S Marine Operations in Korea，Washington，D.C.：USMC，1954）；
安·M·斯珀伯：《默罗生平》，纽约弗罗因德里奇书屋1987年版（Ann M. Sperber，Muzrrow：His Lifeand Times，New York，Freundlich Book，1987）；
诺布尔：《战时的大使馆》；
弗格森：《会见阿尔蒙德》；
“会见小芬顿上尉——朝鲜战役”，美国海军陆战队历史处 （“Interview of Captain F. L.Fenton，Jr. ——Korean Campaign” by Historical Division，U.S. MarineCorps）；
林奇：《沃克在朝鲜》。
第10章 “形势槽透了”
会见的人有：
林奇将军、塔普莱特上校、罗伯特·博恩少将（Maj. Gen. Robert Bohn）、尤金·琼斯。
书目有：
“会见芬顿”；
芬顿上校和一等兵戴堆森、戴维·道格拉斯·邓肯（David Douglas Duncan）给作者的信；
琼斯挛生兄弟：《战争的外表》；
蒙特罗斯、坎佐纳：《釜山防御圈》。
第11章 仁川
会见的人有：
尤金·克拉克海军中校（Cdr. Eugone Clark）、钟日昆将军、姚旭中校。
书目有：
弗格森：《会见阿尔蒙德》；
沃登：《迪安将军小传》；
考特尼·惠特尼：《麦克阿瑟同历史的幽会》（Coartney Whitney，Mac Arthur：His Rendezvouswith History），纽约科普夫出版公司1956年版；
林奇：《沃克在朝鲜》。
第12章 “这是小意思”
会见的人有：
塔普塔特上校、博恩将军、克拉克中校、尤金·琼斯、二等兵雷·沃克（Pvt. Ray Walker）、凯斯·比奇。
书目有：
一等兵戴维森、朱上校给作者的信；
弗格森：《会见阿尔蒙德》；
林恩·蒙特罗斯、尼古拉斯·A·坎佐纳：《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的作战行动》第2卷，《仁川－汉城作战》（TheInchon－Scoul Operation），华盛顿特区美国海军陆战队1955年；
惠特尼：《麦克阿瑟》；
比奇：《东京和东点》；
希金斯：《朝鲜的战争》；
梅：《战争目击记》；
琼斯兄弟：《战争的外表》；
朱的回忆录。
第13章 跨越两条河
会见的人有：
塔普莱特上校、霍勒斯·安德伍德（Horace Underwood）、博恩将军。
书目有：
朱少校和朴少校写给作者的有关李学九上校的情况的信；
朱少校的回忆录；
弗格森：《会见阿尔蒙德》；
惠特尼：《麦克阿瑟》；
林奇：《沃克在朝鲜》；
波利特拉：《蚱蜢行动》；
巴顿：《我所知道的战争》。
第14章 攻陷汉城
会见的人有：
凯斯·比奇、一等兵普雷斯顿·帕克斯（Pfc. Preston Parks）、查尔斯·迈兹少将（May，Gen. CharlesMize）、埃德温·西蒙斯准将（Brig. Gen. Edwin Simmons）、泰纳上校、林奇将军、爱德华·罗尼中将（Lt.Gen. Edward Rowny）、军士特德·塞尔（Sgt. Ted Sell）。
书目有：
一等兵戴维森给作者的信；
伯克·戴维斯：《“海军陆战队！”》（Burke Davis.“Marine！”），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1961年版；
雷金纳德·汤普森：《哭泣的朝鲜》，伦敦麦克唐纳出版公司1958年版（Reginald Thom pson，Cry Korea，London：Macdonald，1958）；
诺布尔：《战时的大使馆》；
惠特尼：《麦克阿瑟》；
蒙特罗斯、坎佐纳：《釜山防御圈》；
罗伯特·德布斯·海纳尔：《胜利的高潮》，纽约利平科特出版公司1958年版 （Robert Debs Heinl，Victoryat High Tide，New York, Lippincott， 1958）；
沃尔特·谢尔登：《地狱或高潮》，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8年版（Walt Sheldon，Hell Or HighWater，New York:Macmillan， 1968）；
弗格森：《会见阿尔蒙德》；
曼彻斯特：《美国的恺撒》；
林奇：《沃克在朝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