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论语·学而》
“令狐冲…心想：‘原来你一切早已安排妥当，投这四人所好，引其入彀。只是教主脱困已久，何以迟迟不来救我？’向问天鉴貌辨色，猜到了他心意，笑道：‘兄弟，教主脱困之后，有许多大事要办，可不能让对头得知，只好委屈你在西湖底下多住几天，咱们今日便是救你来啦。’”（《笑傲江湖·脱困》）
向问天追随任教主今日来到咱们“梅庄”，专程来搭救他的令狐贤弟？
可当他作这番表白时，令狐冲业已自行脱困而出。
向问天所言，是真的吗？
有政客讲过：“不说谎话就做不成大事”，这恐怕是大政治家的基本素质之一罢？“天王老子”其人，当然是深藏不露、心计深沉的大政治家，他的话，在两可之间，不能尽信。
令狐冲在狱中，何等凶险！不论是江南四友自己或是由黑木崖总部通令彻查而发觉真相，令狐冲皆无幸理。而无辜系狱造成的心理压力，亦足以令人崩溃。向问天早到一刻，令狐冲便早一刻解脱。为何俄延？又何须尾随鲍大楚等魔教四长老，来到“梅庄”？
难道向问天已经记不得回梅庄的路了？按理说，任我行、向问天要回“梅庄”，不需要他人引路。早前向问天与令狐冲初至“梅庄”时，“向问天似是到了旧游之地，路径甚是熟悉。”
任我行要摧毁僭主东方不败的权力基础，能否搞定魔教的“十大长老”至为关键。这趟梅庄之行，一下子就逮住了“十长老”之四。此行之重要，不言可喻。
向问天与任我行那天驾临梅庄，目的并不单纯。在“疑似”的要来营救令狐冲之外、之上，他们还有收服魔教四长老、江南四友的战略目标在。
即使向问天任我行此行确实（其实未必）要救令狐冲出狱，也是在收服四长老、四友之暇，顺便而为，无关宏旨。
当然，你可以认为这仅仅是小说家为了制造高潮、冲突而故意安排的戏剧性情节，与向问天的道德特质无关。
鲁迅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鲁迅此语所指向的是整个民族性格，恐怕更多还是针对政治人物。鲁迅据说是“当代圣人”，我亦无意妄加攀附。只有一样坏毛病是与他相似：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吾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
当时任我行在几声大笑之中运上了内力，将令狐冲与黄钟公等五人尽皆震倒，随即锯断铐镣。他决断极其明快，决定撂下令狐冲，独自脱身，于是迅速跟令狐冲换了衣衫，将铐镣套在了令狐手足之上，使令狐冲身陷囹圄两个多月。任我行此举的目的，难道仅在于制造自己仍然系狱的假象，争取时间部署与东方不败的对决？这种可能性当然不能排除。
不过，第二种可能性仍然存在：任我行本意就是要把令狐冲关入黑牢，让他永世不得脱身。
如确，任我行为何要这样做？又为何没有遭到向问天的阻止反对？
（一）非我教徒，其心必异。令狐冲既为华山派绝顶高手，在日月神教与正教两方的百年征战中，与任我行天然处于敌对的位置。
（二）以第一条为前提，则令狐冲就成为任我行最大的威胁之一。任我行自称他佩服与不佩服的各有三个半人。其实，武功高于他的人也是三个半：东方不败、风清扬、令狐冲和半个方证大师。既然令狐冲出身正教，不能为我所用，不如趁早处置，免留后患。总算他于心不忍，没有当场诛杀之。或者当时任我行还不能确定是日后利用令狐冲对付东方不败有利还是让他永远不见天日更能祛除隐患。那就先关起来，留一招活棋，日后再作定夺……
《倚天屠龙记》中，对一个曾拯救明教数十人性命的少年，殷野王打算这样处置：“这小子武功如此怪异，留着大是祸胎，不如出其不意，一掌打死了他。”（三联版697页）。不能为己所用，便须断然处置，恐怕是所有政治领袖的共识。殷堂主能做的，我们不能断定任教主一定不会做，除非任我行作为政治家比殷野王素质更差，或者比殷野王更仁慈更有人情味。
（三）第三个也是最大的原因是：令狐冲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再造之德。
一个老头子有一漂亮女儿，一个青年救过老人的生命，另一个青年的命被老人搭救过。他会把女儿嫁谁？不是救他的，而是他救过的那个！人性其实非常复杂微妙。成天面对自己的恩人，对某些人来说，并不是一件赏心乐事。古语有云：“大功不赏，大恩不报”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萨达姆年轻时搞革命，失手被擒。一位律师的成功辩护使他得以“无罪释放”，等萨达姆掌握伊拉克最高权柄之时，又如何报答自己的恩公呢？枪毙！萨达姆象任我行一样，都以“太阳”自许，居然有人挽救过“太阳”，这对他的“神性”构成了莫大的讽刺与伤害，这个人必须死！
那么，金庸本人会不会在写作《笑傲江湖》时想到这一点呢？
“（洪七公）一个念头如电光般在脑海中闪过：‘我救了西毒性命，难道他竟用蛇杖伤我？’……洪七公叹道：‘老毒物狂妄自大，一生不肯受人恩惠。咱们救了他性命，他若不把恩人杀了，心中怎能平安？’”——这是金庸在《笑傲》之前10年写在《射雕英雄传》的情节。
1969年底，金庸完成《笑傲江湖》，第二年一月，开始写作《卅三剑客图》，其中《义侠》一文，清楚地写出了“大恩不报”故事：
“有一个仕人在衙门中做‘贼曹’的官（专司捕拿盗贼，略如警察局长）。有一次捉到一名大盗，上了铐镣，仕人独自坐在厅上审问。犯人道：‘小人不是盗贼，也不是寻常之辈，长官若能脱我之罪，他日必当重报。’仕人见犯人相貌轩昂，言辞爽拔。……悄悄命狱吏放了他……那仕人任满之后，一连数年到处游览。一日来到一县，忽听人说起县令的姓名。恰和当年所释的囚犯相同，便去拜谒，报上自己姓名，县令一惊，忙出来迎拜，正是那个犯人。县令感恩念旧，殷勤相待……那仕人只听得县令的妻子问道：‘夫君到底招待甚么客人，竟如此殷勤，接连十天不回家来？’县令道：‘这是大恩人到了。当年我性命全靠这位恩公相救，真不知如何报答才是。’他妻子道：‘夫君岂不闻大恩不报？何不见机而作？’县令不语久之，才道：‘娘子说得是。’（出《源化记》）。在唐《国史补》中，说这是汧汧国公李勉的事。李勉做开封尹时，狱囚中有一意气豪人，向他求生，李勉就放了他。数年后李勉任满，客游河北，碰到了囚犯。故囚大喜迎归，厚加款待，对妻子道：‘恩公救我性命，该如何报德？’妻曰：‘酬以一千匹绢够了么？’曰：‘不够。’妻曰：‘二千匹够了么？’曰：‘仍是不够。’妻曰：‘既是如此，不如杀了罢。’故囚心动，决定动手……”
吾国政客于“厚黑”之学，举世称冠。区区一个县令，修为已是如此不凡，况且任我行这种顶尖的大政治家？只要情势需要，只要对自己有利，刀锋闪向令狐冲咽喉，任教主会手软？
那么，向问天何以未能阻止呢？因为：（一）他对教主奉如神明，缺乏独立意志，（二）他忠于日月神教的革命事业，只要任我行能让他相信这种做法有利于神教事业，尽管有几分不情愿，向问天还是会以教主的意志为意志的。
以上仅仅是我的出自“最大恶意”的猜测，在通常的认识之外，提供了故事的另一种可能的真相。是耶非耶？我亦不知。天壤之间，恐怕惟有金庸才能明白道出此事的真实底蕴。
又或许连金庸本人（象对于胡斐那一刀的风情一样）也未必能断然决定那种可能才真实不虚，此事也就永在虚无缥缈间了。
2006、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