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天津往事
三不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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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音乐的由来
皮鞋变萝卜
掏耳朵之谜
在路上
再见神医
张慧生
霍元甲----故事里的故事
我们的诗人爱唱歌
后记
地下音乐的由来
“地下音乐”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常听到的一个词。那时“地下音乐”总是和王凯歌这些人的名字连在一起。“地下音乐”大概是指没有出版过，只有少数人听的那些音乐。王凯歌一度是天津“地下音乐”的领袖，他有一头飞舞飘逸、乌黑亮丽的长发，容颜冷峻，很有个人魅力，是众多青年的偶像。
当时，把一些“玩摇滚”的人，弄出来的音乐叫“地下音乐”。专门表演“地下音乐”的乐队就叫做“地下乐队”。“地下乐队”的成员来自社会各界，从才华横溢的大学生到辍学在家的社会青年，从知识分子到工厂的普通工人，从各类专业人才到各路闲散人员，社会身份跨度很大。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但都怀着对音乐的热爱，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一个充满了热情的时代。
当年有些摇滚青年见了人就自称“我们是玩地下的”。这些人之间的谈话之间总是说什么“咱们玩地下的这帮人”之类的话。很是让人莫名其妙。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地下乐队”的成员的意识也在与时俱进。新时代也会出现新气象，现在的这帮人改了口，不说“玩地下”了，改口儿说“我们玩原创的”了。可能也是觉得因为说自己“地下”显得土，“原创”这词，听着就有艺术的感觉，也显得有档次。
第一次看到写有“地下音乐”这几个大字的音乐海报，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那时候，陈汝佳的《故园之恋》正火得一塌糊涂。我中学政治课老师就是陈汝佳的歌迷。当时的政治课教材是《科学人生观》。中学时代，正是一个人树立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时期。我的这位李老师在课堂上的大谈陈汝佳如何从广州的歌厅里，一步一步成为大歌星的经历。这些事迹都是老师从报纸上看来的，但李老师讲的激情澎湃，神采飞扬，其崇拜之情，溢于言表，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广州的歌厅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大都是小礼堂和工人俱乐部改造的，条件也很简单，里面摆着几张圆桌，椅子是人造革的折叠椅。不要小看人造革的折叠椅，这在当时也属于高档家具，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全是这种椅子，连节目道具也是用这种椅子。坐在广州的歌厅里，和在中央电视台晚会的现场也差不多。歌厅里有乐队，有歌星，往那一坐，听歌星唱歌，歌星要是冲着你微微一笑，你就要拿出五块钱放在桌子上，一会儿歌星就会走过来把钱放在口袋里。大概这就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小费。五块钱当时不算少，歌星看你不像有钱人，也不会冲着你发笑。但是只要一笑，你就要掏小费。这一笑的风情，在当年还是很难得的。
在当时，我国的流行音乐还没有受到港台文化的冲击，那时的我们有自己的热门歌星,和唱片公司。当时的天津，是全国流行音乐的的中心地区之一，在国内的影响是很大的。天津音像出版有限公司，是当时国内较大的唱片公司，出版了很多流行歌曲的磁带，而且都卖得非常火爆。当时天津比较有名的歌星大概有李德林、牛豹、王合、胡蝶、许丽丽等人，都是当年的风云人物。同一时期，在全国有名的歌星还有张蔷、张行、井岗山、田震、范琳琳、段品章、胡寅寅等人。他们的录音带曾经铺天盖地，横销全国。销量动不动就是百万，这决不是现在的任何歌星能比得了的。田震在磁带《葡萄皮》中的《大冲击、大流行》在八十年代末唱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而且一度风靡全国，现今的田震的风头怎能和那时相比？“大冲击那个大流行，信天游唱给便衣警察听，无名高地上走来了破烂王，黄土高坡上面长满了红高粱，京都球侠同雪城队把球赛，让我们分手的时候再看一眼，下次相逢大约是在冬季，天上有个太阳照啊照啊照啊照在了大观园。大趋势那个大拜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磨刀师傅来到外面的世界共同渡过了陕北八八年, 我思念着热恋的故乡，世界需要热心肠，虽然我是一无所有，妹妹你要大胆的来来来来来来跟呀跟我走”。纯朴的歌词，浓郁的中国式乡土味道的音乐，加上厚重的中国式乡土音乐唱腔，一经入耳，便令人久久难以忘怀。这种的独具特色的中国式乡土味道音乐，在田震后来的音乐中得到了充分的延续和发扬，我们可以在后来的《野花》、《怕黑的女人》里继续感觉到这种味道。在后来的《水姻缘》中的《明白》中将这种中国式乡土音乐味道推向了极致，堪称精品。
田震的成名曲是《莫尼卡》，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翻唱张国荣的。八十年代后期大量翻唱台湾歌曲的是张行，曾经火遍了全国，他抱着吉他自由演唱的舞台表演，是之前从没有过的，令人而目一新，深受青年的欢迎。张行先是翻唱齐秦，后来出的磁带，大量翻唱了姜育恒、东方快车等等很多台湾歌曲。在这之后，港台歌星开始全面进入大陆。当时没有CD和MP3，只有磁带。电视上可以做磁带的广告，有个流行歌的磁带叫《星座》就不断的上电视广告，结果卖得火爆。因为里面翻唱了很多港台的流行歌像《远飞的心》、《驿动的心》之类。不过我现在还是不明白什么叫做“驿动”？我依然不知道“驿动的心”是怎样的心。
录音机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兴起的。那时候的录音机有手提箱那么大，不过，在当时是个时髦的标志。马路上拎着手提式录音机的“新青年”不少。他们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一边走一边放录音带，声音很大。他们穿过大街小巷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出尽了风头，是新时代时尚青年的典型。卡式录音机最早都是进口货，大多是由八十年代初的海外华侨带进国内的，后来才有了国产的。我的朋友周超，手持一老式手提录音机，模仿八十年代初的归国华侨，神态动作惟妙惟肖，令人叫绝。
但是有了录音机，还要有录音带才行，那时录音带卖得挺贵，属于高档消费品，而且当时有钱人不多，也没几个大款。人民普遍的经济收入都有限，所以说“玩得起机子，玩不起带子”。尽管如此，卖磁带的小摊、棚亭还是不计其数，遍布大街小巷。歌星的海报满天飞，贴满了大街小巷。流行歌曲很是兴旺了一阵。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版权意识，一段《迪斯科皇后》出了好几个版本，你唱完了我来唱。不同的版本都有很好的销量，那时出个`磁带似乎不是很难，对录音、制作的要求都不是很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天津和平路新华书店，是天津市最大的书店，有专门的音像区，各种音乐磁带，品种齐全，是了解最新流行音乐的好去处。我每次去和平路都是直奔书店音像区，虽然买不起磁带，但是看一看也是享受。
有一天，我来到和平路新华书店，店内的歌星磁带的海报满目琳琅，令人眼花缭乱。其中有一盘磁带叫做《妓女悲秋》，这个磁带有一个大海报，贴在书店的柜台正中。海报上几个长头发、抱着吉他，面容冷漠的男人，海报上还写着南京的“地下乐队”首次公开露面，“地下音乐首次发行”等等，显得非常特别。这是最早看到的写有“地下音乐”的宣传品。
这个磁带的具体内容已经不清楚，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听过这盘磁带。后来也没听到有人说起，听过这盘磁带。这盒磁带似乎只存在于我的印象里。后来知道《妓女悲秋》原来是大鼓中的著名曲目，是我国著名大鼓艺术家王佩臣的代表曲目，并有录音留下。而这《妓女悲秋》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南京“地下乐队”出版的《妓女悲秋》是什么关系，就不是很清楚。时代的发展变化是很快的，八十年代也消失得很彻底。如今“地下音乐”也没人再提起了。
皮鞋变萝卜
这个故事，曾经在天津流传，算是一个民间的社会传闻。故事大约发生在一九七九年前后的天津。这个年代已经过去了很久。故事发生的准确时间和确切地点。甚至连这个故事的当事人是男是女、叫什么名字、有多大年纪、在哪个单位工作这样的问题，都已经不能准确描述了。
这件事在一九七九年前后，开始在社会上开始流传，而当时的报纸、电台之类的媒体对这种民间传闻是不会报道的。这件事能够流传开，完全是靠人们的口耳相传。而这个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也难免有所失真。虽然这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故事，但很多细节已经变得模糊了。时代的变化很大，人们对生活的感受，也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今天再来讲述这样一个曾经是人们茶余饭后，用来消遣的新闻传说，已经不再有往日的精彩。今天听到这个故事的人，也许体会不到，从前的人们听到这个故事的乐趣。
在那个文化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听故事、讲故事是极其重要的文化娱乐方式，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讲故事这个活动，其实带有很强的表演色彩。讲故事的人不但要绘声绘色，更要配合语气表情、手势动作，这样讲出的故事才能吸引人。这也是需要一些艺术激情和表演才能的。故事讲得好的人，很富有感染力，能让听众神魂颠倒、如醉如痴。“讲故事”也应该作为一种民间艺术表演的形式，被艺术界重视并保护起来，并且发扬光大。我的童年在乡野中度过，少年在市井中成长，不知不觉中，听故事变成了我的爱好和习惯。我由此锻炼出了一双善于倾听的耳朵，和一颗善于倾听的心灵。而讲故事也渐渐成了我的擅长。和别人不同的是，我讲故事不会做任何的演绎和夸张，这缘于我诚实的本性。
这个故事与买皮鞋有关，当事人是一个买皮鞋的消费者，我们把这个人叫做“消费者”。虽然那时并不流行“消费者”这个词。
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社会上把消费者统称为“买东西的”，这是对消费者的不尊重。当时我国经济不发达，物资紧缺，想买到称心的商品并不容易。很多东西都是限量供应，凭证购买，有些东西还要通过关系，走后门才能买得到。当时社会上，说某人“路子野”，就是形容人家能走关系买到紧俏商品。而在百货商店和副食店，售货员喝斥、谩骂顾客之事常有发生。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消费者的地位不断提高，一直上升到了“上帝”的位置。只要你能掏钱，你就是“上帝”。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为学琴而投奔老师。我的老师从不跟学生谈钱，更不找学生伸手要钱。但老师不亲自找学生要钱，并不表示学生就可以不出钱。因为在学琴之前，师娘就已经跟学生们讲好了每月要交多少学费，我们每次都是把学费交到师娘手里。有些学员到了该交钱的日子就装记性不好，想稀里糊涂蒙混过关，逃避学费。这些学员的素质不高，总想不付出就得到，白学老师的东西。老师纯朴实在，无论学员交没交学费，总是和颜悦色的耐心指导。但师娘的眼睛是雪亮的，每个月谁交了钱、谁没交钱都记得清清楚楚。对于那些不交学费的学员，师娘会颜悦色的提醒他们，你这个月的学费还没交呢。我想师娘是有账本的，专门记录学员的交费情况。师娘还是厚道的，从来没有因为学员拖欠学费，而给学员脸色看，倒是有些学员不够自觉。
老师和师娘开了一家咖啡店，面积不大，但地理位置优越，生意也很不错。当时咖啡店并不多见，顾客多是一些时尚人士。店里有又大又舒适的沙发，地上铺的是木质地板，墙壁上挂有西洋油画，画满了田园风光。这里环境优美，气氛典雅，供应咖啡以及各种饮品和冷食、水果等，中午和晚上还可以在此用餐。这里吃的喝的都很贵，一般人是消费不起的。
店里的窗户是封闭的，白天也不透光，一般情况不开灯，屋里漆黑一片。在客人坐的沙发前面，有个茶几，茶几上会点上一支小蜡烛，整个屋里就这么点依稀的光亮。烛光飘忽之间，神秘而又浪漫。房间里飘荡着轻柔的乐曲，空气里都是情侣的味道。这梦幻般的氛围，很能撩拨人的心绪，是男女约会的好去处，在此窃窃私语，真是温馨无限。有时候，灯光幽暗之间的男女，兴致一上来，动作大，搞出的声音也大，不但桌椅乱响，而且口中常有哼哈之声。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弄得楼下都能听得见。老师和师娘一般就在隔壁的小屋，这是老师休息的地方，一般老师就是在这里我们上课。有时候老师正在讲课，隔壁客人的动静就开始不对劲，听得人心里乱七八糟。每当此时，老师的脸上就会露出一种无奈的微笑，这微笑意味深长，令人久久难忘。
有些学员是有钱的，他们都是富家的公子哥，衣着光鲜，发型时尚，挥金如土，潇洒大方，和我们这帮穷小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经常会带上他们的女朋友，到师娘的店里小坐，师娘自然也很欢迎他们，总是笑脸相迎。
有时候我们这些穷学生去了，师娘就会告诉我们，谁谁和他的女朋友来了，正在楼上消费呢。这种事情说得次数多了，我想很可能是师娘在暗示我，要我也时不时的在她那里“消费”一番。而这所谓的“消费”就意味着花钱。我当时确实没有经济能力去和有钱的公子哥攀比，到师娘那个浪漫的小屋里去“消费”。每次听到师娘跟我说谁谁又在她那里“消费”，我心里就打哆嗦。从此以后，我一听到“消费”二字，就会不自觉的提高警惕。师娘的店是一个高档消费场所，属于暴利行业，利润惊人。来这里消费的同学，实际上，就是变相给师娘去送钱。师娘对他们自然也会是另眼相待，不但笑容绽放，结账时打个折,更是不在话下。即使是打折，师娘的小店也决不是我能消费得起的。那时候我刚刚上班，工资很低，连双象样的皮鞋都买不起。
我们回到故事中来。在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一双皮鞋的价格大约是十几块钱，相当于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所以皮鞋也属于高档消费品。那年代还流行一种“三接头”样式的皮鞋，样子很难看，一只鞋，是用三块皮子接起来，鞋尖、鞋跟各一块皮子，整个鞋不是一块整皮，而是三块皮子拼凑起来的。这样的皮鞋大概省皮子，也容易处理皮革生产中的边角下料，价格也相对便宜，所以很受欢迎。但当时这样的皮鞋也不好买，经常有人借出差之机，到外地才能买回来一双“三接头”，可见其稀有程度。当时有一个反映“八十年代青年新风貌”的电视剧，剧中的插曲竟然也唱道：“三接头的皮鞋好漂亮”。这句后面的歌词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两句我大概记得是“谁家的姑娘好漂亮，我们虽然不认识也要把话讲”。穿上一双“三接头”就能上街勾搭女孩，可见“三接头”的魅力实在是无穷的。从这首歌曲也可以看出，所谓“八十年代新青年”的精神风貌也不过如此。
话说这个消费者买了一双皮鞋，花了不少钱。在生活不富裕的年代，买一双新皮鞋，是很奢侈的。穿上一双锃光瓦亮的新皮鞋，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足可以在别人面前炫耀一番。直到我上中学的时候，每到冬天穿的都是包子一样的条绒棉鞋，这是普通人家孩子的一般穿着。所以能买上一双新皮鞋，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这个消费者把皮鞋买回家之后，打开鞋盒子一看，盒子里竟然不是皮鞋，而是一对青萝卜。
讲到这里，这个故事差不多就该结束了。而且这个故事，已经不像当年听起来那么有趣了，实在让人感到很乏味。作为一桩民间趣事，没有人会做更多的深究。例如这个消费者是在哪里买的皮鞋？皮鞋为什么会变成萝卜等等。实际上皮鞋是不会平白无故变成萝卜的。这中间一定是有人用魔术手法，把皮鞋和萝卜掉了包。很可能是这个消费者遇到了街头的骗子，贪图便宜，可是到了家才发现，已经被人掉包。于是只能自认倒霉，花了一双皮鞋的钱，买回来一对萝卜。
天津的街头骗子很多，街头骗局也有很多。有一段时间，和平路一带卖布的纺织品商店里，“打托儿”成风。所谓“打托儿”，就是店里花钱雇来一批中老年妇女冒充顾客，以各种手段诱骗别人上当买他们的东西。在渤海大楼附近的中心车站，活跃着很多“打托儿”妇女的身影，她们是美丽的天津城中，一道别样的风景。她们在马路上，主动和一些年龄相仿的妇女搭话，说自己有某布店的优惠券，用优惠券买布，价格会便宜不少。但是要以优惠价买布，必须要买够一定数量才行，而自己又用不了这么多的布，不如两人合伙去买布，这样就都可以买到又便宜又好的布料。有些妇女经不住诱惑，以为赶上了一次便宜，正好低价买布。于是被骗到布店，就像鬼迷了心窍，认为今天可捡着了一个大便宜，不买太不合适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结果往往是用高价买了质量很差的布。而那个骗她上当的那个，就是“托儿”。
类似这种骗人买布的行为就是“打托儿”。这些“打托儿”的妇女基本都是天津本地人，操着一口标准的天津口音，否则是骗不到人的。“打托儿”也需要技术，口才要极好，还要有一定的表演技巧，一个好的“托儿”，其表演水平，能比得上职业演员。专业的“托儿”一天能打下来不少钱，“托儿”的收入来自于她们“打托儿”的业务提成。有些人打“托儿”打得好，技术高，能为行骗的单位创造很高的经济收入，被业内尊称为“铁托儿”，是很抢手的人物，被很多商家争相聘请，成为商界的明星，很是红火了一阵。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类专业从事打托儿的天津本地妇女，数量非常庞大。社会上也流传着各种各样打托儿的故事传闻，报纸电视上也曾经多次揭露。后来由于此类事件不断增多，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群众意见很大，导致工商部门介入，对“打托儿”坑骗顾客的现象进行了严格治理，才使得这一社会现象有所收敛。
在我们的故事里，买鞋的消费者可能也是碰到了“托儿”，才上当受骗。但骗子为什么要用萝卜来代替皮鞋？第一，两只萝卜的分量和一双皮鞋的分量差不多，提在手里不易觉察出皮鞋已经被调换。第二，萝卜的价钱比较便宜，成本不高。那时的蔬菜供应很紧张，但是市场上萝卜的供应倒是很充足。天津人爱吃萝卜、吃萝卜的时候往往要同时喝上一壶热茶。所谓“萝卜就热茶”，据说能去火排浊，健身祛病。吃了萝卜喝了茶，人就会打“萝卜嗝儿”。打“萝卜嗝儿”时，不能对着人，因为“萝卜嗝儿”的味道很难闻，据说全是人体的浊气。一口“萝卜嗝儿”要是喷人脸上，足能把人薰一个跟头。
“萝卜就热茶”的习惯，还流行在天津的公共浴池。现在南京路上吉利大厦的位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就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公共浴池。那时候人民住平房的比较多，平时在家洗澡很不方便，很多人的单位又没有浴室，只能到社会上的公共浴池去洗，造成了公共浴池总是人满为患，所以群众洗澡难也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在九十年代初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编辑部的老刘用家里的澡盆，腌了一澡盆的咸菜，余德利问老刘：“那你们家洗澡怎么办？”老刘答：“到外面去洗。”这时富有社会正义感的牛大姐，立即指责老刘道：“你这不是给公共浴室增加负担么！”可见洗澡难的问题曾经长期困扰着人们。
公共浴池俗称“澡堂子”，河西区比较大的澡堂子是“龙泉浴池”，位于现在的土城地铁站附近。平时到这里洗澡的人很多，所以总是显得很拥挤。这里的澡票是五毛钱一位，我就经常到这里来洗澡。现在想起来，这里的卫生条件实在是很差，来洗澡的什么人都有，没有染上脚气之类的皮肤病真是万幸。澡客买票以后，进门的时候，有人会发给一套洗浴用品，这些用品是拖鞋一双，毛巾一条、肥皂一块。人们管拖鞋叫“趿拉板”，因为它是用木头做的，很是粗糙，就是一块木板，绑上根布条而已。这种拖鞋不分大小号，也不分左右，拿过来两只就是一双。相声里有句话叫“澡堂子的拖鞋-----没对儿”，形容得非常贴切。而所谓的肥皂不是现在的香皂，而是肥皂。那时候洗发膏也是高级洗浴用品，一般人也舍不得用。澡堂子发的这种肥皂其实是用来洗粗布衣服的。但是那时的普通劳动人民，普遍用它来洗澡，洗脸。有一段时间，我用这种劣质肥皂洗头发，把一头乌黑的头发都给洗黄了。我现在有些部位皮肤粗糙，想必也和曾经长期使用这种劣质肥皂有关。
浴池的休息间有免费的铺位，供客人休息，只要你能占上位子，这里的服务还是比较周到的。服务员能为客人提供热毛巾，用热毛巾擦上一把脸，很解乏。还提供切好的青萝卜和热茶水。洗完澡之后躺下，连吃萝卜带喝茶，真是好不惬意，打上两个“萝卜嗝儿”，再美美的睡上一觉，这在当时就是很舒适的享受。休息间的墙壁上还挂有字画，全部镶在玻璃镜框里，要不然早就被蒸汽薰走了形。我对其中一幅书法作品印象很深，这幅字字体苍劲，很有韵味。上面写的是“净亭山下橹声柔，雨后江天似梦游，李谢诗魂今在否，湖光照破万年愁。”这是一首古诗，令人回味无穷。我对诗歌的热爱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如今的龙泉浴池改建成了洗浴中心，环境焕然一新。马路对过的河西商场也变成了电器城。
河西商场原名“红卫兵商场”，这个名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人们也习惯把这一带地区称作“红卫兵”。这里也曾经有过它的辉煌时期，很多年间热闹非凡。商场共有四层，经营各种商品，是当时河西区最繁华的商业区。商场的周围分别是京鲁饭庄、工商银行、新华书店、邮局、照相馆，可以说是一片繁华。商场门前是一个大型综合的自由市场。出没着各色人等，包缝的、修表的、卖书卖报的、修鞋的、卖磁带的、卖帽子的、变魔术的、摆棋摊的、拾破烂的、卖小吃的、卖假药的、耍猴的、练把式的皆云集于此，荟萃了市井百态。在这里卖磁带的小摊很多，每个摊位都用录音机播放最新的流行歌曲，可以说是当年流行音乐的一个前沿阵地。有一盘叫做《葡萄皮》的录音带，在这里卖得非常火爆。这盘带子里收录很多脍炙人口的流行歌。那首《葡萄皮》旋律流畅，音乐中带有深厚的生活气息。其歌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来包花生仁儿”更是朗朗上口，非常贴近百姓生活，所以深得人们的喜爱。而那首田震的《大冲击，大流行》，更是唱遍了祖国各地，风行于大江南北，大街小巷无不传唱，是中国西北式乡土味道音乐的典型代表。河西商场附近还有很多的空地，“大老黑”就经常在这里的空地上卖艺，表演硬功。
“大老黑”是津门一位奇人。当年他六十多岁，是个秃头，人长得黑，一双大眼瞪起来特圆，模样和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中的“榜爷”有几分相似。“大老黑”长年在此表演，很受群众欢迎，我就是他长期的观众之一。他表演的项目有吞铁球、吞宝剑、吞钢针、崩铁链、油锤贯顶、手指钻砖、掌开鹅卵石、耳朵挂小孩儿等，虽然大部分都是一些戏法，但也同样需要一些技巧和功夫，他的表演也确实很精彩。“大老黑”每表演一个节目之后，就拿上招揽观众的铜锣，绕场敛钱。此时人们也都纷纷解囊，每个人给个一毛两毛的，一天下来，收入也很可观。
天津电视台有个系列纪录片《津沽掠影》，专门为“大老黑”制作了一期专题节目。“大老黑”经常把此事挂在嘴上，还经常拿出节目中的照片对人炫耀。他说他是出家人，法号叫什么我记不得了，大概是某某法师。
“大老黑”的口才很好，可以说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不次于专业的相声演员。他讲话风趣幽默，滔滔不绝，很能吸引观众。很多人能站在那一直不走，就是为了听他说话。此人极具表演天赋。据他讲，曾有导演看中他，请他演电影，在电影中扮演林彪。每次说到这里，“大老黑”身旁的助手就会说，你长得确实像林彪。他的这个助手经常为大老黑“捧哏”，两人如同一对相声演员。“大老黑”的模仿力很强，模仿林彪的动作和神态，惟妙惟肖，并且总结了林彪的一些动作特点，例如“招手指尖不过眉”等。
“大老黑”在表演“脚踏火柴盒”这个节目之前，要先要做一番介绍。“大老黑”说，天下练轻功的很多，但是练得最好的，只有三个人。是哪三个人呢？于是“大老黑”对大家娓娓道来：这轻功练得最好的第一位，是少林寺达摩老祖。达摩老祖过长江，岸边没有船，于是就踩着一根芦苇，漂过了长江。这就是达摩老祖“一苇渡江”的故事。轻功练得最好的第二位，就是我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许世友将军。许将军出身少林，练成了绝顶的轻功。有一次，周总理做飞机去济南，许世友将军在北京机场送别总理。待到总理在济南下飞机时，许世友将军已经在济南飞机场等着迎接总理呢。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总理的飞机上天后，许世友将军便施展轻功，一路跑到了济南，到了济南机场，总理的飞机还没有飞过来，于是许将军就在机场等着总理。许将军跑得比飞机还要快，实在让听众们很吃惊。“大老黑”编故事也确实有一套。还没等人们缓过神来，“大老黑”就接着说，世上轻功最好的第三位，不是别人，就是他“大老黑”本人。他说他曾去过越南，越南有一个“女儿国”，国王是个漂亮女子。他施展轻功，取得了女国王的好感，这个女国王就非要嫁给他不可。“大老黑”说他一共有三个老婆，这个女国王就是他的第二个老婆。经过了这一番表白。下面才开始表演他的轻功绝技“脚踏火柴盒”。只见身为“女儿国驸马”的“大老黑”拿出两个空火柴盒，放在地上后，两只脚踩上去，火柴盒竟然没有被压扁，果然是轻功了得。
有人劝“大老黑”收几个徒弟，也能有些收入，免得出来卖艺这么辛苦，甚至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要拜“大老黑”为师。“大老黑”说，我教不起，你也学不起。你不可能天天什么都不干跟着我跑。再说我这么一天下来能挣多少钱？让我教你，你一天的学费，就起码要比我干一天挣得多才行。就这学费你给得起么？
“大老黑”爱钱，据他说是由于生活困难。他每次表演之前，都要说他出来卖艺是多么不容易，要不是因为老婆病了，一把年纪，哪能出来干这个？“大老黑”说他老婆病得严重，住在了民族医院，急需治疗。很多人出于同情，都掏钱给他。但一连好几年，“大老黑”都在说着同样的话，似乎他老婆的病一直没好，也一直住在民族医院。我很奇怪他老婆得的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竟然好几年都出不了民族医院？更奇怪的是，“大老黑”一直说他有三个老婆，也不知是他的哪个老婆住进了医院？或者是他的三个老婆轮流得病，纷纷不断的住进了民族医院？
但是观众是不在乎这些的，他们一直支持“大老黑”，而“大老黑”的表演也确实好看。“大老黑”能吞下小钢珠到肚子里之后，再把钢珠从眼窝里挤出来。至于吞宝剑、吞钢针、吞玻璃之类，更是不在话下。“大老黑”头可碎砖，掌可破石，简直就是一个`铁人。他的“吞铁球”，是我见过的此类表演中最出色的。当时天津有很多街头卖艺的艺人，“吞铁球”表演，也是个常见的节目。但是“大老黑”的“吞铁球”与众不同。普通的“吞铁球”表演，都是将一个拳头大小的铁球吞进肚子里，然后，张开嘴让观众看，嘴里确实没有了铁球，证实确实已经吞球入腹，然后胸腹一收，就又将铁球从嘴里吐出。而“大老黑”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吞下铁球后，张开大嘴绕场一周，证实铁球已经在肚子里。然后“大老黑”站在场地中间，摆好架势，仰面朝天，只听“呼”的一声，拳头大的铁球，从“大老黑”口中，向天上飞出，足有一米多高，然后重重的砸在地上。大老黑功夫之深，底气之足，真是叫人佩服。
“大老黑”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表演，是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大老黑”在河西商场门口的空地上卖艺，围观的人很多，可他连说带练，费了半天劲，收上来钱却不是很多。“大老黑”见不着钱心里也着急，就说我今天来一个狠的，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本事。说罢从包里掏出来一把刀，大约有一尺来长，这把刀寒光闪闪，看上去很是锋利。“大老黑”举着这把刀绕场一周，并不时把刀交给人们观看，证明这确是一把真正的刀。“大老黑”绕场时边走边说道：今天我就拿这个刀子，从胳膊里扎进去，把胳膊扎透了。让白刀子从胳膊上面扎进去，红刀尖从胳膊底下穿出来，把胳膊扎透了以后，再把刀子拔出来，胳膊照样活动自如，因为有功夫，所以伤口明天就能好。
表演之前，“大老黑”说表演这个节目要流不少的血，人的血不是白来的，演这一次流出的血，顶得上好几个月的营养，所以要先补充一点营养。说着，拿出来一个透明的塑料瓶子，瓶里装满了一种黄色的液体，大约有二百毫升。他说这是一种药，是专门补血的，然后打开瓶子，张开大嘴，把这瓶药一口气给喝了下去。喝完药，就开始了正式的表演。
“大老黑”说，今天来的有很多女同志，我用刀扎胳膊的时候，刀口会往外喷血，可别吓坏了，我蒙着点。说完拿出一块红布，用红布把拿刀的手蒙住，同时也把刀蒙住了。这样就看不到刀刺进胳膊时的样子了，血也不会喷得到处都是。只见“大老黑”光着上身，运了一口气，脸上憋得通红，并有汗珠渗了出来，这时他的秃脑袋显得特别的亮。他把刀缓缓地插进了小臂，由于有红布蒙在刀上，围观的人看不到刀是怎么扎进胳膊的。人们看到，有血慢慢的滴在地上。“大老黑”揭开红布，只见刀子已经穿透了他的小臂，果然是刀子从胳膊上面扎进去，刀尖从胳膊底下穿出来，而从小臂下面穿出来的刀尖也足有半尺，血顺着刀尖流下来，流到地上，“大老黑”的脸上也露出了非常痛苦的表情。
这是一个很血腥的场面。当时就有人吓得不敢看了。趁着人们惊魂未定之际，“大老黑”和他的助手开始绕场敛钱。“大老黑”举着那插着钢刀的手臂，鲜红的血顺着刀刃、刀尖不停的向下流。人们纷纷慷慨解囊，这一次收的钱，比以往任何一次表演收的钱都要多。
收够了钱，“大老黑”让助手把红布蒙在胳膊上，在红布的遮盖下把刀拔了出来，并把刀展示给众人看，刀上全是鲜血。然后，用白布包扎了伤口，白布也很快被血浸红了。“大老黑”拔刀、包扎的速度非常快，动作熟练程度像一个优秀的外科急救大夫，谁也没有看到他胳膊上那个血淋淋的伤口。
“大老黑”和他的助手简单收拾之后，就匆匆离去了，人们也纷纷散去。可令人惊奇的事情还在后面。那天，在“大老黑”的表演散场后，我一直在附近闲逛，所以才看到了后面的情况。
这次表演“大老黑”流了不少血，地上留下了斑斑的血迹，有一滩血的面积还很大。当时是盛夏，又是中午，阳光很是充足，地上的血很快就干了。血若是干了，应该是黑里带红的颜色。可奇怪的是，“大老黑”流下的血，被晒干后竟然变成了黄色。这黄色和他表演之前喝下的药水，是同一种颜色。也就是说，“大老黑”流的血，其实不是真正的血，而是表演之前喝下的药水。
“大老黑”的这个表演确实是用了“障眼法”，是一个彻底的魔术。不过这个戏法搞得很巧妙，也有令人不解的地方。刀插在胳膊上，是因为刀上有机关，这倒是常见的魔术手段。但是把喝到肚子里的黄色药水，变成鲜红的血水，再从胳膊上流出来，就让人想不明白了。魔术的奥秘，本来就不能轻易被猜透。
大老黑”经常夸他老婆长得漂亮，但是因为他自称有三个老婆，谁也不知道他夸的，究竟是哪个老婆。更重要的是，谁也没有真正见过“大老黑”的老婆。有人就说，哪天你把你老婆带来，也让我们开开眼？“大老黑”说：“要见我老婆容易，你上和平路的中国照相馆，照相馆门口的橱窗里，摆着好多大美人儿的相片，你看最漂亮的那个，就是我老婆。”
中国照相馆坐落在和平路渤海大楼附近，是一家享有盛名的照相馆。它的对面是公共汽车和平站，车站旁边就是劝业场。那时候和平路还不是步行街，去劝业场的人们一般都在和平站下车。在和平站的位置上，原先耸立着一座“法国英雄纪念碑”。八国联军攻打天津时，英勇的天津人民打死了不少法国侵略者。在天津被帝国主义列强攻占后，这里成了法租界，法国的强盗建造了这座“法国英雄纪念碑”，这是天津人民耻辱和痛苦的一页。新中国成立后，这座“纪念碑”被拆除，并建造了和平站，而和平站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和平路改建时被拆除的。
在我们开始提到的故事里，消费者买皮鞋变萝卜的事，最后是怎么如何解决的？他是吃了一个哑巴亏，自认倒霉？还是最终换回了皮鞋？这已经没有人知道，正如同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太多没有结局的故事。
掏耳朵之谜
“耳不掏不聋，牙不剔不稀，眼不揉不红”，是一句卫生谚语，流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那时候文化媒体不发达，人们的文化生活不丰富，连看个电影都算是享受。每个电影院都是有故事的地方。因为看电影的人多，影院不愁没有观众，是个大爷买卖。即使是小电影院，也基本是场场满座。电影院在正式放映电影之前，总要加映一部叫做《祖国各地》风光片，以增加观众的爱国意识和爱国热情。这种纪录片，重点纪录各行各业的先进模范和优秀人物事迹，以及祖国的大好风光，很是振奋人心，也坚定了人民群众要把祖国建设好的决心。
我上学的的时候，小学里组织学生的社会娱乐活动，主要有观影和游园两类。观影就是看电影，学生排好队，由老师带领，以班级为单位，男女同学手拉手，排着大队向前进。这支队伍从学校出发，浩浩荡荡的走在马路上，直奔电影院。观影活动属于学校的集体活动，一般都是全校学生集体行动，所以队伍一般都有几百人。走在大路上的少先队员们，个个精神焕发、朝气蓬勃，向社会展示了新时代少年儿童良好的精神风貌。使人们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无比的信心和期待。而在游园活动中，这支队伍就是直奔公园而去。
学生们春游爱去公园，天津市就那么几个大公园，虽然游来游去，也是那么几个老地方，老师和同学们的兴致仍然很高。其中，北宁公园算是个大公园，风景如画，里面有山有水。这里艺术人才基地，出了不少的艺术人才。北宁公园也是天津最早举办“消夏晚会”的公园，晚会上有歌舞、杂技表演，很吸引游人，并且也由此提高了公园的收入，是文化带动经济发展的良好范例。从此，举办“消夏晚会”之风，在天津各公园蔓延开来，极大的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我热爱“消夏晚会”，是因为“消夏晚会”是流行音乐的前沿阵地。一到了夏天的晚上，我就去公园“消夏”。那时社会上刚刚出现电声乐队和流行歌手，在“消夏晚会”上表演最新的流行音乐。年轻人可以在“消夏晚会”上，把握住最新的时尚脉搏，紧跟时代的脚步。北宁公园很大，“消夏晚会”也分布着很多演出的舞台，有众多的乐队和歌手同时表演。有的舞台很小，但同样是观众如潮，丝毫不见冷落。还有的舞台干脆就设在公园的湖面上，艺人在上面演出国外的歌舞节目，很有激情。
北宁公园的“消夏晚会”历史悠久，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还参加了演出。那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北宁公园“消夏晚会”上的乐队缺了一个人，让我临时帮忙，我便一口答应下来。结果是对方晚上准时派车来接，一行人直奔北宁公园。直到临上台，也没人告诉我今天到底演什么，怎么演。登上舞台之后，见到台下观众如潮，人们的脸上有着期待的表情。只见一位女歌手走上台来，深情款款的跟观众致意，说今天要献给大家一首什么什么好听的歌。这首歌我从来没听过，更不会弹。演唱之前，女歌手冲乐队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这首歌弹C调。这时，乐队的一位乐手凑到我的跟前，小声跟我说：“弹D调。”这是要把音乐提高一个调。这是乐队要整治歌手，让歌手在台上唱高调唱不上去。我就摸准了D调，开始跟着弹。反正也是没谱，弹什么都是弹。音乐一起，歌手刚唱几句，就发现音高不对，很多地方根本唱不上去，于是就只能胡唱起来，谁也不知道她唱的是什么。结果是歌手乱唱，乐队乱弹，最后乱成了一气，演成了一场闹剧。台下的观众开始时，不知怎么回事，但不一会儿，就开始群情激奋。吃了一半的冰棍、没喝完的汽水瓶之类，纷纷飞上台来，直奔歌手而去。歌手的身手灵活，只见她闪展腾挪连连躲闪，可还是有几次差点被砸上。这位女歌手也不是善茬儿，颇有天津大老娘们儿的风范，竟在台上怒斥某些不文明的观众应该被“打屁股”。于是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整个过程乌烟瘴气，混乱不堪。待到走下台来，歌手和乐队之间，就打了起来，争吵很激烈，一直打到了半夜。
天津的大公园基本上都是有山有水，人民公园、水上公园、北宁公园、长虹公园、西沽公园以及二宫都有假山和湖泊。所谓的“湖”其实也就是个水坑。天津是低洼地，早年到处都是水坑。早年的八里台，就是一片芦苇地加大水坑。还有什么小海地、丁字沽，西沽、汉沽之类的地方，可能以前都是有水坑的地方。后来，随着天津市的建设和发展，这些水坑大部分被填平，现在天津各公园里的池塘、湖泊大都是这些早年的水坑。
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校园内，也有不少的水坑。和公园一样的是，大学里也把这些水坑叫做“湖”，并且都起了很好听的名字，例如“爱晚湖”等。这也是所谓“校园文化”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多大的面积的水域才能叫“湖”。在我看来，能叫得起“湖”的，起码也不能小于西湖、太湖。天津郊县的大部分养鱼池，都要比天津大学的“爱晚湖”之类大得多。
北宁公园不仅有湖，而且有山。山虽然是假山，但是很有特点。北宁公园的假山上到处是山洞，洞中可以容人行走。而且洞与洞相连，上下左右交叉纵横，如同一个迷宫一般，很有神秘感，最适合做做捉迷藏的游戏。洞中没有灯，所以洞的深处总是黑漆漆的。我那时最爱在这些山洞中间爬上爬下，一个人自得其乐。
由于山洞深处很隐蔽，所以常有人在里面大小便，以至于洞里总是臭烘烘的，特别影响人的情绪。另外还常有些衣冠不整的男女，双双对对隐藏在一些黑暗的角落，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做些什么。北宁公园的山洞，更像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山洞里虽然阴暗，但是山上的景致还是不错的。山上有树，每到春天，阳光明媚，真可谓绿意盎然，风光无限。
春天里，百花香，去北宁公园搞对象的男女青年，迎着和煦的阳光，迈着轻柔的步履，纷纷上山。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空气里都是情侣的味道。青年男女们在地上铺上报纸或者塑料布，席地而坐，旁若无人一般迎着阳光春风窃窃细语。当时流行野餐，其实也不过是吃些面包火腿、喝点汽水，这在当时就算很好的食品。他们在享受着美好的生活。从山顶往山下望去，山坡上坐的都是搞对象的青年男女，一对一对的密密麻麻，很是壮观。这里像是在举办一个恋爱集会，场面规模之大，令人难以忘怀。当时在搞对象的人群中，流行一种行为，那就是掏耳朵。
在北宁公园假山上，漫山遍野坐满了搞对象的男女青年。只见百分之九十以上人都在进行掏耳朵活动。而且都是女青年给男青年掏耳朵。那时的耳挖勺做工粗糙，基本都是铜丝做的，用起来很不舒服，但是搞对象的男女，双双对对乐在其中。而且这一掏，就没完没了，没有个半个小时完不了事，还有一掏就是一天的。姑娘们掏的耐心又细致，小伙子们积极配合，陶醉其中。可见，掏耳朵的魅力实在是无穷的。
按理说掏耳朵决不会这样没完没了，一掏半天。但在当时，确是在恋爱的男女间流行的一件事。其中的奥妙至今不得而知。这种风气后来还传到了其他的公园，各个公园里坐满了掏耳朵的男男女女。成了天津市一道独特的风景。时代在飞速发展，社会在不断前进，人们生活的改变也是很大的。这种“掏耳朵”活动，今天已经见不到了，当时这种很流行的活动，在今天已经很难理解了。而这掏耳朵的缘由，恐怕也已经无法说清。
在路上
传说，天津有“四大怪人”，这“四大怪人”都是何方神圣，我其实并不能准确的说出来。但在我的印象里，天津的马路上确实有四位怪人。
指挥家
“四大怪人”中有一位专门擅长指挥交通。在人们的传说中，这个人的精神不大正常，说他是受了刺激之后，落下了毛病，一有机会就跑到十字路口中间指挥交通。依我看，此人是一位“交通指挥爱好者”，因为他指挥交通绝不是胡乱比划，其指挥动作规范标准，姿态优美，有较高的水平，非常专业，已经接近艺术水准，他能把一个路口的交通，指挥得井然有序。
这位“指挥家”，指挥交通的地点，通常是在繁忙的路口，他的手臂上带着一个红袖章，远远看上去，他似乎是一位合法的交通协管员。见到他的时候，通常是交通高峰的时间，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多，他在路中央忙得不亦乐乎。有时还要跑来跑去，以疏导汽车、自行车和穿越马路的行人。他站在路中央，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精神饱满，动作娴熟。他似乎总是能够保持旺盛的精力，指挥起来几乎一刻不停。他关心着路上的每一个人。
当年此人大约六十岁上下，门牙已经掉了几颗，他两眼圆睁而且有神，脸上的表情丰富而又生动，神态也非常投入。他指挥时的动作舒展大方，举手投足像是受过严格的训练，但是因为动作幅度过大，确实也显得有些夸张。但他的行动之间很有些舞台风范，他已经把马路当成了自己的舞台，把过往的人们当作了观众。我想他是沉醉于其中的，指挥交通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成为了人生的事业。马路就是他展示自我的舞台，他在马路上的人生是辉煌的。在路上，他向人们充分的展现了他的人生价值和非凡的指挥水平，他那充满激情的指挥，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他的指挥是很认真的，而人们也乐于听从他的指示，在他指挥的路口，车辆、行人秩序井然，毫不混乱，充分体现了他高质量的指挥水准。在我看来，他应是出自于对交通指挥事业的无比热爱，才会焕发出如此汹涌澎湃的指挥热情。我想他一定是被一种坚强的信念支撑着，这信念是他所有力量的源泉。不管人们说他是精神异常，还是说他指挥成癖，我们都应当肯定他的工作成绩，他为城市的交通秩序，也算是做出了一些贡献。
在市区很多路口，都曾见到过他活跃而矫健的身影。他走上街头，不计报酬，义务指挥交通，疏导车流，为天津的城市交通默默的做着无私的奉献，既造福了群众，疏导了交通，也为美丽的津城增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活济公
另有一位游荡在和平路一带的怪人。这个人身材精瘦，说话时表情怪异，操一口标准的天津口音，并留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他平时以算命为业，自称济公再世。他的眼神恍惚，表情怪异，尖下颏，浓眉大眼。他如同一个梦游者，精神状态已经不同于常人。他经常出没于市场，常与游人、摊主闲聊，经常会说笑话、出洋相逗人发笑，也曾给人们带来了不少的欢乐。
这位“再世济公”爱喝酒，每天坐在路边，酒瓶不离手，一张小红脸儿总是显得醉醺醺的。他在路边，除了看相算卦，还会画符念咒，替人消灾。他收费很高，而且不是算命之前就讲好价钱。经常在给人算命之后，因为要钱太多，与来算命的人发生争执。他做生意从不划价，说多少钱，就得给多少钱，少一分钱也不行。每当遇上不痛快掏钱的，他就会露出一幅恶狠狠的表情。此人眼大如铃，一瞪眼就更加可怕。他抱怨说，每天在马路上日晒雨淋，中午只能吃盒饭、喝点啤酒，生活过得如此艰苦，为人消灾解难收点钱还不是应该的？他有时候发起火来，不但会骂人，还扬言说，晚上要回家念咒，谁不好好给钱，就把谁咒死。那些来算命的，见他如此咒骂不休，哪里还敢跟他划价？为图吉利，只好自认倒霉，吃个哑巴亏，给钱走人了事。他以算命消灾为由讹诈钱财，很多人都很害怕他，见了他就躲着走。
最近在和平路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明显地苍老，牙已经掉光了，连鞋都没有穿，光着脚坐在四面钟的路口，招揽算命的生意。他衣衫褴褛，曾经乌黑亮丽的长发变得又脏又乱，干粘成了一团，浑身上下也都是脏兮兮的，显得十分落魄，已经沦为了乞丐。他身边还摆着那个“济公再世”的小牌子，但恐怕再也不会有人找他算命了。
神医
在天津，还有一位“北安桥神医”，据说也是一位精神异常人士。“神医”四十多岁，身材苗条，经常出现在北安桥头。“神医”的装束很奇特，他头戴一顶黄色太阳帽，肩扛一面三角形的小红旗，旗子上面写着两个大字---神医。他身穿一件白布做成的大坎肩，坎肩的正面写着四个大红字“神医在此”，十分醒目。坎肩后背则写着“专治疑难杂症”，另外还有几行小字。“神医”经常在北安桥附近转悠，人们对他很熟悉，他常说自己有奇能异术，能包治百病，并且要挑战世界纪录，造福全人类等等。也确实有些不知深浅的人向他求医问药，寻求帮助。
“神医”是个热心肠，经常主动要求帮助别人。有一次，“神医”在前面走，我为了看清“神医”后背上的几行小字，就从后面跟着走近了几步，没想到“神医”就像脑袋后面长了眼睛一样，忽然转过身来，咧开了大嘴。他的门牙全掉了，嘴里没有几颗牙齿。他黝黑的脸上露出了看似笑容的奇怪表情。接着，“神医”用地道的天津话说了一句：“有事么？有事就言语，看我能帮你么？”我赶紧答道：“暂时还没有什么事麻烦您。”说罢，转身就走，“神医”后背上的几行小字，也终于没能看清。
北安桥的神医，还不止这一位，另有一位又黑又胖的行医者也经常在北安桥头行医。这个人二十多岁，戴个眼镜，平时就坐在地上，眯着眼睛谁也不看。他身前放着一本医书，书的旁边放着一个纸牌儿，上面写着“中医诊治，十元一次，无效不要钱”。这个人从来不主动和人说话，但他有时会自言自语，有时还会莫名其妙的独自冷笑。估计也是一位精神异常的人士。
九哥
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位怪人，就是经常在马路上健步飞奔的“九哥”。此人名列天津“四大怪人”之首，大部分天津人都见过他。“九哥”是对他的尊称，上了点年纪的人都叫他“小九”，也许是因为他在家里排行第九的关系。他常年在马路上快速奔走，每天在马路上不停的徒步前进，出没在城市的各个主要街道。此人走路的速度极快，和竞走运动员的速度差不多，而且总是走在马路的中间。他走路的姿势很特别，有点儿像木偶，很有节奏感，他的左臂经常是曲肘九十度，随着脚步的急速的前进，快速的前后摆动。而右手则是提着一个老式提包。似乎没有人能说清，他要往哪里去。也没有人能知道，他每天在马路上疾速奔走的原因是什么。
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乐此不疲，似乎走在路上就是他的使命。只要能够每天奔走在路上，就是很快乐的事情。很多人认为他的精神不正常，但与“九哥”接触过的人，都说他其实没有任何问题，言谈举止和平常人没有什么分别。
他有时在停下来休息时，会跟身边的人说话。他说话的语气温和，操一口标准的天津口音，而且讲话时语调清晰，语言表达很清楚，逻辑性也很强。我的一位朋友曾经问他天天这么走，累不累？“九哥”让我的朋友摸他的大腿，他的大腿很硬，可见其肌肉非常发达。每天在路上的奔走，练就了他异于常人的强健体魄。
“九哥”的眉毛是纹过的，又黑又粗又长，长过了眼角。他可能有时候会化妆，很淡的那种。他的穿戴非常的整洁，给人的感觉总是干净利索。他有一头长发披在身后，直到腰部，头发乌黑浓密，梳理得很整齐，有时还会带上一个发卡。他身材不是很高，体型精瘦，络腮胡子，皮肤黝黑，两眼乌黑发亮，眉骨有些高。他那乌黑的长发有一些自来卷儿，他年轻时应该是很帅气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几乎天天能看到他。我曾经错误的认为，他是某个民间文艺团体的演员。他经常脚踏一双白色轻便球鞋，脚步轻盈，步伐稳健，丝毫不显笨拙。
他冬天不穿很厚的棉衣，夏天，一般也是长裤长褂，很少穿背心裤衩。他的表情严肃，两眼总是坚定的望着前方，从不东张西望，只是专心行走，像是在追赶着什么，但有时候也会和路上的熟人打招呼。
有不少人，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每天如此飞奔在马路上，于是就出现了种种关于他的传说。有人说，他在年轻时受过刺激，导致精神异常；还有说他曾经恋爱受挫，从此行动怪异。我觉得这些传闻都不是很可信。也许“九哥”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被人们理解。每天不停疾走的真正的理由，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不过是他在路上看到的过客，无法走进他的世界。同样，“九哥”似乎也与我们的生活无关，他也只不过是我们在路上看到的一个过客。
有人爱刨根问底，就是想知道“九哥”每日飞奔的原因，甚至当面去问。对此，“九哥”的解释很淡然，他说：“我就是爱溜达。”从这个简单回答中，可以感觉出“九哥”的态度。我们很难知道他的想法，大概“九哥”也不需要别人去理解他。
“九哥”平时喜欢读书看报，经常到和平路上的四面钟报刊杂志零售处买报纸看。他也很关心社会活动，每当天津有什么重要的社会活动，他都会去参观。所以他知道的事情很多，加上经常读书，知识面很广，算是一位博学多识之士。
据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九哥”就已经是以这个形象，在马路上飞奔疾行。经过了多年，一直到了八、九十年代，“九哥”还是老样子，有人说他一直没见老，一张脸孔几十年都没变过。我经常看到，他在东楼、南楼、劝业场一带出没。他行走时的速度令人难以想象，但更令人惊讶的是，他能以不变的速度，一走就是一天。就这样一天又一天的飞奔，几乎没有间断过，让人不得不佩服他那过人的体力。他以这种“不变的步伐”，踏着这个城市坚硬的马路，一走就是几十年，从来没有疲倦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九哥”的头上已经出现了几丝白发，脸上也显得略有苍老，但是他迈出的步伐依旧坚强稳健，前进的速度不减当年，真是令人惊叹不已。这种执著真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经过了许多年代的变迁，“九哥”这种不变的执著，真是可以让很多人感到汗颜。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九哥”，我觉得那一定是一种我不能了解的东西。我想，这信念就像他的脚步一样坚定。
“九哥”的名字叫雷振明，是天津一家衬衣厂的职工，未曾结婚。二零零一年左右从工厂退休。他家原先住在河西区小刘庄后街，后来这一带拆迁，老房子拆了以后，盖起了商品房，小刘庄成了富人聚居的社区。而老住户多数迁走，“九哥”也随之搬迁。从此以后，在我们熟悉的路上，就很少看到他的身影了。但我知道，“九哥”的脚步从来不会停止。
时间已经是二零零八年，我们有时还会看到“九哥”奔走在路上，他的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们的“九哥”一如当年。“九哥”已经在这个城市的路上，飞快行走了将近五十年。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古老的天津，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时代的脚步在飞速前进，社会正在急剧变革，而这一切都不能丝毫的改变他。他已经是将近七十岁了，但是他从未老去。
补记
天津“四大怪人”的说法，是我听一位打鼓的朋友提起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有天在排练的时候闲聊，提到了“九哥”。这位朋友说，那是天津“四大怪人”里最有名的一个。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天津“四大怪人”的说法。但是“四大怪人”究竟哪四位怪人，这位朋友也说不清楚。“九哥”和“指挥家”肯定是在“四大怪人”之内的，但其他两位是谁就不清楚了。我想“四大怪人”可能也有不同的版本。作为一个天津人闲谈的话题，每个人都可能进行改造和加工。
类似的传说还有天津的“四大怪楼”，我也一直没能搞清楚是哪四座建筑，人民银行大楼是其中之一，但是现在的人民银行大楼已经进行了改造，不那么怪了。
这里写的，并不是传说里的天津“四大怪人”。而是我在天津的马路上，曾经见过的四位怪人。也可以说是在我曾经见过的诸多奇怪人物中，很有市井气息的“四大怪人”。
这个文章，给一些朋友留下了一点印象。其实看过文章朋友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九哥”。“九哥”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虽然有不同于常人之处，但是他一直在我们身边。
二零零八年，我和“九哥”有过一次见面。他住在财经学院附近。“九哥”说他每天都要出去走走，刚从河北区回来。他每天出门，多远的路都是走着去，走着回。“九哥”依然关心各种社会活动，并且积极参与，他说他正准备去观看奥运会。他说：“这么大的事，怎么也要去看看。”“九哥”计划是徒步去北京观看奥运，他说他已经约了几位朋友一起去。
后来报纸上报道了九哥，讲了“九哥”的一些情况，和我知道的有些出入，大概是我的记忆不够准确。报纸上说，“九哥”名叫吴鸿懿，而我知道的“九哥”名叫雷振明，记忆里，这是“九哥”曾经亲口说的，这也许是他的另一名字，但也许确实是记错了。这些年“九哥”变老了，他曾经乌黑浓密的长发不见了，现在是半长不短的头发，而且他的头发变得稀疏，有些已经发白。但他的精神状态很好，精力旺盛，体力超强，脚步依然迅速有力，他在送我走的时候，一迈腿，我又看到了那熟悉的步伐。那速度确实是我平时走路赶不上的。人的身体总会衰老，但“九哥”的精神，是不会老的。
他已经将近七十岁。上年纪的人叫他“小九儿”，同龄的人叫他“九哥”，而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应该叫他“九爷”才对。
对“九爷”的印象，其实不在于他的外表，也不在于他走路的姿势和速度,而在于数十年如一日的脚步从不停止。他说这些年来，曾经有很多记者找他，要报道他的故事。也有很多导演找他，让他演电影或者拍广告，他都拒绝了。“九爷”的生活只与自己有关。我们无法知道他走路时的感受，但我想他是快乐的。他走在路上很开心。时代的变化如此之大，有谁能几十年仍能保持着一个不变的状态呢？我们能对一种习惯，一种行为方式，一种生活或一份感情几十年保持不变么？我想这种执着不变的态度，或者是信念，就是最有魅力的东西。这个时代，物欲横流，人也变得太快。社会的剧变，让人们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人人都在疯狂的追求物质财富，大家变得急功近利，变得刻薄势力。能如“九爷”这样，数十年来依旧保持自己，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和生活，才是我们真正的传奇。
天津标新立异的怪人，一直在不断涌现。天津是一个奇怪的地方，总是会有很多特殊的人出现。天津的各路怪人，大都是怪异有余，而灵气不足，这也许是天津特殊的风土造就的。近年来新出现的那些怪人，也是各有特色，但因为他们不在我的那些往事里，就不再记录了。
再见神医
近几年来，天津北安桥一带，经常出没着一位“神医”。此人行踪飘忽不定，造型怪异，在北安桥一带已经活动了数年，闻名于海河两岸，有很高的社会知名度。也曾有记者在报纸上报道此人，说他每天在此游荡，与周围的景观极不和谐，而且有碍市容等等。我多年以前也曾邂逅这位”神医”，其音容笑貌，令人记忆犹新。
十月的早晨，金秋送爽。我沿着宽阔的马路，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随着川流不息的车流，一路游览家乡天津的美好风光。新修整的北安桥，如今告别旧貌，焕然一新，这里的环境优美，而且多了几分异国风情。桥头和桥上，分别立起了几座中不中、洋不洋的塑像，也不知是出自哪位高明之手。新北安桥的建筑风格，大气而厚重，不但缓解了往日交通的拥堵，更是装扮了美丽的海河。这里有一个聋哑人的活动聚集地，大约有一百多名聋哑人，互相打着手势，在此交流。这些聋哑人来自全市各地。另外，还有很多游人在此休闲游玩，久违的神医，也混迹游人之中，很是显眼。
几年前的神医，头戴一顶黄帽，上身穿一件黄坎肩，坎肩上的正面，竖写着四个大红字“神医在此”，很远就能看见。这排大红字的两边和神医的身后也各有几排小字，另外还手执一面三角形小红旗，就像一个仪仗队的领队。
今日的神医，不知为什么换了装束。大概是原先的一身衣服，被有关部门没收了。神医的帽子由黄色变成了白色，帽子中间用红线绣了一个大大的“神”字。原先手里拿的小红旗和穿在身上写有红字的坎肩也不见了。神医用了一块劣质的白布，在中间掏了一个洞，能够伸进脑袋，将这块白布披在了身上，作为行套。这种白布，是一种一次性使用的纺织产品，现在大多用在丧事中，制作孝衣孝帽之类的东西，成了一种丧葬用品的原料。神医身披一块白布，就像穿了孝服，再加上戴了一顶白帽子，远远望去，就像一个孝子。在神医身体正面的白布上，中间用墨汁竖写着大号的黑体字“神医在此”。在这排大字的两边，还有两排小字，恰似一幅对联。左边写“脚踏拦路虎”，右边是“手拉出水龙”，这两句词，对仗工整，气势磅礴。神医身披白布，招摇过市，出入人群。白布上的黑字，像一句口号，像一声宣言，极富有冲击力和英雄主义色彩，在大街上非常醒目。
虽然已经几年没见到神医，但神医的风采一如当年。他的精神状态很好，正同游人聊得起劲。我问神医，能否给他拍照？神医欣然同意，并且主动站好了姿势。在游人的的建议下，神医又模仿道士，在公园的椅子上盘膝打坐，照下了一张坐姿正面照。他似乎很高兴有人为他拍照，所以很配合，我请神医笑一下，神医马上喜笑颜开，显得十分兴奋，我立即将神医的满脸笑容拍了下来。神医一再叮嘱我，要将洗好的照片带给他留作纪念。
神医少了两颗门牙，但说话不跑气漏风，而且吐字十分清晰，操一口地道的天津口音。神医说，他已经在此地行医多年，他搞医疗活动是属于自主创业，为民造福，而且有政府的政策扶持。于是我问神医，得到了政府哪些政策的扶持？神医说：“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政策，就是对我最大的扶持，如果没有下岗的政策，我也不会有机会到这里展示自己的才能。”神医是一位下岗职工，因为就业的需要，更为了造福群众，从而当上了“神医”，他立足北安桥，面向天津城，放眼全世界。
行医是要有执照的，否则就是非法行医。但神医说：“我没有执照，我这是为民分忧，为民解难，而且有国家政策的扶持，所以是不需要执照的。”我问：“您的医术是祖传的，还是跟老师学的？”神医说：“医者无师，凡有师者，皆为不得要领，才需要有老师指导的。真正的医师，都是没有老师的。”神医的见解独到而且深刻，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世俗的观点迥异，不愧是海河水哺育出的津门奇人。
神医说他擅长治疗内科、妇科、脑系科等疑难病症，而且是，病人来一个好一个。“不信就来试试，保证好。医院治不了的病，到我这儿，准好！”神医侃侃而谈，对自己的医术，有相当的自信。神医紧接着说：“但是外伤，我不治，凡是流血的病，我一概不治。”我问原因，神医说：“治流血的病，必须用药，所以我不治。”原来，神医给人治病，是不用药的，这大概是他治病的最大特点。
既然不用药，那神医用什么方法治病？神医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发功！”我问神医是不是平时还要练功？神医说：“当然要练，而且要天天练！”我又问神医，平时是怎么练功的？神医说：“怎么都能练。站着、坐着、躺着都能练。”我又问：“那您是不是现在也正练着功了？”神医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当然！”
关于看病收费的问题，神医说：“看一次五十块，如果要求上门治病，一次一百块。”没想到，竟然还有人请神医入户治病。我问神医，能不能看看我有什么病？神医让我起身站好，然后站到了在我身前大约两米的地方，伸出了一只大手，在我的身前不停的挥舞。这只大手上下翻飞，令人眼花缭乱。不一会儿，神医说道：“你的腹部有问题，胸部也有问题，颈椎也有问题，经常感到疼痛。”我说，我的这几个部位，目前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神医说：“你的疼，是微疼，不严重，而且你大脑和小脑的连接部位也有问题。”我问神医：“您看我会不会得小脑萎缩？”神医回答说：“这种病，和年龄有关，你不会得。”
恰在此时，我由于早点吃得过多，突然打了一个嗝，声音还不小。神医听见我打嗝，立即就说：“我说怎么样？你就是胸口不舒服，你这个嗝打出来，你的胸口就舒服多了。”我连忙请教原因，神医说：“人有病，都是因为气在体内淤积。我给人治病就是调理人体的气。我一发功，病人身体的气就通了，上边打嗝，下边放屁，淤积的气都排出来，病就好了。”我又问：“是不是您一发功，就能让人放屁？”神医说：“那也不一定，这要看是什么病。有的人不是因为这个得的病，发功也不会放屁。”可见，神医在医疗实践中，还是很有辩证思维的。我没敢让神医为我进行治疗。能得到神医的一次免费诊病，已经是很难得了。
神医的性格开朗、积极乐观，他说自己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他。他正准备立足北安桥，面向全世界。目前神医的事业，发展得朝气蓬勃，神医也很满意现在的状态。但是神医说，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地方环境不太好。
神医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北安桥的西北侧。新修整的海河两岸，风光秀丽，景色宜人。这里种有花草、树木，可谓鸟语花香。身边常有微风吹来，令人流连忘返。新铺的地面，干净整齐，路旁布置有凉亭，长椅，是游人休闲、观光的好去处。花丛中还有贝多芬、肖邦等著名音乐家的铜像，为美丽的海河平添了几分高雅的艺术气息。这些音乐家的铜像，工艺精湛，神态逼真，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神医和这些世界级的音乐艺术家，每日朝夕相伴，也是很浪漫的事。
如此优美的环境，良好的氛围，神医还有什么不满意的？竟然说这里环境不好？其实，神医说的环境，是指周围的社会环境。毕竟能够理解神医的人还不多，神医经常遭到人们的误解和嘲讽。神医感叹说：“他们说，我在这儿影响市容。”看来，神医对记者在报纸上的报道，一直耿耿于怀。我说：“您不但没有影响市容，而且还为我们美丽的津城，增加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神医听后，哈哈大笑。
张慧生
怀抱吉他，独自弹唱的周云蓬，渐渐火了起来。所谓的“民谣音乐”，在经历了莫名其妙的“朋克时代”之后，又一次被人们关注。
周云蓬是位盲人歌手，他的那首《九月》，让人感到有些意外。《九月》是诗人海子的一首诗，非常有名。为这首诗谱曲的人叫张慧生。和海子一样，张慧生也是自杀身亡的。有人说，张慧生去世后，这个曲子也就再也没有人会了。但这个曲子没有失传。周云蓬把这个作品保留下来了。
有一位叫做黄金刚的民谣歌手，曾经引用海子的诗做为歌名。有人跟我说，有两个搞民谣的家伙最恶心人，一个是张广天，另一个就是黄金刚。当然我本人并不这么看。黄金刚曾经根据海子的诗编写歌词，谱曲演唱，并出有唱片。这首歌叫做《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黄金刚的歌词比起海子的诗，确实差了一些，他只不过是借用了海子这首诗的名字而已。德令哈，据说是海子生前去过的一个地方，好像在内蒙古，有人猜测就是《九月》里那句“只身打马过草原”中的那个草原。
海子生前不是很有名，但他去世后，诗集被大量出版，研究海子及其诗歌的文章也很多。社会上掀起了关于诗歌的热潮。还有人写了海子的传记。但为海子诗歌谱曲的张慧生很少有人知道了。
张慧生生前，曾经在天津教琴，很多吉他爱好者都曾经得到他的指教。作为吉他教师，他被称为“张老师”，但是大家更喜欢叫他“慧生”，慧生很随和，这样的称呼就显得很亲切，大家总是说慧生如何如何。
为了方便教学，慧生编写了一套《摇滚弹唱专辑》，并配有教学录音带。这套书一共有两本，每本大约有三、四十页，主要是崔健和罗大佑的一些歌，这些曲目深受吉它爱好者喜爱。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第一本上有《恋曲1980》、《追梦人》、《一块红布》、《从头再来》、《出走》、《投机分子》、《从头再来》等曲目，第二本上有《解决》、《最后一枪》等等。
崔健出的第二盘磁带中，《最后一枪》只有简短的三句歌词，是一个演奏版本。可就这三句歌词还是有很多人听不大清楚，因为磁带的歌片里，并没有印上歌词。崔健的有些歌，不看歌词根本听不清唱的是什么。其实，老崔的演唱，吐字还是很清楚的，只不过声音有些沙哑而且富有磁性，不易分辨而已。这首《最后一枪》大部分人只能听清楚第一句“一颗流弹打中我胸膛”。至于后面的一句，不同的人就听出了不同的版本。有人听出是“刹那间我就忘记了心伤”、津门吉他界的著名神经病人老韩告诉我的是“刹那间我就不在这世上”。我反复听了很长时间，觉得这两个版本都不大准确，可我又确实听不清老崔唱的是什么，很是着急。后来看到慧生的书，书上写的是“一颗流弹打中我胸膛，刹那间往事涌在我心上”。慧生的版本是正确的。那时候，我对音乐就是这么认真，一句歌词也不放过。
人生总会有离别的时候。每一次伤感的离别，都让人有所留恋，都会有“刹那间往事涌在我心上”的感受，所有的往事都会一一重现。因为真情永在。
实际上，这首《最后一枪》有完整的歌词，一共有十几句，但一般听到的，都是只有三句歌词的演奏版，完整的演唱版当年是很难听到的，完整版本的歌词更是见不到。但在慧生的书中却收录了《最后一枪》完整的十几句歌词，让人很是意外。《最后一枪》完整的演唱版，是1990年的香港电影《火烧岛》片尾曲。这部电影的演员都是名角，包括洪金宝、成龙、刘德华、粱家辉、高捷。慧生整理的《最后一枪》琴谱，收在《摇滚弹唱专辑（二）》中。慧生提供的歌词，其实也略有误差。《最后一枪》中有一句歌词“朝露夕阳花木自芬芳”，慧生误写作“朝露下舞姿芬芳”大概也是因为没有听清。
类似的情况还有还有《像一把刀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崔健的磁带里同样没有印上歌词，但是全部的歌词，都出现在了慧生的琴谱中。可以说，慧生的这本琴谱，在当时，是对崔健磁带的一个补充。
慧生出书时，老崔的磁带，出版的时间也不长，大家刚刚知道有个崔健。据说，慧生和老崔有过接触，也许还是好朋友。当时还有个传闻讲，老崔曾经对慧生说：“你弹得比我好。”
这本琴谱的内容，应该是慧生对照录音整理编写的。听录音，记琴谱，当时俗称“扒带子”。慧生“扒带子”的水平很高，也很及时，整理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这套琴谱没有公开出版，当时有从事吉他贩卖生意的商人，印了一些，在经营吉他的琴行出售，价格是十几元。这本书印刷的质量很差，其中的文字、曲谱全部是手写的，看起来像一个劣质的手抄本复印件。书中包括每个曲目的五线谱、六线谱、简谱和歌词。我不知道这些文字、曲谱是不是慧生亲笔写下的。虽然是手写的，在当时已经算是很难得的资料。
当时的图书市场上，像样的吉他教材几乎没有，就是那些低水平的吉他图书，也不多见。那时，青年人中间，有学习吉他的热潮。于是专门教授吉他的业余学校，也就应运而生。这个学校在天津很有名，每次开班都是学员爆满。学校也自己编了内部的教材，但是内容相对简单，注重普及，书中的练习曲目也很乏味，教学远远不能满足学员的需要。所以，慧生的摇滚弹唱琴谱，非常受欢迎。
现在看来，慧生的这份琴谱也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但在当时算是很高的水平。而书中曲目，也很是吸引人。当时的吉他爱好者，要想学到这些曲目，并弹得像点样子，并不是很容易。这本书影响过很多人，和很多朋友一样，我也曾经对照这份琴谱反复练习。慧生的书给了我很多的启发，也增长了见识。
我和慧生有过几次见面，但说话并不多。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大概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地点是南开大学的一次演出现场。当时慧生并没有参加这次演出，但他却背来了一把吉他。夜色中，慧生的个子显得不高，头发半长不短，人很精神，说话时也很有神采。可没想到，几年之后，就传来了慧生自杀身亡的消息。
听到这个消息时候，我感到很意外。我和慧生不熟，其实也并不了解他，和他甚至连普通朋友都算不上。我不知道在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情况，才让他有了这样的选择。
后来，听到不少人谈到慧生的事，大家都有很多感慨。在一些零散而又琐碎的叙述中，也没有谁能说清，是什么原因，让他走上了这条路。只是知道他的生活并不是很如意，经济上也不富裕，住在一个非常简陋的地方。而我，不想去打听或者追问那些与慧生的死有关的任何消息。
慧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身上有一种很“八十年代”的气质，那是一种非常世俗又非常浪漫的东西。这种东西是很迷人的。在我看来，他似乎还有些玩世不恭的味道。
慧生不善于经营自己。九十年代中期，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很多吉他教师。他们大量的出版吉他书籍，并以极快的速度编写出版流行歌曲的吉他琴谱。其中一些人取得了很大名声，在事业上取得一些成就。他们有的开办了吉他学校，有的创办了有一定规模的琴行。他们炮制的吉他书籍，在市场上出现了泛滥的趋势。粗制滥造的教材，不堪入目的琴谱，曾一度风行于大江南北，行销祖国各地，真可谓遍地开花。但是，这也说明了，吉他书籍有良好而又广阔的市场。这些吉他书虽然水平不高，错误百出，但是因为贴近时尚，简单实用，很受一些吉他爱好者的欢迎。
从水平上来说，这些吉他老师都不能跟慧生相比。依照慧生的能力，只要肯动手动脑，混个全国知名应该是不在话下的。大概是他不屑于从事这类儿戏般的赚钱生意。作为吉他教师，他更关注他本人传播了什么，他不愿用低级的东西，去迎合那些浮躁的读者。这种个性让他一直默默无闻。
慧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他似乎没有组织过乐队，也没有投身轰轰烈烈的摇滚运动。他只是一个教吉他的，但也曾有过一些演出活动。他的教学影响了很多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吉他启蒙人，他的书让人知道了吉他弹唱是怎么回事。而当时，那些所谓的吉他教育家们，不管他的名气有多大，他们所传授的知识和技法，都无法和张慧生相比
当时的吉他，属于“流氓乐器”，吉他青年大多被视为“流氓青年小混混”。而实际上，在爱好吉他的青年人圈子里，也确实有很多不良现象。所以，弹吉他的青年往往受到社会的排斥和歧视，被视为不务正业、不求上进的典型代表，常遭社会正统人士之白眼。社会上也还没有出现靠吉他出大名、挣大钱的人。弹吉它，教吉它，当时看来是没有什么出路可言的。而像张慧生这样全身心投身于吉他，只能说明他对吉他的热爱是很纯粹的，并不掺杂其他别的原因。慧生是一块铺路石，也是一位传道者，他只是来传播吉他而已。他没有显赫的名声，和足以炫耀的财富。他只有音乐。这也许就是他的使命，除此之外，他不会做别的。因为除了吉它，他恐怕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这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时代。很少有人会记得一个流浪艺人般的人物。但应该有很多人还记得他，慧生还是会在一些人的记忆里。慧生的另一位好友，也重新演绎了那首《九月》，已经公开出版发行，这也是一种怀念。以后的日子，还会有人会想起，曾经有个人叫张慧生，是个弹吉他的。我想，慧生能给世界留下的痕迹，也就是如此。他的琴谱，能保留下来的恐怕已经不多，因为这些书，现在已经没有了实用的价值。但我相信有一些朋友，会保留着这本书，因为它可以唤起对青春的回忆，想起在少年时代，对音乐和生活的热爱。就像我，看到这本书，就会想起曾经的时光，还会想起张慧生这个人。我会翻开这本已经破旧的琴谱，向他道一声：“慧生，你好。”
霍元甲----故事里的故事
一、英雄的故事
李连杰的电影《霍元甲》火爆一时，爱国英雄霍元甲的英雄事迹，又一次深入人心。但电影中有霍元甲与人结仇，招致灭门的情节，惹得霍家后人不满，认为这是胡编乱造，歪曲历史，侵犯了霍家人的名誉和权益。并由此打起了官司，直闹得沸沸扬扬。
其实，在很多与霍元甲有关的电影电视里面，对霍元甲的生平和经历，都有很大的加工和编造。例如，霍元甲本是农民，后到天津谋生，因身高力大，正直豪爽，成为码头工人的头领。但在电影电视里，却往往说霍元甲生于富裕之家，生活优越，谈吐文雅，举止大方，满腹经纶，是个文武双全的典型。
在电影电视里，即使把历史人物的事迹和本领，夸张到不切实际，也没有人去追究。当年的电视剧《霍元甲》里面，也有很多不实的情节，也没见有谁说过半个不字。艺术高于生活，所谓高于生活，就是夸张夸大。电影里给一些人物安排点莫名其妙的经历，弄不好也会有人来和你理论。电影《霍元甲》就是一个例子。电影里的很多夸张情，诸如：霍元甲生于富豪之家，家乡是一个繁华的地方，霍元甲花钱不眨眼这类事情是没有人去追究。霍家后人不满的，单单是电影里霍家被“灭门”这个事情。霍家人的感情上无法接受这种情节，也是人之常情。霍家人说：都被灭门了，那我们又是谁？现在风波已经过去，此事是如何解决的，似乎人们也不怎么关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风靡全国。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部在大陆地区播放的香港电视剧。播放此剧时，举国上下万人空巷，人们争相观看。紧接着播放的香港电视剧，还有周润发的《上海滩》，后来又连着播了《万水千山总是情》，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初次领略香港电视剧的风采。当年这些电视剧受欢迎的程度，是现在的任何电视剧都比不了的。
电视剧《霍元甲》的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唱遍了祖国各地，红透了大江南北，也是香港的粤语歌流行的开始。那时候，人们对粤语歌还不是很熟悉，对粤语的发音其实很不习惯。但是《霍元甲》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男女老少纷纷学唱，大街小巷不时会响起“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的歌声。这是一首爱国歌曲，表达了中华民族抵御列强入侵的战斗决心和自强不息的坚强意志，弘扬了民族精神，所以得到欢迎。这部电视剧的导演徐小明也从此走红全国，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部电视剧还有一个插曲叫《随风远飘》，是一首慢歌。电视剧里霍元甲的扮演者，叫黄元申，长得很帅气，据说后来出家为僧，告别了演艺圈。
这个电视剧为了情节的需要，也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加工。故事大致是说“秘宗拳”有两支传人，分别为霍家和赵家，均为天津的地方大富豪。霍家和赵家为了争夺“秘宗拳”的正宗传人地位，要举行比武大会，较量一番。霍家的掌门人叫霍恩弟，霍元甲是霍恩弟的二儿子。因为霍元甲从小身体不好，所以霍恩弟不让他练武。但是霍元甲暗地偷学，竟然练成了非凡的功夫。从情理上说这是不可能的。武术是不可能偷学的，况且，即使是学到了，还要经过长期苦练，才能有一身功夫。在一个武术家庭，长期偷学武艺、偷练功夫又不被人发现，是不可想象的。历史上真实的霍元甲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其父是秘宗拳拳师。霍元甲自幼随父练武，身材高大，力大无比。
至于秘宗拳另一支的赵家，是不存在的。编造出一个赵家，是为了电视情节的需要。不仅如此，电视剧《霍元甲》的编剧，还特意为已经结婚的霍元甲，安排了一个婚外情人，就是赵家的闺女赵倩男。霍、赵两家本来是死对头，但也许是出于对封建家庭包办婚姻的不满，已经结了婚霍元甲竟然和赵倩男好上了。有了家室的霍元甲，搞起了“婚外恋”。为了跟情人幽会，霍元甲竟然半夜跑到赵家，不料却被人拿住，正中赵家布下的圈套。此时，正是在霍、赵两家比武前夕，霍元甲深夜潜入赵家，大有偷看武艺的嫌疑。霍父无奈前去赵家领人，见到儿子，迎面就是一个耳光，怒斥霍元甲“丢人”。
没想到的是，自幼身体不好，被父亲禁止习武，又身陷“婚外情”的霍元甲，却凭借自己的功夫，在比武大会上展露锋芒。在霍、赵两家的比武大会上，正当两家较量难解难分之际，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个人叫程天啸，也是一位武林人士，曾经败在“秘宗拳”手下，于是隐居练武，目的就是打败秘宗拳。他自称“独臂老人”，可实际上也并非独臂，两只胳膊都挺好使。独臂老人一上场，就打败了霍、赵两派“秘宗拳”的掌门，让“秘宗拳”大丢面子。这时，霍元甲出人意料的上场，打败了“独臂老人”，挽回了“秘宗拳”的声誉。而“独臂老人”被霍元甲打伤，很快就不治身亡。
电视剧中，霍元甲偷学了家传的“秘宗拳”，但并不固步自封。他不想受门派的限制，并学习他人长处，形成了自己的武术。因为偷学功夫并且私自改动祖传武艺，霍元甲受到了其父的严厉训斥。再加上各种矛盾不断升级，霍元甲终于带上徒弟刘振声和陈真，离家出走，并自创了“迷踪拳”。至于为什么叫“迷踪拳”，电视剧中的霍元甲说：“迷失的宗派，就是迷踪”。这显然是编剧的加工。霍家祖传的“秘宗拳”，本来就有另一个名字，叫做“迷踪艺”。
霍家的功夫，一般被称为“霍家门”，在天津还有传人练习。“霍家门”的功夫，大多是霍元甲的父亲传下来的。历史上，真正由霍元甲亲传的弟子，只有刘振声一人。
二、高徒刘振声
电视剧《霍元甲》中，霍元甲共有三位徒弟，分别是刘振声、陈真、陆大安。其中只有刘振声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
刘振声留有一张在“精武体育会”门口拍摄的照片。照片上的刘振声是个高大汉子，身穿长袍，确实有些武林人的样子。照片上的“精武体育会”的大门远没有电影电视上的气派，不过是用些竹篱笆围起来的一片土地而已，不过看起来还算整齐。门上悬挂“精武体育会”的招牌。刘振声是有功夫的。当时日本人在上海设立了一座“虹口道场”，专门供在华的日本人练习柔道。刘振声曾在“虹口道场”与多名日本柔道高手比武，连获全胜。
刘振声在精武会的时间很短。霍元甲去世后，刘振声在精武会任教，但时间不长就离开了，去向不明。在民国时代，刘振声并非武林的风云人物，武林中没有留下他更多的事迹，关于他的其他消息也几乎没有，他似乎也没有留下传人。另外传说，他的母亲因为信天主教，在反洋教的运动中，被义和团杀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海外的精武会机构来天津参观霍元甲故居，并计划寻访刘振声的下落。因为这位霍元甲的高徒，莫名其妙的离奇失踪，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海外的精武会员想以刘振声为线索，寻访霍元甲留下的武技。说明人们对刘振声的兴趣不减，但结果是不了了之。但在天津民间，还有传说刘振声因为曾经参与过黑帮活动，在1949年建国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也就是被枪毙了。不过这个传说，没有什么切实的依据，可信度并不高，仅仅是传闻而已。因为刘振声的失踪，不是从1949年才开始的。在民国初年，刘振声已经是去向不明，再无消息。所以刘振声的最后下落，目前还是没有答案的。
三、陈真是谁
陈真这个人物，作为霍元甲的徒弟，是不存在的，完全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却是民族精神的化身。陈真这个形象，最早是在李小龙的电影《精武门》里出现。《精武门》里的陈真，还不是霍元甲的贴身弟子。《精武门》的故事是从霍元甲遇害后讲起，陈真是替霍元甲复仇的关键人物，李小龙亲自扮演了陈真。到了电视剧《霍元甲》中，陈真是霍元甲功夫最强的徒弟，也是除了霍元甲以外，剧中最闪光的一个角色，是个很有性格魅力的人物。他不但替霍元甲报了仇，更是《霍元甲》的续集《陈真》的主角。
电视剧《霍元甲》里面，陈真原是“独臂老人”程天啸的弟子，在霍元甲失手打死程天啸之后，陈真带着师傅的棺材去找霍元甲比武报仇。但是由于功夫不及霍元甲，报仇不成。于是假意拜霍元甲为师，伺机复仇。但最终被霍元甲的高尚人格打动，成了霍元甲最得力的徒弟。电视剧中，在霍元甲去世后，他替霍元甲报了仇。在《霍元甲》的续集《陈真》中，陈真更是承担了抚养霍元甲之子霍东阁的重任。
陈真作为历史人物，是不存在的。在电视剧《霍元甲》中，陈真最早的师傅是 “独臂老人”。而这位“独臂老人”在历史上应该是有原型的。“独臂老人”虽然被霍元甲打败，但也是功夫非凡。他的原型，应该是跟霍元甲有过接触的武师，而且也应该是一位天津的武林人士。“独臂老人”的原型应该是“鼻子李”。“鼻子李”是清朝末年天津武清县的武术大家----李瑞东。李瑞东是武清地方的大富豪，人称“黑风侠”，精通各门拳术。他生性豪爽，喜爱结交各路英雄人物，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武术组织“中华武士会”的会长。他曾召集各路武林高手在天津举办了“天下英雄会”。他开创了自己的功夫门派，称“李派拳法”，名气很大，弟子传人众多。
民国年间，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侠义英雄传》中，有一段故事，就是讲霍元甲和“鼻子李”的种种纠葛，大意是讲“鼻子李”被霍元甲打败，于是将霍元甲囚禁在家里，自己半夜去霍家偷拳谱，后来又寻求报复。这是在所有关于霍元甲的故事里，唯一的一件霍元甲与本地武术家纠葛的故事。编剧应该是参考了这些故事，在电视剧里设计了相关的人物和情节。霍元甲和“鼻子李”都是天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他们之间的纠葛故事，全是小说家编造的，并不真实存在。
但这些还不能够证明“独臂老人”就是“鼻子李”。说“独臂老人”与现实中的“鼻子李”有关，还表现在电视剧的“武打设计”里面。在电视剧《霍元甲》的续集《陈真》中，陈真带着霍元甲的遗腹子霍东阁亡命天涯，躲避日本人的追杀。路上遇到一位武林人，陈真与其交手。但是在交手中，两个人竟然打出了同样的拳术。原来这位武林人就是“独臂老人”程天啸的孙子程小娇。二人所用的拳术，就是“独臂老人”的拳法。电视剧中，程小娇和陈真同时打出了相同的招式动作，特别是两人同时打出了一个“太极手”，二人相认为同门。剧中的程小娇脱口而出：“师叔！”于是二人相认。而这个“太极手”的动作，正是现实的武林中“鼻子李”所传的拳术。这个动作，在武林里独一无二，是“鼻子李”所创拳派的特有标志，凡是在拳术中有这一动作的，就是“鼻子李”门派的传人。所以在编剧那里，“独臂老人”的原型应该就是“鼻子李”。
编剧在这里设计陈真和程小娇的关系，是有用意的。电视剧《陈真》中，陈真被日本人追杀，最后和日本浪人佐藤霸川同归于尽。当时霍东阁的年纪还小，陈真没有来得及传授霍东阁功夫。在《陈真》的续集《霍东阁》中，就是由程小娇传授给霍东阁功夫。
历史上的霍元甲，并没有什么遗腹子需要陈真来抚养。历史上，霍元甲去世后，他的儿子霍东阁到上海精武会教拳，后来出国，远走南洋，创立了海外精武会，成就了一番事业。霍东阁的功夫和医术得自家传。
电视剧中的陈真还曾经爱上过一个日本女特务。这个女特务有个中国名字，叫赵秀芝。没想到这个女特务对陈真动了感情，不惜背叛特务组织，最终被日本间谍组织杀害。陈真在复仇时，对冒充中国人的日本间谍说，我今天是为了两个人来的。那间谍问：“除了霍元甲，还有谁？”陈真大声喝道：“秀芝”！然后跳起来，出手开打。这实在是一个很荒诞的情节。
陈真善良正直、坚强执着，不畏强暴，忠于民族，具有侠义精神，是所有热血青年的化身，也是极富传奇色彩和人格魅力的人物。
四、霍元甲有没有打败英国大力士
电视剧《霍元甲》里面，有霍元甲在擂台上打败了俄国大力士波索夫的情节，大长了国人的志气。
清朝宣统元年，也就是在1909年的上海。有英国大力士奥皮音来上海作表演，并在报纸上登广告招揽观众。奥皮音本来是一个流窜各国，从事杂技表演的流浪艺人，他自称力大无穷，登报时侮辱中国人为“东亚病夫”。本来是为了做夸张的广告，让更多的人去看他的杂技表演，提高点收入。但奥皮音的言论，激怒了爱国人士。为了打击奥皮音的嚣张气焰，有人请霍元甲到上海，与奥皮音比武，扬我国威。请霍元甲到上海的人，叫陈公哲。
霍元甲到上海后，奥皮音的经纪人提出，要霍元甲拿出重金作抵押，方可进行比武。霍元甲在朋友帮助下，答应出钱抵押。但此时，奥皮音却害怕了，一是因为霍元甲有民众的支持，人气很高；二是因为霍元甲身高力壮，本身就是一个大力士，而且功夫高强，很不好对付。在对方一再拖延之下，霍元甲登报声明，说我就是一个病夫，但我专打外国大力士，虽你有铜筋铁骨，我亦无所惧。奥皮音于是逃之夭夭。霍元甲不战而胜，根本没用动手，就吓跑了英国大力士，并没有在擂台上跟国外的大力士真正展开较量。
五、精武会
在吓跑英国大力士的第二年，在农劲荪等人帮助下，霍元甲在上海开办了“精武体操会”，后改名为“精武体育会”，孙中山亲笔为其题词。同年，霍元甲和刘振声师徒二人，在“虹口道场”与日本柔道众多高手比武，大获全胜。
精武会，是一个民间的体育组织，除了武术，还教授田径体操等运动，所以不是单纯的武术组织，所以叫做“精武体育会”，目的在于“强国强种”。
但霍元甲在精武会成立不久，突然去世，年仅42岁。之后不久，刘振声也离开了。于是上海精武会请来霍元甲的弟弟霍元卿，和霍元甲次子霍东阁前来任教。从此，精武会进入了繁荣时期，各地相继开办分会。后来霍东阁又去了海外，在南洋华侨中发展壮大了精武会。海内外会员曾经达到几十万人。
精武会为振奋民族精神，强健人民体魄，发扬爱国主义，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有人讲，霍东阁创办海外精武会，与其说是到海外发扬中国功夫，倒不如说是靠着其父的名声，远下南洋赚大钱去了。在我国人民还被视为“东亚病夫”的时候，霍元甲“强国强种”的梦想远未实现。霍东阁不在国内完成其父遗愿，却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大概是因为国外的钱好赚。其实，海外的精武会，主要是也是面对华侨，那时的华侨处处受人歧视，是海外的弱势群体。霍东阁在华侨中很受尊重。霍东阁在南洋，不但积极传播中国武术，而且更是凭借霍家祖传的医术，医治了很多病人。霍家的诊所至今仍在，很有名气。
精武会在南方影响很大，但在武术高手云集的北方，精武会的声势就稍微不如南方。今天的精武会号召力越来越小。天津霍元甲故乡的“霍元甲武术学校”，也和精武会基本没有什么关系。而“秘宗拳”更是很难见到了。据说，今天的精武会竟然要靠教“跆拳道”之类的外国武术来维持经济收入，真不知大侠霍元甲若在世的话，将会作何感想？
六、大侠之死的谜团----慢性烂肺药
民族英雄霍元甲的去世，传说是被日本人下毒害死的。在“虹口道场”与日本人比武后，日本人设宴款待霍元甲。因为霍元甲当时身体有病，便找来一个日本医生秋野，给霍元甲治病。但秋野在药中下毒，害死了霍元甲。霍元甲死后，秋野立即失踪。
霍元甲一定是因为有种一直没能治好的病，才会让日本人来治病。可是身为武术家，又正值壮年的霍元甲究竟得了什么病，非要请日本医生来治不可？有传说讲，霍元甲因为练拳过猛，伤了肺，又患有“热病”。吃了日本医生的药，病情恶化，不久就去世了。
有人说，霍元甲轻信日本人，才遭了毒手。但霍元甲不过是刚刚在上海展露了一点锋芒，吓跑了一个“英国大力士”，与日本人有过功夫的比试。怎么会一下子就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要急于置他于死地？
霍元甲与日本人的交往，仅仅是私人之间的比试，况且民国时代，跟日本人有交往和比试的武术家是很多的。例如北京的摔跤名家沈三、宝三等人，也曾在北京的柔道道场击败过日本武术高手。这些日本人还都是当时侵华日军的军官，但日本军官对沈三、宝三很亲近，也经常宴请他们。沈三、宝三不但是日本柔道道场的座上客，还经常接受日本人的资助。日本人对他们也并无加害行为。而且当时日本人在中国的势力并不是很大，距离侵华战争的爆发，还有二十余年。当时的上海，也并没有日本的驻军。那么日本人这么急于加害霍元甲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霍元甲刚刚和日本人吃了一顿饭，请来一个日本医生看了病，就莫名其妙的死了。据说，刘振声等人将日本医生的药送去化验，才知道，霍元甲吃的药竟然是一种“慢性烂肺药”，。既然是“慢性”毒药，就应该慢慢发作，起码不会吃了之后马上就死。但霍元甲是经过日本人治疗无效后立即去世的，这似乎不是慢性药的作用。日本人给霍元甲吃的应该是一种“急性毒药”才对。事实上，至今还没人能说清“慢性烂肺药”究竟是一种什么药。有“慢性烂肺”功能的药，存不存在，恐怕都是个疑问。
霍元甲去世后，被运回天津，安葬于故乡。有报道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给霍元甲迁坟时，曾查看过遗骨，发现霍元甲遗骨全部为黑色，证明确实是中毒死亡。
但是，遗骨是黑色，并不能证明霍元甲是中毒死亡。一般会认为，如果遗骨全部为黑色，应该是中了砒霜之类的烈性剧毒。《水浒传》中，潘金莲下毒害死武大郎，用的就是砒霜。又说武大郎的遗骨是黑色。但是凭《水浒传》的故事，似乎并不能证明人吃了砒霜，就会让骨头变黑。况且传说中，霍元甲吃的是一种神秘的“慢性烂肺药”，这种“慢性烂肺药”是不是能把人的骨头变黑，也是疑问。何况，连“慢性烂肺药”本身是否存在，都是个未知的问题。
霍元甲的遗骨，是在下葬了七十余年之后迁坟时，发现呈黑色。仅仅凭遗骨颜色，并不能说明霍元甲是中毒身亡的。
我曾经参加过一次迁坟的活动，地点就在霍元甲的故乡附近的一个村庄。这里坟地的土质，应该和霍元甲坟墓周围的土质很接近。从掩埋二十余年的棺材里取出的遗骨，如果没有经过清洗，则全部都是黑色的。这大概是由于长时间的掩埋和泥土侵蚀造成的。所以，不能根据遗骨的颜色，来判断霍元甲是否是中毒身亡。
据说那瓶所谓的“慢性烂肺药”至今仍然保存在精武会，如果今天还能拿来进行检验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当年霍元甲究竟吃的是什么药。或许能找出霍元甲真正的死因。
如今，霍元甲故乡小南河已经改名为“精武镇”，并建造了规模庞大，占地宽广的霍元甲纪念馆和纪念广场。“霍元甲武术学校”也是兴旺发达。英雄，总会有故事。英雄离去已有百年，但英雄的故事，会一直流传。
我们的诗人爱唱歌
诗人，是一个很浪漫的称呼。如果称某人为“诗人”，我们常会对此人肃然起敬。他们挺着高傲的头颅，傲视着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诗人，曾经是这个社会的骄子，时代的精英，文化的楷模，令人仰视。在我看来，诗人绝不是普通的人，他们的思想境界是我们无法企及的。他们有着高贵的风度和优雅的举止，他们有着不俗的谈吐和亲切的目光。
我热爱诗歌，也热爱写诗歌的人。诗人们给我们带来了精神食粮，哺育着我们的精神的成长。少年的我，曾有一个理想，那就是成为一个诗人。但是我终究没能成为一个诗人，这其中有我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我一直以为，诗人是上天造就的，绝不是想当就能当的。
我没能成为诗人，大概是没能生就一副“诗骨”。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诗意的人，我的童年在乡野中度过，少年在市井中成长，这使我浑身上下透着一股俗气。常年在社会底层的生活，造就了我油腔滑调的习气，和轻浮的举止。我不但谈吐粗俗，而且市侩习气严重，精神境界不高，缺乏想象力。我的经历相对简单，上学的时候，连个小组长也没当过，平凡得一塌糊涂。我不善言辞，性格内向，貌不出众，表情木衲，自私软弱，胆小怕事，衣着普通，花钱吝啬，不善于交际，没出过远门。而且我不大注重自己的发型，这说明我不够浪漫。这些都注定了我很难成为一个像样的诗人。
当然，我没能成为诗人，也有时代的原因。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时代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人们越来越忙，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读诗。诗歌的读者越来越少，诗歌也就没有了什么出路。加上流行歌曲的一片繁华，影视明星的不断涌现，港台文化的激烈冲击，使得人民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诗歌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于是诗人这个群体也就逐渐淡出了人们视线。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人们不再关注诗人，诗人一下子就不吃香了。既然当诗人不能出名又不能挣钱，于是再也没有人想当什么“诗人”了。正是所谓“风水轮流转”，谁也不可能永远是社会的中心人物。
于是某些诗人们就有了失落感，他们开始忿忿不平，开始抱怨人们没有艺术眼光，抱怨人们的素质太低，只会听流行歌曲，不懂得读诗。诗人几乎被这个时代抛弃了，成了美丽世界的孤儿。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还很多诗人们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写诗。这些诗人是真正的艺术家，是诗歌的中流砥柱，他们是诗歌不老的旗帜。
真的猛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这些了不起的诗人们，在时代的逆流中，无怨无悔，自强不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们自办诗刊，自己出钱印刷诗集，他们依然在用诗歌去打动人们的心灵。虽然读者不多，但诗人们执著的追求和顽强的意志，还是能够感动一些文艺青年。正是由于这些诗人们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所以会在诗歌萧条的年代，出现了一大批好诗人、好作品。
诗人们的遭遇正如同当年的“大侃”一样。“大侃”也曾经是人们羡慕的对象。早年间，社会上流行的“大侃”，是指一种很能说能聊的人物，他们大都是知识丰富，表达力强，头脑灵活，爱说爱讲，渴望与人交流。他们与人谈话时情绪慷慨激昂，语气绘声绘色，声调抑扬顿挫，表情异常丰富。从国际形势到社会发展，从国家大事到邻里关系，从灿烂的古代文明到未来的科学技术发展，从金字塔到外星人之谜，从皮皮鲁到鲁西西，各方面的话题，他们都能一丝不苟的娓娓道来。
他们天文地理无所不知，古今中外无所不晓，诸子百家无所不通，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文化传播的生力军。他们活跃在城乡各地，大街小巷，在很多公共场所都能看到他们不知疲倦的身影，他们的演讲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见过一张“北京街头大侃爷”的照片。照片中的“北京侃爷”，仰着脑袋，伸出双臂，张开大嘴，显得热情奔放。北京“大侃”的特点是：善于言谈，风趣幽默，平易近人，能给人带来知识和启迪，所以受到人们欢迎。人们对“大侃”的尊敬，实际上是对知识和文化的尊敬。
但是似乎一夜之间，“大侃”在人们心中的重要位置一下子就被“大款”取代了。“大款”取代了“大侃”，成为社会风云人物，成了人们注视的焦点。全国人民爱“大款”，“大款”是我们每个人的理想和奋斗方向。人民尊重有钱人，这也是商品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从文化革命到经济革命，社会的变革速度之快，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每个人都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调整自己的观念和行为，才能不断进步。
虽然“大侃”的社会地位在不断降低，但是“大侃”依然以顽强的生命力继续存在，在天津的各大公园里至今依然活跃着一批“大侃”。他们的年纪一般在四、五十岁，表演欲极强，人越多，他们就讲得越带劲，天津俗话叫做“人来疯”。他们一旦讲起来就是滔滔不绝，东拉西扯，没完没了，直到口吐白沫，唾沫星子乱飞。公园里大多是休闲的人们，来听“大侃”的演讲也是一种消遣娱乐的方式，既轻松愉快，又能增长知识，而且不用花钱。“大侃”也只有在公园才能找到观众，他们即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又让自己得到了满足，真是利人又利己，一举两得。
诗歌是不断发展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一种“啊派诗人”。他们一写起诗来，离不开“啊，理想！啊，青春！”之类的句子。诗人们朗诵起这种诗歌来情绪激昂，很是振奋人心，这类诗歌能够鼓舞人的理想和自信，是能够激励人们的奋斗精神和推动时代进步的好作品。早些年间，天津就有一大批这样的“啊派诗人”。但后来“啊派诗人”泛滥成风，诗人们聚会时“啊！啊！”的朗诵之声，听起来就跟一群乌鸦乱叫差不多。再后来，这种诗人被相声演员讽刺了一番之后，就很快销声匿迹了。但紧接着又出现了“哇派诗人”。“哇派诗人”的出现，有人说与港台文化的冲击有一定的关系。说话时，先用“哇”表示惊叹，本来是某些港台影视剧中语言的特点，但是被诗人们吸收借鉴了过来。“哇派诗人”写起诗来，离不开“哇！天亮了，哇！你来了”之类的诗句，实际上是“啊派诗歌”的一种延续，而且读起来更加铿锵有力，很有力度。“哇派诗歌”一旦被朗诵，就是一惊一乍的，能让人倒吸一口凉气，浑身起鸡皮疙瘩，真是能给人带来身心两方面的刺激，很有现场穿透力和艺术感染力，所以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哇派诗歌”既通俗又不失艺术品位，是人们最喜闻乐见的诗歌种类。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啊派诗人”又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再次叱诧诗歌江湖。九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啊派诗歌”就是出自于一位“天津诗人”，这首诗中写道：
啊!
无论我活着
还是已死亡
我永远都是
快乐的流氓
这首诗，很有时代的意境，充分的展示了诗人积极向上，乐观对待生活的潇洒态度，堪称时代之精品，诗界之楷模。
天津历来就是文人汇聚之处，孕育了很多有特色的诗人。有一位天津诗人专门写爱情诗，用诗歌表达对梦中情人的热爱，而且是采用现实主义手法。诗歌中，他那些热爱的女子们，从姓名、年龄、家庭住址，到工作单位、每日的交通路线、电话号码全都一应俱全。你拿着这些诗，就能找到那些女子。
网络的出现，给了垂死的诗歌一根救命稻草。祖国各地的诗人们纷纷上网，发表自己的诗作。一时间网络诗坛热闹非凡。网络诗坛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作者读者不分家。诗歌的读者就是那些写诗的人，只有写诗的人才去读诗。于是网络诗坛就成了诗人们自娱自乐，自产自销的乐园。自己人写给自己人看，也是人生一大乐事。虽然没有外人的认可，但是诗人们也乐在其中。网络诗坛让诗人们加强了横向联系，诗人们互相吹捧，好不肉麻。一时间，大大小小的网络诗歌论坛不计其数。很多默默无闻的诗歌爱好者，正愁自己的作品无处发表。网络的出现，正好给了他们一个绝好的展示自己的舞台。网络诗坛一片繁荣，诗歌终于又迎来了一片春天。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天津这个充满了市井气息的城市里，竟然会一下子涌现出了大大小小的一群诗人。“天津诗人”成了我国诗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同时天津诗人的大量出现，也似乎把天津变成了一座充满诗意的城市。但我们美丽的天津并未因诗人们的不断涌现，而变得浪漫。天津日新月异的变化，是来自我们可爱的建设者和劳动者，而不是来自天津诗人。
“天津诗人”的大量涌现，也是和网络分不开的。天津最早的诗歌网站叫做“守望者”。这个网站是由天津著名青年艺术家周超创意开发，亲自制作网页，我也是从一开始就参与了网站的建设。由于周老师在网上有很高的人气，所以很快就吸引了一些“文艺青年”。我记得当时为了丰富网站的内容，提高点击率，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我和周老师曾经在夜里冒着凛冽的寒风去诗人家里诚惶诚恐的约稿，然后在津塘公路的一家饭店继续商议网站的事情。
为了提高网站的点击率和知名度，我们发动了报纸、电台等媒体，我亲自撰文介绍网站，发表于天津的热门报纸。再由我本人亲自在一个收听率不高电台里面反复播音，扩大网站的影响。这个电台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塘沽工作站主办的，主要针对塘沽地区的听众，当时我和周老师在朋友的介绍下，主持这个小电台的一个音乐节目。但据有关信息反馈，有时候在整个塘沽地区仅有一个听众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而且这个听众还是我们的一个熟人。在天津市区，只有四楼以上的住户和汽车上的收音机才能收听得到，听众的数量能有多少，我们想都不敢想。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放过每一个宣传的机会。因为电台的规模小，不但不发给一分钱，而且不提供任何录音场所和录音设备。为了做好节目，我们四处求助，终于联系了一家可以免费为我们录音的音乐工作室，录音师是一个很讲义气的音乐人，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作为友情回报，我们在节目中为这个音乐工作室做一个简短的广告。
我们为这个音乐节目费了不少的心血。工作一开始还算顺利，但是有一天，正当我们去录音时，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录音师与人斗殴打伤了人，被派出所带走，导致录音无法进行。我和周老师心急如焚，因为我们要对听众负责，所以就立即赶到派出所，想利用“记者”的身份把录音师给“保”出来，没想到我们的民警铁面无私，在打人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决不放人。这次事件导致节目断档，听众很有意见。痛定思痛，靠别人不如靠自己，我们下决心自己学习录音技术，自己制作节目。我们又通过关系借来当时很不错的录音设备，是一台四轨机，并且很快掌握了录音和制作的方法。由于我们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录音，有时候会干到深夜。
有一次，周老师半夜在家里录音，那天录制的节目中，需要讲的东西很多，周老师因为身体疲惫精神状态不佳，录音效果有些不理想。为了保证节目质量，就反复录了很多次。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周老师对着话筒不停的讲话。周老师播音的特点情绪激昂，神采飞扬，而且经常夹杂英文，所以显得很洋气，即使在深夜也毫不逊色。他那浑厚的声音划破了夜空，惊动了熟睡了的人们，竟然被人误认为是“敌台”在播音，差点儿就被邻居当成了特务扭送到公安机关。
由于我们有如此认真的工作态度，所以，我们对节目的播音和录音制作都是有相当的信心。但是，我们长期无偿使用别人的录音设备，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别人的东西，总是要还的。霸占别人的器材，也不是我们能做得出来的事情。随着录音硬件资源的丧失，我们的广播节目也终于寿终正寝了。后来又得到一个消息，有次电台招聘节目主持人，竟然有人拿着我们的节目录音，冒充自己的作品，前往应聘。我们至今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我们对网站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当时我们和人一见面就是网站的广告宣传。我当时业余时间还在一个琴行当吉他老师，能到处讲课。每次讲课，我都努力推荐网站，点击量逐渐有了提高。在不懈的努力下，网站有了人气，一时间热闹非凡。周老师亲自为诗人们的诗歌文稿打字，做网络推广，做了很多具体又繁琐的工作，为天津诗歌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守望者”网站逐渐火了起来，聚集的诗人也越来越多，有很多都是天津诗坛的精英骨干和老牌干将。诗人们都为网站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还有很多不得志的文学青年，知道了这个网站，为了混进文学队伍，也开始写诗，并且开始以“天津诗人”自居，好不得意。后来“守望者”更名为“个”，至今也在全国诗坛都有不小的影响。后来由于我和周老师后来又各自忙起了自己的事，再加上我们都不是诗人，所以网站逐渐由天津诗人接管了。我们从不曾想通过诗歌网站带给自己什么利益。默默的无私奉献，就是我们最大的乐趣和收获。曾经为一个诗歌网站尽心尽力，也算是圆了一个自己关于诗歌的梦，完成了一个诗歌爱好者的历史使命。
我们的诗人爱唱歌。因为诗歌，本来就是用来演唱的。诗人们对音乐总是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这从诗人们对流行歌星，摇滚乐的关注也可以看出来。诗人们都有着浪漫的情怀，对表演艺术的欣赏也很细致。诗歌和音乐是不分家的，诗人们大都喜欢音乐，都有一种“音乐情结”，如果他们具备一定的音乐才华，一定都去搞音乐了。诗人们的表演欲都很强，音乐的表现性和表演性都要强于诗歌，更容易被人们接受。有些诗人们经常到练歌房放声歌唱。而且，诗人们特别喜欢跟搞摇滚的人接触。记得天津一位老牌的摇滚歌手，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我跟很多写诗的都有联系”，以此标榜自己，非常可笑。
诗人们的音乐才华有限，于是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另一种表演方式，那就是朗诵。诗人们经常聚会，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于是马路、公园、餐厅都成了诗人们表演的舞台，经常引起围观，但是诗人们更需要一个正式的表演场地，向全社会展示自己的风采。于是有人开始举办正式的诗歌朗诵会。演出当天，全部观众免费入场。因为是免费的，又有被称为“歌手”的来演出助兴，所以现场座无虚席。
诗人的表演欲也是很强的，个个跃跃欲试。因为通过表演，可以展示诗人们的魅力，满足诗人们爱出风头的欲望。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长得歪瓜裂枣一般的天津诗人们，在朗诵会上的精彩表演。天津诗人们以朝气蓬勃、精神抖擞的艺术形象展现在了天津人民的面前。但诗人们渴望展示自己的表演才华，却往往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表演能力。诗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朗诵也是需要一些技巧和经验的。诗人们的朗诵，大都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而且平时也不经常练习，甚至演出之前，也不经过排练。诗人们毕竟不是表演艺术家，基本上没有什么舞台经验，很多诗人一上了台，就不知所措，手都不知道往哪放。有的诗人往台上一站，都能看出来，腿都在打哆嗦。台下的我很替他们着急。诗人们，这个舞台是你们自己主动走上来的，这种能让你们公开朗诵的机会，多难得啊。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不就是诗么？你都好意思写，还不好意思念么？你写了诗，不就是在等这一刻让人们都知道么？
诗人们的表演毫无表情，朗诵的时候，也基本没有什么语气，还不如活跃在天津公园里的“大侃”。我们的诗人个个善于怀旧，他们表情肃穆，发音生硬，我怀疑我是来参加的是一个“诗歌朗诵会”还是一个“遗体追悼会”。诗人们如同念悼词一般的表演，令我悲从中来，差一点就哭出了声。那种死气沉沉的气氛，真是令人毛骨悚然。还有的诗人，具备一定的表演技巧，但是运用得不是很娴熟，所以显得有些做作，甚至虚假。有的诗人不敢面对观众的目光，表演时总是低着头，像是犯了什么错误在做深刻的忏悔，也没有任何形体动作，无法和观众进项交流互动，更不要说调动观众的情绪了。可见，诗人们的表演素质确实有待于提高，诗人要努力提高各方面的水平，争做全面发展的新时代诗人。
有次，我在某文化馆组织的文学作者学习班上，结识了一位青年文学爱好者。对方表示很想学习吉他。当这位青年递过名片，我才知道，这个戴着一副水汪汪大眼镜的干瘦青年竟然是某文学社的副社长，同时也是一位“天津诗人”。只见这位“副社长”的名片上，竟然印着承接“剧本创作，歌曲作词、作曲、广告策划”等多项业务。我问他：“你识谱吗？”他说：“我不识谱。”我又问：“你不识谱怎么还能作曲？”他说：“我这不正打算学么。”可见，这个青年还算老实。
某位“天津诗人”不但会写诗，还练就了一副好嗓子，于是到夜总会当上了歌手。另一位老牌的“天津诗人”嫉妒人家能挣钱，于是四处扬言也要到夜总会去唱歌挣钱。但是他错误的估计了自己的音乐才华，他总是认为自己一唱就跑调的破锣嗓子是多么的美妙动听。于是诗人就责怪去夜总会的人素质太低，不懂得欣赏音乐。
还有些诗人以为，自己能写诗，那么写歌词应该也是不在话下的。这年头，写歌词可比写诗来钱快，也容易出名。但是诗人们可能没搞清楚，写诗和写歌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创作，现代诗是不大容易谱曲演唱的，否则，很多诗人都改行写歌词了。这已经有了很多失败的例子。同样，写歌词的专业人士，也不见得能写出好诗。其实，歌词也不是那么好写的，歌词要照顾到音乐的旋律和节奏，还要紧密联系词句发音和旋律的配合，也同样需要很高的音乐修养和文字技巧，还需要足够的经验。
有人形容著名摇滚歌星臧天朔的爱情歌曲中充满了“你是我的爱，你是我的未来”、“罗密欧朱丽叶，永恒的爱”之类的肉麻歌词，是属于“一个糙老爷们儿的浪漫情怀”。在我看来，不能因为臧天朔长得粗了点，就不许人家抒情。糙老爷们儿也有抒发浪漫情怀的权利。臧天朔老师的表演激情澎湃，很能调动人的情绪，这是一般歌手做不到的。其实，像臧天朔这样的糙老爷们儿，往往比那些自视甚高的无聊的诗人们，更加真诚朴实。相比之下，我相信糙老爷们儿的真情就像草原般广阔，我相信糙老爷们儿的浪漫情怀比无聊诗人的虚情假意更能打动每一个平凡的心灵。
当代诗人当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流氓诗人”。依我看来，流氓就是流氓，怎么也和诗人挂不上钩。所谓“流氓诗人”又分为几种情况：一是“本身就是流氓，后来开始写诗的”。这些人本是无恶不作的社会无赖，年纪大了之后，又喜欢冒充艺术家。他们自以为看过几本书，就认为自己算是有文化的进步人士。他们坐在家里写了一些“天为什么这么蓝”之类令人啼笑皆非的句子，以为这就是诗歌，认为自己是“诗人”了。他们常常装作正人君子，道貌岸然，其实是属于王朔在《过把瘾就死》中描写的那种“毫无羞耻感的家伙”。这类流氓诗人常有丑闻曝光。他们坑蒙拐骗、吃喝嫖赌，占人便宜、见利忘义、行为不轨，沽名钓誉，丑态百出，是社会中的败类。而另一种“流氓诗人”则是专门写“流氓诗”的诗人。他们的作品思想消极，作品很不健康，不断毒害青少年，败坏社会风气。
这些诗人们喜欢搞串联，常有外地诗人以“交流诗歌”的名义来天津访友。有些“天津诗人”也经常到外地去，实际上都是打着诗歌的名义，出去骗吃骗喝。如果外地来了写诗的朋友，本地的诗人们，就要负责为远道而来的朋友安排吃住，以尽地主之谊。有的诗人还要负责安排一些“女诗人”来，为的是陪外地来的诗人睡觉，真是关怀得无微不至。这些诗人们互相利用，严重影响了诗人的社会声誉。
有一次，一位外地女诗人来天津“交流诗歌”，晚上没地方住。一位“天津诗人”主动提出请女诗人到自己家里住。虽然男女有别，但是出于对诗人朋友的信任，女诗人还是到了这位“天津诗人”的家里。刚一到家，这位“天津诗人”就露出了流氓的本相。可没想到女诗人是个贞节烈女，面对色狼诗人的纠缠，竟然来了个誓死不从，和色狼诗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女诗人的态度很坚决，行为很果断，经过一整夜艰苦卓绝的斗争，色狼诗人的流氓行为没能得逞，以失败告终。女诗人取得了胜利。转天，女诗人毫不客气地将色狼诗人的无耻行径公布于众，这一事件震动了天津诗坛，也深深的震撼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让我们对“天津诗人”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和深层次的了解。诗人们的类似丑闻一直层出不穷。
有一位女诗人，因为好吃懒做，没有经济收入。因为诗人们大都喜欢探讨人生，但人生是经不起探讨的，人生一旦探讨不好，那就什么离谱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离婚更是不在话下。这娘儿们在离婚以后，生活没有了着落，又带着一个孩子，生活很困难，于是便以卖淫为生。既然是诗人，总不能和社会上的“坐台小姐”在一个档次上。女诗人对顾客的文学水平是有很高要求的。来光顾女诗人的嫖客，都是一些诗人。可能是诗人们之间惺惺相惜，总忘不了互相照顾，女诗人靠着这些诗人朋友的帮忙，总算还过得下去。这充分体现了“天津诗人”的互助精神。有一位人称“帅哥”的诗人也经常光顾这位女诗人的小屋，但“帅哥”从来不给女诗人钱，而且还经常偷盗女诗人的财物。“帅哥”嫖娼不给钱的“风流佳话”颇为“诗坛”人们所不齿，于是诗人们纷纷向这位卖淫女子伸出了援助之手，齐声痛斥“帅哥”的无耻行为，展现了天津诗坛的关爱之心和正义呼声。但诗人们的齐声斥责似乎并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这位“帅哥”也是一位著名的“天津诗人”，靠着写过一些胡言乱语的诗歌和投机钻营的本领，竟然也混入了作家协会，成了“人民艺术家”。
诗歌是神圣的。诗言志，诗歌抒发的就是人的志气。著名诗人食指是诗歌界的老前辈，我就最喜欢食指的诗。据天津摇滚乐名人王宝老师讲：前几年，食指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腿部受伤，行动不便。生活一直很困难，夫妻二人住在一间小房子里，每天吃炸酱面度日。但几乎天天有人来请他吃饭，食指从来不出席，认为是纯属浪费时间。他也受到过很多邀请，只要他能参加相关的活动，就能得到很高的经济收入。但是食指从不参加，他说：“什么时候金钱都不能够摆布你了，你就牛了”。这才叫有志气。
诗歌是属于人民的艺术，而艺术要忠实于生活。任何脱离了人民的艺术，脱离了生活的艺术，都是没有生命力的，终将被遗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社会前进的力量。时代变迁，一切都在不停的变化。诗歌也在不断的演变，而不变的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
后记
这一系列的文章，是我在二零零八年，时间充裕的那段时间，为了锻炼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随意写的。没有什么主题，因为我根本就没想要表达什么。但是回头再看，还是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的。这些文章其实都在写在时代的变化中，我们心中，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东西。这些情怀和记忆，无论以后的年代如何变换，也不会改变。我想这是就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
我把原来的文章做了一些修改，去掉了很多废话和一些抒情的部分。
我生在天津，长在天津，对这个城市感情深厚。这个城市有我的家，我的生活就在这个地方。“天津往事”中的的所见所闻，无非是些平时闲谈的话题，与我们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些所谓往事仅仅是在我们生活表面的风景。而真正的往事，真正的生活，其实就在这些故事的下面。
感谢能耐心读完这些文字的朋友，现在很少有人能耐着性子看完这样一篇冗长乏味的文字。我为这些文章相关的故事配上了一些图片，会再制作一个图文版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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