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由于最近在博客里写了一些爷爷革命经历，无意间在GoogLe里面搜索到这么一篇文章《八路军总部和驻各地办事处的关系与作用》，在里面竟然发现了爷爷的点点滴滴，以下就是这篇文章的片断。
1937年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有徐特立等人作为驻湘代表，曾多次直接出面交涉营救被捕人员，先后被营救出狱的有几批，为党保存了一批重要力量。如１９３８年春，原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军二十一师参谋长乔信明等３０多名红军干部，由江西押解到长沙国民党陆军监狱。国民党认为乔信明等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不但不肯释放，还企图加以杀害。徐特立得知后，亲自去狱中看望他们，并迅速将名单交张治中。经反复交涉，终于使乔信明等获释，回到抗日前线。在湖南各县营救工作中，徐特立还委派罗梓铭等为驻各地的公开代表，弄清情况后，徐特立及时与张治中交涉。先后被营救出狱的人员有的参加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如李服波、戴昌明等。有的仍回湖南各地工作。大部分同志经过休整后，回延安或到八路军、新四军中工作。
发现这一消息后马上给父亲和姑姑打电话，问他们知道不知道爷爷在1937年被关押在长沙的国民党监狱里面，后来是被徐特立给营救了出来的事情，父亲和姑姑都说不知道，可能那个年代他们还太小了，大人们没把一些事情告诉他们，或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总之徐特立是我们戴家的救命恩人。
从《八路军总部和驻各地办事处的关系与作用》这篇文章中也了解到我们一家人当年是在何种背景下从湖南辗转来到重庆，又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下面就是老D寻找到的线索。
1938年八路军办事处开始找寻和接济革命烈士、革命亲属和子女。重庆办事处先后为许多领导寻找亲人，沟通音讯，抚养家属子女，把他们中有的接到办事处进行安排，有的送到延安或转移到其他安全的地区。如：毛泽潭的儿子毛楚雄，蔡和森的儿子蔡博，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平，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吴玉章的外孙女吴大兰、吴小兰，李克农的父母和妻子赵英、女儿李冰，陈毅的父母，刘伯承的弟弟，夏之栩的母亲夏娘娘，任弼时、叶挺、罗瑞卿、罗炳辉、夏羲、郭亮、严朴、王辉的女儿，徐特立的亲属等等。寄钱接济的有林伯渠、谢觉哉、甘泗淇、唐延杰等的亲属。
就是在以上背景下我们一家来到了重庆，以下为大姑戴复男口述当年一家人千辛万苦到重庆党找组织的经历：
1939年奶奶接到武汉地下党组织的消息，让奶奶带着全家人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找党组织，和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爷爷会合，党组织给了奶奶十块大洋作为去重庆的路费。
奶奶带是十五岁的大姑和十三岁的二姑还有三岁的父亲踏上了去重庆寻找党组织的征途，为了节省费用奶奶决定带着三个孩子徒步走到重庆，就这样奶奶一行四人开始了艰苦的跋涉，饿了就到大户人家去要点饭吃，渴了就喝山泉水，到了晚上就露宿在大户人家的墙根低下。一家人每天要走八十里地，父亲最小，如果父亲走累了两个姑姑轮流背着父亲走，就这样一边要饭一遍走，走了一个月走到了荆州，到荆州后晚上露宿在一家大户人家的墙根底下，第二天早上从大户人家里面出来一位妇女，奶奶跟人家说要到重庆找男人，希望能给点吃的，大户人家看到奶奶带着三个孩子很可怜，就对奶奶说他们这里明天有到成都的车，问问司机看看能不能搭你们一家一段路，经过这位好心人的帮助，第二天一早一家人就坐上了开往成都的汽车。一家人坐车到了南充，然后继续一边要饭一边赶路，用了接近两个月的时间终于走到了重庆，找到了党组织，见到了爷爷。
两个月来奶奶风餐露宿，舍不得花党组织给的这十块大洋路费，一家人总共只花了三块大洋，到达重庆后竟然还剩余七块大洋，爷爷对奶奶说这十块大洋的路费都是党组织的活动经费，都是大家一点点节省下来的，让奶奶把省下来的七块大洋交还给党组织，这七块大洋还可以救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奶奶毫不犹豫地把这七块大洋交给了党组织。
到达重庆后大姑戴胜男于1940年同董必武等一行人坐车从重庆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爷爷、奶奶、二姑、父亲于1943年7月同周总理、林彪等同志分乘五辆大卡车从重庆撤退到了延安。
老D有两个疑问：
疑问一、为什么我们家当年是在武汉而不是在湖南长沙？听老人说我们家在武汉有位亲属，有可能是爷爷带着全家跑到武汉来避难来的原因。
疑问二、不知道为什么奶奶带着孩子不坐汽车或是火车到重庆，而选择要饭去重庆，不知道当年的物价水平，也不知道十块大洋的概念，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现在老D隆重向大家推荐《八路军总部和驻各地办事处的关系与作》这篇文章，里面客观详细的介绍了1937年-1949年国共合作鲜为人知的一些细节。从这篇文章里面你能了解到为什么1937年朱德率领2万名红军战士改编成为八路军，八路军用了短短两年时间由2万人发展到20万人，到1944年止八路军新四军的队伍已经壮大到200万人（包括民兵）。
在这期间设在全国的15所八路进办事处为大后方输送大批物资、弹药、人才，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这篇文章里面可以看到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天下，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原文连接：http://www.cass.net.cn/zhuanti/jianjun80/show_News.asp?id=99615
【原文出处】东南文化
【原刊期号】199503
【原刊页号】028-040
中国现代史199510
八路军总部和驻各地办事处的关系与作用
【作者】李志宽/李东光
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在这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八路军总部设在南京、上海、西安、太原、武汉、长沙、桂林、洛阳、豫北、广州、兰州、新疆、重庆、贵阳和香港等地的办事机构，在扩大统一战线，转送军需物资，输送兵员干部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创造了无数可歌可颂的光辉业绩。
同国民党谈判的前哨阵地 联合友军作战的良好纽带
八路军总部设在全国各地的办事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八路军在全国各地、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公开合法的机关。这些机关对于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方部队的后勤供给和人员物资的转运，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彭德怀通电就任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之后，随即在西安七贤庄一号门外挂起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这是我军在国统区设立的第一个公开办事处，也是进出延安的重要门户与通道。它和上海、南京、武汉、太原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一道，有力地支持与协助了我党同国民党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的谈判，以及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等有关事宜的洽谈与商定。原来，从１９３７年２月中旬到７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林伯渠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蒋介石、宋子文等谈判四次。谈判中，蒋介石等虽多方延宕刁难，企图继续限制中共和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但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呼声的强大压力下，也不得不在原则上承认国共合作抗日，并同意红军的４５０００人，改编为三个师。“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迫于危在旦夕的紧张局势，才同意在红军改编的三师之上设八路军总指挥部。由于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公诸于世，第二次国共合作才正式形成。在具体谈判过程中，西安、南京、上海等地的办事处，成为我党我军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的立足点和前哨阵地。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５日，原红军联络处（西安“八办”前身）的工作人员及时将自己油印的朱德、彭德怀就职通电，向西安各界人士和各机关团体散发。通电引起极大的反响。当时云集西安的爱国知名人士、政界要员、军界将领、省府主席以及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致电发函，深表热烈祝贺，八路军一时声威大震。９月１１日，按照国民政府各战区的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于是全国各办事处均挂起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办事处”仿宋体蓝底白字的大长木牌。一个个办事处成为我党唤起民众，团结抗战的军事、政治联络站。
山西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即将成为华北地区对日作战的主战场。在日军大举向山西、太原进犯的情势下，由于我党密住太原的红军联络站与阎锡山当局早已建立了较好的关系，阎已由过去反对红军入晋抗日，转为欢迎红军入晋对日作战。周恩来在南京谈判期间，主动要求将中共部队隶属于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指挥。这一提议获得南京政府同意后，从１９３７年８月下旬开始，八路军主力部队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即陆续出师山西前线堵击日军。９月５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到太原，同阎锡山等二战区负责人谈判两党两军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等各项事宜。在这新的情况下，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和办事处全体人员根据党中央指示，十分紧张地进行了大量工作。
在红军出师路线问题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过周密考虑，决定从韩城渡河。毛泽东８月１５日电示彭雪枫：“因时局紧急，红军不待改编即拟出动。”“出动路线，因洛川至府谷千里无粮，延安南北八百里颗粒无买（机关粮食从晋西与西安买来），因此决不能走陕北。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阳到大同集中，此点与阎交涉，一定要办到”。彭雪枫接电后，立即同阎锡山及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等有关方面交涉，获得圆满解决。８月１２日毛泽东曾将阎锡山答应红军由韩城渡河事电告朱德、周恩来。接着，彭雪枫就渡河日期、地点、船只、粮食、运输、列车等与阎方进行了协商。８月１４日，彭雪枫将红军出师沿途所经地点的粮草供应、每天可派出的列车车厢等向中央作了具体说明。为防止行军中发生意外，他还向中央提出安全、保密的具体建议。中央经过认真分析，即按彭所提意见开始行动。从８月３１日开始，八路军主力由韩城县芝川镇渡河陆续开赴山西，顺利到达指定地点。９月２１日，朱德亲率八路军总部抵太原，圆满地实现了党中央的意图。办事处主任彭雪枫被誉为八路军的“先行官”、“好参谋”。
八路军主力抵太原时，办事处组织了太原市的各群众团体到火车站欢迎。还在办事处接待了八路军高级将领朱德、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徐向前、周士第、肖克等。
为了解决对日作战的给养，彭雪枫根据毛泽东指示，就红军补充装备与阎方协商。阎锡山答应解决。彭雪枫即派办事处工作人员去第二战区司令部，先后领过３０部１５瓦的电台、５０万发七九子弹、５０万发中正子弹、２００支冲锋机关枪，以及大批手榴弹等，
分别发给路过太原的八路军部队。与此同时，彭雪枫还陪同周恩来检查了设在汾阳、侯马等地的八路军兵站的接待、服务工作。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于９月５日抵太原，与阎锡山等谈判合作抗日和作战部署等问题。在此之前，彭雪枫曾于８月３１日专程去太和岭口行营就平津军事失败、日本占领平津后的行动估计及中国的对策、南京抗战决心、华北抗战前途、抗日游击战等问题，与阎锡山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了解掌握了阎锡山在这些方面的看法与打算。同时就周恩来、彭德怀抵晋所乘车辆、安全、食宿等与阎方进行交涉，并作了妥善安排，从而为双方高级领导的深入谈判，作了很好的准备。周恩来、彭德怀到太原后，彭雪枫先是陪同会见山西省省长赵戴文和省政府秘书长贾景德。尔后即陪同去代县太和岭口、大同、太原等地，与阎锡山、傅作义、卫立煌、黄绍ｈóｎｇ＠①等进行了数次会谈。此外，彭雪枫还协助周恩来、彭德怀处理了不少具体事务。
为广泛发动并组织战区各阶层人民参加抗战，周恩来在与阎锡山谈判中，提议建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经阎锡山同意后，周恩来亲自组织筹备，由侯外庐起草了战委会宣言，由邓小平起草了战委会工作纲领。这两个文件拟好后，为慎重起见，先由彭雪枫、邓小平和程子华等组成一个小组，进行了充分研究，后由周恩来委托南汉宸、续范亭拿去找阎锡山阅示，阎锡山感到满意。９月底，战委会成立，并在抗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后来，彭雪枫又去太和岭口行营与阎锡山晤谈，具体商讨了阎锡山指挥八路军的两个原则，即事先相互商议，随时将计划部署通知八路军，由八路军自行酌量行动，以及共同建立五台山根据地的有关问题。９月２０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抵太原后，彭雪枫又陪同朱德等与阎锡山会晤，研讨了“平型关战役”诸问题。同时，为了进一步搞好与友军的联合作战，在太原和临汾期间，周恩来、朱德曾分别与国民党将领卫立煌、李默庵等在办事处会晤和交谈。八路军在平型关首战告捷和取得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的重大胜利后，许多国民党陆、空军将领到“八办”来表示祝贺和感谢。周恩来、彭雪枫都一一热情接待，并用平型关大捷中缴获的香烟、食品等招待来宾。这些活动加强了团结，推动了国共合作抗战。后来的忻口战役、娘子关战斗、太原保卫战都成为国共合作抗战的先例。
１９３７年秋，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上海各界群众性的救亡组织由救国会改变为救亡协会。当时，文化界救亡协会比较活跃，影响广泛。其上层机构是由国共两党各派人选组成的。组织部、宣传部由我党掌握，基层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也在我党掌握之中。组织部负责工作的钱俊瑞，中共组织关系在“八办”。“八办”通过他和汪光焕、杨帆等联系，贯彻党的方针，同时，中共江苏省委沙文汉等也经常关心“文救”工作。王任叔（巴人）担任上海各界救亡协会党团工作时，王除接受中共文委领导外，还和“八办”刘少文保持个别联系。每周碰头一、二次，主要是研究上层统战工作。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中旬，南市、闸北等周围地区为日军占领，公共租界、法租界地区成为“孤岛”。“八办”主任潘汉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宴请各界知名爱国人士。在会上，潘汉年阐述了在日军占领上海的危急形势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要求他们撤离上海。会后，潘汉年把党中央建议宋庆龄离沪的电文交她过目。于是，宋庆龄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乘德国邮船秘密离沪去港。其他主要知名人士，也在潘的周密安排下，分批化装乘外轮秘密离沪。潘汉年与夏衍也于２５日赶赴香港。
“八办”主任潘汉年和“八办”其它人员在开展国民党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一方面依靠党和群众的支持，热情地宣传党的主张。就舆论关心的问题在《救亡日报》、《申报》上发表文章，以推动上海的救亡运动不断向前发展。同时潘汉年还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人士中间，在坚持抗日的前提下做了大量统战工作。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以郭沫若的名义，应陈诚、张发奎、罗卓英的要求，把由革命青年组成的３个战地服务队派进国民党军队担任民运的宣传、组织、救护工作。
１０月２８日，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代表的身份，致函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的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席杜月笙：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已经予日寇重创”，但因为“经费限制，防毒装备缺乏”，“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杜接信后，第二日即在杜公馆召开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了捐赠防毒面具一事。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将１０００具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价值１．６万元）捐赠给前方八路军将士使用。杜月笙与我党这段交往，是潘汉年根据党的指示，团结国民党知名人士抗日，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一个成功的记录。
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刘少文继续积极从事各方面的统战工作。如１９３８年冬，上海地方协会秘书长姚惠泉在刘少文的推动下，动员工商界爱国人士踊跃捐献物资，捐助前方抗日将士胶鞋２万双，龙头细布４０００匹。上海工商业“星二聚餐会”的成员，还专门成立“节约救难委员会”，征募寒衣及捐款支援抗日前线。“职协”宣传部部长李文杰以会计师身份查核捐款帐目，仅送交《译报》馆代收的捐款就有１７８５万元。刘少文还收到海关丁贵堂捐献的２万元。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一成立，也积极向国民党交涉，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后因前方战事失利，不得不移往武汉继续筹办。当时，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寄的份数不多，而且不能按时收到。办事处只得经常散发油印宣传品。每次收到党中央的重要论文和八路军前线作战的捷报，就立即油印发给各报馆。各报对八路军战报一般都照登。上海邹韬奋主编的《抵抗三日刊》协助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做了不少宣传工作。
军政工总队工作，使余的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同年１２月，在粤北一次抗击日寇的战斗中，这些大力协助各级军事干部，不但粉碎了日寇妄图消灭我十二集团军主力部队、夺取曲江和南雄两县的目的，而且使日寇死伤６０００人。在这次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
办事处对张发奎的统战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１９３９年６月，平江惨案发生后，张发奎表示，在广东不允许有如平江之事发生，办事处有何事可去问他，可多来往。还表示应广泛团结，反对内部“磨擦”。甚至在一一次公开会议上，他大骂顽固派邱誉，指出邱誉的反苏言论不合时宜，不符合抗日建国纲领，制止了邱誉对进步文化人的迫害。张发奎、余汉谋等人还联合发表《告民众书》。该文对发展民族抗战运动和游击战争有一定的意义。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后，利用合法地位广泛开展了对新桂系、民主进步人士以及各阶层群众的统战工作。
当年，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也多次来到桂林，在桂林期间他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统战活动。１９３９年１月至５月，应邀到广西学生军第二团作了《现阶段的游击战与正规战》的演讲。应广西省主席黄旭初邀请，到广西建设干部学校作《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讲。到乐群路、李子路储才学校，向各界人士和爱国群众作《积小胜为大胜》的演讲。
周恩来、叶剑英的上述活动，对坚定桂林各界团结抗战，争取胜利的信心，对我党与广西统战关系的进一步建立和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在周恩来、叶剑英做了许多工作的基础上，李克农以公开合法的身份，经常与白崇禧、黄旭初等桂系上层人物接触，和他们交朋友，宣传我党的统战方针与政策。“八办”建立不久，李克农就会见了黄旭初。有一次在谈话间黄问李克农广西有没有共产党。李答道：“有是有的，可是不会找你们麻烦。若说没有共产党那是骗你，我就是嘛！”李向黄坦率地表明了我党在广西的活动，旨在支持广西团结抗战，不干涉广西的内部政务。在我党统战政策感召下，广西当局权衡利弊，表示愿意与我党合作。
按照抗战初期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国民党政府每月应发给八路军军饷５０万元法币。武器装备、医药卫生及其它各类军需物资的分配，我军应与国民党军队“一视同仁”。最初两年，国民党军委会还发给军饷和少量的子弹及药品。重庆办事处每月到国民党军委会领来拨给我军的几十万元军饷，按我党中央的规定分发给有关单位和地区。后来国民党军委会将我军的军饷和子弹、医药拨到所属战区领取，而所属战区又常常以各种借口拖延发给。这时，重庆办事处就负责到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催问和交涉。１９４０年秋，国民党军事当局完全停止发给我军子弹、医药补充。１９４１年１月起，又停止发给我军的军饷。到此，重庆办事处向国民党军委会领取军饷的一切军需物资的工作完全终止，但有关方面问题的交涉仍在继续。
延安是我党在全国范围内领导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她直接领导着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国民党第一战区将延安同晋东南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同华中新四军之间隔开。洛阳“八办”一成立，就接通以上几处之间的交通。使我党我军的人员、物资来往有了一个中转站、落脚点，并保持畅通。有力地支持了华北、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
从延安、西安到中原局所在地竹沟及新四军彭雪枫部，一战区所辖的河南是我党人员、物资来往的必经之路。“洛办”建立了通往西安、竹沟、新四军彭雪枫部的交通线，并有专门的交通员往返转送人员、物资及党的文件等。尽管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反共，但并没能截断延安与华中这条交通线。
由于日军封锁，延安与晋东南八路军总部之间的交通往来也得经过洛阳。“洛办”通往晋东南的交通线为：洛阳、渑池、垣曲、阳城、高平、长子、武乡；或走洛阳、济源、陵川、平顺、潞城、黎城、武乡。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２月，彭德怀两次经过洛阳，来往于延安和晋东南之间。１９４０年５月，朱德偕同康克清等经洛阳、西安前往延安。“洛办”的联络范围，东到新四军彭雪枫部，西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南到中原局及河南省委所在地竹沟，北到八路军总部驻地武乡。此外，还同延安及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有密切联系，为党中央的各项指示及时转达和大批物资转往前线，起了重要作用。
一战区国民党军队与二战区八路军相邻，在对日作战及国民党反共“磨擦”问题上有许多联络、交涉任务。“洛办”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遵照中央指示，同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系，协调一战区国民党军队与二战区八路军之间的关系。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４０年３月，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晋南和豫北多次向八路军发动军事进攻。“洛办”奉八路军总部指示，多次与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交涉有关争议问题。２月，朱德、彭德怀指示“洛办”就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防区及活动区域问题同卫立煌交涉。３月，卫立煌部分同意了总部提出的要求。最后确定：临（汾）屯（留）公路和漳河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驻防区；太南之平顺也留给我八路军；阳城、垣曲之间，陵川北、晋南允许八路军设兵站办事处等。在与卫立煌谈判过程中，毛泽东对“洛办”的谈判工作作了具体指示：“要沉着坚定，关于晋东南问题由朱彭答复你们以归统一，关于整个方针问题，（刘）子久可于本月１８日到西安与林（伯渠）见面，接受指示。”接着，“洛办”又遵照中央及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同卫立煌交涉要求保障八路军的交通运输线问题。６月，卫立煌同意我方提出的要求，并命令沿途驻军妥为保护八路军运输线和各兵站。
１９４０年１２月，“洛办”就何应钦扣发八路军军饷一事与卫立煌交涉。卫表示调查后即催发。月底，八路军运输大队（队长陈波）由洛阳领取到１０月份的数十万元军饷。
武汉“八办”每月到国民政府军需署领取军饷；到军政部军工署领取枪支弹药、服装、通讯器材以及其它物资；到卫生署领取药品和药疗器械；并到交通部联系车辆，将领取的物资送往延安以及八路军前方总部和新四军各支队。通过武汉“八办”的努力，从１９３７年９月至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国民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经费６３８５８３．５元。据不完全统计，武汉“八办”运送到延安和八路军抗日前线的物资有：步枪３００支（口径６７．７９等）、轻机枪３０挺（捷克造）、重机枪１０挺、战防炮１０门、迫击炮１０门、步机枪子弹５００箱、炮弹３００箱、炮镜３架、望远镜３０付、手榴弹２００箱、方形ＴＮＴ炸药３００箱、洋镐５００把、铁锹５００把、测量器具一部分。
由于国民党对我军的限编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不断发展，国民政府规定发给的物资本来就十分有限，加之经常扣发或少发，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武汉“八办”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在武汉、湖南、江西等地采购大批军需物资，为我军补充了部分作战急需用品。１９３８年１月，八路军第一个炮兵团在山西临汾成立，急需经纬仪、炮队镜和测远镜等器材。周恩来通过统战关系，采购到上述仪器。
武汉“八办”及时将这批器材送到总部炮兵团。
１９３８年３月２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就日本侵略军施放毒菌杀害我晋陕军民发表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抗议日军暴行，以防毒防疫物资帮助晋陕军民。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也以武汉“八办”代表名义给《救国时报》社写信，动员华侨援助八路军抗日。全国各地群众、海外侨胞、国际友人纷纷响应，数以万计的团体和个人参加了这一活动。捐赠极为踊跃。工人节衣缩食，连小学生将平时节省的糖果钱也几角几分地捐助。职员们“节省纸烟费”进行捐款。河南舞阳抗敌后援妇女工作团、四川省成都市妇女抗敌后援会以及武汉各界抗日救亡团体，都积极开展募捐活动。这次募捐许多国际友人也参加了资助活动。共收到款１０３００元和大量的军用物资。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在武汉捐款给八路军购置防毒防疫用品，美国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会员，购置了两辆雪弗兰牌救护车，捐赠八路军。这两部汽车由武汉“八办”送往延安。武汉“八办”为感谢国内外人士的支持和援助，还将捐赠者姓名及数额在《新华日报》上公布，以表诚挚的谢意。
武汉地处中原，在中国北部广大地区沦陷后，这里成为运送抗战物资的中心枢纽。武汉“八办”在这里担负着我军物资的转运工作。八路军驻香港联络通讯处在廖承志的领导下，将国外及香港爱国人士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款项、物资、慰劳品等，连同购买的军械和其它军需物资运到广州，并通过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运到武汉，再由武汉“八办”转运到延安及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中去。其它南方各省的大量物资，有许多也是运到武汉后，再由武汉“八办”转运到目的地。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起初，其军饷、军需等费用均由国民政府定期发给。１９３７年下半年太原失守前夕，国民党军委会后方勤务部江北统监部由太原迁到西安。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领取由“西办”在西安办理。除领取军费军饷外，“西办”还到驻陕军医署、驻晋军医署领取战场救护用品、卫生材料、医疗器械和疫苗；到华阴、宝鸡、襄樊、汉阳军械库，领取由军委会配发的步枪、手榴弹、子弹、机关枪、小炮、被服等。
蒋介石在１９４０年１１月，竟指令何应钦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军饷。在这以前拖欠未发的也予以作废。蒋、何所为，遭到全国人民和爱国抗日志士的强烈反对。国民党军政部驻陕军需局局长汪维恒主持正义，协助“西办”以借支名义领取粮秣和一些经费。
“西办”除了领取和制作军服、军需品外，为了满足部队和边区的需要，扩大了采买范围。１９３８年上半年，采买的物品有：鞋、皮革、纸张、簿本、蜡烛、香烟、肥皂、自行车、行军锅，以及通讯、兵工、卫生材料等。还有一些特需用品，如毛泽东等领导人要买的各种参考书籍和报刊等。
从１９３９年开始，“西办”还给延安采购运输各种机械、金属、化工原料等生产资料，为边区发展工业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陕甘宁边区纺织厂、振华造纸厂、兴华制革厂、新华化学厂以及几个小兵工厂，就是用“西办”在西安采办的各种机器、工具、材料发展起来的。
在运输方面，１９３６年和１９３７年，“西办”主要靠借用东北军六十七军王以哲军部的汽车，同时雇用商车４０辆，把采买到的物品运往陕北。以后在爱国商人李雅轩的帮助下，开始买车。１９３７年９月，“西办”成立了汽车队，到１９３９年拥有２２辆汽车。还有一个大车队，在运输任务繁重的情况下，起了相当大的作用。１９３８年，新疆的盛世才支援八路军的３万件羊皮大衣，就是由“西办”大车队从长武运送到陕北去的。
广州办事处一个经常性的工作是接收和转运爱国团体、进步人士捐赠的财物。广东华侨众多，他们身居异乡，热爱祖国，他们对日寇杀我同胞、占我国土义愤填膺。为了支持祖国抗战，他们在各地掀起抗日筹款运动，“各尽所能，竭其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祖国”，献出巨款和大批物资。其中大部是通过各办事处，转送到抗日前线。
在办事处成立到广州沦陷这段时间里，办事处接收和转送不少华侨捐赠的物资。有一次，办事处把他们捐赠来的食品、衣物、药材和医疗器械，装成一火车皮，由徐青胞送到长沙办事处转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