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矿工眼中的郎庆田：一个草根的崛起与陨落》
作者：杞人忧天
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的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律。
--------哲学家康德
郎庆田案接近尾声
山东新矿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郎庆田的腐败案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处理工作已接近尾声。至此，郎庆田成为齐鲁国企高管腐败案中级别最高、掌管企业规模最大、挂帅时间最长、涉案金额最多的一人。草根出身的郎庆田事件给人们带来了深刻的反思。
转眼又要步入壬辰年的新年了，距郎庆田东窗事发已过了一年多的时间。2012年1月9日山东省纪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11年山东反腐倡廉建设情况。省纪委新闻发言人、省纪委副书记、秘书长王喜远批露了“12·06”特大伪造金融票证案进展：“2010年12月以来，省纪委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对发生在我省的特大伪造金融票证案涉及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认真调查。纪检监察机关先后对涉案的20名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负责人立案调查，其中涉及厅级干部9人、处级干部6人、企业管理人员5人。严肃查处了省商务厅原副厅长郭伟时，淄博矿业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马厚亮，新汶矿业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郎庆田等大案要案。目前，已移送司法机关14人，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9人，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处理工作已接近尾声”。从草根才俊到国企高管到贪腐堕落，郎庆田的荣光与幻灭再次引起了社会关注，也给有关组织监管部门敲响了警钟。
郎庆田一度是影响齐鲁乃至全国煤炭行业经济的风云人物。在他执掌新矿期间，集团生产和经营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2009年度中国企业500强评选中，新矿排名第186位。2010年以3683000万元的营业收入再度上榜，排名第172位。成为排名靠前的省属国企之一。然而，在此期间，郎庆田的人生轨迹却从辉煌走向了没落。随着郎庆田获罪，新矿一批高管也入狱收审。矿区有人形容说，过去郎独享想“提拔”谁就“提”谁的权力；现在郎仍享受想“提溜”谁就“提”谁的本事。虽是玩笑话，却也揭露出这个省属国企贪腐窝案中高管沆瀣一气的家族氏生态链腐败案真实一角。由此警示：国企领导干部执掌着企业的各种公共资源和权力，养成“在监督的环境下工作，在法制的轨道上用权”的习惯至关重要。
“红顶商人”陨落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郎庆田的落马，再次证明，腐败为党纪国法所不容。一向颇为“前恭后倨”的郎庆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很多人眼里，郎庆田是一位身居高位的“红顶商人”；一个自底层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几无蹉跎而官至正厅级的矿业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却最终倒在了贪腐路上。出身草根，其父辈们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和一些国企高管的经历不同，今年62岁的郎庆田，多年来，一直在煤矿基层跣行，没有从政的经历。“像郎董这样，在基层不同岗位亲历改革30年的大型国企领导者，煤炭行业不多见。”一位熟识他的业内资深人士说。无须讳言，凭借着自身的才华以及精明的头脑，郎氏的仕途一直顺风顺水，17岁在乡间做邮政“亦工亦农”投递员、19岁服役、20岁入党任班长、22岁起出任煤矿工区副区长、区长、党支书、27岁起出任矿革委会领导成员和副矿长、37岁任矿长、45岁任副局长、47岁任局长，新汶矿务局改制后任董事长、总经理。50岁改任新矿董事长兼党委书记。61岁离岗退休。但是郎庆田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因为，他一生最大的兴趣就是追逐权和钱，对他来说最为痛苦的事莫过于失去权力。61岁“退”而不“休”的他，虽早已超过致“仕”年龄，但是对权力和金钱的欲望却依然强烈，仍以省“政协委员”的身份继续为“钱”途而国内外“奔波”并乐此不疲，直至东窗事发被“双规”。
作为国企改革的“少壮派”，郎庆田深受中央部委、省有关领导的赏识和器重。手握厅级能源大型国企实权、头上罩着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省九届人大代表、省政协第十届委员等耀眼光环，胸前别着五一劳动奖章和“富民兴鲁”劳动奖章。一位上级领导曾这样评价郎庆田：有胆、有识、有为、有冲劲、足智多谋，是思路开阔的省级国企领导人之一。且观察与思考他的人生四阶段，来剖析他的人生轨迹：
1.苦难的童年。1949年7月，郎庆田出生在鲁中南徂莱山区、柴汶河南岸的原徂阳县楼德镇大寨村（现属新泰市禹村镇）一户贫困农民家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作为长子，他自幼深知生活的艰辛，自然对世态炎凉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这种处境造就了他机巧多思、从容处世的本领。
2.奋斗的青年。高小毕业后于1968年3月在原籍参军服役，1969年9月入党，1971年12月复员后被招入新汶矿务局汶南煤矿做掘进工。不久，因其具有党员和复退军人的身份被提拔为一名不脱产的基层工区干部；1976年7月作为优秀青年矿工代表被“三结合”为汶南矿革委会领导班子成员；1982年9月，郎庆田被推荐到北京中国煤干院脱产学习；1985年7月返矿，分别先后担任矿党委副书记、泉沟矿副矿长（副处级）等职务。开始了他长达30余年的政治生涯。1986年12月，郎庆田晋升为南冶煤矿矿长（处级）。
1988年初“临危受命”调任协庄矿矿长。在此期间，将这个在1962年投产并号称“华东第一现代化矿井”由“文革”导致衰败走向辉煌：安全、产值、产量、多种经营、职工福利与精神面貌、棚户区拆迁与改造、“三堂一舍”建设、职工子女托幼入园率与中小学入学率及毕业生和“农转非”职工子女安置就业率高居矿务局榜首、文体卫生及职工奖金与收入、矿区治安环境等诸方面都达该矿历史最好水平。精心改善经营管理、强化承包定额考核、加强井下技术改造……任职当年尾考核，协庄矿的原煤产量竟然比合同计划多完成10.8万吨，历史性地达到了155.8万吨，各项经济技术指标都呈现出“齐鲁第一峰”的风采。新矿第一座矸石发电厂---光明热电公司，是郎庆田主政协庄煤矿期间的又一个大手笔，此举为后来新矿非煤产业发展思路及提高就业率的形成提供了借鉴。郎庆田赢得该矿数万职工家属衷心爱戴和拥护。1992年协庄矿荣获得了中国企业界最高荣誉——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周边各单位的人们羡慕地称之为“协庄矿务局”。
党和政府也给了郎庆田很多荣誉：1990年被评为中国煤炭工业优秀矿长并荣获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1991年被评为省劳动模范、中国煤炭工业优秀企业家；1993年被评为省煤炭系统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94年被评为省优秀党员、泰安市十佳优秀党员标兵等。
3.上升的中年。由于政绩突出、上级赏识、群众威信高，于1994年8月，45岁的郎庆田躇酬满志地被荣升为新汶矿务局生产副局长（副厅级，煤炭部任命）。两年后的1996年12月，原局长光荣退休。郎庆田成功击溃竞争对手，几乎没有悬念地成为新汶矿务局的“新帅”（正厅级，煤炭部任命）。1998年3月企业改制后当选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正厅级，省委任命）。2001年5月任董事长、党委书记（正厅级，省委任命）。
郎庆田执掌新矿帅印后不久便遭遇了全国煤炭行业周期性不景气：产值下滑、销售困难、资金回笼紧张、职工下岗、人浮于事、支出庞大、产业结构失衡、资源枯竭等困难接踵而至。而作为草根出身的他始终把个人“政绩显著”作为“向上爬”的敲门砖，使自己在仕途上成为有所建树的人。为此，提出“二次创业”并作出了多年后让矿工们所诟病的“内部挖潜”决策（“六条线”管理法）。首先是所谓“节流”：拖欠并仅发人工工资的50~80%；财务结算由矿处改为集团统筹；2000元以上的设备、器械采购权由集团统购；煤炭销售由集团统销；文教卫生、物业、退离休的管理权与原单位分离改为行业管理，即只有人员定额管理权而无财务支出权；取消职工家属所有福利待遇（尤以取消子女退休顶替就业政策为甚）。大一统的管理机制和金字塔形的结构，导致权力高度集中，尤其在监督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同虚设，逐渐形成郎氏一把手“一言堂”，为最终走向贪腐埋下“伏笔”。其次是所谓“开源”：廉租房全部出售给职工家属个人；各类汽车出售给司机，由单位租用；托幼机构、小型多种经营工厂（公司）、职工食堂向社会出售使用权；水、电、暖、煤气等费用按社会商品价格收取；居住区洗浴（离休除外）、单身公寓、医疗、教育实施改革，取消补贴，职工个人负担费用，各辅助部门自负盈亏；各工种按照性质不同，缴纳价格不同的“风险抵押金”，否则不准上岗；贯彻“鲁南劳改煤矿”经验，基层管理部门靠收缴各种职工“违规、违章”费来提取一定比例的费用维持运转。并陆续通过银行发行各种“内部集资”债券，筹集资金。导致矿区大多职工家属负担骤然加重，入不敷出，花掉积蓄，一时生活的相当困苦。但新矿的职工家属没有抱怨，反而积极支持与缴纳，因为他们深知“企业好才能职工好”的道理，而以郎为首的高管们却始终没有体会出“职工好企业才能更好”的道理。据不完全统计，近20万新矿职工家属倾囊贡献出了数亿元人民币的积蓄，夯实了新矿“二次创业”的基础，同时也是郎氏捞得新政绩的“第一桶金”。后来，当郎氏接受省报记者采访时也坦承：这个时期“6个月没发工资。有13个月，我们是井下工人发500元，矿机关人员发300元，局机关发200元。……我见证了新汶矿工最美好的一面——平凡与伟大，善良与坚强。”
新世纪之始，国内经济发展步伐加快，能源需求量猛增，得益于2002年开始取消对电煤的国家指导价，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煤炭价格一路上扬。随着煤炭产业进入景气周期，艰难困苦的煤炭行业迎终于来了“煤飞色舞”的黄金节点，因此新矿赢利水平随之大幅提升。煤炭价格的持续高涨、政府主导的资源整合，都帮到了郎庆田这样的大型国企煤矿掌门人。借助兼并整合的大气候，新矿集团的煤炭资源总储量得到极大的提高，投资地盘扩大至疆、晋、陕、蒙、黔、滇、宁、徽、肃等省区，为新矿集团的“千亿新矿、亿吨集团”打造了“以煤为基”的坚实基础。角色与经济形势的转变，令郎庆田的个性逐渐显现。郎氏仅仅恢复了职工挡案工资，没有偿还拖欠的工资并在他执掌集团公司期间始终也没有给职工涨薪酬，而中层以上企业高管的年薪却是普通职工的几十倍乃致百倍，与一线普通工人的薪酬收入迅速拉开。造成了一边是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另一边是贫困在普通工人身上的积累的陋习和恶果：职工家属生活的改善并没有像集团公司经济增长那样快、那样好，员工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仅不同步，甚至还呈现负相关态势。郎氏津津乐道的是漂亮的数据、看得见的是豪华装修的办公大楼和建企50年成果展示大厅与矗立大屏幕的广场、摸的着的是价值数百万元座驾与豪华私宅；老百姓牵挂的却是孩子幼儿园和学校的赞助费又涨了，老人就医的住院费该交了，无力支付高价物业费（譬如中心区2008年冬天的暖气费被涨至为“天价暖气”：35.52元/平方米；而亡故职工遗属当时才发220元/月的生活费呀！）就要被粗暴地“停电断水”了，子女大中专毕业即失业，没有了“顶替”招工的机会；尤其是内（养）退和退休职工每月那点可怜的“保命钱”，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成年或未成年的子女。矿区民众尤其对不公正的收入分配体系及不能提供子女就业机会的制度表示强烈不满。他明明置身群众，却如此脱离群众；他明明来自老百姓，却与老百姓这样疏远；他明明可以随时还原成老百姓，最真实和最深切地体验百姓生活，却偏偏不去这么做。为什么？重要的原因是，他忘记了“自己究竟是谁”。14年前，郎氏慷慨激昂的就职演说犹在众人的耳畔：“局长这个职务不是一种荣耀，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个岗位，是一种责任。因此，看到矿工兄弟姐妹们满意和赞许的目光，成为我唯一的追求，我没有任何理由愧对大家对我的信任与期望。”事实表明，他食言了！面对这样的现实，矿工们会有什么样的心态？
2002年后郎氏陆续当选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省九届人大代表、十届省政协委员；2004年被省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被评为“省十大财经风云人物”；被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授予“第三届全国优秀创业企业家”；2005年被评为省管理创新十佳人才；2006年被评为中国品牌建设杰出企业家；同年5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8年1月聘为山大第一届校董会校董；先后获得大学本科学历并晋升高级工程师职称；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殊荣。企业先后获得全国“双十佳”煤矿、全国煤炭工业现场管理先进单位、全国高产高效矿井、现代化矿井、省级文明单位、全省“十佳”煤矿、省现场管理样板企业、省厂务公开先进单位等30余项荣誉称号。“郎庆田赶上了所有前任都没想到的好时代。”一位老新矿人如是说。
九层高台，起于累土。事业有为，郎庆田也开始给自己薄弱的“人脉”和“人气”镀“金”。省级国企是企业中的航空母舰，自然创利多，对国家贡献大，这就助长了一些高管尤其是“一把手”滋生了居功自傲、我行我素的不良心态，成了无人管束的天马行空者。在一些人，尤其郎庆田看来，“我”就是董事长、一把手，水平总比别人高，能力总比别人强，站得总比别人高，看得自然也比别人远，所以，“我”说你听，“我”说你做，似乎是天经地义，总之，“我”比别人活得更明白。其实不然。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些人却忘记了耳熟能详的“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罔顾法纪，法律意识淡薄的他在巨大的成功面前迷失方向。郎庆田此时重权在握，有很多各色人等找上门来求着办事，周围出现许多溜须拍马的人，在这种环境下，位高权重，很容易冲昏头脑。极大地辜负了众望，利用手中的职权，私下内幕交易、权钱交易，大肆收受贿赂，其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以权力为依托，拉帮结派，内外勾结，共同作案。他与个别班子成员热衷建立家族色彩浓厚的权力关系网，对企业财产和收益的侵占已从生活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成为“左肩国企老总、右肩私企老板”的“两面人”。拆借、挪用企业资金，投资注册私营公司，并利用新矿品牌、人才和财务资源进行个人牟利活动。掌握权力的家族成员与自办企业的家族成员勾结，将国有企业的资产或效益转移到自办的私人企业。有的则通过关联交易，从关联企业如朋友、亲戚的公司中高价购进原材料、零部件或设备，从关联企业获得回扣，但这却实实在在增加了国企成本，降低了国企利润；甚至通过更为隐蔽的方式，将国企利润转化为个人账户上的存款，然后声称企业亏损。14年间，新矿投资的大型多种经营项目，如“由黑到白”石膏生产和深加工系列、盐化工与盐浴神汤系列、速生林与造纸业系列等政绩项目无一赢利，成为反靠煤炭主业继续喂“奶”和银行贷款与内部集资支撑的“鸡肋”项目就是明证。
矿工们愤然质疑，高管们拿着高薪水，享受着高福利，何以欲壑难填？
4.悲惨的晚年。2010年6月22日，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免去郎庆田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职务。六个月后，时年61岁的郎庆田处于被“双规”的调查阶段。
双面郎庆田
有些人，尤其郎氏就像《镜花缘》一书描写在生活两面国中的两面人：有两张脸。
不可否认，郎庆田任新矿董事长期间，新矿获得巨大发展，尤其是经营取得了辉煌成就，甚至在国内行业的激烈竞争中拔得头筹，令人瞩目。郎庆田也多次佩戴大红花出席各种活动，容光焕发。只要不是他陪同比他大的领导的场合，只要他出外视察考察，无不前呼后拥、掌声如雷。这是一种君临天下、舍我其谁的感觉。但与此同时，郎庆田任内发生了几起十分重大、影响深远又与郎氏干系重大的安全事故，令人印象深刻。
建国以来，全国曾发生一次死亡百人以上矿难事故近20起，新矿历史上就占了3起，其中发生在郎庆田主政新矿期间1起。（背景资料：新矿自建企后共发生过四起特大煤尘与瓦斯爆炸事故。其中有两起发生在文革期间，即1968年原新汶矿务局华丰煤矿“10.24”煤尘爆炸，死亡108人和1969年原新汶矿务局潘西煤矿“4.4”煤尘爆炸，死亡115人，中毒、负伤108人。另外一起是，1990年原新汶矿务局潘西煤矿“7.13”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45人死亡，13人受伤。“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历史这面镜子充分说明新矿驻地生产条件是如何恶劣、安全形势是如何严峻，血和泪的教训，足以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和重视的。）
让我们看一看在郎庆田主政新矿期间发生的安全事故吧：
2001年12月27日汶南煤矿特大煤尘爆炸事故造成死亡22人、21人受伤（是新矿历史上第四起特大煤尘与瓦斯爆炸事故）。郎庆田作为集团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者，对“12.27”事故负有领导责任，上级仅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2007年8月17日，破产重组的华源矿业公司（原张庄矿）发生特大溃水事故造成172人死亡，导致该矿关井了事，举世震惊。郎庆田作为新矿董事长只在“8·17”事故后被给予记过处分。
作为“一把手”，是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是领导班子的“主心骨”，在集团公司政治格局里位置重要。虽然郎庆田主编出版并发行了《安全为天》、《超越的轨迹》、《现代煤炭企业经营管理》、《企业再造》、《2S安全管理模式》等著作，并多次在各类会议上反复强调安全，但显然在安全生产方面的资金投入不足或重视程度欠缺，发生在任内两起特大事故就充分说明郎氏的不作为，事故暴露出未正确处理生产和安全的关系，安全措施和隐患排查不到位等诸多问题。郎氏虽然在口头上不讲“一言堂”，反对“家长制”，也说重视监督、重视程序，实际上是缺乏约束甚至没有约束。在红头文件与规定之下，权力和责任集中于一人，下级官员要接受监督，但郎氏作为“一把手”并没有“防火墙”，如此一来，滥用权力、为所欲为必然容易上行下效，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郎氏独断专行，具有强大动员能力，这使得权力“一言堂”往往迅猛做一件事，风风火火，有时还卓有成效。这看起来是一种执政力，实则恰是执政力的破坏因素。下层员工一旦有“不满”的苗头或隐患，立即启动“灭火”预案和程序，采取所谓“联坐法”即所有与之有关的亲属都动员起来“脱产”做工作，否则下岗或调离，使之迅速分化、瓦解而“平安无事”。郎氏“一言堂”带来的不是活力，而是压抑与沉闷，不只限于权力系统，更有可能向基层延伸，影响企业的活力与安全生产，必然损害职工对集团公司执政系统的信任。发生安全事故的煤矿“花钱消灾”，有关部门“收钱创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失去有效监督和制约，权力必然被滥用而导致腐败。新矿腐败窝案的出现与郎氏“一把手腐败”高度相关。一个单位的“一把手”有腐败行为，会使整个领导班子受到腐蚀，更使整个权力系统变质，少数人沆瀣一气，必致大环境乌烟瘴气，涉案人员往往表现出极强的物质欲望，更加地、特别地贪婪；这种贪婪尤其在企业改制、破产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道理为郎氏贪腐窝案所证明。当权力“撞上”财富，受伤的是谁？真正受伤的只有“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就是社会规则、社会秩序、国家法律以及老百姓。这才是让勤劳而善良的矿工们最痛心和伤心的地方。
有人报料，鼎盛期的郎庆田是人见人怕的“霸王”，每月公款花天酒地达百万，平均每天挥霍上万元。在矿区广泛流传这样一则笑话：郎庆田到北京著名的“天上人间”会所消费。事毕，郎用银行卡缴费。刷卡后发现卡中竟有数亿元，见多识广的前台小姐竟吓得报了警。
这一切，听后让人不由咂舌。但在一些基层员工眼里，郎庆田平易近人，非常儒雅。有一次，郎庆田前往新疆出席某大型项目的奠基仪式，企业的摄影记者，一直扛着机器跟踪拍摄。直到最后一刻，郎庆田临上车前，突然转身，握住这位摄影记者的手，笑着说了一声：“谢谢，辛苦了！”
事隔多年，这个小小的细节，至今让这位企业“小”记者回忆起来颇为感概。和一些基层员工一样，他对郎庆田个人并无恶感，认为郎庆田在位期间建树颇多，譬如，提出“千亿新矿、亿吨集团”主张，建立更加合理的发展制度、加强战略的执行和大刀阔斧地进行资产重组等，由此提升了新矿的利润率和市场化程度。
实际上，郎庆田个性难琢磨，具有很强的双面性。内部人士说，郎庆田行事作风的确非常强硬，这一方面表现在工作业绩，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一把手”权力的滥用。
近年来，新矿集团“走出去”战略不断升级，拥有本省、新疆伊梨、宁蒙、陕山、云贵高原等一大批大型煤炭企业，形成强大的集群优势。对此，业内人士表示，这些庞大投资计划的落实，与郎庆田战略眼光、魄力以及他在社会和高层建立起来的人脉不无关系。
但伴随着企业的跨越式发展，郎庆田的个人私欲也在空前膨胀。据有关调查显示，郎庆田及其家族不仅与购买、转让、改造外省小煤矿、染指集团公司各单位、各专业的设备、易耗品、甚至医疗器械、药品、生活工作等用品的采购计划，而且涉嫌违规买卖、转赠内部集资分红股票证券。自2001年始郎氏“成功”运作破产了8座“资源枯竭”矿井（以破产时间为序，依次为：禹村矿、西港矿、张庄矿、汶南矿、泉沟矿、良庄矿、潘西矿、南冶矿；除禹村、西港两矿真正资源枯竭闭井外，其余6矿股份重组而重新焕发活力，产量大幅提高，其中张庄矿2002年改制为华源矿业公司后在2007年发生“8.17”特大溃水事故造成172名矿工遇难而被迫关井），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同时违规安插非原企业的社会人员进入买断、内养、退休序列，把“负担”缴给国家，把利润装进“口袋”。慷国家破产安置资金之慨，令人触目惊心。
曾国藩曾说过，惟有护脸者保身。郎氏深得其中三昧，始终善于自我宣传，利用在京都和省会参加人大、政协会议的机会多次接受记者采访，在媒体“呛”声。也曾主编、公费出版、发行了几本书。同时还在《矿工报》数次撰文推荐几本外国人写的小册子。这些书发至全体职工人手一册，以达到了员工“如饥似渴”地读书并提高“素质”，郎氏“儒雅”地把“名”和“利”的“奶酪”并吞的预期目的。
郎氏喜欢高调做事并讲究大手笔，讲排场和轰动效应，张口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办了最难办的事"。每次造势都动辄拿出数千万元钱的费用铺垫，并特邀媒体记者随行，跟踪报导，以达“天”听。一位80年代离休老干部曾当面这样痛斥他：“崽花爷攒的钱不心疼啊！”
----郎氏主政新矿之初的1998年8月租用数十辆豪华大巴浩浩荡荡奔赴数百公里外的海滨，在避暑胜地黄岛召开上百人企业高管"二次创业"会议，据说“从煤海到大海”是为了给新矿打造一扇“希望之门”。后来被媒体访谈文字描述为一个“关键时期”召开的由“关键人物”参加的“关键性会议”。说关键时期，是新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关键人物，是指参加会议的集团高管和重要部门、各单位非煤产业的决策人。关键会议，是指“确定了优先发展非煤，实施二次创业的发展战略，最重要的是燃烧起了全体员工干事创业的火热激情”。
----郎氏在新世纪之初拍板两次组织实施冠名“新矿号”豪华旅游专列、豪华邮轮赴长江三峡行、港澳行。由铁路旅游公司组织开行，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重点客户和组织新矿旗下的各单位高管共500多人旅游观光，“走万里路，交万名友”，充分展示“政绩”、“好客”及“肌肉”。据说，这是让上层、社会和客户“印象深刻的好办法”。
----2010年6月冠名“新矿先模号”西部行专列，再次由铁路旅游公司组织开行，是新矿历史上组织旅游活动规模最大、花费最多的一次，共有来自新矿旗下36个单位的718人参加，由泰山站始发途经鲁、豫、晋、陕、宁、蒙、甘、疆八个省区，行程万公里，历时15天。每到一处，郎氏与新矿的高管们（包机飞来飞去）都热情邀请当地官员参与迎送仪式，并要求在每一迎送现场布置有醒目的欢迎标语，五色彩球以及隆隆的礼炮、鞭炮声，出资聘请当地演员以独特的民族歌舞、秧歌、欢快的乐曲、献哈达等形式，以壮行色。媒体报道说，是一次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和反响的考察、旅游、观光活动。
----每逢企业重大活动或节庆，都砸大笔资金给经纪人，邀请大牌“红星”来新矿造势，说是“慰问”一线矿工，其实慰问的是地企“官员和绅士”，而一线矿工是在事后录播的电视节目中才知道有这档子事。
“是‘英雄’就得培养羽翼（曾国藩语）”。资料表明，任人唯亲，大搞一言堂，是很多国企一把手管理企业的共同特点。郎的实践有过之而无不及。郎氏一生最推崇李鸿章的名言：“老子不用人唯亲，难道用人唯疏不成？”。早在汶南矿郎庆田步入政坛前就有与各色人等结拜兄弟、相互帮衬的“朴实而有效”的传统（歃血为盟：“苟富贵，勿相忘”）。“羽翼”一开始就像蜘蛛网，久而久之就变成了钢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更为可笑的是，在他出事后，昔日前呼后拥讲哥们义气、讲道义的“座上宾”们却抢着检举揭发他，根本没有因昔日的“海誓山盟”而有丝毫手软。作茧自缚，他走进了自己亲手编织的“铁篱笆”，经营的“幸福宫殿”一夜之间瞬间倒塌，本是光环耀眼的国企荣退董事长，却因膨胀的贪欲和失控的权力深陷囹圄，现在看来，这不能不令人痛心而感到“悲悴”。当时，矿区老百姓私下说，“新矿高管‘狼’多”，可谓货真价实。那么，郎氏家族裙带关系网是怎样织成的呢？解剖案例人们不难发现，要织成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起码有以下三个条件。
时间长。郎氏家族的家族裙带关系网织了几十年，而且是经久不衰。凡是自己的亲属先后调进来并任要职。如兄弟、外甥、子侄、连襟、姻亲、把兄弟等，凡是与郎庆田来往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及爱屋及乌的一切关系都是要安插到重要岗位上。就这样，几十年的“经营”，最终把集团公司弄成了郎氏家族的“家族企业”。
无民主。按理说，招聘员工也好，提拔企业高管、老总、矿、处、甚至科级干部也好，都有规定的程序要走。可是，事实显然成了“一把手”的一言堂。用谁不用谁，都由一把手说了算。
少监督。从上到下的监督职能形同虚设，国企家族化在权力约束缺失的背景下，对于国有资产的监管权，其实一把手掌握得更多。虽然在2007年5月9日省国资委就委派的新一届监事会来集团公司工作，但被“束之高阁”，形同摆设。还是民间说的很“给力”：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
当2011年春天刚刚来临，草根歌手旭日阳光一曲《春天里》响彻大街小巷。省政协在没有解释原因的情况下解除了郎庆田委员资格的消息标志着新矿集团的春天已经来临，也隐含着之前的那个冬天多么漫长，多么看着像春天。新矿集团上层的黑幕，隐藏了多少阴谋和腐败？在民间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终于揭开了，这无疑成为兔年最为震撼的消息之一。郎庆田及其家族的腐败问题多年前民间不乏传闻，但直至今日才曝光，颠补不破了“不查是好官，一查都是烂官”的规律和宿命。涉嫌违法违纪贪腐问题，新矿多名高管被调查。党和政府屡屡出击的重拳，不断加速的查处，警示国企高管与官员：官帽再大，也不是贪腐的“保护伞”；国企和艰苦的矿山也不是反腐的“避风港”；退居二线，也不是逃避的“护身符”；退休离岗，同样也不是贪腐的“保险箱”；出生草根、“过去”再辉煌，也不具备天生的“免疫力”。惩治贪腐，整肃吏治，党内无例外，地企无差别。无论什么人、职位有多高，一旦贪腐，便难以“平安着陆”。如此力度，倒下的是贪官，立起的是信心！
宋代包拯在《乞不用脏吏》中有云：“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建国后尤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不断拉高反贪层级，一直有迹可寻。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国际反贪局联合会首次年会上强调，反腐是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此前胡总书记也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特殊利益集团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大敌。温家宝总理也在和网友互动时表示，“无论什么人，有多高的职务，只要违法乱纪、贪污受贿，都会受到严厉惩处。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手软。”中纪委书记贺国强2009年2月上旬在央企调研时也曾强调，要重点查办国企领导人员和关键岗位人员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的案件，严惩腐败分子。显见决策高层相当了解，贪腐累积社会民怨，贪腐横行，对维持社会稳定是一不确定因素。消除不健康社会心态滋长的环境，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才是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根本大道。通过发展民主、建设法治，使得社会公众能有序参与政治发展，社会公众的权利能得到有效保障；社会诉求与愿望能在民主的制度下得以实现，社会矛盾与利益纠纷能在法治的框架下公正解决；违法必须受到惩处，不存在“法外施恩”，不能搞“下不为例”。让“潜规则”不再管用，让“小圈子”不再嚣张，铲除“贪官污吏”产生的土壤。在这权力加强了监督；同时，针对物资购销、项目建设、资金运用、产权交易等各个重点领域，成立对应专业委员会，由专家和中层干部组成，决策讨论充分后再交“一把手”末位决定。给矿工带来的直接变化就是‘一把手’不直接管理人、财、物了，将“一言堂”变成“大家谈”，样的环境中，社会才能理性平和，才能实现“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的目标。在国企真正做到涉及企业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简称“三重一大”)的，要实行决策事前通告、决策情况记录、决策票决和决策回避等制度，对“一把手”末位决定。
煤矿现实告戒人们，“几乎每起矿难和‘政绩’项目背后都有腐败问题”的严峻形势，决定了“煤炭领域仍然是反腐败斗争的重点领域”。这是推进以煤为基、多元发展，煤炭产业的转型是一道绕不过的坎，也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从不断查处的典型案件看，这项斗争丝毫不能放松。煤炭工业发展要出成绩，出人才，但做到“中层以上高管不出事”就要算好以下正反七本帐，勿闯“廉政高压线”：
一算政治账，志高方能致远，反之则自毁前程；二算经济账，勤耕方能富足，反之则倾家荡产；三算名誉账，清廉方能扬名，反之则身败名裂；四算家庭账，守身方能家圆，反之则妻离子散；五算亲情账，品高方能会友，反之则众叛亲离；六算自由账，自律方能无拘，反之则身陷牢笼；七算健康账，心良方能体壮，反之则身心憔悴。显然，强固山脚比强固山顶更重要。面对现实，为了组织和煤炭国企的健康，仔细品味七本账，我们方能明白：不论在哪个位子上，权利是人民给的，都应该是人民的公仆。如此思想，就不会颐指气使、盛气凌人，更不会重蹈郎氏“苦难的童年、奋斗的青年、上升的中年、悲惨的晚年”的覆辙。清身到世上，裸身归西天，却落下的是一片臭骂声。
郎庆田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钱款数额巨大；利用职权为家族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生活腐化。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其中受贿问题已涉嫌犯罪。在长达几十年的腐败路上，监督是如何失效的？如若许在这些决策中合理合法，相信不会落得日后成为权钱交易证据；但如若这些决策早在当初就存有明显问题，为何早先一路绿灯？谁来负失察之责？矿区流传这样一个“幽默段子”：世上要求“进步”的“候选人”就像一副扑克牌，你偶然能抽到一个大王，但大多数时候你遇到的是小五小六。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草根出身的郎庆田，最爱大谈特谈廉政。就在案发前，他离职时还不忘自我标榜：“始终以‘常修从政之德,常思富民之策,常怀律己之心。’的格言来鞭策和要求自己。”
现在看来，这番话，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人在做，天在看！不相信抬头看，试问苍天饶过谁？“失德必失自省，失耻必失自律，失范必致失足”。“权”与“钱”的特别PK，衍生出了如此复杂的社会涵义。面对自己酿下的悲惨结局，郎庆田只能在铁窗里痛苦地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