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按:这是今天下午应人民网之约,谈聂树斌案与司法改革.仅对若干明显的错录和口误作修正.
主持人：
庞胡瑞，人民网舆情频道副主编、主任分析师。
舆情背景：
因“奸杀”而导致聂树斌于十年前伏法的聂树斌案，却因“真凶”王书金日后自动浮出水面的强烈戏剧性而引起世人强烈关注。2005年4月聂树斌案被曝“一案两凶”后，河北省政法委成立了工作组，负责对聂案重新调查。当时，面对全国媒体的紧密关注，河北方面宣称，将尽快公布调查结果。然而，六年过去，这个承诺至今没有兑现。
访谈实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人民网人民电视、人民网舆情频道以及天涯社区联合推出的舆情会商室追问聂树斌一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何兵。何教授你好。欢迎您来到舆情会商室，请您和各位网友打个招呼。
何兵：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聂树斌案案发原因，因强奸杀人罪在2005年被枪毙的聂树斌案，在2005年因真凶王书金自动浮出水面的戏剧性而引起世人的强烈关注，在2005年4月聂树斌案被报一案两凶之后，河北省政法委组成工作组，对聂树斌案进行重新调查，当时在全国媒体的关注下，河北方面宣称，将尽快公布调查结果，然而六年过去了，这个承诺依旧没有兑现。我们回到访谈本身来看一下。在聂树斌案这个过程中，来自我们最新的媒体报道，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说法，就是通过种种迹象表明，聂树斌案永远也没有翻案的机会，也没有翻案的可能了，在刑诉法面临修订的今天，特别是刑诉法修订前期，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往往通过我们的推动、通过我们的努力可能会出现转机，您对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
何兵：如果认为没有翻案的可能，我就不会坐在这儿，我也不会参加石家庄这个研讨会。我们认为，是有翻案的可能。而且我觉得，这个案子今天翻起来已经太迟了。这么长时间，这么一个很明显的案子，不是说复杂的案子，不给公众一个很明确的答复。我曾经说，明年两会期间，“两高”的报告会受到影响。“两高”应当看清楚一点，就是微博。去年微博没有现在这样的影响力的。假如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死刑案子得不到公正的解决，明年两会期间，微博要是转起来，“两高”的报告是会受到影响的。
第二点，你刚才的问题是，本案对刑诉法修改的意义。刑诉法修改让人们把目光重新聚焦聂树斌案，它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反思。第一个就是，聂树斌案按照现在情况来看，他确实没有杀这个人。那他为什么在公安里面自己承认杀人？你要说没有刑讯逼供，那我说估计没有人相信这个。说公安没有任何刑讯逼供，很友好地问你，然后他就回答说“我杀人了”。你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对于刑事诉讼法修改，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通过制度性建设来防止这种刑讯逼供？因为刑讯逼供已经不是在一个案子、两个案子中出现，很多案子出现这个问题。我个人想，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法是，把看守所从公安部门拿到司法行政部门去，这是最终的解决办法。没有什么麻烦的。为什么？因为司法行政部门也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公安部门也是政府部门，它也不是拿到民间去，是拿到另一个政府部门。这样做的好处是，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案件的任务，他一着急，他就下手，就出现问题，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二个是，这个案子实际上据我所看到的这个判决，那个判决是非常简单。就没有什么样真实的物证。比如强奸杀人罪，重要的是一个DNA鉴定，这是很简单的，不是很复杂的，也不是现在才有的，以前就有。这样一个东西都没有，就敢判决强奸杀人，敢判死刑。
还要反思第二个问题，就是法官为什么这么麻木？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刑事诉讼法要研究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律师为什么没起作用？律师为什么就没起作用？这个要研究。现在律师们都着了急。因为现在这种司法环境，律师不起作用。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不好的现象。有些人对律师制度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认为律师是来捣乱的。这种案件律师不要参加，那种案件律师不要参加了。或者你参加了，怎样辩护你先告诉我一声。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律师制度本身重要性在哪。律师本身就是用来对抗检察院的。正是这边有一个检察院，那边有一个律师，对抗以后，司法的天平就平了。任何一端太强，一端太弱，这个天平出问题。所以，这就是要反思的律师制度。
再一个反思，就是为什么翻案这么难。大家一直在关注这个事。众目睽睽之下，事实这么清楚，朗朗乾坤，正义在哪里呢？为什么这么难？我们如何要研究再审制度。再审这个案，同时把制度搞活。我觉得这个案子，包括内蒙的案子，都有这样的问题。
主持人：可以看出来何教授对这件案子很关心。同样今天早晨我们也连线了聂母，我们看看聂树斌母亲在六年中做了哪些工作，做了哪些努力，看一个丧失儿子的母亲在这六年中怎么奔走呼号的。
张焕枝：一个月最少跑一次或者跑两次，直到现在都没有放弃。
记者：现在还在跑。
张焕枝：还在跑。
记者：他们是怎么接待您，或者怎么给您答复的？
张焕枝：就是推你。我们给你调查，你不要着急，你等一等。一直让我等，等了多少年。
主持人：我们听到聂母的录音之后，我们最感受的就是等，等了多少年一直都没有回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聂树斌案是一个个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几年过程中聂树斌案和内蒙呼格吉勒图案，都是处于在2005年真凶落网之后，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两个案子在五年真凶落网之后都没有进入再审程序，您认为这种冤案难以申诉的原因在哪？究竟结点在什么地方？
何兵：从法律技术上来说，本案没有任何难点。因为那个真凶已经自认是我杀的，而且确实还有很多证据证明，就是他杀的。从我们法律技术上来说，聂树斌案一定是存在着误判的可能性，这是没有任何异议的。法律技术上、法律条文上都没有问题。那就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我们法律就得不到实施？而且是众目睽睽之下得不到实施；是在这么多老百姓非常不满的情况下得不到实施；是在严重损害我们司法形象，甚至损害我们执政党政治权威的情况下，得不到实施。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你要让我说答案，一个总的答案就是，你们这个“人民网”起的名字好，就是人民的力量还没有办法控制官府，这就是最终的答案。
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你骂你的，我还要干我的；你着急你的，我还是不着急，你还是去等。等了这么多年。河南有个当事人问过我：何老师，为什么我的官司从黑头发打到白头发，还打不赢？我说，你甭着急，估计你的头发掉完了，掉没了，就打赢了。这是一个很心酸的玩笑。
从这里可以看出什么问题来？我们这些年搞法制建设忘了重要一条，就是民主是法制的前提，法制是民主的保障。有秩序的民主如果不发育起来，法律会成为空条文。为什么中央在提，要有秩序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实际上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在哪里，有秩序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切实保障社会主义法制。比如说，为什么现在法院不提审？我跟你说，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骂的再恨，他的乌纱帽还是他的乌纱帽。这样院长就不着急了，是这个道理吧？要是在西方法治国家，这个案子出现后，敢这么拖？不可能。
主持人：何教授解释的非常透彻。同样的，我们今天也针对这个问题，也针对当事人本身，特别是聂母也做了一个专访，希望通过聂母的声音看一看她作为一个母亲，聂树斌和王书金之间的关系。我们听一听从聂树斌母亲口里说出来的他们俩人之间的关系。
张焕枝：从我儿子被抓推迟，以及到这个案子的结束，我都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为什么我怀疑？最后的时候，到我家里来，并没有说清什么情况，怎么着怎么着的，了了草草把这个案子结了。结了案子之后，1995年10月27号把我儿子枪毙了，我们都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事情呢，就枪毙了。说给你儿子送衣服来，才知道把我儿子枪毙了。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这样说，我儿子肯定没有作案，也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他们不是一伙的，不是同伙做的案。
主持人：从这个录音我们可以看到，聂母从到今天为止一直情绪非常激动，而且追求真相的脚步也不曾停止。我们看一下，同样是在追求真相，我们再听一下张焕枝针对她申诉六年以来法院是怎么答复她的。
张焕枝：没有到过我家里来答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至今也没有我答复。我到哪个部门要求见他们，见不到。
主持人：这是聂树斌母亲对我们说的。就是连法院的门都进不了。我们接着问聂树斌母亲，这几年您老最大的感触是什么的时候，聂树斌母亲是这么跟我说的。
张焕枝：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老百姓打官司难。这个案子，没听你发牢骚，法官就推你，说要有一个解释，多一些沟通，其实解释和沟通其实都是一个目的、一个内容，就是推你。每次都是这样。我的法官，在河北高院判决的案子，自从2007年到现在我跟他见面，每次都是推过来推过去，让我耐心地等一等，一直等了这么多少年，也没有个结果。
主持人：何教授，特别是您对聂树斌母亲这样的遭遇，她所受的苦难，和聂母所说的，老百姓最难和政府打交道。通过这几年的感触，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何兵：你看到，当社会主义民主没有发育的时候，官僚会麻木到什么程度。老百姓的口里说的“难，真难”。我还告诉你，还不知道有些法官“牛，真牛”。你怎么那么牛？上个月，我在广东出了一个庭，那个法官真牛。但是他没想到碰到一个也很牛的教授，就顶他。顶了几回以后，他就规矩了。但是地方律师跟我说，何老师只有你北京来的敢顶，我们地方的哪敢顶啊，得考虑吃饭啊。所以，你会发现，实际上这里面有制度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不让法官巡回？没有哪个国家，最高法院放在四五百个法官。你放眼全球，就没有哪个国家在首都搞这么多法官放在那。最高法院的法官，为什么就不能够到下面巡回审案去。直接把最高法院法官放到省里面审案就行了，巡回转起来。我一直在谈一个重要的观点，把中级以上法院，高级法院的法官全都转起来。三年换一个地方。这也不是何兵的创造，日本不就是一直这么转着吗？转起来以后就好办了。
现在这个法官，一做就是终身制。一辈子奉献在这儿。他称之为奉献在那，老百姓说，你一屁股坐在那不走。所以要从根本上考虑这个问题，要把法官转起来。说实在话，我要是法官到河北办这个案子，我没有压力。这个案子和我没有关系。所以，你会发现有这些制度的问题很麻烦。
还要说一个实在话。聂母这种人，对我们政府，目前还是不断地在呼唤，证明她还是对这个政府有希望的。这样的老百姓，真是很善良的老百姓。如果他们都失去希望以后，我们的政府真是比较危险。通过这个案子看到什么呢？就是把问题拖大，问题拖炸，最终一定会把政府拖垮。这个案子不仅要看到个案问题，要有政治敏感性，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背后有制度问题，应该全面来考虑这个问题。
主持人：让法官转起来就是说让法官和政府、老百姓打交道，让老百姓和法院能够进得去、看得见、摸得着，让他们走到老百姓的中间。针对聂树斌这个案，民间提供了三种解决思路。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整理。其中第一种是这样的，他们是这么说的：让比河北更高的机构来进行调查和审理，即最高检、最高法来进行直接干预，他们不可能受到地方利益的牵制和约束。这种方式来解决。第二种方式是由最高法指定另外一个省的司法机构进行全方位的审理，也可以保持中立。第三种就是根据宪法第71条，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视情况成立特别委员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调查并作出决议。您认为这三种观点哪种最可行，或者您自己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
何兵：由河北高院自己审，已经不是很好的选择了。说实在话，这些年，这么长时间，它已经使社会，包括当事者本人，对它的公立性已经丧失信心。就这个案子来说，就像贺卫方教授曾经说过的，这就好比秦香莲到包公那去告陈世美，包公批转说，本案由陈世美处理。那秦香莲怎么能够告得赢？你自己把案子做成这样的，这么多年不答理人，你依然还要办，人家就怀疑你。所以，由河北高院再审，包括指定另一个法院再审，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由全国人大来成立委员会，特别事件调查委员会。是有这样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制度。但是我倒希望它不就这一个案子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它应该调查聂树斌这个案子，还有内蒙的那个案子，它应该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刑事诉讼法在实践中，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应该成立这样特别委员会来进行修法。我倒不赞成全国人大成立特别委员会来管这个案子。因为这个制度背后的危险在于，如果这个例子一开，将来地方人大就有可能往下干预案子。当然我们可能说，有的时候干预是好的。有的时候有关系了，找找人了，人大说这个案子不行，我们还得调查一下。这又会乱了。所以，不能说因为这个案子，就让人大建立专门特别委员会来对法院案子进行判决。这个不合适，但是可以借这个案子和其他案子来解决这个制度问题。
调查一个法律在实践中出了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大事。尤其是现在要修的刑事诉讼法。所以我觉得最理想的方式是，最高法院直接提审，或者最高检直接抗诉。看谁家政治上比较聪明。我觉得，如果最高检先打出这张牌，可能会好一点。如果我是最高检的检察长，我先出牌。如果我是最高法院院长，我先出牌。现在如果让最高检逼着最高法改，我觉得最高法就被动了。我们的制度，说难就难，说不难也不难。领导说干就干嘛。
主持人：谢谢何教授提出新的思路和自己的看法。我们也希望不论是哪种思路，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推动它的进展，推动正义化、阳光化的方向发展。在人民网上我们看到大量的评论，其中评论一个很有趣的一点，他们提出这么一句话，叫做幸运的赵作海与冤死的聂树斌，可以看到网友对河南赵作海案的处理满意程度和聂树斌案处理现在的程度表示深表遗憾，从这两个案子当中网民也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从这一点上看，同样都是被冤枉，相对于赵作海而言，聂树斌案翻案目前看最大的阻力会是什么方面呢？
何兵：首先说赵作海案。赵作海碰到一个好时代，比如网络。现在网络已经很发达了，网上舆情很厉害。第二个，他碰到一个比较有激情的高院院长张力勇。不管其他人怎么评价，但是我知道他对于这方面抓的挺严的。这反映了司法的一个问题，就是司法的个人化色彩特浓。你碰到一个好院长，积极能干的院长，你这个案子就行了。你碰到一个麻木不仁的院长，成天坐在那坐高官的院长，那你毁了。所以还是制度的问题。好多制度，甭管谁在上面做院长，只要是冤案，都能及时解决了。你要说赵作海，我觉得他赶上了好时候，但是他也赶上了坏时候，因为先给判了一下。
聂树斌案，相应的，他的案子当年网络没有这么发达。今天之所以忽然又发酵了，在微博上重新开始发酵了。我觉得还会进一步发酵。学界会说话。我总是想，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学者，不能代表社会的良知来说话，那他真是有负于这个民族，有负于这个国家。你是靠什么吃饭的？我们搞法学的，整天就是和学生讲正义、讲公理，怎么为人民主张正义。你自己碰到这个事不说话，那怎么行呢？就是这样的道理。
该案翻案的最大阻力是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