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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景教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下称景教碑）于1625年被一些建筑民工在周至县大秦寺发现。根据《一五五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记载：“此碑是一块石板。顶部有九个大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字的上部有‘十’字，字的两侧有盘龙。下部是碑文和人名，刻在碑的正面和两侧。碑底部宽3英尺4英寸，厚11.3英寸；顶部宽3英尺0.3英寸，厚10.5英寸，高约6英尺5英寸。碑的整个身高约9英尺1英寸。”又据《〈景教碑〉揭密》记载：景教碑座为龟座，碑文1870个字，由大秦寺僧景净撰文，朝议朗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用楷体字书写。据《中国景教》记载：人名及职衔用叙利亚文写成，共记载了82个人，其中叙利亚教士77名。碑文的主要内容分三部分：景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景教教义及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因唐朝皇帝礼遇景教而给予的赞扬。景教碑出土后引起世界轰动，具有重要意义。一、景教碑既是景教传入中国150多年历史唯一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基督教最早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考据文献，她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有价值的考古珍宝”，“中国基督教之昆仑”，具有极高的历史考古价值，在中国基督教对古代基督教历史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今，景教碑文字已被学者及宗教界权威人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文字，著书八十余种，对其研究者甚众。二、景教碑被许多中外基督教界人士、考古、艺术等社会学者所重视，具有很大的国际影响。景教碑发现后不久便在国内国外引起轰动，反响强烈。“美国历史学家巴尔多利在《中国史》一书中写道：“长久埋没遗忘在地下之一宝藏，卒于1625年出现，起初公布于中国，继而传至全球教会，东方、欧洲及新获见之大陆，盖此与整个圣教会有关之事也。”如今，景教碑被世界考古发现史列为“世界四大名碑之魁”（景教碑、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埃及所塞塔碑、巴黎卢浮宫的摩崖碑及墨西哥国家博物馆的阿兹特克授时碑），作为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慕名前来参观、考察及研究的专家、学者更是络绎不绝，无以计数。1996年8月伊拉克主教斯理瓦、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2006年10月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等访问中国或到陕西时都指明要参观景教碑，有知名度由此窥见一斑。三、景教碑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景教碑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碑文的书写者吕秀岩是唐代著名书法家，不论是叙利亚文还是汉字，各个字体苍劲有力，圆滑饱满，浑厚不乏秀气，上部的雕刻艺术精湛，形象逼真，无与伦比，具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对学习书法、研究雕刻的人士都有流连忘返的吸引力。正因如此，景教碑被国家评定为“书法艺术名碑四、作为古代基督教景教的中国本土化探索的重要途径，对今天的中国基督教具有学习借鉴的意义。从碑文看到，景教传入唐朝后，不仅与朝廷的关系相当融洽，与唐朝社会相互适应，同时也积极探索处境化之路。例如，景教士当时不仅在穿衣方面努力与当地人相同，而且在传教语言上也借用了许多佛教词汇，在教堂的称谓上都采用了佛教的“寺”等。可以说，景教士的探索是成功的。中国基督新教也是从西方传入的，有一定的西方文化背景，也有一个处境化的过程。在深奥精细的基督教文化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相融合的探索方面，经过二百多年的努力，虽然取得不小成果，但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如今，中国基督教会的神学思想建设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景教本色化过程对其当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五、景教碑的出土经历使其赋予了爱国主义精神，对宗教界人士而言，它不仅是基督教的历史记录及书法艺术等，也是一个典型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景教碑公元781年建造，845年碑埋入大秦景教寺地下，1625年出土，期间不仅充满着景教徒的信仰激情和宗教感情，同时也体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由于明清政府的重视、陕西地方官吏的配合，爱国信徒及广大群众的极力反对，加之丹麦记者何尔姆的英、法文翻译方贤昌的向政府密报，才使得景教碑真迹没有被荷尔姆运往外国，招摇过市，只能用运走的仿真石碑掩人耳目。爱国主义既是今日社会的主旋律，也是宗教界的主旋律，爱国爱教是中国基督教徒的本份和义务，广大中国基督教徒正在努力展示着这一爱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