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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昨天的文章）
索尔仁尼琴奋力批左、批右，不是因为他的政治投机，而是因为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一些认真的学者指出，索氏左右开弓的真正本质，是要回到俄罗斯传统本身。这一理解对于中国人来说，又有更多的特殊含义。索尔仁尼琴的确认为今天俄罗斯的现状并不令人愉快，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在于“西化”。索氏批评叶利钦，等于是否定以美国为模式的右派西化。那么，索氏要回到俄罗斯的传统，究竟是哪一个历史阶段的传统？是苏联时代吗？不是，索氏同样批评列宁，他认为列宁也是“西化”的产物，只不过那是左派“西化”。因此，俄罗斯历史上右派的二月革命，左派的十月革命都是索氏反对的“西化”。那么，索氏是要回到以前的沙皇时代吗？
几年前《大国崛起》在国内热播，其中讲到俄罗斯崛起的源头，那就是彼得大帝决定向欧洲学习。彼得大帝将地理上更加靠近欧洲的彼得堡做为首都，亲自到欧洲微服考察，引进欧洲文化，强令俄罗斯贵族剪掉野蛮的大胡子，要像欧洲一样文明地刮胡子等等。索氏的观点与中国的《大国崛起》完全相反，他认为，彼得大帝的“西化”也错了。那么，索氏是要回到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罗斯吗？也不完全是。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罗斯东正教，在索氏看来，依然是“西化”。的确，东正教来自与东罗马，从源头上说，来自于罗马帝国，也属于“西化”。这一切都是索氏反对的。但是，在东正教之前的俄罗斯传统究竟是什么？难道是成吉思汗后裔建立的金帐汗国？也不是。于是，索尔仁尼琴左右开弓，要回到俄罗斯传统，结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在本质上依然令很多学者困惑。有国内学者指出，索氏要回到的俄罗斯传统，是俄罗斯教会集权之前的宗教传统，即“向后看的反专制”，在俄罗斯教会集权形成后，这一传统被称为“分裂派”。我认为这一追根溯源的研究的确很深入，但有点太深入了，反而显得过于复杂而找不到答案。
索尔仁尼琴的确有高瞻远瞩的地方。他很清楚地看到，西方现代文明几百年来的发展过程，它的本质和表现，不管是左派的社会主义还是右派的资本主义，都无法解决人类的根本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索尔仁尼琴不像一个文学家，更像是一个历史学家。当代很多一流的历史学家都看到了这个问题，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例如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但是，西方文化不行，什么才行？索氏与汤氏、斯氏等人的区别在于，汤氏、斯氏等西方历史学家都认为，出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索氏不愿接受这个结论。于是，他只能在俄罗斯的历史中游荡。事实上，索氏倾毕生精力完成的《红轮》，开篇引用了另一位俄罗斯学者赫尔岑的一段话，已经表达了他的心态：“只有斧头才能拯救我们，别无其他，只有斧头……俄罗斯在呼唤斧头”。因此，索尔仁尼琴反对“西化”的左右派，却在俄罗斯的传统中游荡，找不到落脚点。他在《红轮》最醒目的位置所引用的这段话表明，他不过是回到了一个民族主义的立场，这也是他与普京能走到一起的原因。
然而，民族主义很难成为全世界的共同价值，只能具有历史阶段性的意义。全人类的共同和谐，很难借助民族主义，索尔仁尼琴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我们才会理解，索氏为何会对中国很不友好。索尔仁尼琴曾经说中国是军国主义，说中国有扩张野心，妄图占领整个西伯利亚，他提出要预见与中国的可怕战争，指出对待中国要寸土不让，等等。当年李敖曾经批评索氏是“二流货”，但李敖的批评在我看来也没说到点子上。索氏批判一切西方文化，但在自己的俄罗斯文化范围内，找不到可以取代西方文化的资源。遍观世界，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是有真知灼见的，他们认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拯救世界。索氏只不过是不愿承认而已。我认为，索尔仁尼琴对中国的不友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嫉妒。他想回到俄罗斯的传统，但俄罗斯的传统的确没有多少“非西方”的东西。把俄罗斯传统中“西化”的内容剔除干净，索尔仁尼琴几乎找不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即便有，本质上也只相当于中国传统的初级模仿版。
我之所以说索尔仁尼琴的左右开弓对于中国有特殊含义，一是因为，在我们看来，俄罗斯也是“西化”的一部分，但索氏却不承认。二是，国内学者金雁、秦晖在《红轮》一书的长篇序言中指出，索氏与中国的“新儒家”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新儒家与索氏面临类似的困境。索氏在俄罗斯传统中找不到落脚点，是因为俄罗斯自身的文化传统剔除“西化”内容后，所剩无几。对于中国来说，则恰恰相反，不是太少，而是传统太丰富。新儒家提出中国要回到传统，问题在于：回到哪里？是前三十年，还是蒋介石时代？还是北洋政府时代？还是康乾盛世？还是郑和“七下西洋”？还是忽必烈幅员辽阔的国土？还是宋朝的文人政治、经济繁荣？还是汉唐气象？还是秦始皇帝？还是三皇五帝？在这有必要强调一下，回到传统应该理解为是传统的理念，而非传统的形态，就好比肯定秦始皇的价值，并非要求用篆体写字。所以，中国似乎有太多的选择，而索氏回到俄罗斯传统几乎没有选择。因此，索氏最终的民族主义选择，只是一种感情，而非理性。索氏批判左右“西化”是有价值的，但是，批判不能等同于构建，索氏最终因为没有文化的着落而成为民族主义，也因为他成为民族主义而更加找不到文化的落脚点。
索尔仁尼琴的鸿篇巨制《红轮》从西元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写到西元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包含了俄罗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从而也凝聚了索氏最重要的思考成果。索尔仁尼琴的这种思考，决定了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而是一个思想家。至于索尔仁尼琴的思想最终能否成为属于全人类的真理，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目前的中国人来说，阅读索尔仁尼琴的《红轮》，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看看这个“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个“顽固、孤独和好战”的斗士，这个具有“先知的力量”和强烈宗教道德感的“社会良心”，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充满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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