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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1918年4月5日～1977年2月26日）
他是诗人穆旦，人称“九叶诗人”，有人说，“他是从中国最苦难的土地上走来，但他诗的品质却不仅仅属于中国”。近年，他被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为中国现代诗歌第一人。
他又是诗歌翻译家查良铮，翻译了普希金、拜伦、雪莱、济慈、艾略特……的诗歌，香港学者马文通称他是“一个杰出的诗歌翻译家，迄今为止中国诗歌翻译史成就最大的一人”；学者孙剑平认为，在《欧根·奥涅金》的五个译本中，“若以诗味浓郁、才气横溢而论，当首推查译本”；中国现代诗人和英国文学研究专家王佐良称查良铮翻译《唐璜》所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
1965年秋查良铮、周与良夫妇与子女（前排左起：查瑗、查平、查明传和查英传）合影于天津，这是全家最后一次合影
他身后许多年，孩子们才知道他们的父亲查良铮不仅仅是一位诗歌翻译家，还是著名诗人穆旦。
“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要留下足迹。”这是穆旦常说的一句话。他短暂而坎坷的一生留下了深深的脚印。
【印象】
他为理想活着，而津津有味
他六岁在报刊发表习作，十五岁，拆姓“查”取谐音，用笔名穆旦，发表诗歌。他曾弃文从军，参加“中国远征军”，投身缅甸抗日战场，困在原始森林野人山，断粮八天。
无论是穆旦，还是查良铮，在儿子查英传心中，父亲是一个“为理想活着，而津津有味”的人。
“现在想来，他的人生哲学就是将信仰努力落实在行动上。他认定要做的事情，即便看不到对自己有何直接的好处，也会拼命去做。”查英传说。
诗人穆旦：拳拳爱国心
直到他逝世后，我们才逐渐知道，父亲一生追求光明和正义，对祖国和人民有着深沉的爱。自少年时代起，他就关心国家的前途，体念人民大众的疾苦，写诗著文歌颂祖国和人民；在国家危难之际，他又离开大学讲台，毅然登上缅甸抗日战场；1947年，他主持的一张沈阳地方报纸，因为揭露省里官员贪污和报道人民的疾苦而被封闭；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在美国的父亲和母亲，谢绝了亲朋的挽留和邀请，克服了重重阻拦，毅然回国参加国家建设；回国后虽然道路坎坷，身心受到摧残，但父亲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利用业余时间，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这些都是父亲一颗爱国赤子之心的最好写照。
——来自穆旦子女1987年撰文《忆父亲》
1987年2月，穆旦逝世10周年之际，查英传和弟弟妹妹们联袂撰文《忆父亲》。他们回忆了这样一件事：1973年，父亲的老友、美籍华人王宪忠来访，受到贵宾般的招待，还有领导的接待。“此后几天，我们议论这件事时，流露出抱怨情绪。”当时，穆旦虽然已从“牛棚”放回一年多，但每天依然要“自愿”打扫厕所。“父亲对我们的议论有所察觉。一天，他把我们叫到一起，问我们是不是羡慕美国的物质生活。他对我们说：‘物质不能代表一切，人不能像动物一样活着，总要有人的抱负。’”
“1958年以后，父亲虽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丝毫没有流露出从美国回来的后悔。他只是想通过认真学习，努力劳动，深刻反省，能把自己改造成新人，能够重新用他的译笔为广大读者服务。遗憾的是，父亲的愿望在他生前未能如愿，1959年以后，他再也没能看到自己的译诗出版。”
查英传在电邮中说：“由于父亲1942年3月离开西南联合大学英语教师职位，报名参加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入缅抗日，任随军翻译。与军部参谋长罗右伦在古代和欧美诗歌上很谈得来，由缅甸战后回国得到罗的几次就业帮助。”查英传觉得这是父亲在1959年被监督改造，并定为历史反革命的原因。“所以我在业余时间一直关注中国抗日远征军的历史和近来的纪念活动，并与当年参战军人后代保持联系。”他注意到近年来云南纪念抗日远征军活动，父亲1945年为远征军五万死亡将士写的《森林之魅·祭歌》被引用：
在阴暗的树下，在激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穆旦的诗是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最真实的身影，苦难、受难和忧患孕育了穆旦的诗。而穆旦诗中的那些血性、汗味、泥土和干草味，也将他对祖国深沉的爱，烙印在了儿女心中。
翻译家查良铮：沥血译《唐璜》
1985年5月28日，一个雨后的上午，我们把父亲的骨灰安放在香山脚下万安公墓的一块朴素无华的刻着“诗人穆旦之墓”六字的墓碑下，墓室中同葬的，还有一部《唐璜》。我们心中轻轻地说：爸爸，您安息吧，让《唐璜》陪伴着您……
——摘自穆旦子女1987年撰文《忆父亲》
查英传和弟弟妹妹们至今依然记得父亲最后的日子：“2月26日凌晨3点，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们去休息；嘱咐我们保存的唯一遗物，是一只帆布小提箱。他在入院前几天，曾对小平（注：最小的女儿查平）说：‘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这些译稿。也许要等你老了才可能出版。’”后来，几个人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箱子里整整齐齐放满了译稿，“每部译稿的封页都清楚地标明了题目或是哪一部译稿的注释。”
而在这些译稿中最大最厚的一部标明是《唐璜》和《唐璜注释》。“这部千余页稿纸的译稿虽然纸张粗糙且灰黄，但文字工整，多数稿纸上都有许多修改，封页上有一行字：‘1972年8月7日起三次修改，距初译约11年矣。’”
1962年，早已抛舍了“穆旦”诗人身份的查良铮，开始了这一生“耗工费时最巨，花费心血最多”的《唐璜》翻译。
此时，查良铮已完成三年管制，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做一般职员。当时，白天他要劳动和汇报工作，而翻译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休息时间。3年后，他沥尽心血终于完成，不承想，正逢文革。此后，查良铮又重新修改《唐璜》，儿女们对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在《忆父亲》中，他们如此描述：“那时，我们全家已被赶出原住房。父亲在天津郊区的大苏庄劳改……父亲可以每隔一周回家休息两天。在这两天时间里，他除了为我们采购一些生活必需品之外，全部用来译诗。在那间闷热的、挤得满满的小屋子的一角，堆放有酱油瓶和饭锅的书桌就是他工作的地方。晚上我们都休息了，一盏小台灯仍伴着他工作到很晚。”
在儿女心中深深定格的另一幕也被他们写进了《忆父亲》中，“1976年冬的一天，父亲将写好的一封信装入信封……他不顾天寒风冷，坚持要自己去邮局发信，我们送他出门，看着穿着蓝色旧棉袄旧棉裤，带着一顶破旧棉帽，架着双拐的父亲，消失在阵阵的北风中。”
这是查良铮又一次怀着希望写信给出版社询问《唐璜》的情况。1973年，他终于将《唐璜》全部整理、修改、注释完毕。他给出版社写信询问是否能够出版，收到出版社“寄来看看”的回信，“他紧握着那封信，只是反复地说着：他们还是想看看的……”查良铮亲自买来牛皮纸将译稿仔细包好，小心翼翼地寄出。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都没有消息。
这年12月，查良铮已经身残卧病在家。他托北京的朋友去出版社才得知，因为译者身份，《唐璜》不能出版，但编辑还是有意保留的。这让他欣喜，“他在很少写的日记本上写道：‘76.12.9，得悉《唐璜》译稿在出版社，可用。’这部父亲倾注最多心血，花费最长时间所译的译稿送出版社3年多后，这是他第一次得到它的消息，也是他所知道的最后消息。两个月后，他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没有能够看到《唐璜》的问世。”
查良铮去世三年半之后，1980年秋，《唐璜》终于得以出版。
与《唐璜》遭遇类似的还有《丘特切夫诗选》，被“冻结”20余年才得见天日。1985年秋，查家接到出版社通知，说《丘特切夫诗选》已经出版，让他们去领稿酬。“这个突然的通知使全家人迷惑不解，母亲也不记得父亲曾译过这样一部书。”家人以为出版社弄错了，去信核实，译者无误。“是父亲在20多年前，即1963年寄给出版社的，但那时他的译著不能出版。”
在查氏儿女的记忆中，父亲最后的日子依然是在译诗中度过的，“每天十几个小时的紧张译诗工作中，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直至他离世的前两天：1977年2月24日，父亲将《欧根·奥涅金》的修改稿的抄写工作全部做完，才最后也是永远停止了工作。”儿女们回忆，1975年1月19日晚，查良铮为英传打听招生招工消息，希望他能回天津，“在一处无路灯的楼群旁，当时心情很坏的父亲骑车摔伤。”但查良铮始终没有放下译笔，“母亲劝他休息，他说：‘不让我工作，就等于让我死。’”他们记得当时父亲的朋友问他为什么在毫无出版可能的情况下做这样艰苦的工作，查良铮说，“这是我所喜爱做的工作。我觉得中国需要这些诗。”
他们记得这一年，父亲在鲁迅杂文集《热风》扉页上写了一句话：“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影响】
言传身教，人活着应该有所作为
一生付出太多的父亲虽然已离我们远去，去到他诗中所说的地方，在芦苇的水边。但20年来，父亲好像依然活在我们身边，不时告诫我们要努力学习，珍惜时间，不说假话，善以待人。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我们兄妹四人都先后受到良好的教育，获得了高等学位，成为他所希望的有用的人。
——摘自穆旦子女1996年撰文《言传身教，永世不忘》
在这篇《言传身教，永世不忘》文章中，兄弟姐妹四人写道：“父亲身体力行树立的做人典范和生前的谆谆教诲更胜似一份遗嘱。二十寒暑，我们已从朦胧中的青少年步入不惑之年……父亲始终是我们的榜样，他的言教意传至今指导我们如何对待生活，规范我们待人处事的言行。”他们谨记着父亲生前曾对他们说过的话，“人不能庸庸碌碌地活着，应该有所作为。”
他们回忆：“1953年回国至1958年，短短五年，竟从俄文高质量地译出10余册普希金的诗集和其他文学论集。”这些全都是查良铮工作之余完成的。他在被“管制”期间，译出了俄国诗人丘特切夫的诗100多首。1962年起，又开始翻译《唐璜》。
查良铮虽然翻译工作紧张，但却十分重视孩子们的学习。穆旦夫人、南开大学微生物学科主要创建人周与良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良铮非常喜爱子女。”儿女们也记忆深刻，“当我们年幼时，他给我们买来能够启发智力的玩具；开始学写字时，他手把手地纠正我们的写字姿势；他常常要亲自检查我们的小学作业本，教导我们要认真改正错误。受过正规教育的父亲，希望我们也都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将来成为对中国有用的人。他曾严肃地对我们说：‘不想吃苦是学不到知识的。’言传身教，勉励我们刻苦学习。”
他们记得父亲最喜欢外文书店和古旧书店，“父亲买了许多俄文或英文的有关普希金和诗歌的书籍，也常常为小英买些做无线电的书和杂志，还买《十万个为什么》给我们读。”次子查明传喜欢摄影，每天花很多时间冲洗照片，查良铮督促他“不要把时间用于这些无用的事，多去读读书”。当时查英传在内蒙古插队，“父亲总是告诫他要利用这段时间学习英语”。而长女查瑗在塑料厂当检验工，三班倒，“父亲逐字逐句地给她讲解英文原著，从未因小瑗的轮班而缺一次课。直到他逝世前，讲授完了一本《林肯传》和一本几百页的欧洲史。”而小女儿查平学习琵琶，孩子们都不愿意听练琴声，“记得一次，我们欲阻止她的练习，父亲从他工作的房间出来，说他喜欢听，让小平去他的房间练习。就这样，80年代再版的父亲所译诗集中的一些诗句，正是在小平的琵琶声中修改的。”
但在那个特殊时期，儿女们或多或少地受到父亲牵连，命运受到了影响，影响最深的是长子查英传。
查英传一直品学兼优，各种电动模型和半导体收音机，小学时就做得相当精巧。初中毕业后，插队落户到内蒙古，因吃苦耐劳曾被选为生产队副队长。“1973年，公社推荐他去县里参加大学招收学员的考试。”得到消息，家里很高兴，但是好景不长，不能被录取，原因是父亲的历史“问题”。这对查良铮来说是沉重打击，“父亲几天都一言不发，除了上班和吃饭，他都关上自己房门，埋头译诗，也许是想让他的笔来分担一些痛苦。有时，他好像是在惩罚自己。他不再吃鸡蛋，要留给小英回来吃；用了近10年的一条洗脸毛巾也不让换，‘等小英能够回来之日再换’。”
在查良铮去世前，1977年恢复高考前，查英传受到的正式教育仅有小学五年，中学和高中都是在乡下劳动休息时和当工人业余时间自学；查明传是家中唯一的高中毕业生；查瑗和查平则只接受过中学教育。
但查氏子女后来通过个人努力，都上了大学，并出国留学，在业界均取得不俗成绩。
长子查英传，1953年生于天津，1970年至内蒙古五原县插队落户，1978年考入内蒙古大学电子学系，1986年获美国迈阿密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硕士学位，现在美国生物医学，航天、航空电子仪器设备研制领域工作；
次子查明传，1955年生于天津，1984年天津中医学院毕业，出国前在天津总医院和天津医学院情报室工作，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体营养系，获医学营养学博士学位，现在加从事营养学研究和中医诊治；
长女查瑗，1957年生于天津，1974年初中毕业后在天津市塑料厂当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86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学位，现在美国医药研究和检验管理领域工作；
次女查平，1960年生于天津，1986年在天津外语学院毕业，1989年获美国罗吉斯大学幼儿教育系硕士学位，现在美从事幼儿和小学生教育。
【对话】
父亲支持我们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记者：你们兄弟姐妹过去不知道父亲是著名诗人穆旦？您是何时得知的？
查英传：父亲在世时，我们不知道他是穆旦。他去世十年后，通过他的同学好友的回忆文章，我才知道他在诗创作上的工作。此前，我们仅知道在图书馆上班的父亲和在生物系上班的母亲，尤其是在小学至中学毕业的1970年代，我们别的都不知道，只知道我们出身“不好”。
记者：您的父亲在文革之后曾写了几十首诗。您的母亲不希望他写诗，您可有印象？您看到过他偷偷写诗吗？
查英传：家人80年代发现他在1977年前留下一小纸条，上有59首诗的名字。找到的诗少于这个数字。这是我母亲的回忆。我记忆中父亲下班和周末多数时间就在桌前读书写字，400字的稿纸总是很厚一叠放在书桌上，都是在译诗（在文革前和文革后期他翻译诗是公开的）。如果母亲怕他写中文诗会招致政治问题，那父亲一定不会让家人看到他在写诗了。1976年（也许早在1975年）至1977年2月的诗作是背着家人写的。
记者：您的父亲在文革及更早时期受了很多的委屈，在您印象中，父亲可曾后悔过当初回国？
查英传：他受到政治困扰，开始于1954年，直至去世，历时23年，要自我思想改造，批判自己在民国和国外受到的“资产阶级”教育。1954至1956年间也没少写自己的历史检讨。那个时代，家长大都不会告诉小孩此类政治敏感的事情。我想他曾经避免说那些可能会影响我们追求进步的事情。
记者：记得曾看过一篇报道，说您的父亲不让孩子学文。目前你们兄弟姐妹四人，除次女为教育系硕士外，其他三人均为获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的高级理工人员，是父亲的要求吗？
查英传：父亲没有不让我们学文。他逝世时大学还没有恢复考试招生。我们的家庭出身，不能成为大专学院“工农兵学员”。全家都看不到我们有可能进大学的机会。父母也不可能去想我们该学什么专业。我个人自小学时就爱好动手做业余无线电，1977年恢复高考，我自然学了电子工程专业。在我印象中，我小学同学中，凡父母是文科各系的，被打成右派和有问题的多些。我就自己觉得不学文科会好些。
记者：您的父亲在对你们的教育上，有何特点？
查英传：上学时，我们都自觉得到好分数，不需要父母帮助。我觉得父亲是放手支持我们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16岁时想骑自行车往返天津和北京，单程130公里，父母并没有反对我去做。我喜欢业余无线电，父亲也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