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点评：最近一段时间，有关高利贷的掉链子情况，企业家逃跑事件逐渐增多，在高利贷活跃地区，比如浙江、鄂尔多斯、深圳、神木等地区，抗不出的案例不断的出现。这种资金背后都是涉及矿石和房地产的，危机已经陆续展现出来了。等着看好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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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木县法院后的停车场，工作人员指着停放在一旁几辆落满尘土的汽车说：“这些都是因借贷纠纷被扣押的，前两天还有两辆‘霸道’也押在这。”
核心提示
老板跑路、跳楼，工厂关闭、工人失业。“温州危机”令曾帮很多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的民间信贷，一夜之间从“天使”变为了“魔鬼”。
而温州老板的跑路，已震动了另一个民间金融茂盛的地方。最新消息称，鄂尔多斯市正在对五千万以上的融资者进行监控，如果拿钱挥霍，则采取财产冻结、清偿等措施。
民间高利贷的巨大破坏力，让我们不禁为民间资本与温州、鄂尔多斯一样活跃的我省神木县担忧起来。
据了解，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信贷纠纷案呈上升趋势。仅9月份60件开庭公告中，民间借贷纠纷占八成左右。
10月4日，国庆假期的神木，到处是一片喜庆、祥和的气氛。县城各大宾馆、酒店里，婚礼几乎是一场接一场地举行着，宾馆房间爆满，一房难求。
作为民间信贷与温州、鄂尔多斯齐名的西部县城，神木表面上丝毫看不到温州信贷危机的影响。
有钱人依然订着最贵的酒席，互相之间送着上万元的礼金，路虎、宝马、奥迪等豪车组成的各种迎亲车队，在大街上炫耀而过。
神木有上千家“地下钱庄”“在家几个电话就能做生意”
在神木当地游走的民间资本究竟有多大数额，一直未有定论。此前，高和投资给出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神木地区民间信贷资本超过350亿元。
记者试图从神木县金融办获得民间资本的规模数据，但多次联系其相关负责人一直未得到回应。
中国人民银行神木县支行行长郭辅平曾分析，根据贷款余额(增量)与GDP的关系初步估算，神木地区民间借贷规模在200亿元左右。
与数百亿元民间资本伴生的便是遍及神木县城各处的上千家“地下钱庄”。
据了解，目前神木县内经审批的小额贷款公司仅有10余家，其注册资本约为十多亿元。更多的民间资金是通过典当行、担保公司以及熟人之间相互担保，流向了煤矿、地产以及其他行业。
对于神木县城内有上千家“地下钱庄”的说法，记者走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肯定要比这个多。”
刘继忠(化名)是一位当地典当行的负责人。他对记者表示，神木的地下钱庄最初是从鄂尔多斯学来的，2008年前后一度达到高潮。这种乱象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重视，随着一场大力整顿之后，神木民间信贷公司被迫改头换面，“现在街上的一些商贸公司其实就是以前的担保公司或典当行。”
神木县法院副院长闫怀荣说，“挂着商贸公司招牌的多是典当行，一些所谓的煤矿办事处，实际上也在从事着借贷的生意，因为许多煤老板也在开办典当行。”
此外，还有一部分地下钱庄“隐身”于大大小小的宾馆内。更有甚者，根本无需固定的办公场所，“在家靠几个电话就能把生意做成。”
尽管数量庞大，但外人却很难接近这些地下钱庄。“能从典当行借出钱的都是熟人，即便是当地人之间借贷也要通过保人，外面的人谁敢借给你？”
典当行老板：“有银行资金流入地下钱庄”
“地下钱庄”将民间资金的需求方和供给方联系在一起，而自己通过赚取利差来“以钱生钱”。
从记者了解的情况看，在神木，民间信贷已经成为许多普通家庭的首选理财方式。“家里无论有多少，都会借出去吃点利息，一般老百姓也就放个十多万、20万的，有钱人、煤老板上千万、上亿的放贷。”
地下钱庄的火爆，一度对神木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了影响。由于银行基准利率与民间借贷利率存在较大利差，一段时间里，甚至出现了银行资金流入地下钱庄的现象。“前两年银行利率低，有人把银行的钱贷出来再借给典当行，也能赚不少。”刘继忠透露，“即便是现在，也有从银行弄出钱来给典当行，这都是里面有人才能弄成。”
神木农商行董事长余清才也曾向媒体承认，“农商行很大部分贷款是个人贷款，确实有一小部分因为没有好的投资项目而进入了担保公司。”“不排除有一部分小企业贷款和个人贷款已流到民间借贷市场里。”神木县内几家商业银行人士均如此表示。
民间借贷押宝“黑金”借钱炒矿入股风险加大
在神木人看来，从典当行、担保公司借钱，或者把钱借给“地下钱庄”是很正常的事。
10月6日中午，记者在神木县九龙大道见到了一位典当行老板，对于近期温州发生的民间信贷危机，这位老板十分肯定地说，“神木不会出现温州那样的情况。”
他认为，“神木有煤矿，可以保证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流进来，而温州都是工厂，说倒闭就倒闭。”此外，他还认为，与温州、鄂尔多斯等地相比，神木的民间借贷利率并不高。“收款月息2分多，放款月息3分多，没有出现像温州那样的暴利。”
在神木做了三年汽车经销生意的张珂对此深有体会。“每到年底的时候就是旺季，一般这个时候，煤矿都开始分红了，领了钱就先换辆新车，上百万的车一天能卖出好几辆。”
神木县总面积7635平方公里，其储煤面积占总面积三分之二。正是有了巨量“黑金”保底，神木人才底气十足。在神木，即便熟人之间借贷“也要看实力”，这所谓的实力就是看借贷人的资产中有没有煤矿、焦化厂之类的产业。不过，这样的底气也悄然发生着变化。随着内蒙古和陕西两地的煤炭整合逐步展开，煤矿的产权纠纷陡然多起来。简能律师事务所律师焦治平告诉记者，近一年以来，他所代理标的巨大的案子多是关于煤矿产权纠纷的。
“纠纷太多，如果靠借贷资金入股的煤矿股东一时间未收到分红，和典当行的纠纷就此产生。”闫怀荣说。
在焦治平看来，借钱去炒矿和入股，风险也在加大。“一个煤矿从几千万被炒到上亿、十几亿，泡沫很大了。”而之所以这么疯狂，民间信贷资金的大举涌入是重要的原因。
房屋挂牌价、成交量双降民间信贷资金链绷紧
10月5日中午，府阳路神木县政府门前的广告栏中，贴满了房屋转让、出售的信息，在铁路部门工作的李师傅正独自一人在仔细地查看着。
近一个月来，像李师傅这样关注商品房房价的神木人并不多。街头巷尾，谈论最多的是保障房的话题。
9月初，神木县2011年住房保障对象摸底调查全面启动。这次摸底调查带给神木房地产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房价几乎是应声下跌，出现房屋挂牌价、成交量双降的情况。“前两天我的一个客户，把张庄小区一栋138平方米的房子挂牌价直接从200万降到170万；还有客户把200多万的房子直接降到150万元-160万元。”位于神木东兴街上的振腾房地产公司置业顾问狄慧婷对记者说。
打开神木当地房产网站，“急售”字样的帖子随处可见。成交量更是急剧萎缩，有些地段的二手房几乎无人问津。
金石地产房屋中介公司沈姓工作人员也表示，询问房价的人明显少了，“几乎没人问了。”
近几年房价的一路攀升，让投资房地产成为越来越多民间资本的重要流向。只有40多万人口的神木，在建的高楼比比皆是。神木人不仅大举进军北京、西安等地房产市场，本地的房产市场也被资金不断推高：一两年前只有五六千元/㎡，目前神木县城繁华地段2万元/㎡的价格已经很普通。
记者从典当行及房产中介处获得信息，通过典当行借入资金投入炒房的资金不在少数。“我们的一个客户，在某大厦有整个一层大约1200平方米的商铺，他的一部分钱就是借贷的，前一段时间把售价从2万元/㎡改到2.2万元/㎡，他说多出这2000元/㎡还不够还借贷的利息呢。”狄慧婷告诉记者，在她接触的客户中，借钱买房、买商铺的不在少数。“现在几乎没人接盘了。有的客户直接告诉我们，不管咋弄，就是赔着也要赶紧卖出去。”狄慧婷说。“如果房产低迷下去，肯定有一部分借贷炒房的资金链会出问题。”中国西部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方建武不无担忧地说，“典当行、担保公司之间的相互拆借很普遍，一旦有一个公司资金链断裂，将引发连锁反应。”
本报记者国庆期间实地走访——
摸底神木民间借贷市场
对神木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白永军来说，这个假期是一个难得的“喘息”机会。
“前一段时间很忙，过完节又要忙了。”不断增多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让白永军和他的同事难以停歇。
民间借贷纠纷案占九月开庭公告八成
据介绍，近一段时间以来，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信贷纠纷案件呈明显上升趋势。2010年，该院全年立案的民间信贷纠纷案件为150余件。
而在神木县人民法院网站上，记者看到，整个9月份开庭公告有60多条，其中，有关民间信贷纠纷的案件就占到八成左右。“除去一部分刑事案件，每年我们受理的案子中，民间信贷纠纷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神木县法院一位庭长对记者说。
神木民间借贷纠纷呈增加趋势，是否与温州信贷危机爆发有关？“肯定有影响。”闫怀荣表示，温州频繁出事，对神木本地的一些典当行造成了心理上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变得更加谨慎。最近县上也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对典当行进行整治。”
10月5日，本报记者走访了神木县城内几家还在营业的小额贷款公司，或许是受近期监管收紧的影响，对于记者的采访，工作人员显得很谨慎，均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不少人出了事都不敢公开”
值得注意的是，在法院立案等候审理的民间信贷案件相关文件中，无法找到“典当行”、“担保公司”等这些与“地下钱庄”相关的字眼。所有的案件都是以“某某人与某某人民间借贷纠纷”形式出现的，其中也不乏“一个人告几个人或者几个人告一个人的情况”。
“其实这些都是个人与典当行之间的纠纷。”白永军解释说，由于典当行多数只取得了工商执照，而不具备特种行业执照。那些把钱借给典当行的人，与典当行签署的都是制式合同，“如果把这样的合同拿来，就会被认定为非法集资。所以，他们只能以个人之间的借贷纠纷的名义来立案。”
据了解，目前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信贷案件中，涉及的最大金额为100万左右。“看起来单笔金额不是很大，但有些是一家典当行借了几个人的，总计金额就会很大。”
数据显示，仅在过去的两年间，神木法院受理的关于民间借贷案件涉及金额已达5000余万元。“实际上，出现问题的要比目前立案的数量多得多。”闫怀荣说，“不少人出了事都不敢公开，有些典当行收不回款也不敢去报案。”
简能律师事务所律师焦治平向记者证实，“最近咨询这类案子的比较多。”而陕西秦北律师事务所杜博律师则认为，民间的借贷纠纷在神木十分普遍，出现一些问题也是正常的。
过去“富帮穷”而今“民助富”
风险越来越大
实际上，从今年年初起，神木的民间信贷环境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年初，包头、鄂尔多斯一些“地下钱庄”资金链出现问题，“神木很多人已经不再把钱往出借了。”当地的一位知情人士说。
杨志刚是一位普通的神木居民，他在精煤路上开有一家“奇石店”。和多数神木人一样，之前他也有一部分钱放在典当行，“今年已经收回来了，觉得不保险。”他表示，身边的人这样做的很多。
不过，尽管不再把钱借给典当行，但杨志刚仍在为钱的事发愁。“这里的生活成本太高了，总得想办法赚点钱，可是又不知用这些钱干点什么好？”他告诉记者，目前自己的“奇石店”生意并不景气，还向记者打听是否有好的投资渠道。
中国西部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方建武表示，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民间信贷的风险，但由于缺乏更好的投资渠道，一部分资金并不愿从中退出，“资金总是逐利的，哪儿的利率高自然会流向哪里。”
中国人民银行神木县支行行长郭辅平则更为担忧，今年以来，神木民间借贷从炒煤矿、炒房地产转向了炒资金，先前投入采矿和房地产的资金遭遇政策调控导致变现和收入能力大大降低，维系其运转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民间资金拆东墙补西墙。所以，今年的情况与往年的情况有着本质区别，过去是“富帮穷”，而今年以来是“民助富”，其中暗藏的风险越来越大。
一位神木典当行老板眼中的“地下钱庄”——
“这行越来越难做了”
一件并不合身、略显过时的黑色夹克，黝黑的脸庞上，凌乱的头发贴在额头上，因为长期抽烟，两根手指已被香烟熏得泛黄。50多岁的刘继忠(化名)，在大街上会被认作是一个刚进城的陕北农民。
实际上，家住神木县城北边的刘继忠确实是个地道的农民，但随着所住村子挖出了煤，和全村600多口人一样，他的命运被改变了。
现在的刘继忠和亲戚在神木县城共同经营着一家典当行。10月5日下午，几经周折，记者见到了这位典当行老板。刚刚参加完亲戚孩子婚礼的刘继忠口中还残留着一股酒气，点燃一根烟后，他将自己舒服地扔进沙发里，聊起了“地下钱庄”。“不好做了，今年特别难做。”谈到近期的经营情况，刘继忠连连摆手，“以前2分(月息)就能收到钱，现在2分5也没人给了。用钱的人很多，就是收不到钱，没办法，利息再高我也不敢做了。”“包头、鄂尔多斯年初出事了，许多地下钱庄都塌了(破产的意思)。现在东胜(鄂尔多斯)往出放是5分利，神木的钱很多都跑过去了。”
对于自己的典当行，刘继忠并不愿多谈，只是一个劲说，“我就是个‘小虾米’。”“煤老板多数都在做这行。”当记者问到神木最大的典当行能有多少资金时，刘继忠和一旁的老乡为具体的数字争论起来，“肯定有过亿的，我听说还有好几个亿的。”刘继忠坚持自己的看法。
对于目前神木典当行的情况，刘继忠并不乐观。“骗人的事很多，有个朋友，3年前借给一个人200多万，结果这人耍赌了，最后，本金利息全部没收回来。”“那怎么办？”记者问道。“能怎么办？只能不要了呗。”狠狠吸了口烟，刘继忠无奈地说，“当时签的是担保公司的格式合同，如果报案，合同往出一拿，钱要不回来，还会成为非法集资。”
指着窗外大街上一辆辆疾驰而过的各种豪车，刘继忠说，“在神木，从典当行借了钱去买好车的人很多，借钱买房的也不在少数。”
刘继忠坦言，“我感觉这行越来越难做，风险大。借钱要有保人，都是熟人之间互相保，有些人给十几个人当保人，一旦出事，麻烦就大了。”
叹了口气，刘继忠谈起今后的打算，“旁边的一家已经转行了，实在不行就不干了。”
一位金融专家开出了“药方”——
民间信贷不宜打压宜疏导
“如果不加管制的发展下去，完全有可能出现类似温州的情况。”10月4日下午，在神木县法院办公室里，该院副院长闫怀荣不无担忧地说。他最担心的是，一旦地下钱庄出现资金链条断裂，“神木的经济将会出现大的滑坡。”
从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信贷案件看，由于处于监管盲区，地下钱庄的风险控制水平普遍不高，“在信贷纠纷的案件中，一部分是由于借贷方做生意赔了而无法还债，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典当行把钱借给了赌博的，或者被人以买煤矿为由诈骗了。”闫怀荣认为，神木的民间信贷之所以发达，主要还是因为“中小企业或做生意的人很难从银行贷到款。”
中国西部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方建武指出，民间大量的沉淀资金，当地较发达的中小企业资金需求，是神木、鄂尔多斯以及温州等地方成为民间信贷发达地区的先决条件。
近些年，民营经济成为神木最活跃的发展要素，而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居民的收入也在提高，而现有投资渠道则相对狭窄，在通胀压力下，民间资金流入煤炭、房地产等高收益行业，“而在今年房产调控和煤炭整合的双重压力下，炒资金成为了民间资本最赚钱的方式。”方建武认为，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要拓宽投资渠道和品种，将民间资本引导到风险可控的行业中去。
温州的民间信贷危机，让人们见识了民间资本的破坏力，严厉打击民间信贷的呼声四起。但在闫怀荣看来，现在的情况下，疏导要比一味的打压适合。“只是简单的打掉地下钱庄，可能反而会激化矛盾，出现问题。”
方建武也认为，在我国目前的融资环境下，对中小企业而言，民间信贷在一段时间内仍将是重要的融资手段，应该理性的认识民间信贷存在的合理性。“现在应该做的是如何规范民间资本的运作，而不是去人为地制约它。”“积极发展多种投资渠道，为小额贷款公司资金的合理流动创造条件，才是解决民间信贷成为‘洪水猛兽’的根本手段。”
神木县监管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最新出台的《神木县规范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在对违规经营、非法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行为严厉查处的同时，也将加强积极引导，为民间资本探寻现实出路。来源：华商报本版稿件均由本报记者 刘鹏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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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LED企业钧多立老板举家跑路
牵涉民间融资、过度扩张外，折射出行业泡沫破灭
卢丽涛 孙燕飚
深圳一家2010年销售额上亿的LED企业也惊爆老板“跑路”，不仅令人担忧“跑路潮”有蔓延趋势，也预示着LED泡沫破灭的不祥前景。
10月8日，深圳钧多立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钧多立公司”）董事长毛国钧、其妻崔丽华及其在公司内任职的亲属全部失踪，自此音讯全无。
员工们顿时明白，老板跑路了，留下一屁股债和不断聚集到公司门口的追款人。
据了解，钧多立公司拖欠建设银行(601939,股吧)龙华分行贷款3000万元，拖欠中化集团远东国际租赁公司1728万元，拖欠供货商已登记款项1200多万元，据媒体报道，其拖欠担保公司3300万左右，甚至还有一些尚未浮出水面的高利贷。
钧多立公司的倒下，除了自身盲目扩张和运营问题外，同国内LED行业产能过剩也有关系。钧多立事件也许将成为国内LED行业投资泡沫破灭的一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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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七鑫旗老板跑路未遂已被控制 欠债20亿
民间借贷危机一触即发，风声鹤唳。
在奉化唐鹰总裁胡绪儿因赌博和经营失利亏空1.7亿跑路后，与奉化相距不远的的宁波市宁海县西店镇，鑫洋电器有限公司的老总刘鑫浩也被类似传闻缠身。由于有当地大量企业为其提供借款担保，或直接向其提供借款，此事已在宁波地区引起不小的风波。
据21世纪网了解到的情况，刘鑫浩目前背负的债务为18.95亿元，其中银行借款达到10.95亿元，接近鑫洋电器的业内人士则表示，七鑫旗的民间借贷约8亿元。
传刘鑫浩跑路被控制
近日，关于鑫洋电器刘鑫浩跑路未遂被控制的传闻屡屡出现。
据公开资料显示，鑫洋电器有限公司始创于1988年8月，位于宁海县西店镇，生产热得快、电水壶、蒸汽清洗机、果蔬净化机、加湿器、榨汁机、咖啡机等系列水家电产品，拥有年产逾2000万台（只）各系列小家电产品和温控器的装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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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地产商自杀 中富两套方案清偿3.2亿债务
中富房地产公司的气氛焦虑而烦躁。张勇（化名）踱着步，从房间的这一边走到那边，一会坐下，一会站起，一会又到屋外的走廊里看看。“我前天就来了，今天是第三天。”他说。
他是作为债权人，来中富房地产公司协商解决欠款问题的，还有372位个人及单位面临着与他同样的处境。
9月24日，鄂尔多斯(600295,股吧)市中富房地产开发责任有限公司（下称“中富”）法定代表人王福金自杀身亡。虽然今年下半年以来，已经出现部分房地产老板因资金链紧张外逃的事件，但因此而死亡的尚属首例。
现金流紧张压垮中富
一位债权人告诉记者，王福金自杀前遭到多位债权人催债，王福金自尊心又特别强，可能因此导致自杀。王福金上吊自杀的厕所和一间装有公司重要材料的办公室被贴上了封条。
与很多出现问题的房地产公司一样，中富的问题是信贷紧缩环境下资金链极度紧张。
中富于2007年10月18日成立，只有两名股东——郝小军和王福金。王福金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有公司30%的股权，郝小军持有70%的股权。
2008年，中富投资开发了“国电富兴园小区”项目，项目总建筑面积107870.65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80001.98平方米，商业用房面积22925.46平方米。中富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共向373家个人及单位举债2.6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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