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余同友小说中的场景与人物
方乾
以我有限的阅读经验几乎就可以判断，余同友小说是70后作家中不可多得的样本，他对当代小说创作的贡献，相信很快就会得到专业评论家的认可。我的意思是，我并不是在对余同友的小说创作进行评判，我也不是专业评论家，对余同友而言，我主要是一个忠实的读者，一个比较熟悉他的老乡、朋友和前同事。我们出生在大致相同的故乡，有过大致类似的生活和长达8年的同事经历，有着较为亲密的交往。
余同友的文学创作大约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前期主要是诗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长诗《九重水稻》（《诗刊》1997年第2期），从那时起，余同友的文字就像生长在故乡土地上的庄稼，一茬接一茬地为我们呈现出耕耘的快乐与收获的惊喜。2004年或者更早，他转向小说创作，由小小说到短篇小说，再到中篇小说，直到今年完成第一个长篇小说。十年中他在全国各类文学期刊上发表了90多个小说作品，他的这些作品为我提供了一些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阅读快感。
余同友叙事的场景主要是农村，他对乡村诗意的热情书写来源于他对乡村生活的美好记忆，山村生活是他少年时代成长的土壤，并且乡土文化也是中国文学的主流。现实经验与审美经验让他对乡村的生活有着深深的眷恋，与此相对应的是都市生活的虚幻与无奈，工业时代、市场经济环境中物质力量的强大，让乡村诗意的美好精神无所归依。他的都市生活场景叙事，如《象大象一样消失》、《鼻子》等，不过是乡村场景的延伸。我所读过的，只有一篇《老魏要来》可以说是完全意义上的城市生活场景叙事。因此，他对乡村诗意的书写和守望在充满美好的同时也渗透了挥之不去的悲凉意味，这构成了他小说中被一再表达的情绪与思想。读余同友的中、短篇小说，如同在看一幅幅温情脉脉的乡村风俗画，在听一曲曲深情款款的乡村生活挽歌。
余同友小说的场景描述中，唯美的、抒情的、清纯的文字所营造的乡村，是美丽的、温情的，又是落寞的、凋敝的。如《乡村瓷器》、《小秘密》、《我们村庄好风景》、《夏娃是个什么娃》、《过夜》、《白雪与乌鸦》等小说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景，就是这样的皖南小山村。与此相关联的是城市生活的某些场景片段，如车站、小饭店、小旅馆、洗头房、租住屋等，它们构成乡村生活场景的延伸与对照，在小说中被称着“罗城”或“海城”。同样，其小说中的乡村生活场景差不多都有一个共同的名称：“瓦庄”。瓦庄是个什么庄？罗城或海城是个什么城？那里生活着什么样的人物？这些人物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些什么？
场景是小说故事演绎的环境、是人物活动的舞台。余同友把他的瓦庄人物一一搬演在充满温情回忆又满目荒凉的乡村生活场景中：小砖在寒风中望母亲归来的村口大树下、方金钟或余珍珍家的麻将桌、张生全老汉找不到一处合适地方悬挂奖旗的村居、李光荣家昏黄的灯光下以及老汉们聚拢来扯闲篇的门前乌桕树下、吴爱国的乡村小学、李应华的乡村科技图书馆、草垛村的田野与草垛、切芝麻糖的乡村厨房等等。
进村是一大片风水林，有合抱粗的白果树，树皮壳里能躲得下一头小牛的枫杨树，一到秋天就红得吐血一样的红枫树。这里的树哪个也不敢砍，说是砍了就破了村子里的风水。风水林上去，是一个小祠堂，供着三世公，三世公是谁，也没有人说得清楚，反正都叫他三世公，也不管他是姓王姓李，反正一个祠堂大家用，也没有人在过年去烧香祭祖了，祠堂里堆着老人们为自己准备的棺材。过了祠堂，从十里冲流下来的溪水从两边包围住了梅溪庄，一家家的黑屋顶像一件件破烂的蓑衣，东一件西一件地沿着山势随随便便地卧着。再往上就是十里冲了，隔了老远，就听见冲里的溪水轰轰地流下来。（《我们村庄好风景》）
《我们村庄好风景》（2007年《红岩》第二期）中，王立正的美好理想与善良愿望一一破灭，搞旅游太难，不如方金钟在城里开洗头房挣钱快又多，乡村的破败与贫穷让村里的男女老少情愿与不情愿地背离了传统生活的轨道，乡村生活的美好正在被残酷的现实所蚕食与鲸吞，只剩下触目惊心的不堪与丑陋。在《夏娃是个什么娃》（2007年《清明》第五期）里，李光荣揣着儿子生命换来的三万块钱，苟且的活着，没有了尊严，也没有了未来。杨利文与苏眉，两个清纯的农村少年男女，被迫走出乡村去讨生活，最终却莫名其妙地走向了犯罪，一个成了职业杀手，一个变成妓女和窃贼。贫穷所滋生的罪恶如此触目惊心，不由让人们思索罪恶是如何突然出现在曾经美好淳朴的乡村人物生活中的。
在城市扩张的步步进逼中，乡村所能固守的阵地正在节节败退。城市的日益繁华与乡村的日渐荒凉凋敝，不只是物质层面上的，更在精神层面上给处在时代巨变中的人们以深刻的烙印。《青蛙搬家》讲述的是一出现代生活的闹剧。因为建开发区，村庄要搬迁，葛庄人全都到城边的楼房里去住。为了多分房子，葛庄人争先恐后地办理离婚手续，就连八十多岁的老头老太也在子女的安排下加入了离婚的行列。这篇小说写乡村的消失，在利益的驱动下，人们可以抛弃道德和法律，不惜以牺牲原有的生活秩序为代价。同时也暗示着，乡村在城市化强大的压力下，再也无法固守传统，伴随着自然风光一起消失的，还有纯朴的民俗。陈晓明在论及贾平凹小说中的“乡村经验”时曾指出：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民乃是弱势群体，乃是被现代性侵犯、被城市盘剥的对象，乡村经验在现代性中是失败的经验”。
传统与旧习俗的消失导致乡村人物精神的迷惘。《暖坑》通过一个乡村丧葬习俗的描写，进而讲述了山村手艺及其精神的消失。
“暖坑”是瓦庄这一带的风俗，就是长辈过世下葬时，要由下一辈一位男丁提前一夜睡在即将安放棺材的墓穴里，这样子，亡灵就不会在阴间受寒受冷了。
陈海生的木匠师傅过世了，他在为师傅暖坑时回忆了山村手艺人的精神传统。那把斧脑上有神灵的“短斧”与张生全老汉那面绣着字的“锦旗”一样，失去了立足的环境，只能用来给木匠师傅陪葬了：
村子里用不上木匠手艺时，陈海深才到城里去做起装潢的，刚到城里时，他也不适应做一个新木匠，现在的木匠几乎不需要手艺，过去在师傅那里学的刨工，锯工，榫工，现在全用不上，后来，慢慢适应了，他几乎都要忘记师傅教他的那些手艺了。
有一年，他在城里接了好几家活，忙不过来，师傅听了后主动来给他帮忙。可是师傅搭了车来到县城，到了现场，看着陈海深啪啪啪用汽钉枪打钉子，只几下就钉好了一块面板，他就不敢动了，师傅像是一个犯了错误被罚站的小孩子，他左转右转，转了好一会儿，他暗自摇摇头，默不做声，当天下午一个人又回到瓦庄。对了，那次师傅是背了一套木匠工具去的，手里还拎了那把短斧的。那也许是师傅最后一次拎他的短斧吧，后来他再也没有见到过师傅拎着斧头削、劈、砍各种木板的样子了。
师傅的那把短斧还在不在？陈海深想，等下葬时，一定要把那把短斧找到了，放在师傅的身边。斧头上的神是木匠们的神，做了一辈子木匠的师傅怎么可能临了却没有木匠神护祐着呢？
村庄里的美好正在一点点消失，同时在消失的还有人们的固有的生活秩序、习俗风情、价值观念、甚至道德底线。底线失守是一种较为深层次的忧虑，城市化是在精神上被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入侵，物质主义欲望、金钱欲望肆意涌动，传统的中国乡土文化、价值观念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燃烧的草垛》叙述了草垛村姑娘的观念变迁，曾经13个姑娘为捍卫尊严与贞洁，不惜生命。现如今的草垛村姑娘小红为了生活，几百块钱就献出了贞操。这种变迁是被动的、无奈的，变化的面目是剧烈的，但其实质的变化却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精神苦痛是最深刻的，苦痛过后，要么麻木，要么就是蜕变，未来情景的不确定性更增加了乡村人物精神的焦虑与不安。程光炜在讨论莫言与贾平凹的“本土化书写”时说，如果都市题材最能表现这个民族社会变革的脉动的话，那么乡村题材却最容易凝聚、集结和沉淀“中国”的历史经验，那里隐含着中国人最为隐秘的精神冲突和更深的隐痛。《白雪与乌鸦》通过白雪村的王翠花变成乌鸦这个显得怪诞的故事，试图对瓦庄的人物精神沉沦进行救赎式的抗争，结果也是不了了之，仿佛在这个时代，瓦庄已经病入膏肓了。
在一个寻找失去故乡的故事里，余同友对瓦庄风物的典型特征有过写意的描述：
在被圆脸女人抱起来时，我记得我好像还看了一眼我的出生地，应该是一个村子，而村口有一座长长的石板桥，桥上有石栏杆，那些石头很黑，是黑煤炭的那种黑，桥头有一棵大树，很大的树，圆脸女人抱我走出去很远时，我还看得见那棵树，那时从大树上还飞出了几只鸟，鸟，我似乎还对着那些鸟喊了起来。（《逝去的天鹅》）
在这个近似寓言的故事里，精神家园的遗失被如此强烈地关注着。关于现实故乡村庄的记忆最后只剩下：一个村子、村头一座石桥、桥头一棵大树。村庄里许多内容被掏空了，如同生活在村庄里的人的灵魂走失一样，那件绿色的上面编织着白天鹅的毛线衣是唯一的遗物，那编织美好愿望的故乡的母亲在哪里呢？是故乡抛弃了我们，还是我们不由自主地走失了故乡？故乡的生活无法坚守，乡村的精神无所归依，漂泊与流浪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乡村人物典型的心理症候。
对乡村美好生活的追忆，在余同友的叙事中已经是被现实生活的残酷冲击成了碎片。支离破碎的不止是美好生活的记忆，更有乡村的淳朴、温情与道德规范。新世纪以来愈演愈烈的城市化进程，相伴的是乡村的凋敝与破败。乡村生活的失序、道德的失范、精神的失守在余同友小说中被深刻地揭露了出来。余同友小说对当下农村生活的观照并不设定历史前提，也不预设未来期待，他只是忠实地记录着他所“看”到农村生活现象与农民生存现状，抒写着他所熟悉的“小人物”与显得有点陌生的“大时代”的某种情怀。他的不动声色的貌似客观的叙述在有意无意中流露出淡淡的哀愁与浓浓的无奈，这或许是余同友小说为我们提供的审美样本。
近三年中，余同友小说的场景与人物有所变化。在罗城或海城生活的瓦庄男女继续着他们的生活逻辑。只不过小说在描述城市生活场景时已经不再像先前描写瓦庄那样聚焦和感情专注。他的人物在这里不过是匆匆的过客，作者有意无意间流露出对城市生活的厌恶。《象大象一样消失》述说农村年轻人在城市工厂打工的生活状态，《鼻子》描写了农村孩子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寻找出路的生活场景。这虽然是场景的转换，但可以看着是乡村人物生活场景向城市的延伸，只不过关注的角度与焦点转为对这些底层人物生活未来指向的焦虑。淡淡哀愁的忧伤被空虚、荒诞与无奈所取代。两位主人翁的结局都很悲惨，一个跳楼而亡，一个树顶自尽，其悲剧意味更加浓厚，然而却被作者用了一种喜剧的手法在述说着。再也看不见诗意的描写与温婉的抒情，有的是主观的冷静与客观的残酷。昆德拉好像说过，小说的智慧跟哲学的智慧截然不同，小说的母亲不是穷尽理性，而是幽默。余同友小说反讽与幽默背后，有润湿的泪痕。尽管他依然保持着不动声色的描述姿态，这种悲剧的喜剧式写法，显现出的冷幽默，露出底层生活的狰狞面目，有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效果。
在余同友小说场景与人物转换的作品中，我要特别谈谈《老魏要来》。在我看来，这不仅标志着余同友小说创作技巧的成熟，更表现出他观察生活、思考生活的通透、圆润与成熟。在现实生活中，甚至在我们的身边就有一个活生生的“老魏”，小说中描写的许多生活场景与细节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真实地发生过。小说中写道：
老魏这个人豪爽，实在，诚恳，但表现出来的却是狡诈、无赖、抠门，总之，他骨子里是个好人，但表面上却表现出来像个坏蛋，不过大家都知道这点。那天晚上，老魏成了同事们共同的话题。……大家又是一阵笑。刘浪也咧了嘴笑了，他心里想，老魏真是了不起，他就是坏也坏得那样可爱。刘浪就这样上班第一天就知道了有个老魏这个人。
办公室的同事在谈论着老魏的轶事，老魏如何骗同事掏钱请客，又喝酒又拿烟；老魏如何到同事家中智取同事藏起来的香烟。大家说说笑笑，办公室新来的同事刘浪头一回听到老魏的故事，很是好奇。这个老魏以及关于老魏的“狡诈、无赖、抠门”的故事并不是作者的杜撰，是一个完完整整真实发生的事情。余同友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那些生活中无聊的琐碎的事情，放进特定的生活场景中，进而烛照出人物的精神境况。老魏的“豪爽”绑架了“善良”，老魏的“实在”欺骗了“诚实”，老魏的“诚恳”出卖了“真情”，这就是生活的荒诞。在这篇小说中，余同友的叙述充满智慧，整篇小说中从未出场的主人翁老魏成了一个悬念，一个传奇，一个传说，荒诞与幽默在《老魏要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篇城市生活场景的述说，最先在《滇池》发表，《小说选刊》2011年11期选载，评论界多有关注。《小说选刊》编辑部郭蓓称“《老魏要来》是一幕办公室版的《等待戈多》”。这个故事给郭蓓的感觉是：“荒诞的故事外衣试图揭露的是真实而荒诞的人生本质：生活是荒诞的，人与人的关系是荒诞的，我们谈论的人和事也是荒诞的……‘老魏’既真实又虚幻，可望却不可及。实际上，‘老魏’隐喻的是一种机关法则，是局内人共守不破的潜规则。在冷漠怪诞的机关，永不在场、缺席存在的老魏成了人际交往的安全面具。同戈多一样，老魏最终也没有来，然而办公室新来的年轻人，依然会期待下去，等待下去。”
余同友小说中场景与人物及其故事，无论在乡村还是都市，都指向人的生存状态，指向人性的真伪。这或许是余同友小说值得关注的又一个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