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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黄山学院（原来叫徽州师专）的记忆
记得我去的那天，还走错了路，《录取通知书》上说的“黄山市屯溪区戴震路44号”，明白倒是明白，可我把所谓的“区”当作像安庆的一样的了。谁知道我所到的黄山离屯溪还有13块钱车票的路呢。就像邮递员一样，我是从大地址开始，然后逐级往下。唉，害我多花了钱不算，还让人笑话。
及至到了车站，早有老生在等着了。我拎了小皮箱就上车，而后就迷糊地闭着眼睛。心想：我终于到家了！接新生当然是学生会的干部。像洪峰、简桂香我印象很深。因为后来我们有不少的交往：洪峰文笔不错，写些散文，在校时就加入了黄山市作协。我有不少的东西都经过他手在校报和校广播站发表，换了不少的硬币，解了我的许多顿饭的问题。简桂香呢？也是我极为佩服的一个。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体棒，粗粗壮壮的。有一次系里举行篮球赛，女队中就有她。在校时，她荣获宋庆龄基金会奖。后来每逢她带着学生会其他干部检查卫生，我总能看到她。因为我一般不大出门，就在教室里看书,或者帮图书室的管理员们搞搞卫生。她也因此不止一次的表扬过我，说我是为数不多的勤奋者之一。
也因为经常帮管理员们搞卫生的关系，我与图书管理员们混熟了，那些较早版本的或者一般学生们借不到的书我都能看到。记得，在校两年，我看过《古今图书集成》中的一些，还有同学们不喜欢看的一些《县志》和《府志》。有时候我看不懂，就向同样在室内聚精会神看书的老先生们请教。记得师专中文系那时有两位老教授：一个叫秦效成秦老，一个姓吴，笔名白盾，他们两人对我都友好得不得了，我到今天还对他们留有很深刻的印象。他们作为在学术上有成就的教授，读起书来如饥似渴，认真不苟。对后学的我也从不摆架子，平等热情。及至后来，我自己做了老师，我也是时刻提醒我自己，要向这两位老先生学习，平等热情的对待我的学生。因为这一层关系，学生会的洪峰、吴顺辉等几个人发起成立黄山文学社的时候，想请白老来说说话，大家就让我去请。我去了，白老果然依允。那时，我觉得有面子极了。再有，给我留有深刻印象的就数教我们古文的两位老师——一个是汪大白，一个是方策。汪老师的字写得有力，恨不得穿过黑板，说“入木三分”也不为过，让我佩服得不得了。他还帮我在校《学报》上发表了两篇论文。这在当时，给我的就不仅仅是面子了，更多的是信心和希望，它促使我不断的读书求知，丝毫不敢懈怠。乃至有一回一位老乡（程利生）问我：“你到底看了多少书？怎么我在图书馆借的书，你都有记录啊？”的确如此，我那时候非常珍惜我能再有读书的机会，因为在这以前，我高中毕业，在外边打了两三年的工，特别是在南京江心洲的那半年，我对人生、前途甚至有些绝望。整个人困在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上，每天粗菜淡饭，工作起来没日没夜，有时候人累得站着都能睡觉。还好，我在那里遇到了河北定州（北门外东里元村）的一位老工程师，他本已退休，又回聘了，他鼓励我回家继续读书。就因为这个，我所以特别的热爱学习，一些专业课的东西，我往往能掌握得滚瓜烂熟，每当考试时候，同宿舍的朋友们都偷偷地点起蜡烛，在蚊帐中彻夜的背得昏天黑地，我却能睡得安稳自在。每次考试我都能稳居班上第一名。在校两年，我得了两次一等奖学金，共计三百元钱，解决了我不少时间的生活费问题。
另外，我还喜欢以白翎的笔名写些小散文，投给学校的广播站和《徽州师专报》，一般都能播送和发表。这样，似乎是小有名气了，有一回，我和同寝室的洪志高、崔狄生等人到学校旁边的一座小山上去玩，正巧碰到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只记得后来她给我写留言时署名叫“音凡”。）和一群人在烤东西吃，因为我们的到来，这些女生怕得到处乱窜。后来洪、崔二人向她们介绍了我，她们才大惊作怪地说：“原来是中文系的大才子白翎哪。”害得我倒不好意思起来。
现在想想：其实我那时候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学到。不必说现在的大学生们玩得不要的恋爱问题，也不必说什么电脑和英语，就是跳舞，我也是沾不上边儿。实际上，那时候我是很想有一个女孩子来爱我的，你想，我那时候都23岁以上了。要是不因为读书，我可能早结婚了。我的同学中就有不少已经结婚了的，小日子过得蛮舒服。可我们的辅导员胡以法老师实在太过正统，对我们的管理也十分严格，他要求我们读书期间不许谈恋爱。也许有一次吧，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可能跟一个女孩子一同走过一段路，我就被挨了冷处理。而我本人也曾喜欢过一两个女孩子，她们可能也喜欢我，我真想从她们中选一个作为自己的恋爱对象，但我总是不敢放手，也实在展不开手，因为那时候我的经济状况实在没法说出口。不像现在的大学生们，这么大胆，这么没有顾忌。我暑假到安徽农业大学去学习，看到那些个大学生们一个一个的成双结对，手挽手，亲亲密密。我对他们不仅仅是羡慕，更多的是祝福。我总想：年轻的时候，没有恋爱的经历，那是人生的一种缺憾。只有学会爱，才能学会生活。爱是生活中一个不容回避的主题，尤其是对于年轻人。再说跳舞吧，有一段时间，某一位老师发起办一个舞蹈培训班。只要十元钱就可以报名参加学习，我没有钱，就没去。但中文系文秘班的秦越玲（或者叫爱玲，宣城宁国人）老叫我去学（她也是文学社成员，我们虽不同班，但有交往）。有好几回，晚自习过后，她拉我到教学楼顶去教我，可我老踩她的脚，只好罢了。——我这人哪，有一点不好，那就是对形体动作掌握得太慢。记得我入学的时候，不少同学做的广播操是第八套，而我和一些山区的同学还停留在第七套。体育老师于是就教我们，我是最后一个通过的笨学生。
临毕业的时候，大家心里都有些惶惶然，我也不例外。但我更多的感觉是对即将成为我的母校的徽州师专的万分不舍！因为我觉得，虽然我在她的怀抱中待的时间不是太长，但她却给了我许多财富，包括师恩，友情，还有哪怕是同学们之间的一些现在想来不足挂齿的恩恩怨怨。回望走过的人生道路，我不能不注目于我留在徽州的脚印里那一汪清水，它蓄满了我对母校的深情，也映照了母校对我的眷顾。
我爱徽州，不仅仅因为那片大地留下了我的脚印。她时时入我梦中，就像我曾经生活在她的摇篮里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