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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在历史与文化之间
——《巨商沈万三》创作札记兼及江苏文艺版再版后记
吴恩培
（一）
1995年4月，江南莺飞草长季节的一个上午，我开始了和元末明初一位巨商的对话。两年的时间里，楼上看山，灯下看月，舟里看霞，城外看雪，自是一番甘苦，一番情趣。
作为凝固这种对话的物质、精神形式——中文版《巨商沈万三》一书于1997年4月由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7年后的2004年6月，该书日文版由日本东京勉诚出版社翻译出版。如今，江苏文艺出版社再次出版该书的中文版。
感谢上述的出版社，为我和我的对话者提供了向公众行使话语权的平台。
（二）
《明史》记载：14世纪时，江南一个发了大财的巨商——沈万三，为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造筑了南京城墙后，还溜须拍马地想为朝廷犒军，被朱元璋眼一瞪，发配到了山高水长的云南去了。
云南离海很远，到了内陆的沈万三当然无法再搞他的海上贸易了，况且，朱元璋为了防止退却海上的敌对力量利用大海向他的皇权挑战，故海禁甚严片版不得入海。
夕阳中，沈万三踽踽而去，留下了一个逆光的蹒跚背景。直使得后世的人们无法看清楚他的脸。然而，即使是阳光直射到他的脸上，我们大约也难看清他的扑朔迷离的面容了。
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于他这个人的生卒年岁，尚是一本糊涂账。这个富可敌国的富翁是如何富起来的，各种荒诞不经的说法并存。甚至于他的姓名、籍贯，犹争论不休，众说不一。史料的记载，更是诸说迥异。明代小说《金瓶梅》第三十三回借潘金莲之口说他是南京人，诚所谓“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人的名儿树影儿”；《周庄镇志》说他是昆山周庄人；《张三丰全集》说他是“金陵人”，同书更说他是“秦淮大渔户”；董汉阳《碧里杂存》说他是“集庆（今南京）富家”；孔迩《云蕉馆记谈》说他是“苏州吴县人”；周广业《循陔纂闻》据《秀水县志》说他的原籍是浙江嘉兴等等。
野史记载不清，可正史记载亦清楚不到哪里！
沈万三在《明史》中有三处被提及，内容说其造应天（今南京）城墙和犒军乃至被流放云南事。三处字数总共仅三百字左右，但却三处记载，各不相同。《明史·太祖孝慈高皇后传》中说他是吴兴（浙江湖州）人，名沈秀。《明史·王行传》说他是吴县人，名沈万三。《明史·纪纲传》说他是吴中人，名沈万三。
关于沈万三的经商，孔迩《云蕉馆记谈》说沈万三“尝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豪富间，辗转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吴江县志》和《苏州府志》也记述沈万三“富甲天下，相传因通番而得”。明史专家吴晗在《元代的民间海外贸易》一文中曾以此为据，说明“苏州沈万三富豪之所以发财，是由于作海外贸易”。在《朱元璋传》、《明史简述》等学术著作中，吴晗也持同样的看法。
然而，“海贾”、“通番”及其从事海上贸易的种种细节，诸如在什么地方出海，到了哪些国家，船上又装了些什么货，出了几次海，每次的起讫时间，船只的数量、舶位，随行的人数等等，所有这些构成“海贾”、“通番”要素的具体数据，均一概阙如。
于是，即使是最严谨的历史学家，大约也无法画清楚他的脸了。
沈万三毕竟比不得较他晚几十年的郑和。后者负有皇上使命，代表朝廷出海，几时走，几时归，到了哪些地方，做了些什么事等等，都有随行史官记载。而沈万三干的可是犯禁的海上私家贸易，其性质颇有些走私偷漏税之嫌，即使有些出海的痕迹，只恐怕毁之都来不及，哪里又会给世人留下点点滴滴的文字记载！
我最早听说沈万三这个名字，是在六十年代初。兄长在宁求学，尚是个初一学生的我去看他。兄长陪我去东郊玩，是沿着城墙走的。路上，他指指城墙说起帮朱元璋筑造这城墙的人叫沈万三。
是时，仰头看着巍峨高大的城墙，蓦地我眼前出现了一个肥头大耳的形象来。这家伙这么有钱，想必是这副模样儿，我当时想。其实，这只是一种思维的定势，有钱人必定脑满肠肥。至于这家伙的脸，那时没看清楚。及到后来，读了许多关于他的书，我也只是充其量地看到他的背影，于是努力地想描摹出他的面容轮廓。在古书字里行间的空白处，本就留下了诸多供后人猜测、想像及填充的空间。我竭力睁大眼，也只能在晴红烟绿中朦朦胧胧地看到他那出海的船队桅影。站在船头的他，始终没有掉过头来，留下的依然只是一个老态佝偻的背影。
或许，从正襟危坐开始对话的一刹那，我就依稀感觉到，背我而坐的对话者，像川剧中的变脸一样在不断地变换着角色，一会儿是历史的，一会儿又成为文化的。
虽说看不清脸，但我在记录对话时，却心知肚明：和这样一个人对话，那我已别无选择，只能是徘徊在历史与文化之间了。
（三）
《巨商沈万三》在1997年出版后，当时我居住的楼下一位开烟杂店的老先生对我说，沈万三赚别人的钱，你倒赚沈万三的钱。
猛一听，我吓了一跳，后来一想，倒也释然了，同时感到老先生看问题的视角倒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于是，我只能如苏州话所说“吃进”似的缄默。任何一句辩说写一本书的稿酬其实很少之类，不仅多余，而且会露出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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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一选题，本不浅薄。
在中国史书记载的汗牛充栋的历史事件中，朱元璋与沈万三的较劲故事可是惟一的一次大政治家与大商人的角斗。至高无上的皇权，必然地取得了胜利。选择这一多少带有悲凉意味的题材，只是意在以一个开国皇帝和一个富可敌国的富商之间的善缘、恶缘为切入点，在更深的层次上探讨中国近百年积弱的滥觞。
华夏文明五千年的发展历史，铸写着我们祖先的辉煌。即使到了中国历史上屡受边衅之累的宋代，虽然发生了金人南渡、虏却大宋父子两代皇帝的靖康之耻；虽然大宋王朝在与辽、西夏的边衅较量中远逊于前朝秦皇、汉武的武功威仪，在国家的治理上，亦缺少文、景盛唐的文治气度，然而，当时中国的科技发展，却是远远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宋代东京（今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至今还留下了《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经济繁盛的景象。
元代时，中国虽战乱不已，可马可·波罗（1275—1292年来东方）、奥德里克修士（1321—1338年历游中国诸省区）等洋人当时来到中国，对东方古老国度的繁荣状况，仍然表现出莫名的惊讶。
从时间的横比上说，时值14世纪的元末明初，当沈万三的私家贸易船队的桅影已在太平洋上迎接着一个又一个初升的太阳时，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正发生着西方教会的大分裂——罗马选出一个教皇，而法国籍红衣主教则另立教皇。两个教皇分驻两地，彼此诅咒，正互相开除教籍呢！
当稍后来的明代三宝太监郑和率领着大明官家船队——实际上是一支具有军事性质的远洋船队——“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引自至今留存于太仓浏家港天妃宫里的《通番事迹碑》）时，在比萨召开的欧洲宗教会议正决定废黜原来的两个教皇，其结果却冒出了第三个教皇，更形成了三个教皇鼎峙的局面。
完全可以说，在科技、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在世界范围内我们领先到15世纪。
相比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或许，从综合国力上说，先前我们可比他们阔多了。
虽说是充满着阿Ｑ式的自嘲，但却是实情呢！
痛心的是，后来，别人上去了，我们却相对地落后，落后到挨别人打的地步。在19世纪后的一部晚清史里，大清的黄龙旗屡屡无奈地倒下覆盖在绿营将士的尸体上，马革裹尸的惨烈景象在西天如血的残阳映照下，显得悲壮而又悲凉。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其时，我们非但看不到昔日沈万三和郑和的远洋船队，恰恰相反，映入眼帘、充斥耳畔的却是英国人敲开中国海禁之门的远洋炮舰和轰隆隆的炮声。接下来，割地赔款，五口通商……
一切的一切，令人荡气回肠，扼腕叹息，不忍卒读而又不得不读。
这是结果。
（四）
东方哲学注重于结果，然而，我们还不得不注意一下西方哲学所注重的过程。
我们综合国力曾经相对强大，可在后来又悄悄流走，这一过程究竟是如何演变成的？当寻找我们走向积弱的那一段时间时，我们不得不把眼光停留在明、清之际，尤其是大明。
六百年前的大明立国之初，当沈万三这位富可敌国的巨商最后败于大政治家朱元璋之手时，便无可挽回地表明，中国封建皇权奇怪地让一个放牛娃又延续下去了。在人们谈论中国缺少一个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阶段的今天，公允地说，历史也曾给了中国一次次机遇。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在14世纪15世纪，已经稀疏地可以在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看到。”（《资本论》第1卷第904页）
假如沈万三的对外贸易能在中国当时的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催生助长出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进而带动当时整个商品经济的发展，并由此对中国政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假如朱元璋容忍或接受沈万三对外贸易的实践、主张并以此奉行贸易立国的方略，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显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当代的历史学家们在喋喋不休地争论着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结出资本主义的果时，中国历史上惟一一次大政治家与大商人的角斗及其结果，只是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某种必然。明、清时，虽也出现过如永乐、康熙、乾隆这样的有为君主，但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决定了即使这些有为的君王励精图治，但他们不会也不可能丢开祖宗的规矩而全盘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代替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
毕竟，谁都不能也无法超越历史。
15世纪以后的明、清王朝，中国和世界强国的距离拉大。是时，也正是发生这种嬗变过程的时机。虽令人痛心，而又无可如何！
大把大把的银子堆垒起来的沈万三毕竟太富了，富得让人妒忌。于是，他的下场就应了我们民族那句出头椽子先烂的老话。谁叫你出头哩？没见孔老夫子都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你这么富，能让别人心里平衡么？
当一个民族的心态，上上下下都弥漫着妒富、害怕露富以至谁富就吃谁的大户时，富可敌国的沈万三已是既遭妒又惹了祸，命运偏偏又让他遇上了一个放牛娃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就朱元璋而言，早年伴随着饥饿、屈辱和贫困的贫民经历，使得他这个皇上对富人怀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褊狭情绪。登基后的他，面对着经过元末战争而满目疮痍的国家经济，只能一声长叹。毕竟，他并不擅长于斯。然而，马上得了天下的他，伴随着当上皇帝而深入到他心田中的帝王思想，却难以面对天下财富都集中到沈万三这些少数富户口袋里的现实。气量不大的开国皇帝，终形成了天下一统之际，这些富户若不加斧削，终是个后患的想法。虽然随着他步上丹墀、坐入龙庭转变成了封建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也转变成了阶级论所说的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然而，阶级身份的转换，并不能抹去他心灵上的伤痕。这使得他对这些富户们充满着令现代人都可以理解的那种妒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他妈的钱都在你们这些富户的口袋里，朕要用，倒要到你们那儿去拿？
呸！
于是，皇上开始杀富，但却没有济贫。毕竟他已是坐上龙廷的天子，不再是绿林中的大哥。况且，连年战乱，小农不堪命矣，大明新皇朝财政的主要来源——田赋，已经无法承受国家机器的庞大开支。刚刚坐上龙廷的朱元璋，更无法承受小农破产、绝望乃至揭竿而起的后果，于是，商人及其商业利润必然成了被国家财政瞄上了的肥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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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遭杀富的沈万三，终被朱元璋一巴掌打下去了。
《梅圃馀谈》记载：“吴县沈万三以货殖起家，苏州府属田亩三之二属于沈氏。……太祖定鼎金陵，万三又党于胡蓝，太祖大怒，胡蓝诛，遂逮万三戮于水西门外，没其资，得二十万万。”
这里的野史记载和《明史》稍有出入，沈万三在水西门外被“戮”，难免是去不成云南了。
1997年我最后为《巨商沈万三》定稿时，曾为这“二十万万”后的单位，踌躇了许多日子。中国古代表示金钱数量的数字后，若无特别说明，通常指的是银两的“两”。然而，沈万三的财富能聚敛到如此庞大的天文数字吗？这可是二十万万——二十亿啊！后来，我看到石骏、金国正撰写的《纵横宇内的苏商》时，该书叙述沈万三的财产，明显引用了上述野史资料，说是“20亿两白银”。
“二十万万”——“20亿两白银”的巨大财产在今天值多少钱？这本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但因涉及到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物价及不同的换算方法等，竟产生多种不同的换算结果。
其一为以现货白银价格进行换算：
相关数据为：16两等于1市斤；1市斤等于0.5千克；1盎司等于283495克。则20亿两等于62500000千克。62500000千克又等于2204624420盎司。
白银的价格为：1998年4月23日曾达到每盎司7.30美元。2004年2月18日，国际现货白银价格在亚洲报收每盎司6.81美元。
以现货白银价格计算，2204624420盎司乘以6.81美元/盎司，则约为150亿美元。
以150亿美元计算，乘以人民币汇率82，则约为1230亿人民币。
另一以古代的粮食价格为参照系进行换算。
阮道明《中国历史与地理论考》一书中列举清乾隆年间芜湖大米时价表指出，乾隆七年至乾隆五十一年间，以一百斤计时价，籼米，最低时104两，一般在140以上至2.00两以下起伏。
现以150两抵值当时的一百斤大米，再以今天的大米价格150元/斤计算，则150两银子抵值150元人民币，即一两银子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100元。
那么，沈万三的20亿两银子也就相当于今日的2000亿人民币，折合为2349亿美元。
另据深圳新闻网（http://www.sznews.com）2004年3月30日刊载的《古代一两银子等于现在多少钱?》（作者署名晓林）一文来看，该文的结论为“1两白银等于人民币200元”。按此，则沈万三的20亿两银子当相当于今日的4000亿人民币了，折合为4878亿美元。
作为与当代富豪进行比较的参照，据2004年10月1日《南方日报》报道，在刚刚出炉的《福布斯》排行榜中，比尔·盖茨再次以48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问鼎榜首。
我无意得出上述由“1两白银等于人民币200元”推算出的沈万三的财产竟超过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结论。
显然，这是一个令全世界的人都无法接受且十分荒唐和荒谬的结论。
比尔·盖茨的资产实际上还应该包括其283亿美元的捐款，调整之后，盖茨的总资产可以达到763亿美元。这一数字，独步全球。而中国古代沈万三的财产，《梅圃馀谈》所说的“二十万万”毕竟不是官方公布的数字，其权威性大打折扣。况且，即使是“二十万万”两银子，在与当代货币的换算中，因不同的方法而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结果。而上述折合为4878亿美元的数字，也只不过是其中换算数量最多的一种。其正确性如何，本就存在着疑问。
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以货殖起家的沈万三，尽管也成了个占苏州府属田亩三分之二的大地主，但依靠封建主义的生产积累，只怕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聚敛起“二十万万”这一庞大数字的家产的。结论只能是，货殖——对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实践。而在这实践中，无疑，他已逐步地具备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金、人才以及管理技术等。
即使进入计算机时代的今天，从事海上贸易的资本或可支配的资金高达上百亿美元的规模时，用于交易的商品，从生产、收购、保管、运输、集散到金融结算等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沈万三在14世纪以货殖起家，积累起如此巨大的财富，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资金、人才及管理技术。
千百年儒家思想指导下的我们的整个世俗社会乃至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作品，对商业文化和商人形象始终都采取了不见容的态度——无不斥之为重利薄情，无商不奸。
看着踽踽走在云南道上的沈万三的背影，或许人们至今都会解气。这个讨了十三个老婆、拥有20多亿两银子的家伙，福享得太多！哼，只有受不完的罪，没有享不完的福呢！
然而，经济界人士的命运毕竟折射着当时政治、经济决策的光环。
当我们看一看那踽踽而去的背影并对之作一番历史和文化的透析时，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个人格上或许并不为我们所喜欢的财神爷经历了从巨商到囚徒的角色剧变。正是在这种剧变背后，存在着的令我们怦然心跳的某种悲剧性的东西——不仅仅是属于他沈万三个人，而更多的是属于整个民族和整个国家。
令人感到沉重的正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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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沈万三的角色剧变只不过是这种社会嬗变的象征而已。
其实，被朱元璋打下去的沈万三在当时只不过是个挑头的。朱元璋对富人的仇恨，早已刻骨铭心。当他从他的政治对手张士诚手里攻下苏州城不久，他就把苏州的大批富户下放到他的老家濠州（即凤阳）。那句“命徙苏州富民实（填实）濠州”的话语，至今还冷冰冰地躺在记述朱元璋言行的那本《明太祖实录》里。
他要他们的钱，同时也要泄泄心中的忿。
朱元璋整治苏州一郡的富民，无疑还夹杂着吴地富民曾支持过他的政治对手张士诚的政治因素。作为报复，他毫不犹豫地给予当初协助张士诚守城的吴人，一是大规模地下放，二是课以重赋。《中国史稿》第六册记载的苏州田赋变迁情况的数据表明：宋时苏州征粮三十万石，元时八十万石，张士诚据守吴时，增至一百万石，而朱元璋为惩罚吴人，更是一下子大幅度地提升到二百八十多万石。以上情况宏观地反映朱元璋对苏州一郡人所怀的情感。而微观的情况，则是以沈万三为典型例证了。对于曾为张士诚刻纪功碑、为张士诚输钱输粮的沈万三，清代乾隆年间的吴郡诸生顾公燮在他的《丹午笔记》（又名《消夏闲记》）中说：“太祖取沈万三租薄定额，格外加赋。每亩完粮七斗五升，其重十倍。”
上述对苏州富民的整治夹杂有政治的因素，而据《明太祖实录》和徐学聚的《国朝典汇》等记载，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正为父母大规模营建中都皇陵的朱元璋，下令徙江南富民14万到凤阳屯种。
当朱元璋把江南富民下放到他的老家去时，已不单单是泄政治的忿了。
嘿！让你也去吃吃老子少年时曾吃过的苦！
被小农思想蛊惑着、被阴暗心理折磨着的朱元璋一边在应天（南京）皇宫的角落里撒着尿，一边咬牙切齿地说着。
休养生息了十几年后，各地富民又渐渐隆起，朱元璋又第三次进行这种全国性的移徙。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元璋下令徙天下富户5300户到南京，所涉及的对象又主要是中国最富庶地区的江浙富民。甚至直到朱元璋临死前一年的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朱元璋还提取江浙等处上户4500余家填实京师。
朱元璋在江浙、江西等地实行粮长制度，规定每万石上下的税粮为一个纳税区，佥派田粮多的富民充当粮长。为了鼓励他们忠诚地为朝廷服务，朱元璋给他们很好的优遇恩养。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引《嘉定县志》里的话说：“当时父兄之训其子弟，以能充粮长者为贤，而不慕科第之荣。”优惠的政策加之以金钱和权力，这些富起来的粮长，难免是为霸一方，科敛害民了。对之，朱元璋又愤恨至极，大骂他们是“虐民之心，甚如蝮蛇”（《大诰续编》）了。《大诰三编》里记载朱元璋杀起他们来，一次就要了160颗这些粮长的人头。嘿嘿，几乎是类于集体屠杀了。
不仅如此，《九朝谈纂》里还记载：金华首富杨某作粮长，口出狂言，说皇帝征粮万石，不及他一个田庄的收入。整过了沈万三的朱元璋听了，会是个什么心情并不难揣摩。这年这个杨某解粮进京，朱元璋见了他，问：“粮食何在？”杨答曰：“霎时便到。”
“杀时便能到吗？”朱元璋看了他一眼，终是莞尔一笑，说着便命人将他推出去杀了。消息传出，杨某家人逃散，财产被抢掠一空。杀了杨某后，朱元璋晚上做了一梦，梦见一百个无头人跪在陛阶之下。几天以后，正好有百名粮长送粮至京朝见，这些粮长恰恰又都未能按期缴纳。朱元璋便联想到他们的作恶多端，更想起了那个梦，于是命令将这一百名粮长拉出去砍了。刑部的官员依大明刑律连忙阻止，认为罪状不明，况且又是这么多人呢！可朱元璋执意不饶，这百人终成刀下之鬼。
朱元璋对这些富人大肆整治以至杀戮，以刻板的阶级论观点来看，这里的关系颇混乱——地主阶级的总头子，把大大小小的地主狠狠整治了一番。
然而，刻板教条的情感好恶毕竟只是情感范畴内的浅层次的东西，当我们从社会经济发展这一更深的层面上来观察，不能不看到，在沈万三身后，一大批虽说规模比其小，但也本可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金、人才、管理技术等，也少不得被朱元璋一棒子统统地打趴在了地上。
苏州的大儒方孝孺当时就指出：太祖皇帝“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逊志斋集》）
洪武初年参加编修《元史》的贝琼也说：三吴巨姓“数年之中，既盈且覆，或死或徙，无一存者”。（《清江集·横塘农诗序》）
明宪宗成化年间会试廷试皆第一的苏州人吴宽，入宫后侍奉太子讲读。太子即位即明孝宗，这位皇帝的老师入东阁，专典诰敕，后官至礼部尚书。久处庙堂之上的他，从时间上讲距朱元璋已近八九十年，尽管时过境迁，但当日朱元璋移徙富户的影响却依然显著。他说：“皇明受命，政令一新，富民豪族，剗削殆尽”（《匏翁家藏集·莫处士集》），以致他的家宅——苏州城东“遭世多故，邻之死徙者殆尽，荒落不可居”（《匏翁家藏集·先考封儒林郎翰林院修撰府君墓志》），“洪武之世，乡人多被谪徙，或死于刑，邻里殆空”。（《匏翁家藏集·先世事略》）
和吴宽同时代、别号梦苏道人的苏州人王锜，在他的《寓圃杂记》里也写道，苏州这座素称繁华的江南名城，在战祸之余，再加上大户的迁徙和远戍，已是“邑里萧然”，几十年后尚不能恢复昔日旧观。
比照上面这些明人笔记里记述的“杀富”之后果，再回过头来看看沈万三，我们会发觉，这个沈某人仅不过是个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而已。小农思想影响下的朱元璋经济政策的肃杀之处，在这些沉在水下的冰山山体中，才真正体现出它的可怕影响来。
富庶的江南、富庶的苏州情况尚且如此，那大明统治下的其他地方则可想而知了。由此，我们回过头再次看一看沈万三的发迹及其下场，看一看这对中国社会后来的深层次的影响，或许，你会多凝视这个踽踽而去的背影一眼。
巨商沈万山 /吴恩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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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沈氏发配之际，夕阳下衬托着那个悲凉的背影。惨淡的气氛中，升腾起的或许是一种文化的凝重。
越是看不清楚，倒越想看清楚。抱着想看清他的脸的目的，我曾试图走近沈万三。
1997年，《巨商沈万三》在沈厅召开首发式时，其时被镇上旅游公司任命为“厅长”的一位女同志告诉我，在大明时被剿杀了两次的沈家，如今在周庄已没有了后裔。这些后裔现已改姓，据说散居在上海南汇一带。
声名远播的沈厅也并非沈氏旧时物，而是其后裔在清代时留给今人的一笔旅游资源。这笔无价的遗产，使得今天的人们可以连绵不断地吃着这个“死人”！
沈万三那些财产早已如过眼云烟，云散水流。惟一使人们还能说起他的就是那座南京的明城墙了。
冷兵器时代，这座城墙可说是固若金汤。
南京的城墙至今保存完好，尽管1937年日本人攻陷南京时，曾以现代炮火恣意地摧毁过它，至今的中华门城墙上还留着日本人的炮火弹痕。南京惨案六十年后，一些日本团体为了表示歉意，愿意和中国方面一起修复南京城墙。
修城墙和造城墙，其代价似不可同日而语。可沈万三却以一个私营业主的力量主持筑造了南京城墙的一半，其中还包括迄今为止中国最宏大的城门——中华门。该城门原名聚宝门——据说因埋有沈万三家那只著名的聚宝盆而得名——1931年改为现名。时至今日，南京人认识到这“国之瑰宝”的城墙能给他们带来的潜在价值。据1999年2月10日的《扬子晚报》报道，南京的有关部门经长期调研后指出，南京明城墙应尽快申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并说此建议已引起省和南京市的高度重视云云。
朱元璋的“高筑墙”显然是意在“武化”，沈万三被打了秋风做冤大头，也仅仅想花钱买个平安。几百年过去，他们做的这一切倒成了一种文化遗产留了下来，说不准今后还会成为人类的文化遗产。这一切，沈万三在当初是万万不会想到的。他在筑造这座城墙时，无意中把自己的名字镌刻了上去，这使得今天的人们还常常说起他。
沈万三的背影渐渐淡出了。在他以后，谁也不敢再当出头的椽子了。于是大明一代，再也没出什么纵横捭阖的大商人。
然而，与此形成极大反差的是，此后的数百年间，在西方各国，一大批巨商大贾却在发轫冒尖，从而为几百年后的今天那一个个实力雄厚的跨国集团积累了最初的原始资本。
沈万三当初的那二十亿两银子，灰飞烟灭，说不准有些已充成了给西洋人、东洋人的一次次赔款的白银。时至今日，在全球的跨国集团排名中，排在前面的没有一个是我们的。
（八）
《元史演义》里，沈万三被称为“财神爷”。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世俗社会对之更多的是采取一种敬畏或祈求保佑的功利情感。诸如“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等等。而沈万三作为一个传奇人物，一方面，他身上的种种神化毕竟只是世俗社会赋予他的。另一方面，在世俗社会里他毕竟还是一个人，一个某种意义上颇能获得世俗社会注视和同情的人。
我曾去过山西商人聚居的祁县、平遥，在借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闻名遐迩的祁县乔家大院，在中国清代最著名的票号“日升昌”的小楼上，我曾自觉不自觉地将山西的这些商人民居与远在千里之外的江南周庄的沈厅作番比较。南北的建筑风格自是迥异，南北的风土人情也大不相同，南北的富商们更生活在不同的时空。然而，山西商人的发迹史，年代靠后且大抵清楚。相比之下，沈万三的发迹史，一是年代稍远，二是聚敛财富的过程，充满着种种隐秘而显得模模糊糊。
这就为沈万三文化提供了极大的“做”——虚构——的空间。
在这个大富豪轰然倾颓的倒塌声中，人们对这个巨富的财产充满了好奇和兴趣。在不得知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理解来塑造他，或是虚构，或是想象。所有这些，使得他成为一个介于人、神之间的人间财神，从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对财富追求的一帖精神迷幻药。于是，沈万三发家暴富的财产来源，便有了种种的民间版本，更有了种种的传奇故事。
清诸人获《坚瓠集》及《坚瓠余集》引《挑灯集异》等都说沈万三是以聚宝盆致富。沈万三在尚未发迹时，有一天做了一梦。梦到一群青衣人，一个个睁着双凸眼向他求救。次日，沈万三走出家门，刚好看到一个老渔翁正欲杀一捆青蛙，沈万三救下了这一串青蛙。于是后来青蛙们踞坐在一只盆上，给他送来了这只盆。沈万三开始并不知这只盆有什么用处，只是带回家当洗手盆用。他老婆有次用这只盆洗手，偶尔不慎，将头上的银钗掉入盆中，次日却看见盆中堆满了一只只的银钗。沈万三闻说，于是试着在盆里放下金子。第二天，这盆里又已生成满满一盆的金子了。从此，沈万三得到了这只放金生金、放银生银的聚宝盆，于是财富雄于天下了。
明孔迩《云蕉馆记谈》说沈万三是得乌鸦石致富。沈万三家里很穷，靠打鱼为生。一天，他吃好了饭，到河边去洗碗，未料手一滑，那只碗滑进水中沉了下去。于是，他下水去捞。他在水下捞来捞去，没见碗的踪影，却被脚底下前后左右踩着了的一块块累如石弹的石头吸引住了。他从水里捞了一块上来。有一天，他带了一块这种石头到市廛上去请一个卖观赏石头的行家来看。那个卖石头的见了，惊呼起来说：“啊呀，这就是乌鸦石呢！一块石头好卖数万两银子！”接着，他问沈万三：“你这石头是从哪里弄来的？”沈万三笑笑，秘而不宣。就这样，靠着悄悄地捞起这些水下的乌鸦石，然后再把它们卖出去，沈万三慢慢地富了起来。
孔迩《云蕉馆记谈》还说沈万三是得马蹄金和做海外贸易致富。靠打鱼为生的沈万三家境贫穷。有一年夏天的夜间，他仰卧在鱼船上，抬眼看着满是星斗的夏夜星空。忽然，他看见天上那像是一把勺子的北斗七星翻了个身，直往下掉。于是，他赶紧一骨碌爬起来，脱下身上上下衣相连着的那件服装，去接天下掉下来的北斗七星，可天上的北斗七星没得着，却得到了一只勺子。沈万三看着衣服盛着的勺子，不知是怎么回事，想着想着，他又渐渐地睡着了。到了第二天天亮以后，沈万三正准备着要出去打鱼，却看见一个老者带领着七个挑着担子的人来到了他的面前。沈万三不知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正愣愣地看着他们。那个老者走上前去对沈万三说：“我们这七副担子，麻烦你帮我们看守一下，我们过一会儿来取。”老者说完，这七个人都放下了肩上的担子，接着就随那个老者走了。沈万三也不去打鱼了，于是就守着这七副担子，静静地等着他们回来拿。可是，沈万三等了许久，也不见他们的踪影，于是，沈万三好奇地打开他们的担子，这才惊讶地发现，那七挑担子里装的全都是一块块马蹄金。由此，沈万三暴富了。手里有了做生意的本钱，沈万三的眼光一下子看到了海外，更是积极向海外谋求发展，做起海上的私家贸易生意来。为了解决国内的货源，他常年奔走于国内的徽州、池州、南京、太仓、常州、镇江的一家家大富豪家里，从他们那里购得货物，然后再乘了海船弄到海外去卖。几年下来，他积累了数百万的家财，富了起来。
巨商沈万山 /吴恩培
一六零
《张三丰全集》和章腾龙《贞丰拟乘》、陶煦《周庄镇志》等都说沈万三是炼丹致富。沈万三本是个渔民，待人心慈好施，过着贫苦的日子。有次，沈万三遇着老道张三丰，于是沈和他老婆对张三丰说：“我们想炼丹，想学会点铁成金的点化之术！”张三丰看着他俩，笑而不语。于是，沈万三置办了炼丹的药物材料，选了一个日子炼起丹来。可一次两次都没炼成，家产已经弄光。到了这时，沈万三仍未甘心，夫妻俩苦思冥想，终无办法。无可如何之际，他们夫妻二人咬咬牙，要把他们的小女儿卖掉来筹集炼丹的资金。对他们夫妇的商议，张三丰全然知晓，然而他只当什么都不知道。在小女儿被人带走的嚎哭声中，沈万三抹了抹眼泪，看着手中这些卖女儿得来的钱，依然做再行炼丹的准备工作了。这时，经受住再三考验的张三丰终认为可以教他们炼丹的点铁成金之术了。他叫他们准备好朱里之汞，把他们夫妇招到面前示范他们如何炼丹。沈万三从张三丰那儿学会了点金之术，并以之起家立业，安了炉大炼起丹来。不到一年，就成了富甲天下的大富豪了。
除了上述的传说，尚有沈万三父从废宅得宝的传说，沈万三的父亲游姑苏，在一所废宅子里得到数甏黄金白银，于是沈家就暴发了起来。另一个传说说的是沈万三发财是得到吴江汾湖的大富户陆德源馈赠。陆氏本为元季吴江首富，悉以田产送沈万三，而陆氏夫妇出家云游而去。
这些传说，或劝人行善，或劝人奉道，或劝人安贫守命，无一不是透逸着荒诞，然而这众多的荒诞恰恰使得沈万三的财产愈加来历不明，从而形成了传奇文化的无穷魅力。如果历史记载众口一词，什么都清清楚楚，那倒恰恰失去了这种魅力。
作为一个值得探讨的文化现象，不可小觑这类民间传奇式的人物的影响。杭州的西湖，人文景观可谓多矣，然而，来此者谁不是津津乐道地说起许仙和白素贞在湖畔的邂逅相识，说起他们在断桥的反目与缠绵？岳庙得力于《说岳全传》的影响，于是秦桧还跪在岳飞的墓前。灵隐、净寺更是释放出济公活佛的传奇魅力，而镇江金山寺里的种种故事，则哪一个的影响都比不上水漫金山的传说。
同出一理的这个沈万三，这个有着十三房妻妾的家伙，家财巨万。光他如何发财致富的种种传说，如前述的放金生金、放银生银的聚宝盆，这就足以使世俗百姓激动不已了。这种情况，颇像购买福利彩票的人们，对那些获大奖的幸运者们始终怀着一份兴趣一样，在纷纷传说他们中奖发财的经过时，每一个讲述者并不想掩饰自己也成为幸运者的希冀。然而，这个姓沈的家伙，其发财的传说竟有这么多！
财产聚敛起来的传说本已是使人羡而生出妒意，可沈万三的传说故事偏偏又像猜透着人们的欣赏心理似的，接着又链接起他的财产云散水流去的后续篇章。
传说中的沈万三，后来拍皇上马屁一下子拍到朱元璋的马脚上，于是被朱元璋飞起一脚踢到云南去了。这种大起大落的命运浮沉和财宝聚散，又使世俗充满着同情的情感。从好奇、羡富到妒意，再到同情，终构成了热门而又历久不衰的永恒话题。这位倒了霉的财神爷，在各种民间版本中，无一例外都是平民出身。这种被神化了的平民，在平民大众间的效果是充满着亲和力，易让人亲近。同时，沈万三的发财故事，也煽起了人们对发财的祈望。今日在周庄顶礼膜拜着的人中，不仅仅只是好奇、同情，有些本就是怀着一种发财的心愿，幻想着从这个财神爷身上沾些财气而中个五百万的彩票大奖呢！
东方式的求神拜佛，其着眼点就是意念上的索取，祈求神佛保佑我如何如何，在沈万三身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种被金钱异化了的东方式的宗教，祈愿和结果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不断轮回着，而这些又恰恰进一步扩大了传奇故事的影响，给周庄这个小镇带来了更多的金钱。
（九）
周庄，并非梦里的水乡，如今正圆着多少人水乡的梦！
七十年代初，我在吴江同里插队时，曾乘一只农家小船从同里经屯村去昆山周庄。如今，我每次来周庄都竭力想回忆起当时的印象，但最终只剩下一丝恍然。旧时的小桥流水，很窄的古街以及河两旁的青瓦白墙，很古、很旧的老房子等，都幻化成一帧帧不知从何处看见过的发黄的老照片了。其时，我去过的诸多江南古镇，都是这么个样子：临街的店堂、早下晚上的门板、破旧的老房子等摇摇欲坠地架着一个弄堂般的老街。模样儿差不多的旧时江南小镇，在头脑中串来串去的，因此，如今倒也很难把握住三十年前的周庄有些什么景致和特色了。
1996年，我为写《巨商沈万三》而再度来到周庄并在那里盘桓一些日子时，感觉却已大不一样了。是时，随着江南乡镇经济的高速发展，整体还保持着古镇风貌的江南古镇已是不多。七十年代曾见过的那些古镇，愣是叫水泥建筑和瓷砖贴片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了。于是，幸运地保存下旧时风貌的周庄竟堂而皇之地给自己戴起了“中国第一水乡”的桂冠。
夜晚时分，我一人踯躅在周庄那窄窄的小街上时，恍然间像是走入了时光隧道中的古代，于是心中一下子自以为抓住了什么感觉。
只是那感觉真好！
其实，相比江南的一些古镇，周庄的历史算不得久远。元明之际，周庄才刚刚因“元季沈万三秀之父佑，由湖州南浔镇徙居东垞，始辟为镇。”（光绪《周庄镇志卷一·界域》）尔后的几十年中，因朱元璋下令籍没沈万三，周庄镇顷刻成颓垣断壁，再度成为一个荒村，在明代编纂的地方志中已不复见周庄的踪影。正德《姑苏志》载各县市镇甚详，然独无周庄。嘉靖《南畿志》亦不载周庄镇。周庄的再度兴起并见诸地方志已是隔了一个明代的清康熙年间，并在康熙《长洲县志》中重新有了记载。时至今日，周庄在中国的江南古镇中，早已是为数不多的凤毛麟角。周庄的成功，在于完整地保存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标本，使得水乡古镇透逸出一种古典的情怀。而周庄周边地区众多的江南古镇在当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的自身消失，更凸现出仅存者的弥足珍贵，同时古镇的存在也使得沈万三文化等诸多的软件在这一硬件上能有所附丽。
巨商沈万山 /吴恩培
一六一
（十）
作为一个古人，沈万三及其文化，如今链接起的不仅是江苏昆山的周庄，这位古代巨商还链接起南京的中华门城堡和云南的丽江古城。
后两处景点，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堪称为南京明城墙的精华所在；一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古城，中国最著名的旅游热点。
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南京中华门，明代称聚宝门，为南京古城墙13个城门中规模最大的城堡式城门，也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结构最复杂的古城堡。
如今，在中华门城堡旁也建起了一座沈万三展览馆。
据南京中华门沈万三展览馆的《展稿》介绍说，中华门城堡所在的这段城墙，当初就是由沈万三建筑的。该段城墙，傍秦淮河而建，建筑难度甚大。由于地处秦淮河畔，地下水位高，地基浮浅，故拓建聚宝门时，城墙屡建屡塌，最后竟塌陷了一个大窟窿。朱元璋见此状，闷闷不乐。一日梦中，这位皇上梦见一自称“水母娘娘”的女子近前告知：“我在此水域已安身多年，现你造城扰我不安，须给我一个交代”，言毕而去。朱元璋一觉醒来，不得其解。经刘伯温的指点，说要沈万三家的聚宝盆埋在城门底方能镇住。于是，朱元璋向沈万三去借聚宝盆，并承诺“五更归还”。其后，由于聚宝盆被埋入城根，朱皇帝无法归还，但又不便食言，于是便在当初承诺的条件上打主意——命令更夫不打五更。故此，民间至今还流传着南京“不打五更”的传说。
沈万三与中华门的自然联系，使得南京也有资格分食沈万三这块大蛋糕。
南京中华门沈万三展览馆的《展稿》由此说：“我们可以看出沈万三与明城墙、聚宝门（今中华门）的不解之缘。这也是在聚宝门（今中华门）附近建的沈万三展览馆所具有的特殊纪念意义！”
我当初写《巨商沈万三》时根本没想到的是，沈万三当初流放云南，竟也与云南的一处著名旅游景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丽江古城有了一种文化的联系。
据南京中华门沈万三展览馆的《展稿》说，沈万三当年发配到云南丽江，带来了汉文化与纳西古族文化的交融。而有着“东方音乐的活化石”之称的纳西古乐，听起来旋律很像古老的昆曲音乐，细腻绵长，雍容华贵。更有一些乐曲如《一江风》、《山坡羊》、《一封书》就是明显的昆曲音乐。
我没去过丽江，更未聆听过纳西古乐的美妙。沈万三流放云南，如何将昆曲带去？是带个昆剧班子一同前往，还是随行人员有擅于昆曲者？我所见过的野史中似乎没见到相关记载。至于纳西古乐与昆曲的关系，我不便妄评，或许专业的音乐研究人员的结论才更具权威性。不管怎么说，昆曲与纳西古乐的关系，或许可以作为一个课题来进行研究。然而此刻，我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这种事儿又牵扯上了沈万三？
前及的《展稿》还道及了沈万三后代在云南丽江的情况：“沈万三充军云南，在许多地方留下了足迹，我们只要来到大理、丽江和中甸一线，似乎到处都能感受到沈万三的存在，看到他在历史烟尘中渐渐远去的背影，丽江统计局曾经作过一个调查，查明该市姓沈的共有575人，其中城区为131人。古城郊外6公里处有一个名叫‘沈家社’的自然村，村子里住着十二户姓沈的人家，而且都是同一家族。虽然没有家谱，但他们代代相传，都说自己的先祖是从应天府（今南京）柳树湾充军到大理，然后再到丽江。在沈家社有一户沈家的门口，有一块圆圆的青石，石身上雕刻着精细的花饰，那显然是明代的风格，这些事实都说明一点，沈万三的家族在云南丽江等地繁衍发展下来。”
（十一）
历史上的沈万三，我始终未能看清楚他的脸。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所认识的文化上的沈万三。南京中华门的《展稿》还对沈万三的三个不同时期所链接起的三个著名旅游胜地概括说：“周庄、南京、丽江正好是沈万三人生的三个阶段，即发迹、展示、落难。这三个地方都与沈万三有紧密的联系。”
旅游的底蕴和基础是文化。
元、明时横空出世的这位大商人，在六百多年后竟然玉树临风般地与当代中国著名的三个景点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中国古代的历史人物中，尚有能如此笑傲江湖者乎！
曰：无出其右。
2004年11月16日于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