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胡同51号 章含之 史家胡同


史家胡同51号 章含之 史家胡同

我的关于过年的所有记忆,都在史家胡同51号。

小的时候,过年真是非常快乐的事情,那时候物资缺乏,我们都拿着每年有配额的小本本,跟着大人的屁股后面去买几斤花生,几斤瓜子。因为每家都有限量,所以我们都很小心,那时候买东西都自己带网兜,里面衬一个塑料口袋,我们回家的时候,都把装满花生瓜子的网兜抱在怀里,哪怕一粒都不能掉。

我外公在的时候,过年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躲在他的太师椅后面看所有来拜年的人,我记得很清楚,有各式各样的人,有个老头,像电影里面的地主,穿着大马褂,外面还有个棉背心,头上顶着瓜皮帽,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老爷子印象特别深,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学者,文革的时候被斗死了。

我记得更清楚的是我的干妈,小时候我的衣服都是她做的。干妈姓周,她每次来拜年都要带好多好多衣服,每件都是她亲手给我做的。她就是个上海太太,嫁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家,那时候就她的花样经多,烫了个蜜蜂窝的高高的头发,穿着很紧身的花棉袄,一扭一扭地走到外公面前说:“章老爷子,晚辈给你拜年了。”每次我干妈这身打扮都能把外公逗笑了。大概解放后这种女人实在太少见了。

文革的时候,史家胡同51号是最热闹的,这里成了很多人的避风港,大部分是我爸爸家的人,有我小叔叔,北大一个数学系的高才生,学校武斗了,他就躲在51号陪我外公聊天,给我讲小人国的故事。我六岁那年,大人允许我和他们一起熬夜,我就逼着小叔叔给我讲了一晚上的故事,一直到他讲着讲着自己睡着了。后来,小叔叔被分配到贵州去了,他是老三届,我们想了各种办法不让他去,好像都不行,因为他大学毕业了,要服从分配。小叔叔从史家胡同走的那天是阴天,我跟着他屁股后面哭哭啼啼的,拉着他的衣服边儿。他昂首挺胸,背着一个军书包,我爸爸走在他旁边,把他拎着一个旅行袋,不时地拍拍他肩膀,安慰他两句。我们就这样从史家胡同51号走到北京火车站。

慢慢的,人都走光了,新年也越来越冷清、凄凉了。我外婆是在1970年新年前后过世的,所以那年的春节,可怜的外公一个人躺在床上,只有阿姨给他端点年夜饭,其它人都到医院里去陪外婆了。年三十那天,外婆精神非常好,年夜饭的年糕还吃了不少,大家都觉得她也许马上就能回家了,结果没几天,人就没了。大夫说,年三十晚上是回光反照,说老人走之前经常会有一天特别好,为了和亲人最后聚一下。那天晚上,医院破例让我们在外婆的病房里支了一个她最喜欢吃的菊花锅。

外婆走了之后我也被送进了寄宿学校,平常就我外公一个人在家,一定非常寂寞。之后,外公身体不好,记得那时候基本上是在北京的医院过年,我们做好了饭菜,拿棉被包好,带到医院病房和外公一起吃年夜饭。我那时候很胖,但是巨能吃,家里人都不许我吃,只有外公,躺在病床上说:“让妞妞吃嘛!”

1973年,外公去世了,我九月份去了美国,史家胡同51号院就成了乔部长的家。据说那些年间的春节,51号又热闹起来,回到我小时候那种气象,来拜年的能踩破门槛。那年头没有大款和老板,所以部长是非常值钱的,不像现在,说什么北京的部长能拿箩筐装。但是那几年我不在,我1977年夏天曾经回来休假,可以体会当时史家胡同51号的盛况。我家旁边的55号是外交部宿舍,一天回家,突然从那院儿里出来一个阿姨,手里拎着一筐苹果,冲到我的面前,死活要把苹果给我,嘴里说着:“问你妈妈好,问乔部长好!”

但是不到一年,我就在51号过了我这辈子最残的一个春节。1977年四人帮倒台后,乔冠华的部长被撤职了,他和我妈妈都被隔离审查,就是现在的双规。我妈妈被关在老外交部楼里一个储藏室里面,乔冠华被一个12人的学习班关在史家胡同后院,我从半个高干子弟一下子变成了整个四人帮爪牙的后代。春节前,驻联合国的使馆把我们从美国人家招回来,告诉我们一周内回国,我知道是因为我家里出事情了,其它四个孩子多少是陪我回去,因为其实我们在美国的学习还没有结束。我们春节前回到北京,外交部没有让我去找我父亲,而是在史家胡同的前院把司机的房间腾出来让我住,让我也好好交代问题。回来以后他们轮流找我谈话,问我知道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错误,我说不知道,这绝对不是我犟嘴,或者有斗争意识,只是我那时候是个16岁的美国孩子,除了觉得这些大人完全像美国电影里欺负人的恶霸,对其它事情都毫无概念。后来,这些问话就越来越不友好,再后来,干脆把我外公的图章,烟枪,部分书画,我妈妈的照相机,录音机都摆在我面前,以命令的口气说:这些东西我们没收了。至今这些东西没有还给我们。这天是1978年农历的二十九号。

第二天,大年三十我跟学习班的人要求去见我父亲,他们笑嘻嘻地说:去吧,去吧,随便去。你又没被隔离。我问他们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我父亲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哈哈大笑,说,你还以为你是高干子弟,我们得替你找你爸!之后,乔冠华带来得保姆梅阿姨就差我出去买点虾,她说不管怎么样,是过年,她想给乔部长做点好吃的。再说,作为黑帮子弟,我也应该学会干点活儿。

我拿着供应本跑到东单菜市场,已经快关门了。但是还是买到了点虾。走到家,大红门关着,我使劲按铃,就是没人开门,我开始喊,还是没人。我突然意识到,也许黑帮子女在大年三十就是卖火柴的女孩,冻死在门洞里。我开始真得害怕了,坐在门墩上开始嚎啕大哭。最后是邻居杜大妈救了我,看见我哭,把我拽到她们家去过的年。

也就是那天晚上,杜大妈和她一家给我讲了乔冠华是部长的时候,51号有多少人来拜年,“多得吓人,比你外公在的时候多!”杜大妈说,“那好日子你可没赶上。”春节过了以后,我决定自己去找我父亲,或者干脆搬到杜大妈家去住,要不就去朋友家。我打好了包裹,从51号出来,真的没感觉我还会回来。胡同里,我又碰到那位苹果阿姨,她瞪了我一眼,吐了我一口吐沫,恶狠狠地说:“四人帮爪牙!”我的吃惊和半年前她塞我苹果的时候没什么不同。我开始长大了,开始懂得什么是中国的政治。

1979年春节前,我已经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了,那天是周六,我上中班,办公室来了一个女的,说是外交部的,找我。我两年没有回51号,更不想跟任何外交部的人有来往。所以对这个阿姨我态度很坏。她却很耐心地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妈妈回家了,乔伯伯也在家,快过年了,你回去吧。

“你是谁?”我问她。我是你妈妈学习班的,看她的。但是现在我们俩是好朋友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马上回去,缓了两天,心情很复杂。后来那个阿姨又来了,说你怎么还不回去,你妈难受死了,以为你不认她了,要和她划清界线。听到这个我马上回家了。

1979年的春节我们又是在史家胡同51号过的,那年特别热闹,因为我妈妈刚被放出来,所以大家都决定要好好过。我舅舅一家过来了,带着我的表哥和表妹,我们买了很多鞭炮,说要把外交部学习班的晦气用鞭炮赶走。几个小孩对东西的贵重毫无概念,拿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盘子放鞭炮,结果一个火花进了盘子,里面所有的鞭炮和盘子一起炸得粉碎。那年大人都心情好,没有骂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基辛格送给乔冠华的礼物,是水晶的。

妈妈放出来之后,我只在51号住了两年,就又自费出国上大学了。当时去的是纽约州立大学,我妈妈还挺不高兴,一是我爸爸联系的,二是她觉得我应该上个好学校。可是我当时男朋友在美国,所以怎么可能听妈妈的劝,再等等出国,火急火燎地走了。

这一走就是五年,就在我大学毕业的前一年乔冠华去世了,我妈妈没有告诉我,我是在纽约时报上看见的。我往51号打电话,没人接,怕妈妈想不开,出事。后来才知道妈妈去南方在黄宗英阿姨家住了一阵子,51号对她来说也是很伤心的地方。

1985年,我读完大学,回来替外国公司做事情,也又搬回51号陪妈妈住。那时候过年没有什么特殊的,只是亲戚朋友一起吃年夜饭,我家的菊花锅是每年都点的。大概最热闹的一年是2003,那年我们答应了宁瀛导演,利用过年放假在我家拍了电影《无穷动》,这个年可以说是彻底没过,工作来着。但是也是我们为51号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留下了大量的影像素材。

两年前,我妈妈也在春节前过世了,我的朋友把我拉到海南过的春节,我当时非要抱着骨灰一起去,被朋友劝下。那年的春节,51号院里只有妈妈了。

我妈妈一直说,51号院也就到她这一代,我从小就走出去,不属于这个院子了。这个说法是对的,我不属于史家胡同51号,它也不属于我。今年的春节,我大概就是在准备和外交部打官司了,这也是我和这个院子最后的瓜葛。

这个官司不是因为我想留在院子里,而是因为我不想在和外交部谈定搬迁条件之前搬出四合院。我的朋友们都说我太轻易就放弃了这么好一个四合院,其中一个懂房地产的跟我数着两个手指头说:“估价得二个亿啊,你想好了。”

我这几天总是在想,搬出来完了,这个院子对我最重要的东西我都有了,就是我的记忆,这个谁也拿不走,而我不想让我自己变成那个送我苹果的阿姨,我不想得到一个四合院,或者一个大一点得公寓,但是让我的灵魂变成一个废墟。

马上就要过年了,不提这些陈年往事了。我在这里给支持我的网友们拜早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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