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浮肿病就是因为食物匮乏，长期饥饿，单纯性营养不良形成浑身浮肿，治疗的药物就是粮食本身，碰到那样的年代，最朴素的一句名言就是“一碗薄粥就是一条生命”，否则就是饿死，浮肿病其实就是避“饥饿成疾”之讳，病死便不担饿死人的罪名罢了。我的老祖母就死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西安，听大人说是害了肝肿大，又营养不良，浑身浮肿而死——哦，我也不知道她老人家到底是“肝肿大又营养不良”呢，还是“营养不良而肝肿大”，但有一点，她如果营养足一点，当时也许不会死。（顺便说一句：我的外祖母则是抗战初年到乡下逃难时，在湖边被日本兵的流弹击中身亡的。）
在《劳动医院历史资料（初稿）》第十章《劳动医院医疗统计数据》里，有从1950年5月到1990年的大量医疗数据，被珍视自己历史的劳动医院人以“民间的力量”，艰苦地搜寻和精心地保留下来。貌似冷冰冰、呆板生硬的“数字统计”，在此地却是体现了编著者的良苦用心和智慧表达。
浮肿病（营养不良症）
1955年，发生营养不良症，由于生产任务重，劳动强度高，粮食副食品供应不足，死亡209人中有50%是属于浮肿病。1958年患此病者达696人。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口粮定量标准降低，采用瓜菜代，错误的采用“卫星饭”、“上、中、下游饭”、“多劳多吃”等做法，60年4月～5月发生浮肿病1513人，1960年1282人，1961年7月达1932人。1958～1962年2月止，因患浮肿病共死亡1505人。
随着国家困难时期结束，定量标准提高，1962年浮肿病逐渐消灭。
说到农场“三年自然灾害”人们的生存状况，我是很难凭记忆里的经历讲故事的，因为那正是从我出生到三四岁的时候，在这样的婴幼儿时期，父母一般总会忍饥挨饿竭尽所能庇护新生命的成长，再说了，我还出身在一个“政治上背运却经济上优渥”的家庭。母亲回忆：那年代她有过“吃山芋藤、肋膀骨根根”的经历，而把她的干部配给（特供？）的米面省下来给我吃，“老百姓偷偷拿出来卖的鸡蛋六毛钱一只，我也买来每天给你吃一只，但事实上你能吃到多少我也不知道，白天上班托给人家带的，人家也有孩子、自己也饿得不行……”这样的事例我听过许多，都有奶粉、食糖、饼干等被保姆家“分享”的经历。
当时的六毛钱是什么概念我说不清楚，但同样可以通过《劳动医院历史资料（初稿）》第八章《劳动医院本部1968年全体人员职级及工资情况》作大致判断，农场的双职工家庭月收入在55元/家、双场员家庭大概在45元/家之间，多三代，至少养活六口（夫妻+两子女+一老人），月人均7—9元，当时农场的孤儿抚恤金刚好居中，每人8元/月（干部子女抚恤金12元/月）。母亲在50年代中期是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减薪，至少到“1968年8月7日”，这十多年里收入没有发生过增减变化。
父亲在元华或川东接受惩罚性垦荒，遭歧视心情相当郁闷，母亲说：“你那么痛苦的劳动，工资比请个保姆的费用也高不了多少，算了，还是辞职回来带孩子吧！”这就有了新婚即成“征夫怨妇”的家庭第一次短暂的团聚。母亲一个人工作，父亲辞职成了“全职先生”，在家专门负责带我和料理家务。父亲粗工细活的能干曾经说过了，他当然也是一个相当优秀的“奶爸”。母亲充分利用在药房工作的“职务之便”和长期从事新生儿保健的“专业之利”，将上面配给的自费药鱼肝油、钙片等买来给我补充营养，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亲戚还轮番通宵排队，为我买来市场紧俏的奶粉奶糕炼乳等……
所以我说，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没有吃过任何苦，在那个普遍贫困的大环境里，育婴相当专业的父母给了我一个在今天看来也无与伦比“超级优化”的小环境。但我还是听母亲说起过，当年同时生育的邻床产妇是个场员家属，因为产前一直营养不良，产后没有奶水，婴儿只能喝点米汤，“瘦得细细的脖子上顶个大脑袋，头耷拉着抬也抬不起来……”抗战前毕业于专门学校的母亲“阅”婴无数，她说“我估计那孩子长不大……”这大概就是我对那个饥馑年代最早的认识了，但由于举例于“场员家属”这个特殊人群，所以我并不知道那场灾难当年在农场波及的范围以及纵深。还有根据“院史”的记载，在1955年农场就发生过“粮食副食品供应不足，死亡209人中有50%是属于浮肿病”，争食山芋藤、萝卜缨子、棉籽饼、麸皮又究竟发生在哪个年代？多大的人群？多长的时间呢？
如果忽略样本的普遍性，那么听1980年代到庆丰工作的朋友说，那时庆丰还有地下“稀饭村”的，多子女的场员家庭收入微薄吃不饱饭，常年喝粥充饥，而娶不上老婆的老场员则自发“搭伙”家属户，匀出他们的收入予以贴补，家属户也眼开眼闭，匀出老婆“贴补”老光棍的生理需求。70年代中后期农场已经普遍加过工资了，但直到80年代还有这样局部的“地下生态”，象传说一样，让我觉得十分不可思议！
自我懂事到离开，一直生活在农场的“富人区”，即便偶尔去到分场队里的同学朋友家，看到的也最多只是面上的贫穷，浮光掠影，而且家长们还会尽量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我，这也是上海农场不同于其他农村的地方，大人们许多从旧上海这个大城市来，是养成在家咸菜泡饭，“出客”也要打扮得山清水秀的体面的，所以虽然他们展现在我面前的“光鲜”依然让我觉得寒酸，但真正了解他们的生存品质却是不可能的。
《老梁故事汇》里说到电影《1942》时这样感慨：“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才是人性本质，真正能够做到“人穷志不穷”的只是极少数，所以我们没理由拿崇高的道德要求普通百姓……《1942》里老财主的女儿从小养尊处优，且在西式学堂里受过很好的教育，逃荒伊始还带着一只宠物猫象去旅游，老财主对她说粮食不够吃了，别养猫了吧，她说：“把我的饭给猫吃就是了！”再后来，一家人更饿得不行了，老财主战战兢兢地对她说，把猫杀了给刚生育的嫂子补点营养吧。不想她立刻就答应了，而且加了一句：“猫汤也给我一碗！”再后来全家人粒米无炊了，正好有人要买媳妇，她对爹说：“三升小米，卖了我吧！”幸好没卖成，一家人总算随难民来到洛阳城外，此时城里有“拉皮条”的掮客出来招妓，为了五升小米，这位曾经不屑世俗的女子，主动从人群中挤出来“竞争”，说自己出身富家、受过良好教育，自愿进入娼门谋口饭吃！——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就有什么样的道德！生，或者死，但没有多少人会拿饥饿去“劈情操”，这便是《1942》给予我们最大的人道启迪。
不知母亲所说吃山芋藤的年代是否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天灾抑或人祸也不是我们今天想厘清的话题，就象我的祖母当年究竟死于肝肿大，还是营养不良。总之，“院史”作为“非官方”的野史，给了我们农场人这样一个数据：“1958～1962年2月止，因患浮肿病共死亡1505人”。同样是“野史”（或传说），应该在“国家困难时期”结束之前，局里把冉院长和从事医疗防保统计的袁经纬召去询问“浮肿病”的死亡人数，他们如实汇报为1300多人，而上面接受不了这样庞大的数字，几经“修改”发布的数字不满400。但数字只是个“游戏”，事实还是让上面重新决策，一边批评农场领导手里有钱却不去买粮，一边也确实到盐城国库里买来粮食，遏制了“浮肿病”在农场的继续蔓延。
挽回了生命便是唤回良知，延伸的“链接”便是文革前农场最后的少教，有人说“他们当年的罪错，许多放到今天来看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事”，有些便是因为那个年代饥饿难捱，到水果摊、点心店或偷或抢水果、点心，被送到农场改造，在特殊的年代是“道德沦丧”的一群。但迄今为止，最可悲的倒是我们这群“卫道士”的无情与愚昧，只是不分青红皂白地盯着人家的那点“道德沦丧”，却对那个狗急了也要跳墙的“特殊年代”视而不见。个个都高尚得象那个老财主优雅的女儿，却从都没有置身处地观照自我的能力：在生灵涂炭的时候，会不会为了五升小米，争着去当窑姐。或者反过来说：为了有一口吃的苟且生命，老财主家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儿都抢着去当窑姐，一个贫穷的城市少年为一只大饼、两只橘子去“小偷小摸”，又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呢？
回顾历史是为了直面当下，评价他人是为了反观自我，所以我觉得，回忆“三年自然灾害”，不为那已经远去的苦难本身，而为依然缺少的反省，普遍的人性本身是不太高尚、但也不太低劣的，迄今我们仍热衷于追问生活里的种种“浮肿病”，到底是肝肿大在先还是营养不良在先，只是我们已经知道补充营养可以治愈（哪怕是缓解），为什么不可以搁置争议，先给了浮肿病人营养再说？呵呵，对于没有尝到“三年自然灾害”之苦的我来说，关于那个苦难岁月也只能浮夸地说这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