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霸权是西方（尤其美国）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霸权问题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长期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出于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引发的危机感，美国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围绕霸权问题的讨论。各学派从不同角度对霸权的相关问题进行论述主要涉及霸权的作用周期、兴衰等方面，期间涌现了霸权稳定论、长周期理论、国际机制理论等等相关理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应属霸权稳定论。稳定论又可以划分为单极稳定论、两极稳定论、多极稳定论。其中霸权稳定论是单极稳定论的一种，该理论认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就是“霸权稳定”现象，是由于霸权国提供公益，其他国家的理性选择应该是支持和维护霸权国的“统治”。
公益（公共产品）是经济学、政治学都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霸权稳定论的核心概念之一。简单说，公益就是一种各行为体都可以自由无偿使用，而提供者无法从中收益的物品或制度。关于公益的一个经典例子就是路灯，可以让所有过路人同时受益，而他们无须提供任何费用。正因为公益有这种特性，使得其使用者可以“搭便车”，但提供者却难以得到回报，因此，一个国家的公益事业需要由政府提供。，吉尔平认为当代国际经济体系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系，当代国际体系中的主流大国大多是“资本主义自由国”，因此霸权国自然也应该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国。在国际社会当中，霸权国主观上有相应的意图，它愿意为其他国家提供公益，而这构成了其合法性最重要的因素和国际体系稳定的重要保障。霸权国在国际层次上提供公益，进而保障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国际贸易的繁荣，这种局面被称为“霸权稳定”。
随着霸权国的相对衰落，失衡的霸权体系崩溃倾向大大加强，首先遭到破坏的是世界经济：由于以往由霸权国提供的公益的缺失，各国之间重新陷入恶性竞争的循环，最终对世界经济造成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国际体系中的失衡没能得到解决，那么这一体系将发生变革，而主要变革机制是霸权战争：随着霸权国的衰落和新兴国家的崛起，两者之间终将为争夺对国际体系的统治权而斗争，因而霸权战争是难以避免的。如果新兴国家在霸权战争中获胜，它就会成为新的霸权国，而反映国家间权力分配的新国际体系也将建立起来，国际体系进入稳定时期。但这种稳定只是暂时的，只是下一个霸权周期的起点。
二、对霸权稳定论的批评和质疑
1．霸权国并未提供真正的公益。
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能统治国际体系并保障其稳定，是因为其拥有合法性，而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是霸权国提供的公益。然而笔者认为，霸权国提供公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真正的公益应具有完全的非排他性和可共享性，能够确保所有国家从中得益。而霸权国提供的种种所谓“公益”并不符合这一标准。
以二战后的美国霸权为例：在国际经济领域，美国固然对一些国家提供了经济援助，但都是附有政治条件的。例如马歇尔计划，该计划名义上是复兴战后欧洲，但实际上只为和苏联对抗的国家提供援助，而苏联正是二战中损失最大的国家。美国给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也附有各种各样的政治条件，并借此对这些国家进行政治干涉，如提出人权问题等。这种附加多重标准的选择性经济援助，显然并非具有非排他性的公益。在其他国际问题领域，美国诸如拖欠联合国会费、退出《京都议定书》等行为，也证明美国霸权对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漠不关心，更遑论主动提供公益。因此，通过对二战后的美国霸权进行考察，可发现霸权国提供的所谓“公益”只能使其盟友和特定国家受益，其他国家或是不能从中受益，或是反倒深受其害。
2．“霸权稳定”的真正原因是巨大的实力差距。
通过进一步观察可发现，吉尔平所谓的合法性的其他两条基础（霸权战争的胜利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只不过是国家实力的两种表现形式——硬实力与软实力。由此看来，霸权国的真正基础只有一个，就是其压倒一切的实力。如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反对美国发动伊战（甚至包括美国的传统欧洲盟友法德等国），只是迫于美国的强大实力而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霸权稳定”现象实际上是单极结构的产物。在单极体系中，由于霸权国和其他国家的实力差距很大，该体系在一定时期内受到相对权力消长的影响较小，因而在这段时间内主要国家间会处于相对和平时期，也即所谓的“霸权稳定”。
3．霸权国没有受到足够制约。
霸权稳定论强调霸权国的权力是受到制约的，理由是霸权国如果为所欲为，则会破坏合法性基础并导致霸权衰落，因此霸权国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由此观之，霸权稳定论强调霸权国对自身行为的内部制约。
实际上，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角度看，霸权国没有受到足够的制约。在内部制约方面，霸权“合法性”只是其强大实力的外衣，指望霸权国主动采取自律式的内部制约是完全不可靠的。霸权国家也许在一定时期内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律”，但这种基础薄弱的“自律”根本无法构成有力的内部制约，并随时可能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失效。以美国为例，虽然针对不同类型的问题，美国外交决策存在着不同模式，包括思想库、利益集团、公众舆论（媒体）等因素都在其中发挥一定程度的作用，但由于上述行为体的诉求通常比较分散，在紧急状态下更是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总统和极少数幕僚、官员无疑是凌驾于其他因素之上的根本决策者。有相当一部分美国政界和学界的有识之士认识到美国单边主义的危害性，例如在美国政府内部，33名从事国际安全问题研究的学者曾联名在《纽约时报》刊登广告反对伊拉克战争。但上述理性的认识并没有在美国政界占据上风，也无法在美国学术界和公众舆论中达成一致，因此都无法制止这场战争。总之，在霸权国家内部，以国家利益为名的国际政策很难受到不同意见的约束。
对霸权国进行外部制约同样存在很多困难。在国际政治中，无论是均势、遏制还是威慑等政策（这些都是国家间用以相互制约的政策），都需要相对应的国家实力为后盾。而由于霸权国的实力远远强于其他国家，它往往可以将自身的意志凌驾于他国之上，其他国家则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做出有效的外部制约。在这方面，伊拉克战争也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前遭到了包括欧洲盟友在内的广泛反对，但随后的进展证明世界其他大国并没有对美国形成有效的外部制约。
在研究霸权稳定论的学者中，一般认为现实主义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是旗手，其理论也就成为霸权稳定论的一个“范本”。吉尔平提出：“一个居霸权地位的自由国的存在，是世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这句话道出了霸权稳定论的核心命题，但没有完整概括其内涵。霸权稳定论有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结论之间环环相扣。理解理论的逻辑是真正理解一个理论的基础，也是质疑这个理论的必要前提。
后冷战时代,美国越来越多地干涉国际事务,实行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霸权。布什在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建立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这说明美国有加强新霸权主义的趋势。
一、霸权稳定论的形成和发展
近几个世纪的世界历史,是以一大强国在一定时期内主宰国际社会的“霸权”体制为基轴展开的。关于这一世界体系的国际关系理论是“霸权论”。霸权论认为,霸权国家(即在军事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以及自然资源方面拥有凌驾于他国的压倒优势的控制权的国家)在国际上建立霸权体系时,国际体系由于它的控制而变得稳定,政治和平、经济繁荣和相互依存由此加深;反之,当霸权国家出现衰退或消亡时,围绕霸权的控制将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抑或在经济领域导致各国间的竞争加剧,使国际秩序处于不稳定状态。
霸权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是由美国的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创立,罗伯特·吉尔平加以完善,其他代表人物还有斯蒂芬·克拉斯纳等。
霸权稳定论产生的背景:一是1970年代初由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提出世界体系论,从而使对“霸权国家”的认识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二是人们对战后领导国际体系的美国出现的衰退现象进行的争论。
金德尔伯格认为:“由一个国家主宰的霸权结构,非常有利于强大国际体系的发展,这个体系运行规则比较明确,并且得到很好的遵守……可以预料,霸权结构的衰弱,将是相应的国际经济政治系统实力衰弱的前奏。”他还指出,霸权国的主要作用不仅仅在于日常维持该体系的运营,而且在于控制危机的局面。如果自由世界经济要长治久安,霸权国必须能够并且愿意迅速地对该体系面临的威胁做出反应,以达到它控制下的稳定。
在金德尔伯格的基础上,吉尔平认为,如果只有霸权国的存在,还不足以保证国际自由经济的发展,霸权国本身也必须遵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才不会导致帝国主义制度的建立;而且,主要经济强国必须在支持自由制度的社会目标上完全一致,因此也就有必要树立意识形态上的霸权。在霸权稳定论的创造者看来,霸权国的存在,足以保证自由经济世界的稳定。其中,霸权国的价值取向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这种稳定状态。吉尔平拿苏联举例,指出它不遵守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原则,对弱小国家施加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限制,导致了帝国主义。因此,他特别重视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推广。
二、霸权稳定论基础上的美国新霸权主义
乔治·沃克·布什上台后,在2002年9月20日向国会递交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了美国新时期的三大战略性任务:打击恐怖主义、巩固军事同盟并与大国维持良好关系、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国价值观,并用两个章节谈到了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民主构建。为了打击和消灭恐怖主义,美国将掀起一场“观念之战”,使推广民主、自由成为反恐一大利器。“在打击全球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最终是为了我们的民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战。”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有观察家认为:如果对伊战争打响,就意味着美国正式成为全球帝国中心,届时华盛顿将主宰许多国家的命运,以美国人的理念确立民主制度……战争将体现美国全球霸权模式。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布什宣称战争的目标之一是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解救处于独裁统治下的伊拉克人民。可见,美国无论使用软权力还是硬权力,均念念不忘新霸权主义目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国的价值观。
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企图用美国的价值标准统一多元化的世界。新闻署在履行政府的政策中起了重要作用。1993年6月,克林顿宣布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美国之音以及针对古巴的马蒂电台继续进行它们的“服务”———宣扬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同时,美国加强对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并配合其他手段加快这些国家的自由化过程。美国还通过向海外派遣志愿者,直接促进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传播。
三、霸权体系的不稳定性
从目前形势看,美国在世界上保持着经济、军事优势,但美国实行新霸权的理论基础却是不稳固的,“天赋使命”意识是虚幻的,并且本身有强烈的偏见和不平等色彩。同时,其霸权体系本身也是不稳定的。首先,正如吉尔平认为,霸权国经济实力的基础在于该国经济改造自己以及在全球环境中适应变化的能力。美国20世纪最后几十年在适应全球工业配置和能源价格中遇到的困难,已损害其实力。自由市场经济以竞争为运作手段,竞争优势是流动的,新的竞争强国必然要求政治权利的再分配,老的霸权国受到挑战,吉尔平论证了这种挑战将会导致战争而破坏稳定结构或者在各种力量的制约下达到一种稳定(显然,不是霸权体制下的稳定)。其次,霸权国实行霸权、稳定自由经济世界,是以提供国际公共商品为前提,霸权国的经济剩余将越来越少,“(霸权国)国内消费和为保护这种(自由经济)体制付出的防务开支,比国民储蓄和生产性投资增长更快,而它的贸易伙伴比它获得利益更多,也使它灰心丧气;到头来,霸权国不大能够———也不大愿意去管理和稳定这种体制了”。日本学者猪口邦子也从国际社会成员的心理方面指出了霸权稳定论的矛盾:在霸权体系下,由于霸权国的绝对优势和垂直性国际结构,使霸权国容易在各国的利益关系尚未得到充分调整的情况下,便单方面处理问题和管理秩序。这在短期内也许意味着对国际体系的高效率管理,但从长远看,加剧了体系内部的不满与利益关系的不协调,增强体系的内部压力,使稳定成为空谈。第三,从霸权稳定论的深层根源———天赋使命观来说,这种意识建立在一个虚幻的前提上,即美国是受上帝之托对世界承担特殊使命。“使命”意识还将其他民族看成是需要美国拯救的对象,其本身就否定了美国鼓吹的自由选择的崇高目标。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是经过长期积累与筛选后存在的,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可侵犯性。
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
布什第二任期以来，中美关系仍然在基本平稳的轨道上发展。两国高层接触频繁，战略对话渠道畅通，经贸合作持续扩大，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出现严重争执。但是，双边关系也被一些新的阴云所笼罩，例如美国国内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升温、美国阻挠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美日“二加二”联合声明首次提到台湾问题、美国在中亚支持所谓“颜色革命”、双边经贸摩擦点增加等等。一些观察家据此认为，中美关系又一次处在十字路口，甚至预言中国崛起和美国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最终将转化为对抗。不能否认，就单个国家而言，美国构成对中国稳定发展的最大外部挑战(中国的发展势头如持续下去，将成为世界上同美国实力地位最为接近的大国。美国维护单极，中国提倡多极。 从纯粹的权力政治角度看，或从新兴国家挑战霸权国的历史经验看，难免得出中美必然争霸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对全球化时代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的关系做出细致一些的分析，应当能够构建出某种新的理论思考。
中国国力迅速提升的起点，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中美关系正常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实现的。 这绝非历史的巧合。经常被人们忽略的一个事实是，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 从70年代末以来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当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1%，如今增长到4%；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从当年占世界总量的22%左右，提高到如今的32%左右。 美国当年在同另一超级大国苏联的对抗中处于守势，而今天牢牢占据着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被称为“新帝国”。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中国崛起是在美国霸权扩张的历史时期开始并持续的，而美国的霸权地位并没有因中国崛起而受到削弱。这一现象本身，已经对“美中必然对抗论”构成了挑战。
现在的问题是：两个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相对立的大国，究竟能够保持多长时间互不为敌、和平共处的局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把美国霸权及中国崛起对其可能形成的挑战，分解为几个不同的侧面来进行考察。
美国称霸世界最重要的支撑点是所谓“ 机制霸权”（regimehegemony）[1]，即二次大战后在美国倡导下建立起来、至今还在运转的一系列国际组织、机制和联盟，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北约、美日军事联盟，还包括20世纪70年代中期建立的七国（现加俄罗斯）首脑会议机制，90年代初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恐而建立的一系列国际安全机制。美国是通过这些机制企图“领导世界”的。中国参加了其中绝大部分经济机制（其中过程最为艰苦漫长的是加入世贸组织）和一部分安全机制（如核不扩散条约） 。中国尚未参加的若干机制，包括八国首脑会议、北约、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CR）、防扩散安全倡议（PSI）等等，其建立的初衷不是对付中国。中国对它们虽然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保留态度，但并没有建立反制的机制加以对抗。中美应对朝核问题的方法迥异，但在维护核不扩散机制的原则立场上却是相互协调的。两国在国际机制中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局面将长期存在。我们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中机遇大于挑战，也可以理解为现存全球国际机制中对中国有利的因素大于不利因素。
美国霸权的第二个侧面是经济霸权。 虽然中美经贸摩擦不断，但美国经济霸权同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之间的矛盾并不尖锐。当今中美经贸摩擦同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经贸摩擦有质的不同，因为中美两国产品的相互替代性不强，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激烈。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美经济的互补性仍然很强。 此外，美国金融霸权是其经济霸权的核心。中国的经济崛起还远远没有威胁到美国的金融霸权，欧元才是最接近于挑战美元霸权地位的货币。 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和股票，因此美元地位急剧跌落将对中国不利。
值得警惕的是中美在能源和其他资源方面的矛盾和竞争。 美国的能源消耗约占世界的1/4。美中日三国分别是世界上前3位的石油消费大国，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在迅速增长。 为什么向来极少有“ 美日争夺能源”的忧虑，而近来不断出现“中美争夺能源”、“ 中日争夺石油”的舆论呢？显然，问题主要不在能源短缺、石油价格上扬等物质因素，而在于中美、中日之间缺乏战略互信。
于是，我们必须考察美国霸权的第三个侧面，即政治和意识形态霸权。对于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不屈从于它而又迅速崛起的中国，美国人怀有深深的战略疑虑，也毫不掩饰他们的“两面下注战略”，即一方面寄希望于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从而扩大美中合作；另一方面又防范中国在现存国际机制之外另起炉灶，准备遏制中国。
但是，美国人也意识到，同中国相比，与他们在价值观上更为对立的，是伊斯兰激进势力。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9•11”之后美国人更看清楚了：“ 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差异，远远小于美国同塔利班的对立。”美国人还能看清楚,中国无意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强加于他国，也无意建立反美政治联盟；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甚至还能从积极方面去影响某些美国眼中的“ 邪恶国家”或“ 失败国家”。所以，中国在坚持自身独特发展道路和政治原则的前提下，争取美国在合作方面下的“ 注”多一些，在防范方面下的“ 注”少一些，即争取同美国建立某种程度的战略互信，改进两国间的危机管理机制，并非幻想。
第四， 美国不能容忍任何国家挑战它的军事霸权，而中国国防力量正在增强。 但是，美国军事开支几乎占到世界各国军事开支总和的一半。中美在军事能力和投入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 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形势，同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争夺世界军事霸权的形势不可同日而语。当年美苏军事实力难分伯仲，在两个德国的边界上紧张对峙，在亚洲和非洲进行了若干次“代理人战争”，苏联将战略核导弹运进古巴引发过严重军事危机。 相比之下，可能引发未来中美军事危机的冲突点很少，几乎全部集中在台湾海峡，而不会扩大到中国周边以外。经过多年较量和沟通，美国对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相当清楚， 为避免同中国的对抗，美国现在对“ 台独”倾向加大了制约力度。中国也不断重申和平统一的决心和耐心。 在台海局势相对缓和的情况下，美国的“ 中国军事威胁论”仍在上升，同美国军工集团需要寻找“敌人”以扩大自身利益的驱动密切相关。 因此，尽管中国军力增强并未构成对美国全球军事霸权的直接挑战，“中国军事威胁”的鼓噪却不会减弱。
最后，美国在亚太地区以霸主自居，中国在本地区影响日益上升， 形成了一对结构性矛盾。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将菲律宾占为殖民地。1899；1900年美国针对中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 此后，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代价最严重的三场对外战争（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发生在亚太地区。 可以说，一百多年来，美国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这一地区的“ 局外人”。战后美国一直对日本实施事实上的军事控制， 在经济、政治方面也没有忘记“ 敲打日本”，排除了日本在本地区挑战美国霸权的可能性。现在，唯有中国有能力对美国的地区霸权提出挑战。 于是，对于中国在亚洲外交中的一举一动，对于任何将美国排斥在外的区域化机制（东盟10+3、 东亚峰会等） ，美国或是公开反对，或是暗中阻碍，或是满腹狐疑。冷战后美国不断巩固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安排，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针对中国的。 应该说，冷战后（ 特别是“9•11”后）美国在其全球战略中没有以中国为主要对手， 但在其亚太战略中，却越来越明确以中国为主要对手。换句话说，在美国人眼中，中国没有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却正在挑战美国的地区霸权。
正如秦亚青教授所论证过的，全球霸权不能允许区域霸权的出现；当某个区域性强国开始挑战全球霸权国家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时，这个全球霸权国就会支持这个地区强国的对手，以维护这一地区的权力平衡，制约这个地区强国的发展[2]。今天美国的全球霸权依然巩固，但它必须将维护霸权的大部分资源用于其他地区，特别是“大中东”地区。这样，美国维护亚太地区霸权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扶植、支持中国在周边国家中的潜在对手，利用中国同邻国的矛盾，阻止东亚区域机制的发展壮大。当中国同日本或任何其他邻国的矛盾上升时，美国自然要坐收渔人之利，不分是非曲直地同情日本和其他邻国。对于中国的周边国家来说，普遍面临着一个如何在美国霸权和中国崛起之间维持平衡的问题。由于特殊原因，日本多半将继续依仗美国，不惜疏远中国。其他国家的典型态度是：一只眼睛对中国投出热情之光，发展睦邻关系；另一只眼睛察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不想得罪强权。
综合来看，在分析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的关系时，可以得出3 点粗浅结论。首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机制霸权、经济霸权、政治和意识形态霸权、军事霸权都不构成严重挑战；在美国构筑的全球霸权体系下，中国也还有相当大的崛起空间。其次，中国崛起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形成结构性的挑战。在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中国同美国主导的多边军事安排的关系等问题上，双方需要保持足够的敏感。 中国继续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控制中日矛盾，有利于稳定对美关系。 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为中美处理在亚太地区的结构性矛盾方面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先例。最后，从思维框架上说，我们既不能丢弃对国际权力格局的传统分析方法，以为信息和思想的沟通以及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合作能够自然生成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消解国际冲突，又不能忽略国家及其以下的行为体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权力格局的变化必然造成国际秩序的混乱。现在，中美领导人都认识到两国相互对抗的危害性，两大社会内部都有推进双边关系的强大动力，因此中美关系有望继续维持稳定，并逐渐建立起更为稳定的战略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