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姨外公(外婆的妹夫)芮沐先生102岁啦!祝他生日快乐!
姨外公是浙江吴兴人,1908出生于上海南翔。但他长得像个外国人,高鼻子,凹眼睛。还精通5国语言。
偶当年在北外上大学时,周末会常去北大姨外公家做客,打打牙祭。姨外公会拉着我的手,问我许多关于学校的事。姨外婆会做很多好吃的,还有下午茶,饼干和咖啡。如今每年回国我都要去北大燕南园看望他老人家。
姨外公芮沐1930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获文学士学位。1932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解放前历任重庆中央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解放后姨外公历任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大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法律系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常务干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第一批法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法研究会、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欧中法律协会中国法常设委员会名誉主席等重要职务。
姨外公芮沐先生从教数十载,培养了大批法律英才,是我国杰出的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是我国民法学界的泰斗,更是我国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学奠基人和一代宗师。
芮沐先生与北大领导
芮沐先生与学生们在北大燕南园家中
在美国,右3
在美国左6
在美国,右1
在日本
芮沐自述:我的学生时代
陈夏红
我的父母兄弟
“我的出身是不太好的。”芮老先生开门见山。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出身”一词有两个解释:其中一个是“指个人早期的经历或由家庭经济情况所决定的身份”,另一个是“旧时指做官的最初资历”。
“出身”是个历史性概念。这个问题曾经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的公民、青少年乃至儿童,都在“阶级路线“的名义下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在诸如参加政治组织、就业、参军,尤其是在升学问题上,人们因为家庭出身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对于不少人而言,他们的历史不但是本人永世受罚的根源,而且还祸及三代,儿子孙子们也要终生承受其罪孽的负担。
芮沐先生1908年7月14日出生于上海南翔镇,祖籍浙江吴兴。在接受笔者采访时(2004年7月17日上午),刚刚过完九十六岁的生日,脸上还残留着高龄老人连日来活动量过大的疲惫。
如果除去本文的中心“学生时代”,芮沐的执教生涯早在1938年执教重庆中央大学法律系就开始。以1949年划界的话,芮沐先生的学术青春是在旧中国度过的,应该算是一个“旧法人员”了。而对于旧法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后必须要有一个改造的过程。
在改造中不可能不提及“出身”,难怪老先生开门见山。
“为什么不太好啊?”笔者问。
“我的父母都是商人。过去都是大家庭嘛,我的父亲排行第三,他的父亲和他的两个哥哥主要是贩卖江西的纸张(到上海去),因此呢,稍微接触一些文化。尽管跟文化有点关系,但实际上这就是商人。父亲他们兄弟三个,从浙江吴兴转到上海的南翔镇,再从南翔镇到上海市。……因此我父辈本身是贩卖纸张,——过去的生产的纸是在江西,从江西再贩卖到大城市。所以说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他们是资产阶级。通过剥削江西一带的造纸的一些小农民。”芮沐说。
“过去造纸很艰苦的,要用一些化学品,当然我不清楚了。反正他们就是从江西一带的造纸小手工业者手里贩到大城市,这个就是资产阶级,我的出身就是这样。”
芮沐按照父系的脉络,将自己的出身划分到资产阶级类别。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资产阶级无异于是反动派、是人民群众对立面的代名词。这种出身在建国后是要付出很大政治代价的,未知芮沐先生如何躲过此劫?
“那么您能否讲讲您母亲的情况?”笔者问。
芮老耳朵有点背。略微沉思后,芮老说:
“中国过去旧社会对妇女不太重视,她的情况我记不太清。恐怕我的母亲是海宁人,我记不太清了……不过大抵也是资产阶级。我的父亲是从浙江吴兴乌镇来的,我本人出生在南翔,——上海旁边的一个小镇。”
芮沐先生还介绍了他的兄妹:
“兄妹八个,七个兄弟,只有一个妹妹,最小的,现在还在上海。我大哥出生时便畸胸,气管不健全,由于肺病很早就去世了,在我留学法国期间。”
“我二哥嘛,也是个病人,他到上海一个学校的运动场去踢足球,被菲律宾人拿着粗棒子一棒子打残废了。我的二哥比较迷信,从此以后呢,他就认为自己活不长了,他就觉得自己一定会死于非命。在街上看到别人打架,他喜欢调和……”
“这说明他的人缘不错嘛?”笔者插言。
“我二哥为人很斯文,喜欢调和。结果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被菲律宾人的拳棍打残,下颌打烂了。过去上海是很乱的。”
关于他的二哥被菲律宾人打残打死一事,由于芮沐年事已高,语焉不详。大体据他回忆,是在上海街头看到别人打群架,因此过去居中调和,后莫名其妙被打,故意乎过失乎均在所不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对于芮沐上大学后选择学习法律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需要赘言的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经是租界遍地。史料记载上海自古为海边渔村,春秋为吴国地,战国时为楚国春申君封地,宋设镇,始称上海。
上海于1927年设市,那年芮沐刚好19岁,刚刚中学毕业。人文学者李天纲在最近出版的《人文上海》一书中指出,“检查上海人的意识,其中有来自江南和全国的小市民意识、士大夫意识和农民意识,也有从上海租界里学来的西方市民意识”。芮沐的身上理应有这种气质——
“我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里,”芮沐习惯性地重复这句话,“父母年轻,不知道小孩子应该怎么照管,大哥肺病,二哥家里没人管他,他自己去跑,被人打死了,尽管与他没有关系,——人家打架他去调解,谁打死他都不知道。”
如同他的父亲在父辈中排行老三一样,芮沐在家里也是排行老三。
“那么轮到我是第三个。我小时候出生在南翔,祖籍在浙江吴兴,父母都在上海做生意,家里没人管,保姆老是抱着。小孩子他要活动的吧,因此就老哭。一哭就更是抱着,越抱呢就越哭。一直到了五岁,这么大的小孩还抱着,不舒服啊,老哭。哭也没办法,父母年轻也不知道怎么对付,保姆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母亲就让保姆送到我父亲那里去。这样子我就进城了,五岁就进城了。”
这就是芮沐“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
按照生理学常识,五岁应该是一个多少有点记忆的年龄,但这种记忆肯定不会再清楚点。这样的话,上海边镇南翔给他留下的印象应该不多,关于这一点芮老没有多说。
农村包围城市
“我一进城就呆在纸行。(那里)都是男的,没人管,就在纸行里楼上楼下地随便窜。到了冬天,那时候上海很冷,手都冻烂了,我的父亲就用牙刷来刷手指。都冻烂了还要用牙刷来刷,多痛啊,”芮沐回忆此似乎还有余悸,并因此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父亲不会管小孩。这样我到了五岁,该怎么办呢?只好往学校送了。于是我就到了浦东小学。那时身体不好,父母也顾不上管我,家里只能每天让保姆送马奶到学校给我当早餐。”
笔者困惑:“马奶?”
“那时也没牛奶,只有马奶。家里每天送马奶送到学校。小学就住校,那么小的孩子只能住校,也没人管,对不对?后来母亲也到了上海,叫保姆每天从家里送马奶。”
“您那时候爱学习吗?”笔者问,以笔者的年龄和经历,懂得上小学时爱学习或者学习好是颇为受宠的。
“那时候太小了,很多事情都记不清楚了……”芮沐说。
“小学念了几年啊?”
“可能有四五年。”他告诉笔者,他上小学就住宿了,他上得是上海浦东小学。
笔者探问:“很小就住宿了,那很不容易啊。”
“那当然不容易。”,芮老说,“那时上海已经是开放社会了,所以才有可能保姆给我送马奶。那时也没有幼儿园什么东西,所以很小就上学,因为放在家里没人管。”
“浦东小学一方面离家比较近,一方面是城市里本地的学校,不是租界里的学校,那时上海已经有租界了。”
“您在学校学习用不用功?”
“小学嘛,哪儿知道什么用功不用功。就是花点钱让人家管。那时上海城南唯一有住宿的小学,所以父母管不了,就往学校里面送了。”
对于一位九十多岁的老翁来说,回忆小时候的经历的确要费很多精神。
芮老深深地陷在沙发里,据他的爱人讲芮老那么大的年龄,身体应当还算可以,没什么大毛病。
“他身体非常好,医生说他是自然衰老,器官都没有问题。他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运动,踢足球、游泳、骑马都玩得很好,还会击剑,他还是足球队的队长。”芮老夫人说。
但即便这样北大医院也专门给他们配了医生,每周都要过来几次。笔者在芮老书架上的醒目位置,看到两张便笺,上面记的是北大校医院院长的联系方式。
中学时代
“小学毕业以后,我就直接进的教会学校。我住在城南,是法租界,中学是在英租界上的,杨树浦,一个教会学校。”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比较好一点的学校都是外国教会学校。我读的中学叫马克密林中学,在那里呆了不久,中学里的一个同学,比我年龄大,要转到法国的教会学校,就到了圣房记。我从小就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长大,你们根本想象不到。”芮沐说。
近代中国的教会教育在民国初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变法维新之后,西式教育逐渐获得士大夫阶层的认可。1900年,清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内地设立学堂“亦毋庸立案”,为教会办学提供了便利,在20世纪初期的兴办新学热潮中,教会学校受到了广泛欢迎,进入告诉发展阶段。1879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事最早的教会大学,在20世纪上半页,中国共有14所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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