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人辑录了“2009年经典到变态的语录100句”发表在华声论坛的“灌水区”，其中有一条是罗伯斯庇尔的墓志铭：
过往的人啊，不要为我的死悲伤！如果我活着，你们谁也活不了……
我有些奇怪，罗伯斯庇尔死了已经有二百多年了，难道今年法国人又重新安葬罗伯斯庇尔并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带着这一疑问，我到百度搜索了一下，原来是自己孤陋寡闻了，罗伯斯庇尔的这则墓志铭早就有了，地球人都知道。说它是2009年的“语录”，很有些名不符实。我无法查证，不过一个最大的可能就是，当时在安葬罗伯斯庇尔的时候，人们就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按理说，法国人自己最有资格评价罗伯斯庇尔。但这则墓志铭的内容还是让我感到“震撼”，因为它对我二十年来了解的罗伯斯庇尔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颠覆。我所知道的一个“最出色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罗伯斯庇尔，他不是这样的。
罗伯斯庇尔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重要人物，是雅各宾派的灵魂人物。由于法国大革命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尽管惜墨如金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还是用很大的篇幅来讲述法国大革命。罗伯斯庇尔是一个在十分危急的历史关头挽狂澜于既倒的领袖人物，正是由他领导的雅各宾派，把法国大革命推向了深入，引向了高潮。他用来挽救法国革命的许多激进措施，几乎超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的“顶点”。所以，教材说，“雅各宾派专政”的结束，意味着法国大革命转向了“低潮”。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正面的典型”，长期以来，我们对他深怀敬意。
由于教材没写，老师没说，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罗伯斯庇尔这样一个“历史上的进步人物”，居然还有这样“恶毒”的墓志铭。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只要他活着，别人就活不了……这恐怕不仅仅是法国人忒“幽默”这么简单。细细地翻阅有关的历史资料，发现从过去到现在，人们对罗伯斯庇尔的争议太多了。争议的根源，在于人们对他的所谓“激进革命措施”，并不是那么认同。他的“革命的目的”和“实现的手段”上，出现了悖反。他实现目的的手段，极大地伤害了人权精神，所以有人直斥为“恐怖主义”。不过他的“恐怖主义”以“革命”的名义，“法律”的名义，“国家”的名义，“人民”的名义来实施。有别于今天潜藏于民间的零散的恐怖主义组织。
1793年5月，在人民起义力量的推动下，雅各宾派走上了法国执政的前台。雅各宾派专政的机构是公安委员会。这年7月13日，发生马拉被刺事件后，罗伯斯庇尔领导的专政机构急速“左转”，26日，国民公会授权公安委员会逮捕可疑分子，27日罗伯斯庇尔参加公安委员会，改组革命法庭，简化审判程序，实行雅各宾专政，以革命的恐怖政策惩罚罪犯和革命的叛徒，史称“恐怖统治”，许多无辜的人都被诬告并杀害，成千上万人被送上断头台。雅各宾统治时期，巴黎的死亡人数是2639人，整个法国（包括巴黎）是16594人。雅各宾派在保存死刑记录上是很详尽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正式诉诸法庭审判就被处决了，还有些人在等待审判的过程中，死在拥挤而窒息的囚牢。
雅各宾派统治时期，恐怖第一次成为官方政治。罗伯斯庇尔是最主要的始作俑者。在罗伯斯庇尔看来，恐怖有比赢得内战胜利更深远的道德意义。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实现共和国的理想，必须消灭革命的反对者。为了证明恐怖的正义，他说：“如果说在和平时期政府的根基是美德，那么在革命时期就是美德和恐怖，没有恐怖的美德是有害的，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无力的，恐怖就是严厉不可动摇的正义，它是美德的源泉，恐怖不仅仅是一个原则，它是民主原则的结果。”1793年，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激进派战友们彻底摧毁了温和的吉伦特派并将他们从肉体上予以消灭；随后，与他同一条战壕但渐行渐远的战友丹东、埃贝尔也被他送上了断头台。罗伯斯庇尔一心要把法国打造成一个纯洁无瑕的乌托邦，狂热的使命感使他容忍不了任何与现实的妥协、任何道德上的污点。任何人，只要是阻碍了他的崇高目标，除了死亡没有其它选择——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进步无需顾忌什么牺牲和代价，罗伯斯庇尔如是说。
这些东西都是现在才知道的。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我们以前对罗伯斯庇尔的评价是不是太单一了。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专政学说，对后世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有人甚至认为雅各宾专政是法西斯独裁专制政权及早期共产党民主专政的前身。罗伯斯庇尔与法西斯之间是否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尚无定论，但鉴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不久便为罗伯斯庇尔立碑，布尔什维克领袖根据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创造人民民主专政的说法似乎并非空穴来风。
以上的话语只是转述的网络语言而已，我个人并不需要担负文责。我倒是觉得雅各宾派专政与法西斯独裁专政确实有相通的地方，那就是国家恐怖主义。希特勒对德国犹太人的政治迫害和对600万犹太人的批量屠杀，那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进行的。希特勒是“赶时髦”的人，当时社会主义思潮方兴未艾，而犹太人掌握着德国国家的经济命脉和德国社会的显著财富，是德国国内的“剥削阶级”，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的德国法西斯为了“塑造”敌人，收买大众，把“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块招牌“曲解”“活用”，巧妙地拼凑在一起，自然就将矛头指向了犹太人。德国人在制造人道悲剧的时候，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他们是在犯罪。
苏联反正已经成了“过眼云烟”，我们都来踹踹死老虎也无所谓。斯大林当权时期，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也造成了苏联人的大批量非正常死亡。当然，在“革命的名义”下，在当权者的眼里，也许他们都不是“人”，至少不是“人民”。但站高点看问题，他们又确实是我们人类的一部分，哪怕是一少部分。我们能不能为了所谓的某种“崇高的目的”而简单地从精神上折磨他们，从肉体上屠灭他们呢？长时期来，关于斯大林时代、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清洗”运动中究竟抓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一直是争论不清的问题。在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前苏联内政部的统计数目，仅在1937年至1938年一年中，斯大林本人就签署了681692人的处决命令。不过，直到2001年中国有影响的学者还认为斯大林“大开杀戒”，被“镇压的人在2000万左右”。近年来，人们通过反复地研究，认为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非正常死亡（含因关押、迫害而导致的饥饿、疾病死亡的和自杀的）的人数在3000万左右，远远高于苏联卫国战争中死去的人数（1000万）。3000万，时至今日，谁还敢昧着良心说它不是一个人类大悲剧？
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典型的如红色高棉，执政短短几年时间，却使整个柬埔寨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200万。200万对于柬埔寨是什么概念？将近柬埔寨整个国家人口的三分之一（柬埔寨人口700万）。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大哥大的支援尤其是军事策应下（1979年的对越“自卫战争”），红色高棉仍被越南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根本原因。柬埔寨民主选举多次了，越南扶植的“傀儡政权”的政治人物，如洪森等，至今仍然活跃在柬埔寨的政坛上。红色高棉进山游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失道寡助，红色高棉奉行的“红色恐怖主义”政策对柬埔寨人伤害太大太深了。红色高棉的所作所为，让中国政府也背了不少黑锅。
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大革命中作出了贡献，但在“天赋人权”滥觞的国度，人们似乎并不领他的情，要不然，就没有如此“恶搞”的墓志铭了。罗伯斯庇尔虽然把自己也送上了恐怖的断头台。但他在最后一刻，表现得却比同为律师出身的陈水扁要优秀得多。1794年7月，反雅各宾派专政的政变爆发，“反水”的国民公会通过了逮捕罗伯斯庇尔及其支持者的法令，但罗伯斯庇尔等人随即被革命公社解救。革命公社调集武装，准备进攻“反叛”的国民公会，他们焦急地等待罗伯斯庇尔下达进攻的命令，可是一直到深夜，却迟迟未接到明确的指令。据说，罗伯斯庇尔迟迟不肯签署进攻的命令，他好不容易拿起笔，才写下了名字的头三个字母，又放下了。
为什么呢？因为罗伯斯庇尔是律师出身，雅各宾派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律师出身，法的原则、法的精神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恐怖”政策，都是通过国民公会这一立法机构，以“法律”的形式来实施的；换言之，“民兵连长”随便拉个人出去枪毙，那是“法律”准许了的。罗伯斯庇尔如果下令对国民公会这一国家的立法机构发动进攻，那才是真正的“政变”，是对法的精神的践踏，作为卢梭和孟德斯鸠的信徒，他做不出来。所以，他最终选择牺牲自己来成就法的精神。仅从这一点来看，罗伯斯庇尔又是相当伟大的。
就这样，迟迟得不到进攻命令的革命公社队员，至深夜自动解散了。当晚，国民公会宣布剥夺罗伯斯庇尔的公民权，第二天他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苏联解体后，俄国人重新安葬了末代沙皇一家。俄国人重新安葬沙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既不是为沙皇招魂，也不是为复辟主义铺路。历史走到今天，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俄国人愿意复辟沙皇专制制度。这只不过是俄国人反思历史的一个象征性事件。反思的目的，就是不要让悲剧重演。历史上做过的事情，即使当时是对的，今天看来也不一定是对的。明天再去做同样的事情，肯定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今天大张旗鼓地倡导人权和法治，就更要有反思和批判的勇气。高尚的目的，还需要有高尚的手段；追求结果的正义，不能撇开程序的正义。历史前进的道路其实是很宽敞，很广阔的，不一定要暴力和仇杀；第一要有尊重人权的底线，第二要有法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营造和平的氛围，才能创造和谐的基础。个人则要学罗伯斯庇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要有坚持自己的信仰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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