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什么叫做“脑体倒挂”？
“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我国不久之前，持续30多年，出现了“脑体倒挂”这样一个新名词，中国历史上没有提到过，国外也未听说过。是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新事物。
所谓“脑体倒挂”，是指受过多年教育训练的脑力劳动者的收入，竟然低于缺乏文化知识的体力劳动者（包括文盲）的收入。这是极端反常的怪现象！
20世纪80－90年代，我国“脑体倒挂”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化。当时中青年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收入普遍低于同龄的工人（体力劳动者）。而正常情况下，脑力劳动者创造更高的社会效益，其报酬应该高于体力劳动者。
现代社会，学历往往是衡量劳动性质的标准。80年代的实际情况却是：50岁以上的一代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50年代初期定下的职务级别，还能算是“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多”。40岁以下一代人里面，尽管文化教育水平越高，工资收入反而越少。
为什么这样呢？比如同是1956年的中学毕业生，其中之一中学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就参加工作；另一升入大学（五年制），学了五年后才参加工作。但80年代初大学本科毕业生的收入（月薪62元或69元）却往往低于中学毕业的工人（五级工月薪65.5元，六级工77.1元）。
调整工资时，又总是以年度（工龄）划线，1956年是一道杠。1956年前参加工作的可升一级，1957年工作的则不能升级。这种仅按工龄划线，而不考虑教育程度的不合理规定，造成“脑体倒挂”的怪现状。（但这时差距还不算悬殊。）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依旧沿用“文革”前制定的工资级别标准。在六类地区，1959—1969年毕业的助教月薪都一律是56元，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实习员、技术员（大学五年制毕业后）一直也是56元，“实习期”长达十几年一直没有升职、提级；随着物价逐年上涨，实际工资逐年降低。“脑体倒挂”完全背离了“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脑体倒挂”一直延续到90年代，真可谓“30年目睹的怪现状”了。民间常年流行这样的俗话：“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确实，“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可以算这样一笔帐：在1985年，一个茶叶蛋的成本为0.15元,市场售价为0.40元,一天只要卖出100个茶叶蛋,纯收入25元，每月收入至少为750元；而一个从事导弹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月薪最多只有400元左右！
十年以后到1995年，一个茶叶蛋的成本为0.25元,市场售价为0.60元,一天只要卖出100个茶叶蛋,纯收入35元，每月收入至少为1050元；何况销售额还要多！而一个从事导弹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月薪600元左右，加上“特殊贡献”的国家津贴100元，总共只有700元！
还有，“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也可以算这样一笔帐：一个外科主任医生，月薪也就600元左右，每做一个大手术的补贴只有10元左右；而一个“发廊”的理发师，如果做女宾美发，每天至少收入100元，一周的收入就超过外科主任医生一个月的收入。
“从脑体倒挂看四化和教育危机”
1989年全国政协《学习参考资料》第4期，载有南开大学陈荣娣教授的发言：《从脑体倒挂看四化和教育危机》，陈教授指出：清代末年教师人均月收入约100两银子（合140银圆），是普通体力劳动者月收入（8—10两）的10—13倍。
从辛亥革命以后至新中国成立的38年间，除后10年陷于战乱以外，大学毕业工作一年后的月工资为80—100圆；而“高薪阶层”如教授月薪大约300圆。当时城市中体力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大约15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分配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52年前后一般知识分子与工人的收入大致相等；极少数教授的最高收入，约为机械工人的2.4倍。
1956年工资调整后，中青年知识分子比同龄工人的工资也相差不大；大学毕业生月工资56元（第一年实习期每月46元），而工厂学徒满师后月工资约42元。
1957年以后由于正常的晋升得不到保证，脑体收入差距逐渐消失。
北京统计局的调查认为1966—1976年脑体工资基本持平，约为每月40—50元人民币。
1977年以后改变了十几年不长工资的停滞局面。但因体力劳动者收入的增长幅度较大，特别是附加工资和奖金多，而脑力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很慢，以至于出现了“脑体倒挂”的怪现象！
据北京地区1982年调查，脑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60元左右），比体力劳动者低8元。
陈教授指出：“从以上数字可知，百余年来，三个（注：应为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脑力和体力劳动收入差距的变迁——清朝时期脑力和体力劳动收入相差十几倍；民国时期虽然新型知识分子取代了士大夫，但脑体收入差距仍有数倍至十数倍。解放（新中国成立）初期除少数‘高知’外，脑体收入持平；到70—80年代脑体收入出现了10—30％的倒挂现象。现在（1989年）的倒挂幅度更大了！有些一二级的老教授已在申请生活困难补助。”
文章附录“国际水平的比较”，从中可以看出：“同档次的发展中国家的教师工资收入指数都比我国的高。”还附录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7年教育年鉴的一些数字”，上面列有17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的人均教育经费为8美元，居末位，甚至比不上非洲国家尼日利亚。
“脑体倒挂的恶果”指出：“现在的教育危机是众所周知的事，学生厌学，教师厌教，1988年小学生失学的人数428万，中学生287万，全国还有文盲2．3亿人……目前社会上出现的许多不良现象都可归之于人的素质低下，如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投机倒把，青少年犯罪增加，一切向钱看等等，都是人的素质低的表现，学校培养不出建设的人才，不合格的教师人数占很大比例（小学l／3，初中2／3，高中1／2）如要改变这种情况，增加智力投资是唯一出路。现在学历越高的研究生毕业后越不容易找到工作。”
90高龄的冰心女士写了读后感
90高龄的冰心女士看了“脑体倒挂”的材料后，写了读后感《开卷有益》——
“看了以后，使我死水般的情绪又起了波澜!教育问题我从前也谈过一些，都没起什么作用。‘安邦治国平天下，自有周公孔圣人’，古人早就给了我一服自慰良方，我何必老来自讨苦吃?……这篇文章里还引了许多美国和日本怎样重视教育，重视提高教师待遇的例子；它们都是资产阶级国家，引多了怕会倒我们中国人的胃口，我也不费那劲去抄了。
但是这篇文章中有：李鹏总理在七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话：
‘从根本上说，推动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
还有陈云同志前些年就提出的：
‘教师应是使人们羡慕的职业。’
这些领导同志们的金口玉言，总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吧!
但是‘先经济，后教育’，‘生产是硬任务，教育是软任务’这种落后的社会观念，仍旧牢牢地拖住实践的后腿，天知道这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的最后提出的‘我们应该怎么办？’。我看那三项提议，都是老生常谈。老生们（其中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早已谈过了许多，‘补加教育经费’等等。但现在在物价高涨的时期，就是教育经费补加了几十亿投入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十一亿的人口的老大中国里，也只是杯水车薪……真是感慨万端，我的这篇《开卷有益》断断续续地写了四个月，我明明知道‘写了也白写’，但我的老而不死的心，却总在大声地斥责我说‘白写也要写’，至于有没有人看那是另一个问题!”（1989年8月11日浓阴之晨）
直到20世纪末年（1998—1999年）以后，我国才开始逐步消除“脑体倒挂”的现象（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