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现在老百姓喜欢说一句话：把当官的拉出来挨个只管杀，基本上没有错。隔一个杀一个，准保有漏网的。
我绝对不同意这个说法。
1981年到1984年，我在洛阳日报当记者，跑工业口。后来，又分别在洛阳铜加工厂、第一拖拉机厂及洛阳炼油厂的报社干过。我接触了许许多多的全国威名赫赫的大企业的厂长们，他们没有一个不让我敬佩得五体投地。我要说：他们真是共和国的脊梁！他们很伟大！
1984年6月9日，王安顺当了厂长，12月29日边建设边试运行的洛阳炼油厂突发大火。高大的催化裂化装置前，黑糊糊的原油跑了一地，只要有一颗火星落下，那就是扑都扑不灭的。就在没到了脚脖子的洩漏原油中，冒着凛冽的寒风，王安顺像雕塑一样站了几乎一夜。那绝对是随时准备葬身火海的。在他临危不惧的精神鼓舞下，全厂上下一心把火灾减低到最小程度。为后来的安全、稳定、长周期运行，取得喜人的效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安顺特别富有人情味。1986年春节，他把所有车间主任的媳妇们请到了宾馆，挨个向她们鞠躬、敬酒。向她们谢罪，说，是他把她们的丈夫没日没夜地拴在装置上，不能照顾家。这些媳妇们听后极为感动，说，你王安顺厂长操心是最多的，一年之间白了多少头发，我们也早都看见了。咱们现在家家有钱花，过年连味精你都给发到家里啦，洛阳市哪家企业敢吹牛跟咱比福利？王厂长啊，你啥都别说啦，为了大伙儿多挣钱，家家过好日子，我们保证不拉丈夫们的后腿。
那时候的洛阳炼油厂真是上下一心，其利断金啊。男女老少，自豪无比。
王安顺有颗善良的心！那时候，洛阳炼油厂有许多职工＂一头沉＂。就是本人在企业上班，老婆孩子在农村，两地分居。为了解决这些工人的困难，王安顺真是＂胡来＂呀！几卡车几卡车地拉东西给洛阳市及河南省的领导、有关部门送礼，把全厂的一头沉都解决了。那些在农村的老婆孩子们一下子都有了城市户口，生活质量天翻地覆般改变了，他们真想给王安顺磕头啊。现在想起来，当时不是没有人告状。王安顺如果为这事被罢了官，他可真是划不来。这些工人的困难是国家政策造成的，与他没关系。他硬伸这个脖子为工人们担风险，是洛阳市当时惟一的一个解决了＂一头沉＂的国有大企业。
不能不说，王安顺命好，遇上了一个与他同样善良的党委书记张希圣。非但没有假模假样地给厂长讲党的纪律，还亲自带车押送过行贿的年货。如果当时有人追究，他们俩被撤几遍的职都有理由。
为了企业，王安顺也真没少遭受屈辱。炼油厂最怕的是＂憋罐＂。什么意思呢？就是油炼出来以后运不走。炼油厂只要一点火，不到检修期是停不下来的，一旦憋罐，就得打循环。造成极大浪费和危险。为了不憋罐，就得求铁路局给火车车皮。真是不怕阎王怕小鬼呀，铁路上一些关键岗位的小鬼，真他妈的坏呀！要你东西不说，老逼着王安顺喝酒。吐了多少遍，厂长自己恐怕都说不清楚了。我曾经当王安顺厂长面说：为了工厂的效益，酒桌上你可尽受胯下之辱啊。
操他们妈的，要是为自己，我他妈的非抡巴掌扇这帮狗东西不可！祖籍为山东烟台人的王安顺绝对有血性，为了企业，他却真的不敢向衙门里的人发脾气。他，太不容易了。
如今，张希圣书记已经去世多年，王安顺厂长从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公司老总位置退下来后，在大连家中带孙子。
2013年5月8日于北京
洛阳铜加工厂是全国同行业最大的企业。徐芳滋当厂长的1984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永生不忘。
徐芳滋厂长只要一有空儿，就跑到职工澡堂子泡大池子。就在这大池子里，徐芳滋改变了洛阳铜加工厂的命运。
铜加工厂职工医院有一个电工，热心人，爱说话。看徐芳滋厂长紧锁眉头，就搭讪着问：厂长愁什么呢？
愁钱。厂长说，你小子能搞来钱吗？
洛阳铜加工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苏联援助的重点项目之一。到了徐芳滋当厂长时，设备已经老化，生产质量受制约，影响着经济效益。工厂已经把报告打给国家计委快3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徐芳滋很是愁！
光着屁股的小电工脑子很活。厂长，我认识杨成武。老将军说，让我有事只管去北京找他。
文化大革命中，杨成武一家被贬到洛阳。他女儿不幸得了急病，小电工把她拉到铜加工厂医院进行了及时的治疗，化险为夷。老将军一家很感激。
同样光着屁股的徐芳滋厂长灵机一动，让小电工去北京找杨成武，求杨成武能够把洛阳铜加工厂的困难转告荣毅仁。荣毅仁的中信公司有的是钱。
小电工当天出发。
杨成武真找到了荣毅仁。
荣毅仁在北京见了徐芳滋半个小时后，给了4200万美元。
用这笔美元，徐芳滋引进了德国的连铸连扎设备，洛阳铜加工厂的产品质量一跃成为全国第一。产品当然也供不应求，效益当然蒸蒸日上。
当年，有钱也不能发给职工，要审批，怎么办呢？徐芳滋就给工人们发实物，用紫铜做成大火锅，每个职工发一个。工厂还有木炭，职工们还能领到木炭。尤其是隆冬季节，一家人围坐在大火锅前尽享美味，都说徐芳滋好。
我认为，中国有一个非常非常坏的团体，就是记者。见了有势力的，记者们就拍马屁，极尽肉麻地吹捧，什么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什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等等。人家自己都说摸着石头过河，记者们非胡吹不可。如果真是高明的总设计师，大家按他设计好的蓝图实施就是了，还在河里摸什么石头嘛！见了有利益的事，记者们就敲诈勒索。
徐芳滋给职工发火锅的事，让河南日报驻洛阳记者站的头头知道了。非要来享受职工待遇。话，捎到了徐芳滋耳朵里，他对记者很反感，就没有搭理。河南日报记者的揭发信就到了中共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组迅疾而来，要严肃处理。
开处理大会的会场设在铜加工厂俱乐部。就在党委书记魏庆恕检讨错误的时候，从北京出差回来，刚下火车的厂长徐芳滋跑进了会场。
老魏，你干什么？咱们厂现在实行的是不是厂长负责制？
是啊。
我徐芳滋是不是厂长？
是啊。
这就对了。你坐下吧。
徐芳滋当着数百名企业中层干部的面，当着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组官员的面，拍着胸脯说道：发火锅的事是我让干的，我是厂长，有这个权力，根本不用党委讨论这点小事。要撤职，要法办，都对着我来，与其他任何人没有关系。
掌声，雷鸣般的掌声，响彻了俱乐部内外，至少持续了10分钟以上。
那一刻，我在场。热泪盈眶！至今难忘。
29年后的今天，杨屏在北京向徐芳滋厂长鞠躬致敬。
2013年5月8日于北京
与洛阳铜加工厂厂长徐芳滋不同，洛阳轴承厂厂长韩永丰很喜欢记者。或者说，很有同记者打交道的技巧。无论大报小报，还是大电视台小广播电台的记者，韩永丰都相处得极有耐心。我就与他打过扑克，输了，他还真翻跟头。熟悉韩永丰厂长的人知道，他非常胖，翻跟头的时候，很费劲。
应该公允地说，记者中也有好人。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记者队伍中，好人还是挺多的，比方说我本人，哈哈。
一个好的记者，如果坚定诚挚说真话，有一根不扭曲的脊梁骨，还真能为人民服务，还真能扶正祛邪，也还真能帮助一个企业。
1981年，新华社一个名字叫程敏的女记者，就大大地帮助了洛阳轴承厂，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和成就了韩永丰厂长。
1981年的时候，程敏老师应该有50岁了，微胖，白皙，短发，看上去很有风度，年轻的时候，一定非常漂亮。她在与韩永丰厂长的接触中，发现了一个中国企业共存的问题：企业的发展与管理体制相冲突。不合理的管理体制，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程敏老师心肠很好，发稿前特意征求韩永丰厂长的意见，问他敢不敢以个人名义向党中央反映情况。
祖籍山东人的韩永丰厂长说敢。
程敏把稿子发出了。
李先念批示了。
人民日报第二版，几乎整整一个版面，以韩永丰的名字刊登了一篇文章：扩大企业自主权。
文章中，韩永丰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国有企业，如同麻袋里装着的螃蟹，谁也挣脱不出去不说，还你夹着我，我钳着你。想死，死不了，想干，干不成。活受罪！
国务院批准，洛阳轴承厂成为全国第一个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企业。
就一年时间，韩永丰盖起了17幢职工宿舍，修建了当时洛阳市最好的职工俱乐部，幼儿园，请来了马季、姜昆等为职工演出一个礼拜。嘿！那气派，当年洛阳第一！
由于长期相处，又是老乡，彼此以诚相待，我和韩永丰厂长，可以说，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据我的了解，韩永丰厂长最热心的根本不是记者，而是严格的企业管理。在各个车间，他实行工票，上道工序的零件向下道工序转移，工时、质量等等，他都坚决推行工票考核，可以说，每一分钟卡得都非常死。工人们不敢怠工，上厕所都跑步。背地里有不少人说，韩厂长真黑呀。我听到这话，每次都暗自发笑。见过韩永丰厂长的人知道，他确实长得黑，那皮肤是相当地黑。当然啦，背地里说他黑的人，一语双关，还有别的意思。
韩永丰当厂长的时候，我要说，起码是洛阳轴承厂最好的时期之一。企业效益不断提高的同时，一支经过严格训练的职工队伍成长起来了。我个人认为，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非常遗憾，洛阳轴承厂，如今彻底风光不在了，被一个煤炭企业兼并了。我知道，这，应该是韩永丰此生最大的遗憾。
1983年的时候，韩永丰厂长曾经动情地对我说：小杨啊，扩大企业自主权，没有解决了根本问题呀！责权不清，人浮于事，机构重叠、浪费严重才是大问题呀！就拿我们厂的二级机构来说，一个班子两家配。分厂厂长我来配，分厂书记由总厂书记任命。选干部如同在送人情，党委能否定厂长的决策，生产出了问题，永远还撤不了一个党委书记。你说这企业还有个好吗？我又不敢说取消党的领导。
一个企业，这边一个行政办公室，那边一个党委办公室，还有组织部、统战部、宣传部••••••宣传部又从来不宣传把企业的产品怎么卖出去，怎么能卖个好价钱。要你干什么用嘛？我还管不了，是党委系统的，可真是愁死我了啊。
有些人动不动就强调，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干任何事情都不能摆脱党的领导。小杨啊，你看我们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多如牛毛，越精简，领导人越多。搞企业，现在也是这样，干部比工人还多，出力小收入高。可是你要裁个人，人家能打上门来骂你祖宗八辈儿。企业和政府不一样，要的不是一帮甩手掌柜的领导人，而是要扎扎实实的、越具体越严格越好的管理措施！要细致如发才行。
在企业，哪个厂长不主动去得罪人，他准是个混蛋。说工人阶级是主人公，弄得谁都不敢管了，这完全是错误的。对所有员工，必须非常严格的管，你不时时刻刻紧着敲打他，什么毛病都能惯出来你信不信？我们厂刚引进的国外精密设备，小年轻工人就敢端着饭盒在上面吃饭，菜汤洒进去，几百万美元就得打水漂了。你说我看到了，能不骂人吗？都当老好人，早晚得关门。
在与韩永丰厂长的接触中，我获益匪浅。他的许多管理思想，我认为极为正确。但是，在太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中，很难行得通。据说，他与党委书记不太融洽，许多工作由于得不到党的支持而泡汤。从韩永丰，我常想到赵紫阳。他当总理的时候，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曾经写进去这样的内容：企业实行一长三师制，厂长负责全面管理；总工程师负责产品开发；总经济师负责经营；总会计师负责成本控制。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韩永丰厂长很高兴，认为，这才是搞企业的架势。但是，作为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也没有能够推开一长三师制，后来，无奈地下台了，全国的国有大企业，以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为名，更加人浮于事了。
坦白地说，在我接触到的厂长中，活得最累的就要数韩永丰了。今天我说句不合时宜的话，如果他再年轻30岁，改革开放之初自己创办一个民营企业，一定会干得非常好。
2013年5月9日于武汉
5月9日凌晨3点了，躺在武汉东湖附近的梨园酒店里，平日里没心没肺的我，无论如何睡不着觉了，很意外！很奇怪！很无奈！
窗外，雨很大，我感觉是老天在哭。仿佛是在为我熟悉的那些厂长们感动落泪。
我的眼前，走马灯似地浮现着当年洛阳的那些厂长们，不是我做秀，他们真的个个伟大，个个让我敬重无比。他们绝不贪腐，绝不流氓，起码到今天，没有一个出问题，职工们总是在想念着他们。
几次要先写洛阳化工四厂厂长张绪峰，我都放下了。他是被我第一个报道的新闻人物，他是我熟悉的惟一的一个死在任上的厂长。为了他所在的小企业，活生生累倒下了。听着窗外的骤紧的雨声，我真的想起了已经去世20多年的他。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动手术后的张绪峰，就剩下一把骨头了。我去看他的时候，刚50岁的人，头发掉了许多，胡子竟然全是白的。整个人完全地脱像了。四目对视，我和他都落泪了。
如今快60岁的我，一生至今，没有吃过一次安眠药，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睡不着。在这个武汉的雨夜里，我真的失眠了。
我想起了洛阳炼油厂的厂长王安顺。记起了他展现血性男人柔情的花絮。1985年，炼油厂小车司机葛沁元开车从洛阳市区回厂，在车上和厂长王安顺扯家常。说，他弟弟要结婚，买不到电视机，女方家就不答应婚期。
厂长下车后，葛沁元去洗车，厂长办公室的秘书跑来了。手里拿着王安顺为葛沁元弟弟写的一封信，向西安生产电视机厂的厂长求购一台电视机好结婚。由于王安顺不知道葛沁元弟弟要多大尺寸的，就让秘书追过来问。把尺寸写上去的时候，葛沁元小子哭了。没几天，西安的人把电视机送来了，葛沁元的弟弟结婚了。
炼油厂失火的那天，机修分厂厂长赵文祥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火焰控制住，硬是用肩膀扛起了管子，让电焊工几乎贴着他的脖子焊接。管子牢牢焊上之后，火被熄灭了，赵文祥栽倒了。王安顺动用了3辆小汽车前往郑州，一辆打前站联系医院，一辆拉赵文祥去疗养，第三辆拉上了赵文祥的媳妇和儿子去照顾，算正常上班，工资和奖金如数发放。
那时候的厂长，和职工水乳交融，心连着心，与企业共命运，同呼吸。
下雨的夜晚神秘，下雨的夜晚多情。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别样多情的洛阳铜加工厂厂长徐芳滋。二分厂一个工人患病严重，两口子去北京动手术。7岁的淘气儿子没有人带。作为邻居的徐芳滋把孩子领进了自己家门，早上送，下午接，晚上看着写作业，徐芳滋一家人，为了这孩子，可是要多忙有多忙。万万没有想到，病情反复，人家两口子竟然在北京治疗了半年多，领导一万多职工的厂长徐芳滋（出差除外），扎扎实实搂着孩子睡了半年。父母回来千恩万谢，把孩子领走后，徐芳滋倒觉得像得了病一样了，他和那孩子有感情了。
上篇说了，徐芳滋喜欢在职工澡堂泡澡。这天他在池子里发现一个老师傅表情沮丧。问其原因，他儿子刚在对越还击战中牺牲了。徐芳滋问家里都有什么困难？老师傅只当说闲话，告诉厂长，他老家南阳特别缺煤，家里没有劳动力，没有柴火做饭是大问题。第二天一早，老师傅被通知带路，奉徐芳滋厂长之命，一辆黄河牌大卡车给他家装了8吨煤，手续已经都办完了。
从洛阳到南阳有300多公里，这位烈士的父亲被徐芳滋感动得哭了一路。
无论王安顺、徐芳滋和韩永丰，都是堂堂正正，正经八百的正厅级干部，他们和普通工人之间的感情，非常真挚，亲如一家，感慨之余，让我特别怀念。
2013年5月9日凌晨于武汉大雨中
洛阳化工四厂，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当年的厂长张绪峰已经去世20多年了。可是，他的音容笑貌总在我眼前浮现，让我悲痛，让我感伤，让我不能相忘。
1983年5•1，洛阳市表彰劳动模范，张绪峰没有出席。洛阳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朋友给了我一份材料，力促我去采访张绪峰，说，他绝对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一个非常值得称颂的厂长。
第一次见到张绪峰，应该是1983年5月10日左右，距今整整30年。地点在化工四厂厂长办公室。
说起来是厂长办公室，不过是一间破旧低矮的平房。房间内昏暗，潮湿。好像墙角的砖缝里还长出来几根青草。
我进门，张绪峰正在激动地训人。
当年，我未满26岁，跟张绪峰的孩子同龄。他以为我是来联系业务的，看了我一眼，没有好声地对我说：你先出去。
我笑了笑，没出去，静静地坐在一边看他严厉地训人。
训完之后，被训的人灰溜溜走了。张绪峰用土里吧唧的洛阳话问我：你啥事？
我把洛阳日报的正式介绍信和记者证都出示给他看。一般情况下，被采访的人此时会马上堆出笑脸的。没有想到，张绪峰很不耐烦地问：找我弄啥？
我说明了意图，他更不耐烦了。你没看见我这乱糟糟的？车间出事了，我得马上去。
我当然要留住他，结果，他的话非常让我恼火：我从来不见记者，没有啥话要说。
张绪峰竟然把我撂下就走了。
这是我干记者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
我也是个有脾气的人！你撵我，我就走了？紧随其后，我跟他到了车间。
张绪峰工人出身，袖子一撸，跳上了装置。等设备运转正常后，已经是一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
化工四厂是个地方国营的小厂，主要产品的化学名称，我已经记不准确了。是制作香精的几种原料，香兰素之类的（日记本不在身边，我无法弄清楚了）。生产香兰素，必须有二甲苯。二甲苯当时极为紧缺，采购员根本买不回来。张绪峰怒骂，采购员依然弄不来。没有原料，工厂只有停产。于是，临近1981年春节，张绪峰亲自出马到了吉林化学工业公司采购二甲苯。
那时候，紧俏产品还是国家计划，洛阳化工四厂根本上不了名单，门卫就把张绪峰拦住了。
吉林连续几天大雪，天寒地冻。
每天早上，张绪峰拿着大扫帚在门前的广场上扫雪。他边扫，老天爷边下，老天爷边下，张绪峰边扫。第三天，张绪峰发烧了。摇摇晃晃，他还在扫。
吉化的工人把他请进了房间，问他是干什么来的。当得知张绪峰是洛阳的一个厂长时，他们激动了。工人们把张绪峰拉进了公司领导的办公室，他们动情地对领导说：你给这位厂长批多少，我们义务加班给你生产出来多少！
张绪峰给他们跪下了！
二甲苯买回来了。
吉化公司破例给洛阳化工四厂专供了。
从那天起，化工四厂起死回生了。
从那天起，化工四厂经济效益蒸蒸日上了。
从那天起，化工四厂的小伙子们娶媳妇不困难了。
就是这么个张绪峰，对我，一个在洛阳市工业口小有名气的记者，视若不见，让我幼小的心灵很受伤害！
当张绪峰从设备上灰头土脸地下来之后，发现我顽强站在他面前，很生气。你咋跑这儿来了？
告诉你张厂长，我这人哪儿都好，就是脾气不老好。你今天敢不接受我采访，能让你安生，我就不姓杨！
张绪峰非常无奈地在路边的小饭店请我吃了顿面条，是西红柿鸡蛋面，我一碗，他两碗。我比他年轻一半，他比我饭量大一倍。好像一碗面条当时的价格是一毛五分钱，那天真的让他破费了。
当兵出身的我，一碗刚吃完，他把两碗面条也装肚子里了，还吃了人家饭店很多的蒜头，辣得他满头大汗。
后来我得知，张绪峰得了喷门癌。
就在企业蓬勃向上的时候，就在工厂最需要他的时候，伟大的厂长张绪峰倒下了••••••
2013年5月9日早晨于武汉
从1982年4月到现在，已经过去31年了。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个结，是悔？是愧？是无奈？真的说不清楚。总觉得，我绝非恶意地干了一件让自己永远痛心疾首的坏事：亲手把内心里非常敬重的一个长者的政治生命给葬送了。
这个长者的名字叫张呈祥，洛阳玻璃厂的厂长，一个我认为名符其实的伟大厂长。
1981年5月4日，当时的国家科委副主任武衡到洛阳，主持并通过了洛阳浮法玻璃的国家级技术鉴定。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继万吨轮和一万二千吨水压机之后的第三次国家级技术鉴定。对洛阳来说，对洛阳玻璃厂来说，是天大的荣誉！领导职工取得这个荣誉的厂长，就是张呈祥。
此前，生产玻璃用的是垂直引上法，也就是高达20多米的九级窑。我戏称其为站着出生的玻璃。在垂直向上拉伸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玻筋，甚至疙瘩。切割与包装都很困难，破碎率较高。所谓浮法玻璃，用我粗俗的语言描述，就是让玻璃躺着出生的技术。石英砂、纯碱、石灰石和熟玻璃等原料，经过1700多度的高温融化成液体，然后躺在金属溶液之上平稳流动，经过冷却，就成为了成品玻璃。与垂直引上法相比，浮法玻璃的质量和产量都是革命性的改变。在全中国率先发明并采用这项技术的洛阳玻璃厂，经济效益有了细胞分裂般的增长，职工福利随之有了一览众山小的提高。
张呈祥厂长，可歌可泣！
我计划饱含深情地写一篇张呈祥厂长的人物通讯，因为他非常值得歌颂！
从小家境贫寒的张呈祥，还是少年时就到上海的缝纫机厂打工。因战乱等原因，他挑着担子携妻子回老家。担子的一头是他的儿子，一头是他全部的家当。在村口，他吻别了妻子，说一定混出个人样回来接你和孩子。然后自己毅然决然地走进了未知，竟然没有进村与父母亲谋面。
终于混出了人样，张呈祥当了厂长。他永远还是那样的勤劳，每天早上，他几乎要跑遍每一个分厂，生产调度会上，他甚至能讲出哪个工位扔有几个烟头。下面的干部，没有人敢用假情况和假数字来糊弄他。
当了厂长的张呈祥，永远还是那样的朴素，走在职工人群中，洗的发白的工作服，从来就是他标志性的着装。只要他没有离开工厂，身影一定会出现在生产线上，工人们身上有多少灰尘，他身上就有多少灰尘。
当了厂长的张呈祥，永远还是那样的与工人心贴心。他最爱管闲事的地方，依然是职工食堂和澡堂及幼儿园。相当多职工星期天不在家自己做饭，而是走进了职工食堂，他们明白，这里吃得好，比家里还省。
张呈祥当厂长的时候，洛阳玻璃厂真的欣欣向荣，职工们真的喜气洋洋。
就在我做了全面采访，准备动笔讴歌张呈祥厂长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报社总编辑给了我一封检举信，揭发洛阳玻璃厂党委书记和一名副厂长违法乱纪。让我前去调查。
万万没有想到，在玻璃厂党委办公室总共了解情况不到半个小时，我前脚刚离开，玻璃厂党委副书记就亲自跑到报社告我黑状，说我搞乱了企业的正常工作。
从小是警察的儿子，上过战场，又曾经在检察院工作过的我，一种莫名的斗志被陡然激发，全力以赴把前因后果查了个水落石出。洛阳市委不许我发稿，1982年2月7日，工人日报登载了。与此同时，我写给中央领导的信也有了批示，且口气极为严厉。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洛阳玻璃厂的班子就大手术，大换血。党委书记和那个副厂长被查处。
可敬的，又是不幸的张呈祥厂长，因为磨不开面子，在一张发票上签了个字，为党委书记的儿子不合理地报销了450元钱，被免去了厂长的职务。
张呈祥厂长的继任者是祝友文，好像现在刑期未满。
2013年5月11日于北京
洛阳炼油厂命运多舛！因为其选址在河南。
河南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是个总让人百感交集的地方。这里的人政治上极为敏感，比如1958年的三面红旗，其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两面都是被河南高高举起的；比如文化大革命中的＂马振甫中学＂事件；比如河南籍＂法轮功＂人员王进东天安门广场自焚；再比如四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河南必然会发生轰动全国的政治事件。
与政治领先的热情相行甚远的是对科技和经济的冷漠。当年中国科技大学原本选址河南，被撵走了，后来落脚于安徽。1974年选址于洛阳北邙山的洛阳炼油厂，也因为河南的坚决反对而未能动工。直到1978年国家强压，洛阳炼油厂才由黄河南迁到了黄河北。占了黄河北属于焦作的地盘上已经开工建设，官方竟然不允许炼油厂的职工拥有焦作市的户口。千叩万拜，求爷爷告奶奶呀，洛阳市终于恩典，将这帮如同讨饭花子的石油人容留。又由于河南表现出对炼油厂的冷若冰霜，1980年12月29日被国务院列入了缓建项目。已经投资的9800多万元，面临着打水漂的危险。从1978年1月1日零点起步，正式动工，到国务院下令缓建，整整3年时间，河南省居然没有一个主要领导驾临过工地！
祖籍山东烟台，辽宁丹东出生，时任洛阳炼油厂厂长的初万祥气得简直快疯掉了。都说河南人250，真没见过河南人这么250啊！头顶没有几根毛发的初万祥，无法表现怒发冲冠，用他自己的话说，便开始了上窜下跳。今天跑洛阳市委，明天跑河南省委，后天跑石油部，大后天跑国家建委••••••
肌肉拉伤了，走不成路，办公室主任张玉背着初万祥上火车。已经被切除五分之四的胃，疼痛难忍，初万祥一个口袋是药，一个口袋是饼干。他四处哀求，声嘶力竭地呼吁。
但是，初万祥始终没有能够感动河南省的领导，却感动了一个老人，时任洛阳炼油厂总工程师高士。
1981年9月1日是学生们上学的日子，高士来到了河南省委传达室。
我是高士，要见省委书记。
你预约了吗？
你现在告诉书记，让他见我。
我怎么给你通报？
周恩来说我是中国石油专家。
1915年7月1日出生于杭州的高士，是中国石油工业史上的传奇。抗战初期，在清华大学，他是后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的同班同学。1942年他在玉门油矿主持炼油厂工作，1948年被国民党拉到台湾，他是后来成为台湾首富王永庆的知心朋友。1949年，舍不下故土的他又只身回到了玉门。为了保住这个失而复得的人才，作为解放军一名师政委的康世恩，命6名战士乘缴获的吉普车，在溃败的国民党队伍里穿行，先期两天赶到了玉门，对高士实施昼夜严密保护。直到大军解放玉门，两位同学别后10多年重逢。
作为中国的石油专家，1956年实施薪金制，高士每月的工资为380元，仅次于国务院副总理。作为石油专家，1961年至1965年，受周恩来总理委派，高士全权代表中国政府赴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国家秘密采购炼油设备，大庆炼油厂的第一套铂重整装置就是他引进回国的。他分别担任过石油部设计院、建设工程公司和炼油厂的总工程师，是全国的惟一，他还是中国石油发展史的撰稿人和编审••••••
河南省委书记刘杰答应见高士，地点：小会客室，时间10分钟。
刘杰书记来了，高士却不说话，非要让刘杰抬进来一块大的黑板。
曾经为中国核工业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刘杰，有与知识分子打交道的经验。急命人抬来黑板。
在黑板前，高士是老师。
在黑板前，刘杰是学生。
高士画了一张地图，他告诉刘杰，从南京一直到兰州，陇海铁路这上千公里地段没有炼油厂，河南南部的南阳油田和北部的中原油田，分别要把总计600多万吨的原油运到湖北的荆门和山东炼制，而河南所需的150万吨成品油，又需从外省运进来。要想发，搞石化，全世界都是这么做的，唯独你们河南例外，国家逼着干的好事都不干，河南的领导真的很愚蠢。
高士遵守时间，只讲了10分钟，最后，不客气地撂下了一句并不擅长的骂人的话，准备走人。
事情，发生了变化。
河南省委书记刘杰取消了当天原定的工作议程，给高士写了封亲笔信，收信人是国务院发展中心主任马洪。当天，高士拿着刘杰的信急赴北京，第二天，刘杰带领河南的省长等大队人马，也浩浩荡荡杀进了北京。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洛阳炼油厂的续建项目。
1981年11月24日，国务院4部委联合下文，令缓建中的洛阳炼油厂改变设计规模重新加紧建设。
32年后的今天，原本单一炼油的洛阳炼油厂已经发展成集炼油、化纤等的大型石化公司。
初万祥和高士，已经逝世多年。作为两位伟大老人的忘年交，我永远的、深深的怀念着他们。
2013年5月13日于北京
可以说，30多年前，没有时任洛阳炼油厂厂长初万祥及总工程师高士等人的呕心沥血，就没有洛阳炼油厂的今天，也可以说，就没有如今繁华富裕的洛阳市吉利区。
作为洛阳日报记者，我1980年12月第一次去采访的时候，这个厂的名字还叫河南炼油厂。那个时候，洛阳日报还没有正式复刊（1981年1月1日复刊）。当时炼油厂的宣传部长叫刘明银，个子不高，戴副眼镜，对我非常好，除自己大力向我宣传工厂不能停建的理由外，他还尽一切努力给我提供采访的方便。我通过洛阳日报向上级所反映的问题和建议，直白地说，都是刘部长说给我听的话，他对洛阳炼油厂的建设，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让我扼腕叹息的是，刘明银部长已经去世多年。
当年经刘明银部长的安排，我可以参加炼油厂的党委会，可以零距离地接触初万祥、高士等厂领导，并成为他们的朋友。
身高不足160公分，基本上秃顶，走路，说话非常像电影中的列宁，骑自行车奇快，尤其喜欢和年青人赛跑，有上述特点的初万祥厂长，是一个非常外向型的人。工厂最困难的1981年春节前，他把我领到了残破的工地上，那真叫骂骂咧咧啊！你说这些鼠目寸光的河南官员，简直是一群饭桶！再咬咬牙，紧紧裤腰带，最多用两年时间投了产，会给河南带来多大的好处啊！再说说附近这些可恨的农民们！你把我电缆割了，里面有铜，可以卖钱。你把我围墙推了，砖头拉回去可以盖房，垒猪圈，这都可以说得过去，你他妈的把我机井给填了干什么嘛？
走着，说着，骂着，初万祥厂长无声地哭起来了！寒冷的旷野中，50多岁的他热泪奔涌，很长时间情绪不能恢复平静。当时只有23岁的我，对他突然落泪，意外之余，并未能真正理解。
来洛阳炼油厂之前，曾经是石油部标兵的初万祥，是湖南长岭炼油厂的厂长。在那里，他有着崇高的威望，富裕的生活和令人翘首的社会地位。抱着为国家出力，有生之年再建一个大型炼油厂的雄心壮志，他抛舍了已有的丰厚待遇，携家带口来到了洛阳。没有想到，他如同一头老牛一下子陷入了泥沼。初具规模的工地，一夜间成了一片废墟，国务院下令缓建，如同扼杀了一个摇篮里的婴儿。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的2000多名职工，吃喝拉撒都得初万祥厂长操心，好多人还租住在附近农民的家中，买菜做饭的地方都没有，子女无法接受像样的教育。天天有人来找厂长签字要求调走，这些人又往往是企业的骨干；天天有职工找上家门，因切实的生活困难向他抱怨，甚至骂街；天天有工农关系问题让他头痛欲裂。为了维持大家的生活，初万祥甚至都动了用炼油设备生产啤酒的脑筋。但是，行不通，在河南，在洛阳，初万祥什么都行不通。他原本高傲的身段放的已经无法再低，四处给人当孙子，见个官员就磕头作揖，结局全是处处碰壁。
炼油厂的小车司机吴允亮大哥告诉我这么一件事：在郑州，初万祥又一次在河南省一个衙门碰了钉子后，青筋暴突，嘴唇颤抖，回厂途中经过黄河大桥时，他让吴允亮把车开到黄河里去。待车开至大桥中央，初万祥让吴允亮停下，他要从桥上跳下去。吴允亮事后说，开始我以为初厂长是说气话，后来发现他真让省里的人快给气疯了，那天我如果不拼死拦住他，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吓得我以后跟他出车，回回提心吊胆。
为了炼油厂能够起死回生，为了2000多职工能够有个好前程，那些日子里，初万祥时时刻刻不得安生，分分钟钟焦头烂额。不说性格被严重扭曲，起码脾气坏得已经不能再坏了。
我后来明白，当年，能在残破的废墟上，当着我这个毛孩子的面落泪，初万祥厂长心中确实有着巨大的委屈！
历尽千难万险、千言万语、千山万水、千回百转，洛阳炼油厂终于可以投产试运行了，可怜的初万祥却被拿下了厂长的职务，接替他的人，又恰恰是他非常不喜欢的王安顺。
中国有这么句古话：前后任，大小婆，永远不和。王安顺是北京石油学院的高材生，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石油专家，是绝对有大才能和大智慧的人，不可能容别人在面前指手划脚。这让初万祥当然很郁闷！眼不见，心不烦。1986年5月，他把已经调入炼油厂工作的我拉到了武汉，代表中国石化总公司，去检查武汉石油化工厂的三基工作。一路检查下去，5个企业，我们跑了大半年。这大半年里，我们朝夕相处。
一天晚上，初万祥厂长严肃认真地问我：你说，人的一生，什么时刻最幸福？
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我抛出了以往年代的标准答案。
好好说，我不是给你开玩笑。初万祥不满。
洞房花烛。我又说。
瞎说！洞房花烛夜，人已经是你的了，还幸福什么？挺聪明的人，你讲话怎么乱放炮？初万祥几乎生气了。
我诚恳地说，不知道什么时刻最幸福。
初万祥厂长不再问我，告诉我正确答案是两个字：初恋！
我当时真的是有些忍不住，又颇有些不恭地笑了。因为，太意外了！多大的老头子了，咋就想起来说初恋了？
初万祥对我不够捧场的笑不以为然，以最为坦荡的口吻，饱含激情地给我讲述了他的初恋：小杨，你龚姨（初万祥厂长的爱人龚国荣）是我的师傅，见她第一眼，我就决心把她娶到手。当时，她眼里还没有我，为了接近她，我把工作服上的扣子磨掉了，找她借针线。她不知道我是故意的，就亲手帮我缝，我在旁边趁机猛拍马屁，夸她的手艺比我妈妈的还好。记住，女人都喜欢吹捧。想骗到这个女人，就一个办法，猛吹，使劲儿吹，把她吹懵了，她就是你的了。可是，我不能天天掉扣子啊，下一次，我把衣服挂烂了个角，她又帮我缝。我又抓紧机会猛吹她呀。就在可以眉来眼去的时候，出事了，工厂派我到外地学习，我的天哪，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本来工厂的女人就少，你龚姨长得好，心眼好，人缘好，追她的人可真是不老少哇。这一下子让我出去学习两个月，回来还不黄瓜菜都凉了？我向领导请假，领导不同意，我走的时候那个提心吊胆哪，这么说吧，简直就是撕心裂肺啊！没有办法，那就天天写信吧。
你写过情书吧？
没有。
瞎扯，干记者的比谁都酸，你不说老实话。
真没有，我媳妇是我妈妈的徒弟。
那你知道写情书的规律吗？
不知道。
告诉你吧，写情书成功与否不在内容，就在台头的称呼上。规律是字数由少到多，然后，再由多到少，如果这个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的过程能够顺利完成，这个女人就是你的了。我第一封信写的是：龚国荣同志，她回信了。第二封信是亲爱的龚国荣同志，增加了3个字，她又回信了。第三封信我就最亲爱的龚国荣同志了。这是字数由少到多，反过来，就该由多到少了，最亲爱的龚国荣，同志就不要了，再下一封，姓也不要了，到了最后，亲爱的后面，就剩荣了。她始终给我回信，让我信心倍增。到了这个程度，台头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技术进步了，我又在落款上变花样，一开始是握手，接着，紧握你的手，再接着，紧紧地握你的手。到最后就不握手了，直接写吻你啦。你写吻她，她都给你回信，我就知道有戏了，应该没有问题了吧？但是，仍然不能掉以轻心，没有见到人，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撒谎不是人啊小杨，回厂那天，我信中约她在厂门口见，就怕她不来呀。结果你猜怎么样？她迎出我好几里远呦，那天老天爷作对，下着好大的雪呀，你龚姨早早站在我必须路过的一个桥头，脸都冻僵了。我不知道她会跑那么远等我，目不斜视，一路往工厂小跑呀。她喊了我一声，我才发现桥头的人是她，那真是天大的惊喜呀，我都说不出话来了。眼泪唰地一下就控制不住了，热呼呼地往下流。我感觉得到，东北多冷啊，泪水直接就在我脸上冻成冰了。她买了两张电影票，我到现在也想不起来电影的名字了，只记得握住她的手一分钟也没有松开。那么冷的天，电影院里暖气糟透了，我愣是把她的手给握出汗了。那一刻，就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人老了，往往喜欢回忆过去，越是远期的记忆，反而越是清晰。大概，这是个规律。
听完初万祥厂长的讲述后，我写了篇很长很长的日记，极力探寻这位近60岁老人的内心：事业上，他壮心未老，但壮志已不能相酬，他只能在回味逝去的美好时光里，一步步地走向衰老，及至生命的终点。他曾经英气勃勃的雄心里一定会有许多的抱怨，一定会有许多的无奈，甚至一定会有许多的愤慨。
一切的一切，终将都会成为历史，好像无人可以例外，初万祥也是这样。有幸，他生前向我讲述了生命中非常精彩的一段，让我感慨万千。
我知道，为了工作，他曾经向许多下属发过暴燥的脾气；我知道，为了工厂的建设，他曾经当面怒骂过许多的官员；我知道，炼油厂的职工中，也许现在还有人在记恨着他；我还知道，他没有贪，也没有腐，更没有养小三，他的后半生为洛阳炼油厂鞠躬尽瘁了。
作为曾经的记者，作为曾经的洛阳炼油厂的一员，我现在最想对炼油厂的朋友们说的是，老厂长初万祥和我们中间的每个人一样，希望洛阳炼油厂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他还和我们一样，特别地热爱着生活，热爱着平凡人的平凡的家庭生活。
按照婚前的约定，初万祥和龚国荣一生只要两个孩子，如果是男孩儿，就随父亲姓初，大的叫初一，小的叫初二。结果，他们生下了两个女孩儿，都随母亲姓了龚。
初万祥一生，对龚国荣忠心无二。
洛阳炼油厂从开工建设到今天，已经35年了，毫不夸张地说，我是一个忠实的见证者。置身于暮春5月的呼仑贝尔草原上，习习凉风吹拂着嫩绿的青草，也搅动起我对伟大的厂长初万祥深深的思念。仰望蓝天上游动的朵朵白云，虽然认不准哪一片是他已经飘逝的、逐渐模糊了的脸庞，我还是无比诚挚地向苍天投去最为动情的注目礼，遥祝老人家在天堂里笑容常新，最幸福的那个时刻能够在他心中永恒，永恒。
2013年5月16日于海拉尔
高士，是一部精彩绝伦的电影。
画面一：北京时间1963年12月4日，英国伦敦。
英国外交部官员到高士下榻的酒店，套问他中国北部，在什么位置发现了大油田？
高士依照纪律，守口如瓶。
作为中国的石油专家，连你都不能说明发现并开发了大的油田，那么，贵国的总理周恩来，凭什么昨天在全国人大2届4次会议上敢于胡说八道，居然对全世界宣布，中国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自足了？
傲慢的英国外交部官员，探听不到情报，把一张英文报纸递给了高士，一行醒目的标题：中国总理在人代会上宣布，石油已经自给自足。
就在那一瞬间，高士哭了。
就在那一瞬间，英国人拍下了照片。
第二天，高士流泪的照片，理所当然的上了英国许多主流报纸的头版。
不久后的一天，高士流泪的报纸，摆在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办公桌前。
英国的记者在文中这样写道：高士说，诬蔑中国总理胡说八道的人才是胡说八道。中国的东北、西北、中原和海洋都有油田。在采油发展的同时，炼油工业也蓬勃发展起来了。强大的中国指日可见！
打发走了英国记者后，高士爬上宾馆顶层的平台，拉起了手风琴，曲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画面二：1964年，意大利爱尼集团，准备签约出售给中国的主风机试验台前。
高士听出了机器中的杂音，让打开检查。意大利方面拒绝，高士承诺，费用中方出。结果，查出了问题。高士要求意大利方降价20%，双方僵持不下。
高士请来了外国记者，威胁曝光。
意大利方要求坐下来继续谈判，痛苦万状地表示愿意降价10%，高士坚持20%。
意大利方只好答应说：那就再降价10%。
成交。
付款时，高士发现比谈判成交的售价高出了1%，立即严正交涉。
意大利方拿出了录音机。
高先生，我们答应你降价10%，再降价10%。降价10%是90%，在90%的基础上再降价10%，是81%。这里有录音为证。
一个＂再＂字，表现出了意大利人精明的谈判小机巧，高士失去了那1%。
为此，高士专门向国内写了份检讨，不久，这份检讨，也出现在周恩来的办公桌前。
1965年，完成了特殊使命回国后，高士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对高士5年出使欧洲6国的工作给予了嘉奖。充分肯定了高士为大庆炼油厂、兰州炼油厂、抚顺石油二厂、大连石油七厂、胜利炼油厂、独山子炼油厂等10多个企业引进炼油设备工作的成绩，夸他是一个爱国如家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主人公。
高士，是一部中国石油的发展史。
1935年，20岁的高士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虽然进步青年们在清华园内合唱＜松花江上＞时邀请他钢琴伴奏，但是，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同班同学康世恩诚心拉他投奔延安，被他谢绝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高士随学校搬迁至昆明，1939年于西南联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兵工署，成为了国民党的一名军官，管理武器装备。
＂想起来非常滑稽，我给国民党的官员们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腰里还挎着手枪＂。高士在向我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笑容很尴尬。＂干了两年，与所学的东西都不搭界，我就脱下军装去了玉门＂。
1941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如火如荼，前线急需汽油。从在玉门炼制汽油开始，高士在中国的石油工业领域奋斗了一生。
非常不幸，高士的第一个儿子，在去玉门的途中夭折。
那时的玉门很荒凉，即便是夏天，夜里睡觉也必须关紧门窗，不然的话，狼随时就会进来。我们家家户户都有枪，遇到狼群，每家的男人都要拿枪出来打狼，我就很多次和邻居们一起打死过狼。高士对我说这段话的时候，很自豪。
一边打狼，一边炼油，高士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此以后，可以说中国每一个石油企业都留下了高士的足迹。数不清的装置联系着高士的名字。他有别人不能企及的辉煌，也有镂骨铭肌的痛苦记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戴着国民党特务的帽子，高士在胜利炼油厂被革命群众打断了脊椎骨；1971年，已经56岁的高士，被安排在洛阳石油部第一工程公司当混凝土工。每天要推着小车爬高上地送混凝土，和比他小30岁以上的小伙子干同样的活，以改造他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的反动思想。
高士是一个典型的旧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性格，让他资历再老也当不了高官，也当不成右派。因为，他除了石油方面的学术问题以外，对其他任何问题永远不去关心，也不会发表任何的意见。他除了年轻的时候学会了弹钢琴和拉手风琴之外，参加工作以后，永远是两点一线，家里的单位。绝不参加任何的业余时间的任何业余活动。凡是熟悉高士的人必然会有一个共识：仿佛他有些不识人间烟火。
高士是一个极品的男人。可以这么讲，在洛阳炼油厂，我接触时间最长的就是高士。他的面前总少不了3样东西：笔、小刀和梳子。与你交谈的时候，他认为你可能听不明白的，或者字面上容易混淆的，就停止说话，用文字交代清楚之后再接着说。有时候，他能给我列一串化学分子式，极其有耐心地给我普及化学知识。小刀的作用是修理他的指甲。我曾经作过细致的观察，高士的指甲一年到头保持一个形状，决不走样，如同他的头发。梳子，当然是用来梳头了，无论要见什么人，不把头发梳理好，他绝不出面。
高士还有一个别人无法企及的习惯：只要出差，住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人写信。不是打电话，是亲笔写信。写完，寄走后，再干别的事情。常有这样的情况，他出差已经回到家，信，滞后才到。
高士是一个行为准则非常高尚的人，但偶尔不慎也会传播出一条小道消息：之所以台湾首富王永庆没有大规模来大陆投资，是因为国家领导人竟然宴请吃熊掌••••••
高士是我十分崇敬的老前辈。之所以说他是老前辈，因为他的年龄接近了我爷爷。说我十分崇敬他，是因为方方面面他都是我面前光辉的榜样！8年前的2005年1月14日，他去逝了，终年90岁。我没有能够从北京赶回洛阳给他老人家送行，非常惭愧。
我曾经认真地写了将近5万字的报告文学，歌颂伟大的石油专家高士。稿件交给了河南作家协会主席李佩甫大哥。说是要在莽原杂志上刊出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泡了汤，原件也找不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著名编剧肖尹宪曾经改出个电视连续剧本，后因我妈妈病重，没有心思去张罗钱拍摄，一直耽误了下来。
高士老人家，是我们全家的好朋友，我女儿小时候弹电子琴，曾经受过老人家亲手指点，我稚气的女儿，也曾经扑进高士的怀里，称呼他为高总爷爷。
我们全家永远地怀念高士老人家。
2013年5月20日于阿尔山
洛阳炼油厂厂长王安顺，是我熟悉的厂长中最不像厂长的人，又是当厂长当的最好的人。
炼油厂是最怕火的，进了厂区，绝对不许见明火，我真的不是一次看见，烟瘾很大的他，办公室门一关，就点火抽烟。
不严格遵守纪律的王安顺，不像厂长吧？不像厂长的地方还多着哪！炼油厂接待科的孟庆军（现在是洛阳市吉利区人大副主任），有一天开车去洛阳火车站买票，回来的途中没有油了，拦车求助。西安飞机制造集团来洛阳炼油厂拉液化气的车停下后，孟庆军掏出工作证恳切地说：求你抽给我5公升油，我就能跑回炼油厂，还你50公升。
结果西飞的人没答应。
结果西飞的人在炼油厂多住了一个月。怎么排队，就是拉不上液化气。
结果，西飞的领导来了。
让一个月前拒绝帮助炼油厂职工的西飞人，当面向孟庆军道了歉，王安顺下令给西飞集团解禁装液化气。西飞的领导对王安顺说：我见过爱兵如子的厂长，没有见过你这么爱兵如爷的厂长。我们几辆车光在你们厂吃住一个多月的钱，买5000升汽油也够了。西飞的领导很憋屈，没有好意思直接说王安顺太不像厂长了。
由于太熟悉王安顺，类似这样的例子，我能举出许多，真的不好意思往外说。为了工人家属能够农转非，他能一卡车一卡车地去行贿；为了职工能多发奖金，他能一次又一次抛实惠换取河南省和洛阳市的嘉奖令；为了改善职工福利，他能用液化气去换大米、鸡蛋、香蕉，甚至还有铜火锅；为了解决职工就医难，子女入学难，对方提什么条件，王安顺百分之百地答应什么条件。用党的原则来套王安顺，真的不夸张，他太不像个厂长！只是他领导下的职工们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红红火火。姜昆、陈佩斯、侯耀文、殷秀梅、王刚、李阳等大腕，哪个没有在炼油厂的舞台上演出过？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也被他请来了。在职工代表大会上，他就敢这样说：主风机一响，咱们黄金万两，在确保装置安全稳定长周期运转的前提下，大伙说吧，想过什么日子，咱就创造条件去过什么日子。
有好心的人曾经多次劝过王安顺，你别心里老想着平民百姓，老百姓对你再好，也提拔不了你，趁还年轻，拍拍马屁，升到北京，或者先弄个河南省副省长干干。
我自己就是个平头老百姓，能实实惠惠地跟大家一起过老百姓的日子，心满意足了。王安顺厂长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但是，命运捉弄，没有让他能够如愿同洛阳炼油厂的职工一起，在洛阳安度晚年。
现在是人民解放军上将的刘源，在河南省郑州市当副市长的时候，想为郑州人民做好事，把中原油田的天然气引入到郑州市来。但是，手里没有钱，他自己开车一次次来找王安顺，经过论证后，洛阳炼油厂借给了他这笔钱。刘源用这笔钱让郑州市的部分市民在1986年烧上了天然气。河南省人代会上，不是候选人的刘源从副市长被选举为河南省副省长。刘源把这事情讲给好朋友邹家骅听，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骅点名，王安顺被调到了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公司当老总。法国人投资已经7年，这个公司一直未能开工，法国总统来华访问，非常不高兴。王安顺去的当年就顺利开工了。他的一家，随他到了大连。洛阳炼油厂的职工，真的很遗憾！
凡是见过王安顺的人，都说他长的像相声演员马三立，没有官样，没有官气，没有官腔，满脸的喜庆。在施工现场，经常扣子一解，敞着个怀，就嚷嚷开了，着急的时候，说着你怎么就这么笨哪的口头禅，夺过工人手中的家伙，冲上去就自己做示范了。在乒乓球台前，无论对手是什么人，此时全是敌人，打你时，绝对是咬牙切齿的！在酒桌上，见喝酒不痛快的人，他会说，操！连喝个酒你都扭扭捏捏，什么工作交给你能让我放心••••••
王安顺，有时候看上去真不像个厂长！
2013年6月11日于北京
在我熟悉的厂长中，最累、最倒霉、又最没看到成就的，莫过于洛阳拖拉机厂的赵毅了。
准确地说，座落在洛阳的拖拉机厂，毛泽东给题写的厂名是：第一拖拉机制造厂，长时间以来，与在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是齐名的。两个厂的市值拉开巨大差距，是在邓小平重新掌权之后。除国家政策，经营者决策水平之外，从本质上来说，一汽和一拖的差距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给拉开的。拿当年75匹马力东方红履带拖拉机和5吨解放牌卡车相比较，一台拖拉机所耗费的钢材，是卡车的4倍，所用工时，比卡车多13，但是，销售价格仅是卡车的14。而这个价格，企业本身是说了不算的。
赵毅，就是这个时候出任一拖当家人的。他的前几任，要么当了国务院的部长，要么当了河南省的领导，要么当了洛阳市委书记。
有句老百姓调侃的话是这么说的：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从一拖建厂的头一天，拖拉机就是国家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的重要生产资料，每个月分配给哪个省多少台，那都是国家计划。突然间政策变了，一拖变成没娘的孩子了。无论什么事情，国家都不管了。农民一夜之间分田到户了，拖拉机没人要了。停放场上，密密麻麻的拖拉机摆满了不说，还慢慢开始生锈了。履带拖拉机没有人要了，那就大力发展轮式拖拉机吧。当时，一拖有一条40匹马力轮式拖拉机的生产线，这种拖拉机，下地可犁田，上路可跑运输，很受农民欢迎。扩大产能，需要资金，需要上级审批。赵毅找到了国家机械工业部，结果，他傻了：国务院一位副总理遵照邓小平指示精神，决定撤掉一拖的轮式拖拉机生产线，同时撤掉的还有上海已经试飞成功的大飞机项目。
赵毅面对国务院领导的疯狂举动，百思不得其解。履带拖拉机没人要，轮式拖拉机让下马，我58000名职工吃什么呀？机械部的回答是：自己想办法。
回来以后，赵毅上马了自行车。一时间，自行车销路还很旺。各个分厂都提出了一个无奈的口号：找米下锅。
一出生就享受共和国长子待遇的一拖，一时间弄不清楚是干什么的了，大院里，可谓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大到坦克车、推土机、压路机，小到为人家焊接铁门钢窗，一句话，利用所有的设备，干一切可以挣钱的活儿。
就在一拖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刚上任的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来了，屁股还没有坐热，就召集中层干部开会。说：一个好的乐队，需要一个好的指挥，一拖，现在就缺乏一个好的指挥，这个乐队，就出现了乱弹琴的局面。何光远说话的时候还斜眼瞟了赵毅。
当时，我是洛阳日报记者，在会场的后面坐着听。与会的许多中层干部觉得这个何光远很不怎么样，作为机械部新任的掌门人，你来拖拉机厂是应该帮助排忧解难的，而不是发牢骚的。论资格，赵毅可比他老多了！
会议要结束的时候，我迎上去采访何光远，想问问他，一拖应当怎么样走出困局，他莫名其妙地高傲地甩了甩头扬长而去了。我那一瞬间就知道，国家又提拔了一个废物当了国务院的一个部长！
下来，我采访赵毅，老人家一脸沮丧：小杨啊，我个人荣辱无所谓。一拖，连家属10多万人，吃喝拉撒，有一点弄得不好，就会出社会问题。每年光结婚的小青年就有2000对，一对给准备20平方米的房子，就得40000平方米，我拿什么盖？
事情已经过去了30多年，赵毅那忧郁的眼神仍如在目前，让我耿耿于怀。
不久，赵毅被免去了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党委书记的职务。
2013年6月12日于北京
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了30年，当年洛阳许多厂长可歌可泣的事迹，来龙去脉我记不清楚了，尤其是一些典型事件的日期及人名等，都已经记不准了，手头也没有文字记录，所以，虽然内心深处依然被他们打动，却不能一一生动准确地为他们＂树碑立传＂，心中自是很不安然。
无奈之下，只好凭借不敢忘怀的零星记忆，挂一漏万地叙述一些片段了。
由于所谓的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又没有基本的规划和设计，更疏于管理和引导。计划经济有人批判，有人还赞成，吵得没有个是非，在乱糟糟的混乱局面下，搞出个特别滋生腐败的原材料购买和产品销售的双轨制。让正儿八经的企业管理者无所适从，让胆大包天的人一步登天，一夜暴富。可以说，乱象纷繁。
绝不是我主观臆造地说，上世纪80年代初，洛阳几乎所有的工业企业，日子都不好过。
要生存，要发展，怎么办呢？那真是八仙过海，厂长们各显神通。隶属冶金部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厂长叫周国华（后来出任洛阳市副市长），我用一个字来形容他：抠。那真是抠门到家还不够，抠到人的骨头缝。一个分厂报告要买两个离心机，结果，周国华带着分厂厂长去了仓库，查出前几年买的还没有用完。分厂厂长说过时了，周国华说，那你把闲置的离心机自己掏钱买下，然后再去买不过时的。分厂厂长愣在那里，周国华说，你们家自己买青菜，不会一次就买一汽车吧？为什么花公家的钱就大手大脚呢？
周国华就此事，向全厂颁布了纪律：谁造成的浪费，个人出钱解决。一年的工资不够扣，第二年就接着扣。结果，任何一个车间要领几个螺丝钉，都会先看看自己仓库里有没有。周国华还干了件让许多人怨声载道的事：任何一个单位必须一个星期以前报出差计划，然后总厂进行合并同类项，3个分厂都要去北京，只许一个分厂的人去，但是，那两个分厂的事，去的人要帮助办好。通过周国华的＂抠＂，成本大大下降，企业效益提高，职工们多得了实惠，他到洛阳市当副市长的时候，老百姓依依不舍。
出过纪登奎和焦裕禄等名人的洛阳矿山机器厂，时任厂长是苗万和（后来出任河南省机械厅长），他在主打产品滞销的情况下，全面开展多种经营，努力为企业创收。这个厂有一个炼钢的平炉，可以生产出高质量的钢锭。苗万和做到人停炉子不停，大量生产畅销的钢锭，效益很好。当时，这个厂的党委书记是王大军，光头，黑皮肤，长脸，平日里难见笑容。是原大连市委秘书长，说是因为受彭德怀牵连，被贬。老人家往哪里一坐，都有泰山压顶之威，他还特别有思想，出一个点子，准保上洛阳日报头条。拖拉机厂的职工因物价、因工资等，曾经上街游行示威，当时的总理赵紫阳做过措辞严厉的批示，王大军管理下的洛阳矿山厂职工就没有惹事。
那个年代，最难过的就是地方国营及大集体的小企业。用两个字描述：挣扎。位于洛阳市几乎最东头的东关，有个玻璃钢厂，厂长是个女同志，名字我记不准了。我从洛阳市经委的材料上看到，这个厂的产品出口创汇了。我千辛万苦地找到了这个厂之后，想掉泪。女厂长近50岁，一脸病态，说话有气无力。曾经几次，带领工人加班到后半夜，没有了公共汽车，又不会骑自行车，她走路近20公里回到在拖拉机厂的家。回到家后，瘫在床上一天都起不来。玻璃钢的原材料主要就是玻璃纤维，用我的话说，他们就是用胶把玻璃纤维一层一层地给粘起来，做成容器等产品。没有什么设备，几乎全是手工，长时间在有毒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工人们也得不到大企业里规定的有害补助。他们真的非常苦！在洛阳市最西头，有个电焊条厂，电焊条卖不动，他们生产出了地板胶，还生产出了高档涂料，一时间非常走俏。我去采访厂长的时候，正在干活现场的他，鼻子尖上溅有白色涂料，手怎么使劲搓也搓不掉，对着我，一个劲儿尴尬地笑。离洛阳日报社只有一站地，有个属于洛阳市重工业局的企业，叫风动工具厂，厂长姓张。在工厂大门口摆了几台他们生产的龙门牌电风扇，通上电之后，24小时循环往复地转，一直转了几百天，把我叫去了。让我帮他吹。后来，报纸刊登消息后，销路还真有所增加。他又把我叫去了，要免费送我一台，我没有敢要。那时候，党风没有现在这么坏，我也比现在好。
应该说，许多小厂的生产环境是非常非常恶劣的，工人们又都是兢兢业业的，非常可怜。位于洛阳市西工区委不远的电镀厂、位于涧西区建设路上的蓄电池厂，以及全市的4个塑料厂，和4个化工厂，再加上制漆厂，得职业病的工人的确有很多。就连涧西的毛巾被单厂，我在车间转了一圈，都觉得呼吸堵得慌。如今，这些企业几乎都不存在了，当年的厂长们真是呕心沥血啊！位于洛河岸边的水泥制品厂，领导班子7个人，全是转业军人，用军事化手段管理企业，他们个个冲锋在前，工人们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迟到。他们生产的水泥电线杆，合格率永远保持百分之百。谁敢偷懒，或者怠工等，那可真是收拾起来你绝不商量！我吹了他们一篇之后，再去到厂里，他们跟我讨论企业管理，说，中国的企业如果能像管理部队那样就好了。一句话：就是任何人必须在铁的纪律下面各司其职。士兵们从起床到睡觉，每一分钟都被管的死死的，皮带、衣服、帽子，怎么挂，怎么个顺序，都是不能颠倒的！任何一个集体，所有的人，必须在严格的秩序下开展活动，不然的话就没有了方圆。后来，我在为一条消息加编者按的时候，引用了他们的话。评报的人说我很有水平。
如今，我们国家GDP不断增长，地沟油、毒牛奶、假药等层出不穷，许多企业没有在严格的秩序下守规活动，3年5年，甚至10年8年都得不到整治，很乱套，管理者，享有天大的尊严在活着，管理国家和企业，真的是很没有水平！
为此，现在我非常怀念30年前的那些厂长们，他们真的很伟大，他们中间，那时候还真没有贪官。
2013年6月14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