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45年8月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即发生三年人民解放战争，即第三次国内战争，死伤中国人数量并不亚于抗日战争，光国民党军队就被消灭了八百万，各方面人力物力损失更是无数，这也是中国人民的不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苏对立，分别成立于东德西德、南韩北韩、南越北越、东巴西巴，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国共二个政府或联邦制民主国家呢？蒋介石是中华民国国民党独裁政府首脑，得到美、苏、英三大国的承认，控制国内80%以上人口、军队和疆域，他怎么能允许共产党政府单独存在呢？毛泽东历来主张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怎么舍得把百万八路军新四军交给蒋介石领导呢？这就是必然发生第三次国内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现在海峡二岸对谁挑起第三次国内战争，还在互相指责，都说自己是正统的、正义的。其实，这已经不重要了，古来往之都是“胜者王侯败者贼”。70年光阴流逝，当年的当事者都不在世了，即使是年过百岁的幸存者，也不是当年国策决策人。笔者作为旁观者，搜寻笔者认为相对可信的历史资料，说说是谁撕毁了被全国人民寄以厚望的《双十协议》的。首先声明，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不喜欢《双十协定》，两人都想撕毁这份协定。至于哪方面打了第三次国内战争的第一枪，那就要看这第一枪威力到底有多大了。笔者认为，中国第三次国内战争的第一枪，肯定没有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掷的原子弹威力大。1945年10月10日签订的《双十协定》，又叫《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全文如下：中国国民政府蒋主席于抗战胜利后，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先生，商讨国家大计。毛先生于八月二十八日应邀来渝，进见蒋主席，曾作多次会谈；同时双方各派出代表，政府方面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四先生，中共方面为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迭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商谈，已获得左列之结果，并仍将在互信互让之基础上，继续商谈，求得圆满之解决。兹特发表会谈纪要如下：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澈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延缓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及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等三项主张。政府方面表示：国民大会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其名额可使之合理的增加和合法的解决，五五宪法草案原曾发动各界研讨，贡献修改意见。因此，双方未能成立协议。但中共方面声明：中共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同时双方均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于以废止或修正。五、关于党派合法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双方同意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七、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双方同意各地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惟政府希望不以此影响国民大会之召开。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防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中共方面提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应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队人员为整编后的部队的各级官佐，编馀官佐，应实行分区训练，设立公平合理的补给制度，并确定政治教育计划。政府方面表示：所提各项，均无问题，亦愿商谈详细办法。中共方面提出：解放区民兵应一律编为地方自卫队。政府方面表示：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时，酌量编置。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十、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共方面开始提出的方案为：依照现有十八个解放区的情形，重划省区和行政区，并即以原由民选之各级地方政府名单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依据蒋主席曾向毛先生表示：在全国军令政令统一以后，中央可考虑中共所荐之行政人选。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差别。于是中共方面提出第二种解决方案，请中央于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府主席及委员，于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六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省府副主席及委员（因以上十一省或有广大解放区或有部分解放区），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副市长，于东北各省容许中共推选之人参加行政。此事讨论多次，后中共方面对上述提议，有所修改，请委任省府主席及委员者改为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四省，请委省府副主席及委员者，改为晋、绥两省，请委副市长者改为平、津、青岛三特别市。政府方面对此表示：中共对于其抗战卓着勤劳，且在政治上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决定任用，倘要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及委员，某某省副主席等，则即非真诚做到军令政令之统一。于是中共方面表示可放弃第二种主张，改提第三种解决方案：由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重新举行人民普选，在政治协商会议派员监督之下，欢迎各党派、各界人士还乡参加选举。凡一县有过半数区乡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县级民选。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省级或行政区民选。选出之省区县级政府，一律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此种省区加委方式，乃非谋政令之统一，惟县级民选可以考虑，省级民选须持宪法颁布，省的地位确定以后方可实施。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俾即恢复常态。至此，中共方面提出第四种解决方案：各解放区暂维持现状不变，留待宪法规定民选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而目前则规定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之恢复。同时，中共方面认为：可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府方面则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此项问题久悬不决，虑为和平建设之障碍，仍亟盼能商得具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继续商谈。十一、关于奸伪问题，中共方面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政府方面表示：此在原则上自无问题，谁惩治汉奸要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须妥慎办理，以免影响当地安宁。十二、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多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国庆纪念日于重庆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周恩来王若飞
受降权利之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承认《波斯坦公告》，宣布向协约国无条件投降。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何应钦于1945年8月26日发布命令，区分16个受降区，指定受降主官，代表中华民国政府接受日本军队投降。1、北越地区由第一方面军卢汉为受降主官，日本签降代表为日三十八军司令官土桥勇逸中将，投降部队有三十八军所属二十一师、二十二师、独三十四旅，签降地点在河内。2、广州地区由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为主官受降。签降仪式在广州举行。由日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为日军签降代表，投降部队有二十三军所属一二九师、一三O师、独二十三旅、独步八旅、独步十三旅（集中广州），独二十三旅一大队及独二十二旅一大队（集中雷州半岛），以及海南岛警备队等。3、潮汕地区由七战区余汉谋为受降主官，受降式在汕头举行。日二十三军参谋长富田直亮代表田中久一签降，日军投降部队有一O四师及一三O师之一部。4、湖南地区由四方面军王耀武任受降主官，在长沙举行受降式。日军投降部队有二十军所属六十四师、独八十一旅、独八十二旅，独警二队（集中长沙）、六十八师（集中衡阳）、一一六师、独十七旅（集中岳阳），由日军二十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代表签降。5、江西地区由九战区薛岳为受降主官，于南昌举行签降式。日军十一军司令官笠原幸雄中将为签降代表，投降的部队有十一军的步七旅（集中南昌）十一军军部直属队、十三师、五十八师、独二十二旅、独八十四旅、独八十七旅（集中九江）。6、浙江地区由第三战区顾祝同为受降主官，于杭州举行签降仪式。日军投降部队有一三三师、独六十二旅、独九十一旅，由一三三师师长野地嘉平中将代表签降。7、上海地区由三方面军汤恩伯为受降主官，签降地点在上海。日军投降部队有：集中在上海的十三军及所辖二十七、六十、六十一、六十九四个师、独八十九旅、独九十旅，由该军司令官松井久太郎中将代表签降。集中在南京附近的日军第六军及所辖第三师（在镇江附近）、三十四师（在浦口及津浦线上）、一三一师（在安庆、芜湖、广德）、一六一师（在苏州、无锡、江阴）、四十师、独六十三旅、独七十九旅（南京）、独九十七旅（常州）等部队，由该军司令官十川次郎中将率领向进驻南京的我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投降，并受其指挥管辖。8、湖北地区由六战区孙蔚如为受降主官，在汉口举行签降式。日军投降部队有第六方面军及一三二师、独八十五旅、步八十三旅、十一旅、（集中汉口），步十二旅、独八十六、八十八旅（集中武昌），由冈部直三郎大将代表签降。9、安徽地区由十战区李品仙为受降主官，在蚌埠举行签降仪式。日军投降部队有：六十五师（在徐州），七O师、独一警备队（集中蚌埠），一三一师一部和独六旅（集中安庆），由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十川次郎代表签降。10、平津地区由十一战区孙连仲为受降主官，在北平举行签降式。日军投降部队有一一八师、独九旅、华北警备队（集中天津）、战车三师、独二旅、独八旅、独三警备队（集中北平）、独七警备队（集中保定）、独一旅、独二十一旅（集中石家庄），由日华北方面司令官根本博中将代表签降。11、山东地区由十一战区副长官李延年为受降主官，签降仪式在济南举行。日军投降部队为四十三军及所辖独五旅、独十二警备队，独十一旅及海军陆战队（集中青岛），四十三军，四十七师、独九、十一警备队（集中济南），由日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中康中将代表签降。12、洛阳地区由一战区胡宗南为受降主官，在洛阳举行签降仪式。日军签降代表为十二军司令官鹰森孝中将，投降部队为十二军及独十警备队（集中郑州）、一一O师（集中洛阳）、独六警备队及二十二师大部（集中新乡）。13、郾城地区由五战区刘峙为受降主官，于河南郾城举行签降式。日本签降代表为十二军司令官鹰森孝中将，投降部队为一一五师及独十四警备队（集中郾城）、独九十二旅及独十三警备队（集中许昌）、独四警备队（在商邱）、骑四旅（在归德）等。14、山西地区由二战区阎锡山为受降主官，于太原举行签降式。日军签降代表为日一军司令官澄田徕四郎中将，投降部队为一军、一一四师、步十、十四旅、独三旅、独四、五警备队等。15、绥远地区由十二战区傅作义为受降主官，于归绥举行签降式，由日军蒙疆司令官根本博中将代表签降。16、台湾澎湖地区由陈仪任受降主官，于台北举行签降仪式。由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代表签降。投降部队为十方面军及所辖八、九、十二、五十、六十六师和独七十一、七十六、一OO、一O二、一O三、一一二旅以及澎湖守备队等。中国战区于九月九日在南京黄埔军校礼堂接受冈村宁次《降书》。
接受日军投降，没有共产党八路军参与的份儿！！！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400多万部队，大部分属各地方实力派，彼此之间有20多年内战的间隙，很难形成一个拳头，但局部作战，国军是久经沙场的，特别是十几万川军。经过8年抗战22次大决战，蒋介石正面战场牺牲254位将军，陆军士兵死亡、失踪3221419位英烈。抗战胜利后的国军作战经验和战斗力是绝对不可低估的，有空军海军，还有美国超过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当时毛泽东掌握的110万正规军和200万民兵，经过养精蓄锐，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后，已经形成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毛泽东虽然没有军事经验，但在控制八路军新四军高层指挥员上，经验丰富，而有严格纪律约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那是“横的怕玩命的、有钱的怕没钱的”。这时的毛泽东已经不是1936年西安事变时“马瘦毛长”的毛泽东了，善于以少胜多的毛泽东，下决心与蒋介石对着干。一场“两个命运的决战”在中华大地上拉响了。1945年8月9日，日本天皇后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通过已经建立了八九个月的秘密电台告诉冈村宁次：只能向国民党军投降，如果中共军队来受降，可用武力对之。8月11日，盘踞绥远省的傅作义部队北上，从日军手中夺到包头。8月12日，蒋介石任命一直替日本人卖命的伪军将领孙良诚为先遣军总司令，进军察哈尔省会张家口。随后接连传来的消息让毛泽东非常气愤。从8月11日起，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起草了延安总部的第一到第六号命令，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日伪军加紧进攻，要求他们向附近的敌军送出通牒，限定其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果日伪军队拒绝投降缴械，应该立即予以消灭，接收他们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随后，又命令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贺龙、聂荣臻等部队分别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军。8月11日，蒋介石也下了三道命令，一是命令中央军“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是命令伪军“应就现驻地点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三是命令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8月13日，毛泽东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发出了公开电，以示抗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此时，蒋介石已是手忙脚乱，心绪颇为复杂。日本军队尚有170万在中国境内，苏联红军100多万攻入东北，共产党军队近百万人四面出击，哪一方都必须认真应付，稍不留神，即会全盘皆输。8月14日，蒋介石命令在莫斯科的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火速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本来，这个条约国民党已经同苏联谈判了一个多月了，由于苏联要价太高，蒋介石一直未敢答应。然而现在苏联军队已经打进来了，如果再不签字，将来恐怕要价更高。于是，国民党匆匆于14日与苏联签订了这个条约。这样，不仅美国和英国将扶持的手撑在了蒋介石的背上，连苏联也必须直面而视这个“正统的中国政府”领导人。但是，由于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目前都远在中缅边境和云南、四川等大后方，要想用西南地区现有的破烂交通工具将如此之多的政府官员、军队运送到东部沿海和平原的各个城市，没有半年十个月是办不到的。而共产党的军队却紧挨着敌占区，很容易控制那些地方。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再次提出，要求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桃子该由谁摘》的演讲报告，指出人民流血流汗浇灌起来的胜利果实，应该由人民来摘，对国民党、蒋介石垄断受降进行了反驳。新华日报也发表社论，揭露国民党为了不让共产党受降，勾结日本人对付中共的阴谋。在国民党、蒋介石一意孤行，仍然拒绝让共产党参加受降的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向拒绝投降的敌伪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和坚决的打击，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就收复县以上城市197座，毙、伤、俘日伪军277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8万余支，各种火炮800余门，解放人口1870余万。
重庆谈判
面对毛泽东针锋相对的局面，怎么办？蒋介石沉思着，必须想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拖住共产党的军队，为自己赢得充分的时间。蒋介石日记帮助我们了解蒋介石当时的内心世界。1945年抗战胜利了，蒋介石给毛泽东打去了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家大事。毛泽东去了，蒋介石考虑要怎么样接待毛泽东，他开始决定的是，四个字方针“诚恳、忍耐”。就是说，要很诚恳地对待毛泽东，而且蒋估计到毛会有很高的要求，所以他说要“忍耐”，毛到了重庆以后，通过周恩来表示了中共方面的意见，第一条，表示中共要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第二，承认蒋委员长现在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这两条蒋介石当时看得很舒服、很高兴，但是毛还提出其他的一些条件，蒋介石很生气，觉得毛要求过高，觉得毛是狮子大开口，所以马上转变了接待方针，转变另四个字，大家想不到，是“拘留、审判”，蒋想借毛到重庆谈判机会，把毛扣下来，然后用法律去审判他。蒋就想，如果把毛扣在重庆的话，美国人可能不答应，因为当年是美国人保证毛的安全，毛才到的重庆。但是蒋想，美国人不答应好说，蒋还估计到，苏联可能不答应，为什么？因为本来毛不想去重庆，是斯大林连续打了几封电报给毛，说你一定要去。现在把毛扣了，蒋估计有两个可能，第一，苏军（红军）当时占领了中国东北，有可能苏联拒绝撤兵，另外一个可能，苏联红军可能占领新疆，打中国的西北。蒋想我把毛扣下来，即使苏联采取这两个举动，也没关系，也值得。想来想去，蒋还是不踏实，最后蒋又决定了新的四个字的接待方针，大家更想不到，第一，“授勋”。抗战胜利了，国民政府、国民党给抗战有功人员每人发一枚“抗日战争胜利勋章”作为嘉奖。蒋介石决定给毛泽东授一枚抗战胜利的勋章。第二，“礼送”，派飞机，派张自忠为代表，彬彬有礼把毛送回延安。也就是毛在重庆那几十天之内，蒋的决定有两个180度的大变化。其实，蒋委员长也没想到毛泽东敢到重庆。毛泽东与蒋介石至少有十几年没有见过面了。上一次见面可能是在广州，那时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统帅，毛泽东则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年后，随着国共两党的决裂，两个人从此成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对手，他们率领各自的武装力量所进行的较量，每一刻都关乎各自的生死存亡。因此，即使毛泽东来到蒋介石面前，国共双方的高级官员们还是感到他们握手的那一瞬间有点不可思议。此时，两个人的威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作为二战中国战区的军事统帅，历经八年的抗日战争，蒋介石在国际社会已成为率领国民抵抗外国侵略的意志坚强的领袖。现在，他更有理由充满自信：他拥有四百万以上装备精良的正规军，苏、美援助中国抗日的所有武器都在国民党军队手中。尽管他向毛泽东发出邀请时有一种“恩赐”的感觉，也慷慨地公开表示他将对毛泽东“以诚挚待之”，但是，在与毛泽东见面的那一瞬间，他还是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羞辱：近二十年来，他不断地表示一定要把“祸匪”共产党斩尽杀绝，甚至数次宣布毛泽东已被他的军队“击毙”。恍如昨日的一切如何能与今天这个举杯问候的场面对应？眼前这个长期与他对抗的“匪首”如不受到惩罚谁人还能服从他的政府？他领导的国家还能称得上是有尊严的国家吗？此刻，在长征途中面容憔悴、身体消瘦的毛泽东已经容光焕发、体态丰满，这个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革命者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创造伟业的一切准备。抗战后期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使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得到空前的统一，他在党内的威望和地位已是无可置疑。此时，他宽大的上衣口袋里揣着延安发来的“解放区实力政权”统计电报，这封电报犹如一份共产党人的“财产”清单：“全军已扩大到一百二十七万人(东北发展的三万在内)，民兵发展到二百六十八万余人，地区扩大到一百零四万八千余平方公里，人口扩大到一万(亿)二千五百五十万，行署二十三个，专署九十个，县(市)政权五百九十个，县城二百八十五座(反攻前八十九座)……”由于蒋介石没有料到毛泽东真的会来，因此，在毛泽东抵达重庆的当天，他才匆忙召集会议讨论对策。会议临时确定了三条谈判方针：一、不得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共产党方面提出了关于谈判的十一点意见。与毛泽东之前提出的政治主张相比，共产党人再次作出重大让步：不但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政权，而且舍弃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要求“参加政府”。当然，这份意见中包含着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即军队国家化和结束党治。看到共产党人的意见后，蒋介石的感受是：“脑筋深受刺激。”10月3日，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了单独谈话。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的胡乔木回忆，在重庆，蒋介石与毛泽东会面有十一次之多，大多是在公开场合，但两人的几次重要会谈都是秘密的，蒋介石开出了价码：承认解放区事实上是绝对行不通的，在中共真正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各县的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酌情留任，省一级人员乃至省主席可以考虑邀请中共人士担任。关于政治问题，国民政府正考虑把战时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各党派代表都可以参加，但是中央政府的组织和人事暂不变动。如果中共方面现在就想参加政府，可以考虑。也可以增加中共在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但是现在的国民代表不能重选。关于军队问题，国民政府能够允许的最高限度是：中共军队整编为十二个师。坐在蒋介石对面的毛泽东不置可否。共产党方面已经得到关于蒋介石谈判底线的情报，这份由中共南方局提供的情报相当准确：蒋介石在军队问题上最后可能让步到十六个师，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可以让步到百分之七。至于蒋介石说的省主席一职可以考虑邀请中共人士担任，情报援引国民党内部人士的说法是：到非让步不可的时候，蒋介石准备让毛泽东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无法得知，当毛泽东听说蒋介石准备让他出任中国一个偏远省份的“主席”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除了对共产党提出的“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这一条表示“不胜赞佩”之外，国民党方面对其他问题没有任何让步的迹象。就在国共两党艰难地讨价还价的时候，参与谈判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原因是他必须带着国共谈判的某种成果回国述职。于是，赫尔利不耐烦地宣称：要么承认国民党统一，要么宣布谈判破裂。毛泽东对赫尔利说，我们的态度是：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1945年10月20日(农历九月十五)，毛泽东与与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达成五点协议：一、中国政府、国民党、共产党一致合作，统一所有军队，击溃日本，建设中国；二、改组国民党政府为联合政府，宣布新三民主义政策；三、联合政府拥护孙中山主义，建立民治、民有、民享政府，实行各项政策；四、联合政府及联合军委会承认所有抗日部队，此军队应遵守执行其命令；五、承认各党派团体合法地位。但是，在保证蒋介石统一全国军队问题，赫尔利没有实现美国总统的希望，他只好空手回美国去了。蒋介石焦躁不安。在他看来，毛泽东和共产党人依旧是“匪”。而之所以还要与毛泽东周旋，其目的，蒋介石在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密令中表述得明白无误：“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毛泽东也十分疲惫，但是只要和谈的期待还有，他就必须坚持下去。毛泽东出席了由孙中山之子孙科举行的盛大酒会，与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张治中、沈钧儒、郭沫若、傅斯年等一一举杯。他把《沁园春·雪》赠给了辛亥前辈柳亚子这首1936年冬天写于共产党人艰苦转战中的诗作，以傲视群雄的气概再次令蒋介石“深受刺激”。他还出席了包括白崇禧在内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举行的欢迎宴会或茶话会。他主动宴请各界朋友，从政界、军界、文化界到产业界。他甚至看望了一向反共的陈立夫和戴季陶。
但是，令人担忧的事情还是出现了。此时，美军不但占领了从广州湾到秦皇岛的沿海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还动用飞机和军舰日夜兼程地帮国民党军运送兵力。更严重的是，国民党中统局拟定了以“蒋总统要经常咨询国事”为借口扣留毛泽东于重庆的计划。延安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毛泽东回来。毛泽东的态度是：继续留在重庆。同时，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反击胡宗南、阎锡山、傅作义向解放区发动的进攻，打几个大胜仗支援重庆谈判。局部的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在华美军在那个时刻所充当的角色充满戏剧性。他们在帮助蒋介石日夜运送兵力的同时，竟然也为共产党人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那就是用飞机把共产党的将领们送到了前线。就在滞留延安的共产党将领急需返回各解放区的时候，恰巧有一架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从西安飞到延安，于是共产党人便对美军飞行员说，能否帮助我们运送几个人去太行山？美军飞行员在没有询问究竟是什么人的情况下痛快地答应了。飞机离开延安的那天，中央外事联络科长黄华去机场给美军飞行员送行，看见机翼下准备登机的一群人时，吓了一跳，这些人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林彪、滕代远、张际春、陈赓、陈再道、陈锡联、萧劲光、宋时轮、杨得志、李天佑、邓华、王近山、傅秋涛、邓克明、江华和聂鹤亭。黄华当即向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请求陪同飞行，因为一旦出了问题，他可以充当翻译。在小小的道格拉斯运输机的货舱里，二十一位共产党高级将领挤在一起。如果这架运输机真的出了事故，中国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四个小时之后，飞机降落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简易机场。共产党将领们立即奔赴各解放区。1945年10月10日，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在重庆桂园的客厅里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就是中国当代史上着名的《双十协定》。毛泽东要离开重庆了。蒋介石与毛泽东又见了一面，并进行了长谈。蒋介石说，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也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出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毛泽东向蒋介石谈起土地革命。蒋介石听后说，很好，将来这些事都给你们来办。最后，蒋介石再次劝告毛泽东，不要搞军队，如果专门在政治上竞争，可以被接受。毛泽东则表示，赞成军队只为国防不为党派。于是，蒋介石对毛泽东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了。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与蒋介石握手道别。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此一别便是他们的永别。重庆谈判时期的毛泽东与蒋介石，那是桌面上一只手握手碰杯，桌下另一只手在扳手腕。据媒体报道，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六次高呼“蒋委员长万岁”。1945年10月8日，民国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在军委会礼堂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席间毛泽东发表了演说，最后高呼“蒋委员长万岁！”。次日（即10月9日），香港《大公报》第二版对此作了详细的报道，现摘录如下：毛先生从容走近扩音机，首先感谢各方面。他感谢蒋主席的邀请，招待周到；他感谢张部长主持欢迎与欢送会，他感谢各界惠然光临，说是很不敢当。现在全国人民、各国友人都很关心我们所谈的问题。因为我们不仅是谈两党的问题，而且是谈与全国人民利害相关的问题。无论军事与政治问题，都关系到人民的利益。毛先生讲到这里，特别提到张部长的报告，说是“讲得很对”。现在中国与全世界，都打倒法西斯，世界噎一片光明。两次世界大战，由上次大战开始，到这次战争结束，整整三十年，最后打倒法西斯，使世界推进到新阶段。张部长说我们要统一，统一是好的，不统一不好，我们一定要统一！（鼓掌）困难要用政治方法来解决，不能考虑政治以外的方法。（大鼓掌）毛先生说：“和为贵”，只有和，才能求得双方的一致。和是最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富强，是我们今后的方针，我们要用统一的国家迎接新局面。“可是困难是有的，”毛先生说到这里兴奋极了，“我们不怕困难！各党派不怕困难，中国人民不怕困难！我们要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克服困难，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大家一条心，要和平、民主、团结、统一。”（鼓掌）毛先生更郑重声明：“我们的合作，是长期的合作。困难会打消的。”最后毛先生像咆哮般的大喊：“新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
强攻张家口
张家口雄踞长城塞上，在抗日战争以前是我国察哈尔省的省会，又是沟通西北的要道。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史上兵家必争之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主力即经张家口、大同、南下太原，西进归绥，并推出蒙奸德王和伪军李守信在张家口成立了伪“蒙疆政府”，并以张家口为其首都。八年抗战，八路军晋察冀北部军民先后创建了平西、平北、察南、察北等根据地，将日寇控制下的张家口四面围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日军拒不向八路军投降，经数日的激烈战斗，于8月23日上午八路军将张家口解放。不久，晋察冀中央局移驻张家口。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向日军宣战。苏联红军分四路长驱直入东北，日本关东军闻风溃败。8月9日，毛泽东发出全面反攻“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朱德总司令司令命令各根据地的敌伪军向八路军投降。8月11日，正在延安开会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肖克、副政委刘澜涛经过晋察冀军区代理司令员程子华、副参谋长耿飚转令晋察军区的部队攻占张家口。在八路军赶往张家口的同时，国民党傅作义的部队在接到蒋介石立即接受张家口的命令后也在向张家口逼近，二军在与时间赛跑。八路军决定20日凌晨开始，分东、南两面向张家口守敌发起进攻。20日，晋察冀十二军分区在接到进攻的命令后也凌晨6点按照预先部署向张家口发动进攻，40团在团长杨森政委刘国辅的指挥下率先攻占了东山坡南山地堡群迅速占领日本大使馆。10团也向火车站和日军指挥部发起猛攻，并且控制了飞机场。而苏蒙联军在狼牙沟受到日军顽强抵抗，没有按计划和我军会合。22日十二军分区的10团、40团再次向张家口日军守敌发起猛攻，八路军战士，面对的是垂死挣扎的敌人，战斗十分激烈。由于日军装备精良，并且调来重炮。而原定22日向日军进攻的苏联红军没有按照计划进行，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第十二军分区部队撤出阵地，退到人头山一带。跟随北线指挥部的八路军第十三军分区20团和蔚涿支队也迅速投入战斗。20团在团长黎光、政委李布德指挥下，连夜向张家口发动进攻，蔚县支队随后配合策应。经过昼夜激战，北线指挥部、教导大队、警卫营于23日凌晨渡过洋河，随十三军分区20团主力从南面进攻，并迅速向市区展开。张家口守敌逐渐支持不住，开始撤退。八路军进入张家口市内后立即设立指挥所，布置警戒，打通几处民房，架电台天线，布设电话线，命令部队迅速控制大境门及西太平山、茨风山等制高点。经过激烈争夺战，我军占领了大境门、西太平山、茨风山制高点和市内部分地区及日伪机关，10点左右全市基本被我军控制。十二军分区部队也于东窑子村攻入市内并再次占领火车站，阻止敌人撤退的后路。我军在东、南两个方向向市中心逼近,最后在市中心会师。下午3点许，最后一股敌人被歼灭，战斗结束。八路军战士列队从大境门等处入城，受到张家口市民的热烈欢迎。张家口是抗战结束八路军在全国解放的最大城市，我军正式解放张家口的日期是8月23日。这次解放张家口，从日寇手中缴获了一些武器弹药，一共毙伤俘获日军200余人，伪军2000余人。缴获大炮50余门，步枪和轻重机枪10000余只，弹药库60余座，军马10000余匹。张家口的解放，极大地鼓舞了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并对日伪军残余势力震动很大。很快，察哈尔省全省解放，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片。晋察冀边区决定；冀察区改为察哈尔省，省的领导机关移驻宣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边区行政委员会、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等领导机关由阜平移驻张家口。聂荣臻、肖克、刘澜涛首长也从延安来到张家口，并决定将张家口市改为直辖市和各省区平级。由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刘澜涛同志兼任张家口市委书记。张家口光复以后，城乡人民从日伪反动势力的铁蹄下站了起来，人民群众扬眉吐气，政府真正地为人民办事。市委、市政府在缺乏城市管理经验的情况下，广泛听取各党派民主人士和群众意见，积极改进工作方法，群众参政议政。1946年4月张家口市人民17万多人投入有史以来第一次民主大选，通过选民投票，从591名候选人中选出正式市参议员91人，候补参议员26人。并且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有各界人士。那些日子，张家口被誉为“东方模范城市”，“第二延安”。大批解放区来的人到这里参观、学习。张家口文化氛围很好，文化名人聚集，100多位解放区著名作家、文艺家，来到张家口。1946年3月，代表中共、国民党和美国特使的军调处三人小组代表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来到张家口视察，北平军调执行部叶剑英、罗伯逊、郑介民等随机抵达。6月份全面内战爆发，傅作义部队大举向张家口发起进攻，最后八路军退出张家口市。
聂荣臻一生最引以为耻的一仗抗日战争时期，原林彪所部115师一分为二，一部由罗荣桓带领开辟了山东军区，另一部由聂荣臻带领开辟了晋察冀军区。罗荣桓所部带走了115师的绝大部分主力，虽然聂荣臻是个政工干部，那也是黄埔军校出身，加上聂部的几个纵队司令员郭天民、杨得志、杨成武都是这些在林彪麾下勇立战功的猛将们。但是，在解放战争初期在聂荣臻指挥下却被傅作义打的一败涂地，损兵折将近十万。1946年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内战正式开锣打响，7月中央决定以晋绥军区贺龙外加聂荣臻部集中十几万人的兵力拿下大同、石家庄、保定等地。此时杨成武率部主力四万围攻大同，前敌总指挥是张总逊。而阎锡山楚溪春所部万余则坐困危城倚仗碉堡工事拒守，由于晋中铁路被毁，国共又在各个战场全面打响，这时国民党方面可调用的机动兵力仅剩下了傅作义手下盘聚归绥的几万生力军。鉴于兵力处于劣势且形势严重，傅作义的如意算盘是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傅作义以董其武部外加嫡系三十五军一部约二万人前出集宁，威胁大同。董部闪电出击，一战仅用数小时就击溃了把守集宁门户卓资山，守军王尚荣旅全线崩溃，仓皇退却。董部于是对集宁城内的乌兰夫所部形成了包围态势。而直到此时聂荣臻还没搞清傅部地兵力和主攻方向。在最终得知前线的严重情况后，聂荣臻，贺龙急调八个旅共四万多兵力对董部实行反包围。当时的形势是董部三个师对城里三个团，外面解放军八个旅围上了董部三个师，两层皮夹一层馅，形势对解放军极为有利。董部当时唯一的希望就是吃掉城内守军，然后固守待援，而此时傅作义孙兰封主力部正在向集宁方向运动。由于受到守军的坚决抵抗，再加上城外对傅军实施反包围的解放军四面挤压，此时攻集宁的董其武部已经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境地，几个师均伤亡惨重，关键时刻，董部暂11师师长杨维垣当着士兵地面亲手切下自己的手指立誓表示退缩者杀无赦，董部人马于是拼死向前，和我守军展开了殊死巷战，这时聂荣臻再次犯了一个战略错误，聂抽调围城的大部分兵力去迎击来援的郭景云101师。正因为围城的兵力被大部撤走，董其武部遂趁势一鼓作气拿下了集宁。而进击郭景云部的兵力在受到郭部炮火轰击后误认为敌军众多，最后也不战而退。集宁失守，大同之围不战而解。集宁大同之战以聂荣臻的彻底失败告终。此战解放军死亡两万余，伤四万余，经过一个半月的战斗晋察冀，晋绥两军区兵力由近二十万到仅剩十万出头，当然傅部损失也有近两万，但还是不能不说这是一场大败仗。当时延安方面已经印出了我军攻克归绥的报纸，当毛泽东得知失利的消息后，曾恨恨的说：“此仇不报，誓不为人。”集宁之战结束后，晋察冀军区上下弥漫着浓重的悲观失败情绪，上下都对傅作义部十分恐惧。其实这时傅部不过五万人，而解放军则有十来万人，傅部胜在有大炮飞机助战，双方其实还是旗鼓相当。傅部的下一个目标是重镇河北张家口。鉴于我军新败，兵无战心，聂荣臻原有意放弃张家口，只是在军委的严厉催促下才准备保卫张家口。聂部的防线原是以傅部沿铁路线方向进攻张家口所做的，而傅作义则采取了骑兵加步兵长途奔袭的战术，绕过了守军防线，直捣张家口的后门张北。这次行动和当年傅作义奇袭百灵庙如出一辙。可惜聂荣臻再次判断失误低估了傅作义。傅部攻克张北后，直捣张家口城外最后一道天险狼窝沟，这时傅部偷听到解放军的电话得知援军要到傍晚才能赶到，于是在飞机坦克助战下不顾疲劳而发动强攻，不久守军教导旅就因伤亡惨重，不得已向张家口方向撤退。这时张家口的失馅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时间仓促，张家口为解放军过冬准备的被子，成衣，棉花，粮食全都来不及带走，很多装的满满的仓库在撤退前也被迫付之一炬。再加上傅军行动的迅速，空中还有飞机的轰炸，部队撤退中的损失也很大。张家口失守后，晋察冀军区的这个冬天很是难过，没有粮袜官兵多有冻伤致残的，当时晋察冀军区人口不过百万，却要养活二三十万的部队，老百姓的负担之重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军民关系的紧张也就在所难免，缺乏群众的支持，侦察情报工作就很难展开。这也是傅部能长驱直入不被发现的一个原因。在狼窝沟失守后，聂荣臻知张家口已无法再守，于10月10日晚6点，起草电报给延安的军委，决意撤出张家口，中央军委隔天，10月11日回电，清楚表明军委对张家口看重，和坚决不愿放弃的想法：“聂刘：傅顽远道奔袭，必轻装，且系孤军深入粮草弹药难多携带，平绥主道未通，追送亦甚困难。我张垣有两团兵力，不要全城防御，择重点坚守数据点，特别是坚固独立家屋，坚持数日是完全可能的，钳制傅军，集中张（守逊）陈（正湘）两部主力，在野战各个歼灭傅顽，消灭其四五个团，该逆必退，如张垣已失，即在城南坚守数据点（如宁远堡、左卫），仍可打退傅顽，请酌决。军委。”字里行间强烈表达务必守住张家口的愿望。但聂等人已无法做到这一点，使军委为此强烈不满。集宁失利再加张家口失利，军委对聂的不满也到了极限了，所以就有后来1947年7月全国土地会议上，刘少奇严厉批评晋察冀领导人之事，批的聂荣臻头也抬不起来。1947年9月，刘少奇干脆让自己亲信彭真到晋察冀以政治局委员身份指导工作，变相夺了聂的权。张家口失守后，晋察冀根据地被从中切开，割裂成数块，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形势和极为重大的影响，造成了晋察冀军事形势在大半年内很被动，陷入了困难局面。而国民党军队控制了主动，打通了平绥路全线，切断了东北、华北、西北的交通。并以张家口为基地，向晋察冀解放区腹地大举进攻。蒋介石在攻占张家口后，兴高采烈地开起了国大会议，正式撕毁了《双十协定》，在南京正式就任中华民国总统，继续延伸国民党一党当政。在我军战史上，将张垣和淮阴失守作为最不成功战役范例解剖，其失败在于，即没有能消灭敌有生力量，而自己遭受相当损失并丧失根据地最重要中心城市，造成不利被动局面。傅军虽系地方小部队，但其打的几场出色战役，堪称现代史上的经典之作，傅是国共两军中难得的帅才。一战失大同集宁，二战失张家口，这在聂荣臻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有很悲痛的描述，聂本人也总结说战术上犯了很多错误。此战过后，晋察冀军区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公正的讲，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并不比解放军的差，都是人，谁也不比谁聪明多少，谁都会犯错误，解放军也不是神话，至少在此战中，傅部顽强的斗志和高超的战术技巧还是值得人们尊敬的。有一败，也有一胜，这也让毛泽东稍微安了心。那就是原一一五师掌门人“战神”林彪，1945年11月率领11万八路军进军东北，到1947年年底，已经发展成为47万主力部队，基本控制了东北地区的战局。附文：以下是张家口战役之前发表的是1946年9月21日《中央日报》转载的公开电全文——傅作义电劝毛泽东结束战乱参加政府人民希望在和平中生活违反民意是绝难获成功。中央社察绥二十日电：傅长官作义致毛泽东先生，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电文如下：延安毛泽东先生，溯自去年日本投降，你们大举进攻绥包，放出内战第一枪，愚鲁如我者，当时还以为这是你们一时的或一部份的冲动，决不会成为你们党的政策，故曾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致电先生，作坦白恳切的呼吁。但一年来的惨痛事实，竟证明这是你们经过长期准备的计划，并不是一个偶然的错误，因而和平商谈永无结果，而全面战事乃日益扩大。最近由于你们背弃诺言，围攻大同，政府以和平解决的努力、均告绝望之后，本战区国军才迫不得已采取行动，救援大同，但这是悲痛的，并不是快意的，其目的仅仅在于解救大同之围，解救大同二万军民。然你们相信武力万能，调集了十七个旅，五十一个团之众，企图在集宁歼灭国军，城郊野战和惨烈巷战，继续达四昼夜，最后你们终于溃败了。当你们溃退的前一天，延安广播且已宣布本战区国军被你们完全包围，完全击溃，完全歼灭，但次日的事实，立刻给了一个无情的证明，证明被包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哲等的全部主力。我不相信这是一军事上的胜利，因为诚如你们所说，本战区国军武器最劣，人数最少，战力最弱，而好战心理更不如你们，虽然失败，似乎是应该的。但我们没有失败，失败的却是你们，所以这不是一个军事上的胜利，而必须称之为人民意志上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你们摆在战场的尸体，至少在二万人以上，我们流着眼泪，已经将他们掩埋了。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怖国军追击，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旁着比比皆是，这是一幅如何悲惨的画面，我不禁要问是谁杀死了他们。我按住心口问我自己，如果作战是为了我个人的私欲，或一个人的私利，那么是我杀了他们，我是一个最大的罪人，我应该遭受天谴。如果他们是在你的错误指导之下逞兵猖乱祸国害民，那就是你杀死了他们，在夜阑人静时，你应受到责备，受到全国人民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