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唐初士族，主要有四个地域集团，并各有所尚：山东士族尚婚姻，江左士族尚人物，关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贵戚。李唐起自关中，唐政权中关陇士族最强，左右着唐初的政局。江左和代北士族，至唐朝已经没落；以崔、卢、郑、李、王为首的山东士族，虽经农民战争打击，但根深蒂固，到唐朝时，仍有一定势力。唐太宗的大臣房玄龄、魏徵、李昉都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山东士族依然保留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士族势力的强大，对皇权不利，唐太宗尤其不能容忍山东士族凌驾于自己所属的关陇士族之上。为此，他命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
贞观十二年（638年），《氏族志》修成，仍列山东士族崔民干为第一等。唐太宗看后，很是不满，他指出：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而靠以婚姻得财，“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他命高士廉等重新刊定，并指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新修订的《氏族志》“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基本贯彻了唐太宗的指示，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崔民干被降为第三等。
唐太宗修《氏族志》，表面上是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传统，实际并不如此。在魏晋南北朝时，谱籍是选官的根据，划分门第是看历代做官的情况而定，列为门阀的，都是累世冠冕之家。而《氏族志》打破了以往纯以郡姓作为门第等差的传统，至于划分门第等级的标准，更不考虑过去做官的情况，只看在唐朝的官爵高下。这些变化首次触动了以往的门第等级，具有进步因素，也符合当时新旧士族阶级的变化状况。但必须指出，唐太宗的“尚官”原则，只是代替魏晋以来“尚姓”的修谱标准，不等于否定了门阀观念，而是更多侧重扶持统治集团，调和门阀间鸿沟以期保持大体平衡。唐太宗的“尚官”原则在当时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他想搞新门阀与世封制，结果必然趋向保守。据此，既不能把他的新门阀观与旧门阀观混为一谈，也不能把两者截然对立起来。
通过修《氏族志》，使一部分做官的庶族地主取得了士族身份，没落门阀士族受到进一步打击，只有关陇士族大致保持了旧日地位。唐太宗达到了扶植庶族地主、压抑门阀士族，加强皇权、巩固统治的目的，并为30年后颁布《姓氏录》，彻底否定传统的门阀制度打下基础。
根据武则天心腹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的建议，唐高宗在显庆初命令礼部侍郎孔志、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元道、太常卿吕才等十二人重修谱牒汇编。显庆四年（659年）新谱修成，名为《姓氏录》，共收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从《新唐书》）。高宗亲自撰写书序，说明类例。《姓氏录》仍以现任官职高低为划分等级的标准。“以四后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孙，余属不入。”不仅当时五品以上职事官得以录入，就是兵卒中以军功获五品以上勋官者也谱中有名，而旧士族未在当朝任五品以上官的均被摒弃于外。因此，它收录的姓氏大少于《氏族志》。
《姓氏录》颁布后，舆论哗然，许多士人将其贬称为“勋格”，以被录入为耻。为使《姓氏录》真正取代《氏族志》，李义府又奏请将原存于各地官府中的《氏族志》全部收回并焚毁。
据敦煌残卷《贞观氏族志》中记载，琅琊六大姓，其次序为王、颜、诸葛、惠、符、徐，符氏即排在第五位，也因此后来的符氏族谱、祠堂中多以琅琊为堂号。据史书载，唐代琅琊人符令奇（704－782，追赠户部尚书）、符璘（义阳郡王）父子忠君爱国，名留青史，现也被收录在《临沂地区志》和《临沂地方名人集萃》等书籍。
另据海南《义阳堂·符氏族谱》载，唐朝初年有符敦敏者，“（唐）赠节度使，迁沂州府（今山东省东南部）”，但其影响似是尚不足于成为当地郡望，但其四世孙符令奇，却是在建中三年平定李希烈反叛的战争中立下首功，并为此英勇就义，在事后的封赏中，唐德宗封其为琅琊郡王，赠户部尚书，其子符璘加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后又擢拜辅国大将军，行左神策将军知军事，拱卫京师凡二十年，次子符琳授检校太子宾客，琅琊郡公，三子符瑶授沂州别驾，琅琊县男。至此，符氏家族可谓显赫。
须要指出的是，符令奇父子之所以能成为贞观时间琅琊六大郡望的入选标准，并非时间上的错误。据台湾学者毛汉光先生考证，现今存世的《氏族志》并非贞观年间的初奏本，而是后世士大夫的私修本，“今日所见《北平藏谱》保持《氏族志》初奏本的外壳，内容略有变更，……撰成于天宝元年至乾元元年（742-758年），距初奏本已一百零八年以上”，而收藏于伦敦的谱本则是“撰成在元和十五年至咸通十三年间（820-872年），其承袭关系亦难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