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泾波的人生与坚守
有没有那么一种人,为了心中一个不灭的念想而坚守终生,也许是一个承诺,也许是一席话语,亦或仅仅是,一个眼神,一个深深烙印在灵魂中永不磨灭的眼神。这好像就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只存在于孩童的想象中,和,大人们的嘲笑声中。他们也许是世故了,但谁又能,真的忽视,轻视,这真善美的心灵呢?于是,一切一切的轮回,所有所有的宿命,就都来到了那天大会的结束时的,一次握手,一握,连接了两颗炽热的心,更握住了倏忽百年的生命风云激荡~~~~~~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各种思潮已争相涌现,那一天,注定是两个人生命中宿命的焦点--一位是才学渊博风度翩翩挥斥方遒间充满异国风情的传教士,一个是满清遗民任侠好客满腔热血在各种思潮中摇摆不定的愣头小伙,就这样,后者被前者的人格魅力所感召,从此拉开了这部将近百年的如戏人生的帷幕。
他就是傅泾波,而那位杰出的传教士则是在中国人民口中争议颇多的司徒雷登。
遇见司徒雷登时,傅泾波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正如五陵少年“交结五都雄”--当时学校里活跃人物大多与他来往频繁,包括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胡适、陈独秀和李大钊;至于校长蔡元培,那更是他父亲傅瑞卿的老朋友。留法派先驱李石与他有世交之谊,另一位留法派先驱吴稚晖也是他的朋友,在他的朋友当中,还有当时尚未步入政坛的山西巨富孔祥熙、左翼文学家瞿秋白以及南开中学的周恩来。他甚至还通过溥仪的英籍老师庄士敦,去谒见过当时仍受到民国政府优待住在故宫里面的逊位皇帝。
由于父亲的关系,傅泾波很早就和基督教有所接触,并且每周都参加北京青年会查经班的聚会。不过当时的傅泾波只是把基督教当作几种主要思潮之一加以比较。有时他参加完查经班,就带着心中的疑问去请教胡适和陈独秀。胡陈两人后来的立场虽然不同,但是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就是不赞成傅泾波参加宗教活动。胡建议他多读杜威的书,陈则斥宗教为灵魂的鸦片烟。傅泾波当时的思想状况可以说是在唯物主义和基督思想之间摇摆的,因为除了热心参加基督教的活动,他还参加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每周一、三、五晚上在北大举行的鼓吹暴力革命和唯物论的聚会。
事后,傅泾波这样回忆他那段时期的经历:“我有很多机会成为共产党人,但是我拒绝像他们那样,因为我深受美国个人主义及基督教导的影响。我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因为我信奉非暴力。”
而仅仅就是一个司徒雷登,一个土生土长在中国骨髓里流着美国之血的外国人,从此改变了傅泾波的命运,或者包括他自己的命运。
1920年,追随命运的感召,傅泾波转入燕京大学,在这所集诸多矛盾和争议的大学里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1922年傅泾波在司徒雷登的家人面前接受了司徒雷登为他进行的洗礼,成了一个皈依上帝的基督徒。“我从未随司徒一家一道去过教堂,但是他的榜样却唤醒了我应该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不要再无目的地在周围游移。”傅泾波如是评价司徒雷登在心灵上对他的指引作用。
于是,出于对司徒雷登的敬仰与支持,傅泾波利用前文所展现的出众的“好像从他那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那里继承了一种政治上的才智,他生来就有一种通晓官场心理学的本能”(司徒雷登语)的社交能力广为司徒雷登进入中国教育界,商界乃至政界添砖加瓦、牵线搭桥。傅泾波介绍的全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学者和一流大学的校长,这让司徒雷登惊喜不已,并提出让傅泾波担任校长秘书帮助他与中国社会沟通,而傅泾波仅仅提出的三个条件--除差旅费外不接受任何薪酬;不参与燕京大学的任何校内事务;只对司徒一个人负责。
从此,两个人的人生从火车的岔路走到了一起,傅泾波和司徒雷登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外交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答应了司徒雷登的请求之后,傅泾波兢兢业业地为司徒雷登在中国的事业开荒拓野,各个时期不同营垒的政坛重要人物,包括北洋军阀、伪满、民国政府、中共、汪伪政权等等他都有过来往,他也出色的完成了任务。但他从来不是燕京大学的正式职员,与其说他在为燕京大学工作,倒不如说他在为司徒雷登工作更为恰切。
从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教务长到其出任大使的27年间,司徒雷登成功地把燕京大学办成了一所一流的中国化的教会大学。这其中傅泾波的功劳是无法用一个统一的世俗标准去衡量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傅泾波在司徒雷登的事业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点从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时候,马歇尔给傅泾波想出了“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的头衔,让傅泾波可以跻身美国大使馆内并住在司徒雷登的邻室中揣摩出来。
如果故事至此结束,那么这只能算是一对有师生名分、父子之质的基情四射的故事以及一段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佳话而已。
但~~~~~~
在短暂的大使生涯让司徒雷登心力交瘁后,随着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1949年8月2日,作为替罪羔羊的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国的飞机,随行他的,还有傅泾波一家人。在司徒雷登炙手可热的时候,傅泾波曾经有很多次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但是他没有离开司徒雷登,因此还受到一些人的猜疑。现在,所有的猜疑都不攻自破。
回美国三个月后,司徒雷登中风偏瘫,他一生并无积蓄。傅泾波,这个中国王公的后代,像个儿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边。据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回忆:“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一直用英文叫‘Grandpa(爷爷)’……”“司徒雷登最感谢的是他的中国儿媳、我的母亲刘倬汉。”至于日常生活,大概可以由司徒雷登的学生徐英关于司徒过生日的一个回忆推测出来:“过生日时,司徒本人并不紧张。他坐在一张红绒椅子上接见来宾。那时他行动已不方便,要借助于助行机行走,上下楼梯时,全是由傅泾波扶持。他每天食量甚微,但样数不少,而且用刀用叉也不马虎,傅泾波夫妇像侍奉亲人一样奉养他,事事想得周到,做得也尽心尽力。他的寝室和傅泾波的相连,并有一门相通,二人同起同睡,他可以充分安适地静养。”
直至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去世。
临终之前,他给傅泾波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与其夫人的墓一起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
1973年,文革正酣,傅泾波受邀访问中国,在临湖轩与故友会面,观看样板戏,并前往东北参观炼钢厂和大庆油田。十个月后,返回美国。1982年,傅泾波到访台台湾。1984年,再次回国访问。1988年10月27日,傅泾波在美国去世。
傅泾波在美国去世后,中国驻美大使韩叙、侨务参赞陈启道和大使馆海陆空三军武官,以及新华社驻美分社社长等人都前往悼念,并且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这是中共在海外给予一位党外人士的最高礼遇。
故事到这里结束了,这幕人生的大幕终于可以拉上。但是却几件事不能不提—傅泾波的长子傅履仁成为美国首位华裔陆军少将,退役后从商,曾任麦道中国总裁,波音中国执行副总裁、安然国际中国主席;中美关系解冻后的1972年,为了解中国的情况,美国政府组织了一批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到中国访问,傅泾波的小女儿傅海澜是访华团成员之一。傅泾波在美国和中国的影响由此可窥见一斑。
2005年3月份,曾经在中国驻美使馆工作的国仲元先生(国先生因花瓶归还一事与傅泾波相识相交,并且与傅家保持联系至今)回国,说道:“他对于司徒的尊重,完全是中国传统的体现,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君子之风,在现在不容易看到了。”这也许是我们能给傅泾波先生最崇高和公正的评价了。
民国的烟云早已消散,有关傅泾波到底是姓“共”还是姓“资”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讨论也已渐渐平息,当然傅泾波与司徒雷登的生命编织的佳话也会被一波又一波的“新”模范所代替后,这其中所剩下的人性、心灵、命运和智慧的沉淀也许才会重新焕发出生机,而傅泾波先生的坚守和执着却足以让其同时代甚至现代的很多人羞愧和汗颜。
谦谦君子风,凛然民族魂,泾波默坚守,憾人大义生。
而,现在拥有傅泾波先生那谦谦君子之风的人,已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