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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说过：“此时此刻在地球上，约有两万个人适合当你的人生伴侣，就看你先遇到哪一个，如果在第二个理想伴侣出现之前，你已经跟前一个人发展出相知相惜、互相信赖的深层关系，那后者就会变成你的好朋友，但是若你跟前一个人没有培养出深层关系，感情就容易动摇、变心，直到你与这些理想伴侣候选人的其中一位拥有稳固的深情，才是幸福的开始，漂泊的结束。 爱上一个人不需要靠努力，只需要靠“际遇”，是上天的安排，但是“持续地爱一个人”就要靠“努力”，在爱情的经营中，顺畅运转的要素就是沟通、体谅、包容与自制(面临诱惑有所自制)。有许多人总是被“际遇”所迷惑与苦恼，意念不停、欲念不断、争逐不散，而忘了培养经营感情的能力才是幸福的关键。所以不要去追问到底谁才是我的Mr.Right，而是问在眼前的伴侣关系中，我能努力到什么程度、成长到什么程度，若没有培养出经营幸福的能力，就算真的Mr.Right出现在你身边，幸福依然会错过的，而活在犹疑与遗憾当中，这不就是许多“爱情虚无症”的遭遇与心态吗？” 萧伯纳的婚姻如何无从考据，但他的精神导师易卜生对资产阶级婚姻生活有一出深刻描写——《玩偶之家》 《玩偶之家》是19世纪挪威最伟大的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的著名社会剧。作于1879年。女主人公娜拉出身中等家庭，美丽活泼，天真热情。她热烈而真诚地爱着自己的丈夫海尔茂。为替丈夫治病，她曾冒名举债，又熬夜抄写文件，挣钱、省钱，偷偷还债。如果需要，她甚至表示可以为丈夫而死。但她的丈夫（过去的银行职员，现在的银行经理），却是个虚伪自私的资产阶级市侩，他平时管她叫“小鸟”、“小松鼠儿”，可一旦知道娜拉曾冒名举债，危及自己的社会名声和地位时，便一反常态，大骂她是“犯罪女人”，还扬言要剥夺他教育子女的权利，要对她进行法律、宗教制裁。后来，当债主受女友感化，退回了冒名借据时，他又转变态度，表示要永远爱她和保护她。经此转折，娜拉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泥娃娃”处境，发现自己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于是对保护这家庭关系的资产阶级法律、道德、宗教，提出了严重怀疑和激烈批判，并毅然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小说表现的是娜拉是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叛逆女性。她对社会的背叛和弃家出走，被誉为妇女解放的“独立宣言”。然而，在素把妇女当作玩偶的社会里，娜拉真能求得独立解放吗？茫茫黑夜，她又能走向何处？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其实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让我感慨的不是萧老的“爱情经验论”，而是生活中真实上演的“娜拉出走”的情景剧。最近经常和邻居大姐一起晚饭后散步，聊天兼运动。有一日我吃了饭叫她去散步，她开门面有难色，看看丈夫的脸色，说吃饭晚，碗还没有洗。我开玩笑道“让大叔洗嘛”。结果玩笑开得太冷，丈夫脸色僵的如冷藏室冰了十年的死带鱼。邻居大姐面露羞惭，我马上识趣的退了出去。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月夜下散步了很久，反省很多，包括对时常帮我打扫卫生的丈夫的感谢，还有难以抑制的随时想抽某些韩国男人耳光的冲动。没过多久，又一个晚上，吃了饭正和丈夫为谁洗碗剪刀石头布的玩的高兴，门铃急吼吼的响个不停。匆匆开门一看，邻居大姐蓬发赤脚站在门外，跟我借手机，身上只穿了一套松垮的T桖儿短裤。我让她先进来再说，她死不肯进来，只用手机给娘家打了个电话。大意是身上没钱，叫她母亲打的来接她回娘家。我忙找了几件自己的衣服和一双拖鞋给她。就在门口柠檬黄的灯下大姐三下五下换了衣服，一边对我尴尬的笑道：“他喝酒，我说他几句，把我撵出来了。”此日距离邻居大姐意外流产不到4周的时间。就在我气急呆立的瞬间，大姐下楼了。怪不得女人们都愿意和娘家住的近，方便出走。不问也知道电话那头的母亲会是怎样一种心碎。那天可怜丈夫听我骂了一个晚上韩国男人。第二天是周六，我们外出用餐后回家，远远的看到邻居大姐竟然在自家阳台上悠然的晒洗衣物。——娜拉竟然回来的如此之快！我和丈夫面面相觑，以后再遇到邻居大姐的丈夫，只当他是透明人。纳闷的他还问老婆，这个中国女人是不是和老公吵架了，怎么天天板着脸啊。 荒唐。无语。易卜生萧伯纳均是成名于19世纪，如果他们还活着一定会感叹那句老话“人生如戏”，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娜拉的续集没有悬念。 这样的续集每天都在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