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北京钢院附中的往事和记忆
——纪念北京钢铁学院附属中学成立50周年
原创：刘跃
2010年7月19日初稿
2014年6月15日补充修改
如今的北京钢铁学院附属中学（简称北京钢院附中）已经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只有那栋老式宿舍楼还保留着过往的影像和记忆,遥想当年，往事连连。新建的教学楼和实验楼气度非凡、鳞次栉比、灰墙绿窗、美不胜收。学校名称也与时俱进，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附属中学，显得比以前更响亮了。环境比过去更美了，设施比过去更好了，学生比过去更多了，教师比过去更强了，名气比过去更大了，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海淀区乃至北京市一所优质中学。学校简介是这样写的：“北京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原名：北京钢铁学院附属中学）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成立于一九六零年，占地51.8亩，拥有41个教学班，1480余名学生，170余名教职员工，是一所校园环境幽雅、教育设施现代化的完全中学，先后被评为首都文明单位标兵、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试验先进单位、北京市中小学科技教育示范学校、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ESD）项目示范学校、海淀区首批通用技术基地校、海淀区中英学校发展计划项目先进实验学校、社会公认特色育人成功学校、北京市60所“身边的好学校”等。学校坚持“人本、和谐、务实、创新”的办学理念，凝炼出“百炼成钢、铸就梦想”的学校精神，倡导“业精于勤，行成于思”的学风和教风，积极创建学习型学校，努力实现“办人民满意学校”的愿景。”
看到母校的进步和成就心中不由得感到骄傲和自豪。我的中学时代就是在这所中学度过的，初中三年，高中二年（那时高中是二年制），一共五年。我是一九七一年毕业于五道庙小学，文革时改为志新小学，后来改为北医附小，那时我们小学毕业后分配的主要中学是附近的北京钢院附中、北京北医附中和北京第93中学。很幸运的是我们那年的毕业生全都分配到了北京钢院附中，当时的学生来源包括：防化大院、北京医学院、北医三院、四机部15所、1201工厂、北京三建、塔院大队的子弟。那时从我们家去往北京钢院附中是一条弯曲不直的羊肠小路，为了学习我们每天都要往返于这条小路上，前前后后一共走了五个年头，也不知道走了多少里，不论刮风下雨下雪都是如此的奔波和辛劳，开始是步行，后来有了自行车，那时的学生单纯、朴实，没有私心杂念和歪门邪道，更没有电脑和网络，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粗布衣裳，学的是传统文化，用的是铅笔尺子，每天灌输的是打倒美帝国主义，解放那些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大众，等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后才知道唯独我们自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那时的北京钢院附中有一栋三层教学楼和一栋五层宿舍楼，这两个楼的设计图纸和建筑造型和其它学院附中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子，两个楼之间有一个大操场，宿舍楼的西侧是一个大食堂（后来改为礼堂），钢院附中曾经是寄宿制学校，所以在规划和设计时考虑了学生的食宿。学校前面是钢院附小，那时很多学院都有附属小学，学校西侧隔一堵墙就是北京第93中学，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中学建的这么近，可以说是紧挨着，这不是教育资源浪费吗？可能过去的附属中学都是为大学老师子弟服务的，一般都不对外招生，所以才又建了一所地方中学。
记得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北京市就说要普及高中，所以当时的教学楼是初中部，宿舍楼一层是办公用房和仓库，二层是高中部，三层以上部分后来改为教师家属宿舍了，那时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分一、二班，学校的东、北、南三面都是东升公社塔院大队的庄稼地，庄稼地里冬春季种的是小麦，夏秋季种的是玉米和高粱，另外还有水稻和疏菜。
我们上中学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每个人都成了红卫兵，每天都得带着印有红卫兵的红袖标上课，红袖标脏了还得自己动手洗干净，平时检查或评比不合格者还要被批评做检讨。那时机关单位、工厂企业、部队学校仍然在搞阶级斗争和各种运动，到处都是横幅标语和大字报，打倒地富反坏右，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标语口号比比皆是，随处可见。当时的教育体制已经遭到严重破坏，为此毛主席提出了“复课闹革命”的指示精神,上级给我们学校派驻了军宣队和工宣队，那时的校长已经被打倒了，学校的所有教学事务都交给了军宣队和工宣队的人负责，一切都得按照他们的指示精神办。学校开展了“斗私批修、批林批孔、批林整风、破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运动。我们一年之中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很少，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被学军、学工、学农占用了，我们学军的地方是北京军区驻昌平南口的坦克一师，学军的主要内容是队列训练，以及部队的起居生活和投弹、打靶等，学工的地方是北京市皮件厂和北京牡丹电视机厂，皮件厂是生产箱包的，商标是“双菱”牌，我们在哪里和工人师傅学着做箱包。北京牡丹电视机厂刚建厂时我们就参加了建设和劳动，做一些拉料和搬运的工作，可以不夸张的说我们也曾经为电视机厂的建设出过力做过贡献。最早北京牡丹电视机厂只能生产10寸左右的黑白电视机，改革开放后如鱼得水，电视机厂焕发了青春，与日本松下电机合作组装“松下牌”彩色电视机，几年后又有了自己的品牌，“牡丹牌”彩色电视机。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牡丹牌彩色电视机畅销全国并成为紧俏商品，没有票根本就买不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牡丹电视机厂开始走下坡路，销售直线下滑，最后不得不关门停产，现在的牡丹电视机厂厂房已经改建成翠微百货了。我们学农的地方是海淀区东升公社、永丰公社和百善公社以及南口农场。学农干的活就很多了，什么割麦子、插秧、割稻子、挖沟、犁地、种菜、采摘苹果等等都干过。
有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去永丰公社劳动锻炼，是以拉练急行军的形式去的，学校离永丰公社大概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学生们一大早就从学校集合出发，每个学生要背上自己的背包和行李以及食品和饮用水，大概有几十公斤重，就这样负重徒步行走，连续要走好几个小时。由于道路崎岖感觉路途很远，路上还要休息吃饭喝水，一路走下来感觉腰酸腿痛，筋疲力尽，就像解放军野营拉练一样。到达目的地后还要帮助老乡收拾屋子和土炕，整理自己的被褥和行囊。那时的农村条件非常艰苦，与城里的生活没法比。缺衣少粮，家徒四壁，洗脸、做饭、上厕所都不方便，用水都是井水或是去很远的地方挑水，一根扁担两桶水，小小年纪根本就挑不动，那也得咬着牙玩命挑，否则你就没水喝。我们睡的都是农村的土炕，又硬又冷，很不舒服，做饭用的大柴锅又煮饭又熬猪食，一锅两用，那你也得忍着，否则你就得饿着没饭吃，农村的厕所都是自己搭建的小草棚，下面挖一个炕就可以用了，上面没有棚子和遮挡物，夏天茅坑里都是涌动的蛆虫，女生看了吓的直叫唤。这还是在北京近郊区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村，要是放在大西北的农村可能早就当逃兵开小差了。学农的目的是要学生体验农民的生活，学会干农活，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要让学生懂得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同时锻炼学生的意志品质，学会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精神和顽强作风，那个年代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谁都不敢叫苦叫累，都得表现出勇敢无谓的革命精神。
一九七三年，黄帅和张铁生事件相继发生，受此影响，学生开始反潮流，不学习，不上课了，老师也不敢管学生了，害怕学生贴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的考试也由闭卷改为开卷并取消了蹲班留级，每到期中和期末考试时，大家也不用复习了，抄书找答案即可，保证人人过关，人人及格。
应该说我们这一代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在校期间根本没有条件和环境好好学习、认真听课，不是搞大批判就是搞政治运动，要不就是学军、学工、学农，那时的大学也受到了严重破坏和影响，几年都没有高考和招生了。后来实行的保送录取都是工农兵大学生，一没学习基础，二没思维意识，培育出来的大学生都是革命人物和积极分子，只要政治过硬就是合格的人才。老师和教授都被打成了臭老九，没有尊严和地位，整天的靠边站没事干。那时很多学习好的学生都丧失了上大学的机会，最后只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些同学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因为单位和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被下岗辞退，而且这些人一没学历，二无技能，年龄偏大，很难再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没有办法只能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着最低标准的生活。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的幸运儿，他们在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后考上了大学，有了一份理想的工作，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记得我们班主任是一位女老师，名字叫崔应兰，是教语文的，家住北京地质学院，由于他特别喜欢男生，愿意和男生交流和沟通，所以经常邀请男生到她家去玩，我也是其中之一。为此得罪了女生，女生特别嫉妒和不满，说她重男轻女，不顾及女生的感受，还经常在背后说她的坏话。但不管女生怎么说，有什么不满，她还是我行我素，不改初衷，一如既往，还是和男生保持着密切关系，直到毕业为止。崔老师身材比较瘦小，脸色较黑，那时有学生给她起外号叫崔黑子。她在学生面前永远都是落落大方，文雅秀气，为人性格直爽，刚正不阿，有点五四青年的范儿。
我们的数学老师是一位操着浓重山西口音的女同志，说话特别像已故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腔调，她讲课时很卖力气，说话声音也很大，但同学们就是听不懂她讲的是什么，课余时间同学们都学她的口音，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她也觉得挺没面子和不好意思。
我们的外语老师姓张，名字一时想不起来了，个子高高的，有1米9左右，曾经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高材生，长的英俊潇洒、仪表堂堂、文质彬彬，是一个书生气很浓的老师，在老师和学生中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学生们都很崇拜和喜欢他，他的外语课很受欢迎，他还是北京钢院附中外语教研组的顶梁柱，据说在海淀区各中学中他也是外语水平数一数二的佼佼者。不过那时我没有把握好学习外语的机会，辜负了张老师的谆谆教导和殷切期望。
那时男女生有着明显的界限，一般情况下男女生不能随便说话，也不能进行亲密接触，更不能谈情说爱，如果男生和女生搭讪，女生会说男生臭流氓、不要脸，所以男生都有意躲着女生，离她们越远越好，省的招惹麻烦。搞不好还会向老师告你的黑状，让你在班里当着全班同学道歉检讨。那时人的思想既封建又落后，都是传统的封资修和孔孟之道，男生和女生决不能在一起玩耍和聊天，如果被同学们看到了，那可是大逆不道，什么伤风败俗、道德败坏、下流无耻、作风不正等莫须有的罪名就会落到你的头上，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并受到同学们的冷落、潮笑、讥讽和打击，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狼狈为奸、臭名远扬。
我一直担任班里的宣传委员，就因为我写的一手好字，并且有文学爱好和美术天赋，虽然学习成绩不是优秀的，但也不是最差的，在班里我负责组织文艺活动和黑板报的设计和编写，有时候还帮助学校做一些抄抄写写的工作，比如帮老师抄教案，刻蜡版等。
那时男生穿的非常简朴，一般都是蓝色布衣布裤，而我们防化大院的男生穿的都是国防绿，那时女生穿的也很朴素，大部分都是单色（红色、粉色）或素花上衣和深色裤子，女生还把胸部包裹的严严实实，生怕露出里面的性感部位，由于破四旧、立新风，很多女生都不敢穿太花哨的衣服，生怕招惹是非，让人指指点点，被人说成花大姐或不要脸的东西。我们班最喜欢穿衣打扮的是张曼云和盖曼茹，他们俩说话都有点娇滴滴的，举手投足有点女人味，两个人的长相都是娃娃脸和肿眼泡，走起路来有点卖弄风骚、招摇过市的感觉，那时这样的女生应该算是班花了吧。张曼云家是北医三院的，还没毕业就随父母去美国了。盖曼茹先是参军入伍，复员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会，在礼堂负责放电影，后来也出国了。其它同学的去向就不得而知了，我当兵复员后还和一些同学保持着联系，后来因为工作关系就慢慢失联了，再也没有音讯了。现在这些同学都已经当爷爷奶奶或老爷姥姥了，儿孙满堂，其乐融融，幸福美满。如果有一天大家真的相见了恐怕都不敢认了，老眼昏花、白发苍苍、面带皱纹都是近60岁的人了。
我们是1976年底毕业的，应该算77届高中毕业生，毕业之前空军来学校招兵，一部分同学身体检验合格后参军入伍了，当时去的是河南一个空军运输机场，还有一部分同学走后门参军入伍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同时参军的还有高京聚、刘向宇、于晓波、马进、盖曼茹等，这些人都是防化大院的，因为父亲是部队的，所以有这方面的关系和渠道。剩下的都去北京郊区农村插队落户了，极个别独生子女和病残学生留城安排工作了。我们班很多同学都没有机会参加最后的毕业仪式，也没有机会照一张全班合影。
能记得起来的同学名字有：高京聚、刘向宇、于晓波、马进、王平、徐军庆（班长）、董彦、张扬、杨杰、王颖、张曼云、王玉梅（副班长）、盖曼茹、邵小明、赵永刚。
最有意思的是我女儿和我都是小学和高中的校友，她也毕业于北医附小和钢院附中。另外我小妹妹的孩子也和我是校友，母校都是钢院附中。
时间已经过去30多年了，很多往事和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但老师和同学的情意还是历久弥新的，当年的校园、老师和同学是永世不能忘却的，这是历史，也是人生的重要历程，值得永远珍藏和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