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的爱情
文/赵冬
呼兰河畔，一个渴望爱情相信真爱却被爱情噬咬得遍体鳞伤的女孩；一个热爱生活珍爱生命却被死神锁定紧追不舍的女子；一个才华横溢美丽如蝶却被苦难醍醐贯顶导致红颜薄命香消玉陨的才女……她就是中国最值得研究、最具神秘色彩的女作家之一萧红。她年仅三十一岁便离开了她热爱的人世。她的一生如同一只凄婉绚丽的蝴蝶，那如诗如梦的蝶衣，刚刚在纷乱的天空中绽放出一抹璀璨，就被冷风和寒霜裹挟而去，在不甘与无奈中零落成了了泥土。
前两个月参加了我市作协举办的记念箫红诞生一百周年的探讨会，与会的作家、学者、教授纷纷对萧红进行了
比较深刻的评价和讨论，使我对萧红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是什么让她的作品在日新月异、物欲横流的今天依旧绽放光彩，是什么让心渐寒冷、意渐委缩的我们无法忘记她短暂苦难的一生和她所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回到家里，把收藏的那本厚厚的《萧红选集》看了好几遍。
与萧红最近的一次接触是在1987年的秋天，那时我才20几岁，在哈尔滨做编辑的谭姨带着我去了萧红的故居，她对那里十分熟悉，她与在省委工作的爱人曾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她的爱人还将要出任呼兰县委书记。她告诉我，你是文学青年，来到了黑龙江不看看萧红日后会遗憾的。现在想想她的话，真的很有道理。我的半生都在文学的海洋里浸泡着，而在东北，做为她的老乡和文学追求者，我真的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拜谒这位才貌双佳却又命运多舛的文学前辈。
哈尔滨距呼兰不是很远，坐郊线的公汽大约一个多小时，就飘到了那个梦幻中的小城。小城很小，到处都是高
大的树木。路边很多院落长满了野花和蒿草路上还有马车从身边而过，似乎能将岁月沉封旧远的往事，重现在面前。大户人家的院落长满花卉蒿草，很多蝴蝶、蜻蜓飞来飞去，好像编织着萧红童年破碎、忧伤的梦影……
萧红故居坐落在松花江北岸的呼兰河畔，是北方乡村的典型建筑。萧红出生在这里，并渡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
时代。这是个传统的清末八旗式住宅，青砖青瓦，土木结构，是典型的带有满族风格的北方民居。这里有房舍30多间，主院内五间正房，东两间陈列萧红及祖母用过的部分物品；西屋两间做了展室，墙上悬挂着萧红生前的照片和中外名人参观萧红故居的留影三十多幅，还有与萧红共同战斗过的老作家萧军、端木蕻良、舒群、塞克、罗烽、白朗、方冰等人的墨宝。
那屋檐上的榫头和瓦当，在我目光的抚摸下显得有点凄凉与空寂，因为有微冷秋风的陪伴。这里的确早已经繁华落尽，你看那黄叶飘零，枯草满径；愁怨犹在、人去屋空；你看那时空流转、情路凄惨……屋内的摇篮、风箱、灶台；屋外的鸡窝、石磨、风车；还有那火盆、座钟、炕琴、炕桌、盖帘；还有那小簸箕、烟笸箩、棉靰鞡鞋、黑白老照片……萧红似乎还在这里用着这些熟悉的生活用品，她依然还是那样喜悦着忧伤着，她那迷茫的目光里，飘出的不能不是怅然若失；不能不是孤独无助；不能不是欲语还休。
在这里，我依稀还能看见那个年轻的倩影，她在老屋内外蹦蹦跳跳的，小辫子上的红头绳引来了蝴蝶的追逐，
她有时牵着狗跑来跑去；她有时捧着书埋头阅读；她有时站在院子里磕着瓜子说着笑话；她有时躲在屋子里想着心事梦着幸福……
萧红，原名张乃莹，乳名荣华，学名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乃莹。“萧红”是她发表《生死场》时使用的笔
名，另有悄吟,玲玲，田娣等笔名。1911年6月2日，萧红出生于呼兰县城一封建地主家庭。远祖张岱，萧红祖父张维祯一代从阿城县福昌号屯迁到呼兰。萧红的父亲张廷举，早年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长期担任官吏，具有浓厚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他对萧红冷漠无情，促使萧红最终走上背叛地主家庭的道路。母亲姜玉兰，生一女三子，萧红是第一个孩子。1919年8月母亲病故。幼年时一直和祖父生活，无忧无虑，同年12月，父亲张廷举续娶，继母梁亚兰对萧红姐弟不好，常常是费尽心机地虐待。
祖父张维祯非常喜欢萧红，经常带她到后花园玩耍。后花园就是后来出现在《呼兰河传》里面的大花园，一个
拥有她很多记忆的地方。由于受到祖父以古诗为主的启蒙教育，使萧红从小就打下较好的文学基础。可是慈善的祖父为人老实，在家中没什么地位，也改变不了萧红不幸的境遇。压抑与孤寂，造成了萧红敏感自卑的性格，留下了忧郁、感伤的印记，并使萧红对温暖和被爱特别“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1920年，萧红进入呼兰县立第二小学女生部读书，1924年升入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她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作文尤其突出，曾多次得奖。1927年8月，经过几番努力，16岁的萧红来到哈尔滨的东省特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原丛德中学，现萧红中学）读书。在那里，她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气氛的熏陶，迷上了新文学，开始对鲁迅、茅盾的作品以及辛克莱的《屠场》、法捷耶夫的《毁灭》等发生了兴趣。从小学时起，萧红就是一个聪慧进取的学生。到第一女中上学后，她接触到了进步文学作品所带来的新思想、新观念，因此对学校的封建束缚深感不满。萧红的作文及诗歌、散文常常会刊登在学校的壁报上，成为同学们学习的范文。在文学课上，对萧红影响较大的是语文教师王荫芬。他是一位鲁迅作品爱好者，在给学生授课时，将白话文带进了课堂。由于老师的指导，萧红的文学素养得到较大的提高，这为她以后的创作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当萧红出落成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时，她被很多追求的目光所包围。这时的萧红，心里早已拥有了少女的对爱
情的萌动。她渴望自己的恋人早日闯进眼帘，却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觉得萧红心目中的爱情是圣洁的、纯美的，但是现实的一切却把她心里那美丽的爱撕扯得千疮百孔。她的苦
难源自于她身边的男人，这些男人都是在她身心最脆弱的那一刻偷袭得手，而渐渐演变成了与死神站在一起，去共同摧残一个命运凄苦的弱女子的帮凶。
萧红对自己的爱情生活有很沉重的感慨，她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女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所谓的红颜薄命、情路坎坷，原因全在于此。
在1928年寒假期间，萧红由六叔保媒、父亲做主，许配给了哈尔滨郊外顾乡屯的汪恩甲。两家正式订下婚约，等萧红初中毕业再约定婚期。萧红刚由呼兰来哈尔滨读书，年龄小，阅历少，对这门婚事还没有更多的看法。那时她也比较满意汪恩甲，除了对方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拥有比较体面的职业外，据见过汪恩甲本人的萧红小姨梁静芝晚年回忆，小伙子“也算相貌堂堂”。当时汪恩甲已从师范学校毕业，在哈市滨江小学任教，同时正在读法政大学的夜校。订婚后，萧红与汪恩甲往来较为密切，除见面外，也经常通信，还给汪恩甲织过毛衣表达爱意。不久，汪恩甲父亲在齐齐哈尔被日伪密探暗害，萧红在继母带领下到顾乡屯参加了汪父的丧礼。这位没过门的儿媳居然为公公挂“重孝”而广获好评，汪家为此赏钱200元。平素，萧红借在哈尔滨读书之便常去汪家。但到后来，萧红发现他吸大烟，并染有其他恶习，才开始讨厌并疏远了他。
这段时间，萧红有了较多的机会与她的表哥——法政大学的学生陆振舜交往。通过比较，她开始对父亲安排的
包办婚姻不满。她要求父亲为她解除婚约。不料此事非但没有得到父亲的同意，反而促使父亲下决心尽早为他们完婚。父亲的专横态度使萧红与家庭之间的隔阂更深了，她的情绪越来越恶劣，渐渐影响了学习，有时甚至夜不能寐而借酒浇愁。萧红有两个知己：沈玉贤和徐淑娟也帮助萧红出主意，希望她能像她们读过的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娜拉一样：离家出走！父亲已将她的终身许配给了呼兰县驻军邦统汪廷兰之子汪恩甲。继母希望早点把丈夫前妻的女儿嫁出去，早点了却一桩心愿，以免再做过多的无意义投入。这时，祖父已经去世了，这个家庭给她的最后一点的温情消失了。萧红毅然决心要离开了这冷清的宅院，逃避了这桩包办的婚姻。萧红在《初冬》中曾说“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父亲的豢养……”
一个离家出走的少女，能支撑她的唯有爱情，萧红并无例外。她从童年起就渴望温暖与被爱，更何况在少女青
春妙龄时期。萧红快乐地编织自己第一个爱情的梦，诗的梦，初恋的“表哥情结”……在此之前表哥陆振舜已经从法政大学退学，先到了北京，入中国大学读书，并且几次来信催促萧红尽快到京，表示他将帮助萧红在北京读书，并说费用不是大问题，因为他家里的资助可以用于两个人的花费。这时，家里却坚决不同意她去外地读书，为此萧红曾大吵大闹。随后父亲就催促她尽快回家完婚。她假装同意，从家中要来了一笔钱款。她让一位同学陪着她去做了一件绿色大衣，余款就成了她出走赴京的费用。
萧红终日徘徊在哈尔滨街头，寂寞窘困已极，但始终没有屈服。1930年初秋，初中毕业后的萧红，毅然选择了抗婚离家、赴京求学之路。萧红很快就坐上了去北平的火车。一路上，萧红的眼里洋溢着幸福的喜悦，她想到北平投考艺术专科学校，还梦想与表哥组织起一个温暖的家庭。
萧红的抗婚出走，与表哥私奔，在呼兰县城引起很大震动。父亲认为她有辱门庭，大骂她“不肖，叛逆”，甚
至还宣布开除她的族籍。多年后，当萧红在哈尔滨贫病交加之际，父女在街头相见，居然还冷眼相对，形同路人。
初到北平，萧红与表兄陆振舜在一所公寓里同居，表兄还帮她联系到师大女附中读书了，这似乎就是她理想中
的爱情生活。可是好景不长，表兄经济上很快就显露出了窘境。冬天天了，天气干冷，萧红来时又没带冬装，她只好穿着单衣去上课，经常被得瑟瑟发抖。年终时陆家来信，此前陆振舜向家里提出了与妻子离婚，但被家里拒绝并催促他们寒假必须回东北，否则将断绝一切供给的费用，这显然是萧家向陆家施加了压力的结果。这一年的冬天，萧红和表哥陆振舜在房中了煤气，突然昏倒了。朋友忙乱了好一阵子，她才苏醒过来，后来由这件事大家谈到了“死”，乃莹（萧红）说：“我不愿意死，一想到一个人睡在坟墓里，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多么寂寞啊！”
1931年春节将近，萧红眼看着在北平无法再待下去了，无奈只好回到了呼兰家中。父亲怕萧红再次出走，决定将全家迁回老家阿城福昌号屯乡下。萧红在这里住了七八个月，她就像狱中的囚徒，没有了人身自由，每天只能在众人的监视下在院内活动。因为她曾逃婚，所以倍受家人的冷遇与戒备。而她的境遇得到了小姑的同情，在小姑和小婶的帮助下，萧红悄悄地撬开窗户逃出家门。1931年秋，萧红又回到了哈尔滨。可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哈尔滨的亲友们再见到她时所给予她的多是白眼和冷遇。过去那些要好的同学也大多各奔前程了，这段时间，她就躲在学校宿舍里，趁别人白天去上课，她抓紧时间睡觉；她也曾在一位同学家里暂时栖身。自尊心很强的萧红，不好意思总在同学家中白吃白喝，经常很早就到街上流浪，直到很晚才赶回去与同学一起吃晚饭。她急于找一份工作维持生计。她曾想到工厂去做工，甚至想加入街头缝补女子的行列，但都没成功。她在几乎要走投无路了。这时，萧红又想起了汪恩甲，曾到郊区顾乡屯的汪家找他，却被汪家的人赶了出来。汪恩甲得知此事后，来到哈尔滨找到萧红，表示愿意帮助她，条件是萧红与他同居。萧红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但提出要汪恩甲与她一起到北平读书。就这样，两人住进了位于道外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
据史料记载：与汪恩甲在哈尔滨同居以后，萧红始终不见他有赴京读书的打算，总是借故拖延动身。春节期间
，他把萧红一个人留在了阴冷的旅馆，自己回家过节去了。萧红一个人留在旅馆，既孤单又寂寞，心情痛苦到了极点。她已经明白了，汪恩甲对她不怀好意，并非真会同她一起到北平读书，他只是以此骗她就范罢了。她决意独自一人再去北京。她赌气变卖了身边不多的物品，东拼西借地凑足了去北平的车费。
春节过后，表兄陆振舜给在北平的同学李洁吾拍了电报，说萧红已离哈赴北平，请他帮助照顾她的生活。萧红
到北平之后，李洁吾常常步行到萧红的住处陪着她。而汪恩甲过完春节回到旅馆后发现萧红已不辞而别，他十分气恼，找萧红在北京的旧地址一路追了过来。王恩甲在北京找到了萧红，可两人谈崩了。汪恩甲感到萧红与李洁吾关系密切，就威胁说：如果她拒绝同他一起回哈尔滨，他就要向别人告发她与李洁吾的亲密关系。李洁吾也无力留下萧红，为避免汪恩甲闹出更多的事来，萧红同意回去。她卖掉毛皮大衣，又只身返回哈尔滨。为了摆脱汪恩甲，她到“东特女二中”去找堂妹张秀琴、张秀珉姊妹俩。她俩将萧红留下，并取得学监的同意，让萧红在高一年级读书。但不久，她又不辞而别。因萧红发现自己已怀孕了，所以又与汪恩甲回到了道外东兴顺旅馆。这时的萧红只想安顿那失重的情感，却不问哪里是安顿之处。与王恩甲同居，当初逃婚的理由依然存在，王恩甲仍然是那个不成器的王恩甲，兜了个圈子之后，萧红还是没能逃过他。
逃婚事件已使汪家不可能再接受萧红了，对此，汪恩甲心里非常清楚。但为了稳住萧红，他还是说要慢慢地征
得家里的同意。这是显而易见的搪塞之辞，却骗得萧红信以为真。他们在东兴顺旅馆一住就是几个月，转眼到了夏天。由于拖欠了几百元的食宿费，他们被安排在一间小窗上有铁栏的小仓库内居住，遭受着让人难忍的歧视。眼看着生活越来越艰难，汪恩甲也很无奈。6月间，萧红已大腹便便，汪恩甲决定回家拿钱，但一去便再无音讯了。后来据说汪恩甲并非是个无情薄意之徒，他是在回家的途中，被日本人给害了。
可叹饱受贫苦与磨难的萧红，不仅因为怀孕而行动困难，而且身无分文，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他俩先后在旅馆
住了7个多月，欠旅馆食宿费600余元。旅馆停止饮食供应，天天向萧红索债，并扬言要把萧红卖给妓院抵债。
1，萧红与萧军
我那时很不喜欢萧军，觉得他五大三粗的配不上精巧灵秀的萧红。但后来我才知道，他对于萧红来说，是一个
极其重要的男人。
萧红一个人挺着大肚子，临产期近，汪恩甲却不知去向。她被困在了旅馆，处境艰难。山穷水尽的萧红，只好
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文艺周刊发出了求救的呼号。
1932年的夏天，《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裴馨园收到了一封求救信，信里说：“我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学生，因为反抗父亲包办婚姻，毅然出走，但是社会对我多么不公平啊！我逃出了封建家庭，却没有逃脱一个伪君子设下的陷阱。他欺骗了我，侮辱了我，抛弃了我！
现在我住在滨江饭店，欠老板六百元的巨债，被当作人质，每走一步都受到旅店严密的监视，真像一只被封在
茧里的蛹，孤独、窒息。我简直不敢相信，难道现今的世界还有卖人的吗?有?我就将要被卖掉。谁能救我呀?上帝!谁能救我！我曾经有过少女的梦想，美丽的青春，可如今这一切都毁灭了……也许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应该有温暖和爱。我还年轻，还有憧憬和追求，还要生活，要奋斗，请你们伸出手来。”写信人是萧红。这封信在编辑部里引起了不少的震动。
第一个来看望萧红的是舒群，当时哈尔滨发了大水，已经将旅馆的一楼淹没了，舒群买了两个馒头、一包烟，包成小包捆在头顶，游着泳到了萧红栖身的旅馆，看见萧红只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天蓝色的旧旗袍，赤着脚，拖了一双变了形的女鞋。因为怀孕，旗袍的开襟一直扯到了腰际。萧红那时非常憔悴，脸色苍白，神态疲惫。又冷又饿的萧红看见了雪中送炭的舒群，实在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舒群的家被大水淹没，全家已成难民流落到南岗，旅馆外面是一片黑洞洞的汪洋，苦恼的舒群无法立即转回去，就在萧红房间的地上蹲了一夜。第二天舒群将此事告诉了好朋友“三郎”。“三郎”一听义愤填膺，当即要求只身前往。报社副主编裴馨园遂派“三郎”去探望萧红，给她带去一些书籍和杂志。
自从“九一八”事变发生，萧军几乎就没有开心过，他在沈阳组织抗日武装，最后无功而返。不得已逃往哈尔
滨，化名三郎，为《国际协报》撰稿，写一些激发种性、砥砺民族气节的作品。
萧军（1907.7.3—1988.6.22），原名刘鸿霖，满族，出生于辽宁省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笔名三郎、田军、萧军。1925年考入张学良在沈阳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学习法律和军事。1929年，萧军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懦……》，以“酡颜三郎”为笔名，发表在当年5月10日沈阳《盛京时报》上。小说愤怒地揭发了军阀残害士兵的暴行。接着萧军又在《盛京时报》上发表了《端阳节》《鞭痕》《汽笛声中》《孤坟的畔》等小说。1932年初，萧军到了哈尔滨。正式开始文学生涯，也正式成为党的地下组织所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中的一员。1933年秋天，他和萧红（萧红萧军意为：小小红军。）合印了一部短篇小说集《跋涉》。1934年10月创作了著名的《八月的乡村》。《八月的乡村》的出版不但显示了抗日文学的实绩，也奠定了萧军在文坛上的地位。从此，他与萧红成为“东北作家群”的著名代表。
他和她，一个豪情侠义、英雄救美；一个潺弱多情、急待救助，就这样相遇了，倾刻间就撞出了爱情的火花。
萧军发现萧红不是一个平常的女性，她的经历和见解都让他惊讶，竟让他“感觉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在我面前的只剩下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我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临行时我指着桌子上用一片纸盖着的那半碗高粱米饭问着她：‘这就是您的饭食吗？’她漠然地点了点头，一股森凉的酸楚与要流出来的泪水冲到我的眼睛里来了，我装作寻找衣袋里什么东西低下头来……”那夜，他们谈了太多，有关文学，有关人生，有关爱情，临别时候，两人已经将彼此的心深深地许在了一起。
萧红对萧军的到来，非常惊喜，她没有料到那封求救信会引起反响，更没有料到来看望她的人正是她所佩服的
作家三郎。萧红读过萧军以三郎笔名发表的诗歌和小说。萧军当时头发蓬乱、衣著褴褛，活似个流浪汉，然而，却散发著豪爽的英气，萧红不由产生信赖和亲切的感觉。年轻的萧红在那狐鬼满路的茫茫人海裏，终於遇到一个知音，便打开心扉，把自己的悲惨身世，不幸遭遇，难言的屈辱，痛苦的心情，对爱和美的渴望与追求，尽情地倾述出来。一点崇拜敬仰，被拯救的感动，太容易演变成爱情，而萧军则带着一点英雄救美的慷慨激昂，和对萧红才华的认可。在三郎眼里，这个受难的姑娘是极其美丽的，像她的小诗一样清新动人：“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
为了营救萧红，萧军想尽办法依旧无法把她接走，因为萧红欠下的房租实在是太多了，有600多块。萧军付不起，他一筹莫展。1932年的7月份，哈尔滨连续降水27天，整个城市都在洪水中浸泡着。萧军此时很烦躁，心情如这绵雨，灰茫茫一片……8月12日，松花江堤决口，洪水奔流，哈尔滨大片地区成了汪洋泽国。萧红所在的东兴顺旅馆，一片混乱，店主早顾不得楼上付不起房费的女人了，自己逃生去了。大洪水帮了萧军一次大忙，在洪水袭来的黑夜，旅馆将倾的那一刻，三郎趁乱救出了萧红，带着她逃离了那个恶浊的旅馆。从一个旅馆逃到另一个旅馆，他们只能暂时栖身在欧罗巴旅馆。因为没有钱，店老板抽走了雪白的被褥床垫，他们躺在光秃秃的棕板上，睡眠还可以将就，可是咕咕作响的肚子不能将就。他就出去给她找吃的，孤苦无助的萧红终于投入了萧军火热的怀抱。
萧红是带着身孕嫁给萧军的
该到分娩的时候了，萧军将她送进了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初秋的一个雨夜，萧红在医院里顺利生下一名女婴
。产后她的身体十分虚弱，因为交不出医疗费，她常常要受到医生的冷落。萧军常常来看她，并对医院那种冷落病人的态度和做法提出了责问。衰弱到了极点的萧红，这时特别需要温暖的照顾和强有力的护卫。萧红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婴孩，联想到汪恩甲，这个让她充满屈辱的男人，萧红不自觉地把这种恨转移到新生女儿身上。孩子出生已经五六天了，倔强的她竟然不看孩子一眼，也不喂孩子一口奶！萧红是怕养不活这个孩子，她希望将孩子送人。不看孩子一眼，是怕看了舍不得；不喂孩子一口奶，是不想对这个孩子有任何的养育之恩，只有这样，她才不会觉得愧汗！
因为生活无着落，萧红的身体又十分虚弱，他们把刚出生的女孩送给了别人。可这时候饥饿成了萧军、萧红此
时最深刻的记忆。每天只吃一顿饭，就是这一顿饭都吃不饱。能当的东西都当掉了，能借的门路也都求借了，两个人的生活晦暗到了极点。幸好，没过多久，萧军找到了一份家教工作，萧军不收学费，只要求对方提供一处住所，对方答应了。这辗转漂泊了不少日子，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落脚处，筑成了一个家。萧红在萧军宽厚臂膀里得到了小憩。在她的《商市街》记载的是萧红出院之后与萧军在哈尔滨共同生活的经历，他们先是住在欧罗巴旅馆，后来搬进了商市街萧军做家庭教师的人家里。这部散文集大部分的文章都围绕着饥饿、寒冷、贫穷、借钱、求职等主题在写，那是萧红那段时期生活的主旋律。其中一篇标题直接叫《饿》，饿到几乎去偷人家门上挂的列巴圈，饿到写信给原来中学的图画老师借钱；还有一篇《飞雪》是写冷，“在屋里，只要火炉生着火，我就站在炉边，或者更冷的时候，我还能坐到铁炉板上去把自己煎一煎。若没有木柈，我就披着被坐在床上，一天不离床，一夜不离床”。东北的冬天，木柈就像粮食，一刻都离不了吧？为了包子和木柈，萧红走进当铺，用一件新棉袄换来一块钱，“路旁遇见一个老叫化子，又停下来给他一个大铜板，我想我有饭吃，他也是应该吃啊！然而没有多给，只给一个大铜板，那些我自己还要用呢”！(《当铺》)
这就是萧红，自己朝不保夕，也不能不给路边的叫化子一个铜板。类似的事情后来在武汉也发生过。1938年武汉被围，端木只身入蜀，怀孕的萧红滞留在武汉，朋友设法给她留了五块钱傍身，可是她豪爽地请大家吃冰，连找回的零头都送给了冰店的服务员。
正是萧军，给了萧红以做人的尊严，生存下去的勇气，开创新生活的希望。萧军冒严寒，忍饥饿，外出四处打工授课，养活了产后在家待业的萧红。终于稳定下来的萧军与萧红，开始了一段崭新的人生。萧军是报社的编辑，时有文章发表，萧军最早看出了萧红潜在的才华，他还积极鼓励她并几近手把手地扶持她进行文学创作，就这样，萧红也开始写作了。她的初作——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在《国际协报》上。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坎……两人合作完成了一部名叫《跋涉》的文集。
他俩决定用萧红河萧军来做他们各自的名子发表作品。二萧在哈尔滨度过了一段安宁而充实的时光。后来萧军
提议，并且亲自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使得萧红得以与萧军并驾齐驱蜚声国内外文坛。在这部被鲁迅赞誉为“力透纸背”的作品中，其中一些至关重要震撼人心、充满着强烈反满抗日情调的灵与肉、血与火搏击的活生生的场面，都是在萧军的提示下完成的。
她的命可以说是他拣回来的，他们一起外出的时候，总是一前一后的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的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这就是他们之间命定的姿态。二萧与鲁迅结识，这成为二人在文学事业上的转折点。1934年10月，在鲁迅的支持下，他们搭乘日本货船来到了殖民地上海，住在大陆新村，成了鲁迅的邻居。在鲁迅身边的初期，他们的创作和情感都更加丰盛，而且鲁迅还专为他们设下宴席，以便能介绍一些文坛的朋友给他们认识。为了给萧军准备一件合适的见客礼服，萧红连夜缝制衣服，在昏暗的灯光下熬了一夜，这些绵密的针线里凝聚了萧红的无限情意。1935年，“二萧”的代表作《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的重头戏，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当即震动文坛。萧红凭借自己的哀沉深重的文学主题和质朴清新的文学手法，迅速在左翼文坛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建立了声名。这两本著作一举奠定二萧在中国文坛中的地位。
这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段蜜月在两年后不可避免地结束了。好不容易有了稳定的生活，有了理想的事业，可他们之间的感情却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事业上成功了，可萧红在感情上却陷入了困境。此时的萧军，即便心里有些许不平衡，也属正常。昔日那个躲在自己身后，自称“悄吟”的女孩，如今一夜长大，一跃成为文坛备受瞩目的新新力量，并且在文学理想上，萧红的大写意式的创作方式，也同萧军相去甚远，她比萧军起步晚，却比萧军走得远，可谓开创了一条有萧红特色的文学道路。萧红这种在文学上的飞速进步，在萧军心里，或多或少，我想都会形成一个落差。萧军暴躁的性格，与萧红忧郁的心情之间的不和谐，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显现出来，这种不和谐深深刺痛了萧红的心。“往日的爱人，为我遮避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来抵抗？”
有人说：萧军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性格中充满男人粗犷的刚气，他不喜欢婆婆妈妈的矫情，对待感情，远不
如萧红细腻。萧红是很感性的女人，她谨小慎微地处理着一切，在乎着一切，周围的一切对她总会产生很大影响。萧红身上凝结着中国传统女性共有的柔性特征，她对男人有很强的依赖感。与此同时，萧红的性格中又有着新时代女性自尊的一面，在处理一些问题上，她很是执拗。萧红是爱萧军的，而且爱得很深很深。正因为这种深爱，她才会完全地依赖萧军。但是萧军确实有些粗线条，因此常常漠视了萧红的感受，这又极大地挫到了萧红的自尊。执拗的萧红总会选择与萧军针锋相对，就这样，萧红与萧军争吵不断。萧军自知与友人妻子之间的感情不会有结果，选择了理性的结束。萧红虽然心痛，但是为了维系这段感情，她保持了沉默。可是这件事却像是一把利刃，在萧红心头狠狠地划上了一道伤痕！
人们总会有这样的疑问，他俩的到底为什么争吵不休，乃至于最后的分手？萧红曾经做出过解释，她说：“问题还是老问题，就是到底为了一个考虑，还是为了更多人考虑”有人理解是萧军总要去参加抗战，那是为了更多人的考虑，萧军若是留在她身边，那就是单为一个人考虑。可当初为什么能为了一个人考虑？现在为什么又不能为了一个人考虑？抗战固然是不可忽视的大环境，但在这之前，两人经历的内心挣扎，也格外引人注目。走到这种结果，也绝不是一朝一夕的矛盾所致，想必是矛盾已经膨胀得无法复原了才会有最终的爆发，他俩的矛盾与彼此的感情走向和性格冲突有直接关系。
也有人认为，萧红的闯入，给鲁迅幽闭的心打开一扇窗户。在鲁迅面前，萧红常会流露出小女人的娇纵。鲁迅对萧红，给了她太多的溺爱，她可以随时来到鲁迅的家，就像自己家那样随意，她也可以坐在鲁迅的腿上跟他撒娇，令许广平见了都赶紧扭头走开。1936年，因为萧军的感情出轨，这件事对萧红产生了很大的刺激。她经常发烧、失眠，口干，胃痛，肚子痛，于是她频繁地到鲁迅先生家里去做客。是的，鲁迅对萧红的关怀真象慈父般地无微不至，寂寞的萧红常常一个人到鲁迅家去，有时一天去两次。鲁迅家客人不少，但纯真活泼的萧红到来，总让鲁迅开朗快乐许多。为了和萧红聊天，鲁迅是宁可不休息的，有时聊天到十二点都没夜车了，鲁迅就让许广平送萧红，叮嘱要坐小汽车，还要许广平把车钱付了。余杰说，鲁迅曾悄悄喜欢萧红，而萧红也悄悄喜欢鲁迅，“他们之间，除了师生之情外，时常产生精神上和感情上的撞击。”这些萧军看在眼里，自然他心里不会舒服。
萧红对萧军一直是十分在意的，但她无法原谅萧军的情感出轨。他俩作为文友是十分相称的，或者可以作情人
，但作为夫妻却并不合适，在萧红的心目中，她只想建立一个和谐安定的小家庭，有米袋，有面袋，有菜篮，但萧军并不这样认为，他在小说《烛心》中详细记述了当时与萧红的爱情的谈话：“爱就爱，不爱便丢开”，这种观念使他在与萧红同居期间，频频发生外遇，对萧红感情上的折磨是非常严重的。他的文学才能是无法与萧红媲美的，他只是靠刻苦和勤奋取得了一定的文学成绩，而萧红完全是一个文学天才，情感的细腻深沉又有几人能与之比肩？
萧红和许广平
我看过有人写下这样一段文字；读了实在让人心酸：萧军义气的拳头，曾数次痛击他所不齿者，拳头是他打出
的另一种文章。拳头一旦如雨般落在共患难的妻子身上，便凸现暴力的狰狞面目。看见萧红左眼有一块青肿，梅志和许广平关心地询问，萧红掩饰说是晚上不小心跌伤的。萧军冷笑：别不要脸了，什么跌伤的，还不是我昨天喝醉了打的！这段文字，将人的心攫住。一个文明的男人，粗暴地撕下那女子最后一点遮掩，语言的暴力比拳脚的伤害更重，更为可怕。被打的弱女，竟连扯块谎言遮蔽自尊也不可能！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的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经常动手打了萧红。在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深处遍布着难以医治的创伤。
为了缓解冲突，为了愈合心中的伤痕，萧红听从了鲁迅的建议动身去了日本，而萧军则回到青岛。1936年7月15日，鲁迅一家为萧红饯行，几天后，萧红远渡日本创作、疗养。萧红的这次为期近一年的旅行，无疑是他俩矛盾激化的结果，我们知道，在临行之前，萧红甚至有过一个短时间的离家出走，两团苦闷，仿佛两团浓雾，压在他俩各自心里，无处诉说。想不到竟是她与鲁迅先生的永诀。
萧军在晚年写文章表示了他对萧红的悔意，认为自己当年没能好好待她是他一生的痛。确实，最爱的人伤她最
深，她曾痛苦地质问：“我不明白男人为什么要对女人粗暴无礼，为什么要对女人不忠。”有明眼人这样分析道：二萧的关系从相识之初注定是不平等的。萧军对萧红“有过度保护的倾向”，且自始自终有种男子的优越感，喜欢高高在上。而萧红，虽然对自身又做情妇又做丫环的处境有觉醒，但却又始终委屈求全。失去爱人对她来说无异于失去生命。在她最痛苦的时刻，她还是不断地给萧军写信，幻想这个一再伤害她的男人能再次救她出感情的苦役。
萧红只身东渡日本。即使到了日本，客居他乡的萧红仍然思念着萧军。萧红还频频地给萧军写信，萧红从1936年7月18日踏上到日本渡船给萧军的第一封信到1937年1月4日不到半年时间就给萧军写了35封信，从信中看到萧红对自己的情感的压抑和对萧军的恋恋不舍，盼望萧军回信的殷切心情。她在给萧军的信里还张罗着要为他买柔软的枕头和被子。但当萧红满含希望地回到萧军身边后，他们的矛盾却发生了进一步激化，猜忌和怨恨变得毫无遮拦，最后分手的时刻终于降临了。萧红是非常珍惜这段感情的，她写了很多诗。虽然很怨恨萧军，甚至骂萧军，但是她内心里还是希望萧军回心转意，她不想舍弃萧军。
后来的人们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
是血性汉子。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萧红回国后，直接回到了萧军身边。萧军不改旧态，依然当着人的面打骂贬低萧红。但萧红发现自己不再孤立
无援，她有了新的追求者和保护人——端木蕻良。1937年10月，萧红和端木蕻良在武汉相识。因为情趣相投，萧红对端木很有好感。“端木身材瘦高，穿着洋气，说话和声细雨，性格内向，孤傲、文质彬彬，与萧军的粗犷、好强、豪放、野气形成鲜明对比。当几人在争论问题时，端木一般都站在萧红一边，端木从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只是采取迂回战术。”这是端木的胸襟，也是一个男人的胸襟，萧红眼里这些都是可爱之处。尤其让萧红感到欣慰的是端木“不仅仅只是尊敬她，他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这是其他朋友没有过的，当时只有鲁迅与胡风赏识她的才华，萧军嘴上不说，心里是不服气的，其他朋友也是如此。因此端木对萧红文学成就的赞赏，对萧红有特殊的意义，使她感受到来自一个男性的对她才华的赞美。
萧军萧红和黄源
1938年初，武汉的局势恶化了，日军随时可能打来，许多进步人士纷纷撤离。当时，“山西王”阎锡山在临汾创办了一所民族革命大学，聘请李公朴担任校长。萧军、萧红、端木等一起来到山西民大，要在这里教书，但临汾很快也是不能住了，日本军队马上就会打到这里。关于去留问题，他俩发生分歧，而且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激烈，因为这次选择与生命有关，与爱情有关。萧军希望留下来，参加当地的游击武装。拿起枪来打鬼子，这是萧军多年来的夙愿。
出于妻子的角度，萧红是多么希望萧军和她一起离开临汾，虽然二人感情已有裂痕，但是两人毕竟一起生活了
六年，萧红还是深爱着萧军的，她不希望萧军有丝毫的损伤。“三郎，不要逞强了，以你的才华，如果牺牲了，将是很大的损失，而这个损失不仅仅是你一人的。”萧红这样劝着萧军。“每个人的生命价值都是一样的，前线战死的人不一定全是愚蠢的，为了民族、国家，谁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而谁又该去送死呢？”萧军的态度非常坚决。萧军还补充说：“我们还是各自走各自要走的路吧，万一我死不了，我们再见，那时候如果我们还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分开。”听到这样的话，萧红沉默了，她分明听出了萧军的话外音。萧军是告诉她，这次分别，就是二人感情的结束。
经过一番犹豫和痛苦，萧红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从萧军那里收回，转交给了作家端木蕻良。1938年2月，萧红和共同生活了六年的萧军在西安分手了。
萧军与王德芬
萧军先后有过3位妻子，王德芬便是萧军的第三位妻子。抗战时期，王德芬父亲运用文艺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组织了一个家庭剧团———“王家兄妹小剧团”，排练抗日剧目《放下你的鞭子》。在兰州颇有名气。大姐王德谦扮演剧中的观众女学生，大儿子王德彰扮演卖艺的老头，妹妹王德芬扮演老头的女儿香姐，弟弟王德威扮演打鼓的小伙计。萧军是一个成熟的男子，性格开放而又热烈，于是他更加执着地追求，过度热情地冒进，表现出了一个男子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劲头。在萧军强烈而热情地追求下，王德芬终于动心了。经过一个月的热恋，这对年轻人的爱情终于在父母的压力下成熟了。于是，萧军决定带着王德芬离开兰州，王德芬也终于决定随着萧军奔赴他们自己的前程。
他们离开了兰州，他们去了西安，萧军原本打算去武汉，在西安听说日军犯鄂，又临时决定去了四川成都，
1940年3月由成都经重庆，再次到西安，与6月14日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他们携手走上了他们充满希望的新的革命征程。尽管在他们后来的人生旅途中充满了风雨充满着坎坷，无论是萧军1942年在延安因王实味事件被批判，还是1948年萧军在哈尔滨因主编《文化报》被批判，也无论是1957年萧军在“再批判”中被被再批判，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批判，在艰难漫长岁月里，虽然他们的物质生活有时是困难的，他们的心情是苦闷的，然而他们却始终相爱如初，他们的人生却依然是幸福的。
1940年6月第二次去延安。从这时起，一直到1945年冬末，萧军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延安。他担任了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文协”分会的理事，《文艺月报》的编辑，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教员等职务。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9月23日重返阔别了十二年的哈尔滨。萧军先后担任了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鲁迅文化出版社社长、《文化报》主编等职务。就在这时，发生了《文化报》与《生活报》论争事件。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的“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确认了对萧军的政治迫害。从此萧军便被排斥出文艺界，被湮没了整整三十年。1988年6月22日因病逝世于北京。
2，萧红与端木蕻良
1937年8月13日，日军开始进攻上海，萧军和萧红参与了《七月》杂志的创刊，也正是因为《七月》的缘故，萧红才得以结识她生命中又一个至关重要的男人――端木蕻良。因为萧军萧红与端木都是东北老乡的缘故，他俩就收留过端木同住。端木蕻良自幼家境优裕，加之其有清华大学的学历背景，着装打扮与一般人很不相同：留有一头乌黑长发，散披在脑后，穿一件笔挺的一字肩西服，很有特点。从一开始，萧红就对端木很有好感，因为端木特别会说话。端木蕻良经常称赞萧红的文笔，这让萧红觉得舒服，因为萧军从来不会这样！
端木蕻良，（1912.9.25—1996.10.5），满族，原名曹汉文，又名曹京平，曾用笔名黄叶﹑罗旋﹑叶之林﹑曹
坪等。现代著名作家、小说家。192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左联”，发表小说处女作《母亲》。1933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1935年完成，成为三十年代东北作家群产生重要影响的力作之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山西﹑重庆等处任教﹐在重庆﹑香港﹑上海等地编辑《文摘》副刊﹑《时代文学》杂志﹑《大刚报》副刊《大江》﹑《求是》﹐长期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积极投身于文学创作，主要有长篇小说《大江》、《大时代》、《上海潮》、《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和诸多中短篇小说，其中《新都花絮》、《风陵渡》、《红灯》、《红夜》、《雕鹗堡》等篇都是有影响的佳作。
后来他俩搬出了原来的住所，但萧红时常还是会回来坐坐，替端木蕻良收拾一下房间。萧红与端木蕻良接触的
感觉完全是一种全新的感受，在端木那里，萧红可以享受到那种在萧军处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充分被尊重。时日渐长，萧红似乎对端木蕻良产生了好感，但对于这种感觉，她自己也不清楚是否是爱。
一日，萧红再次来到端木蕻良寓所，端木不在，萧红又如往常一样收拾陈设。看到昔日生活过的小屋，萧红心
里突然很乱，她在书桌上留了一张字条，写下如此文字：“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从武昌直至西安，端木蕻良一直在萧红的身旁。对于端木蕻良的追求，萧红并非不放在心上，但她还不能马上
把感情转移到他身上来，她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个女性，一个软弱、缺乏自信、感到无力支撑自己感情的女性。因为文人的惺惺相惜，萧红在临汾与萧军分别后，与端木有了更多的接触，常常主动找端木谈创作，谈她的身世。这样的描写，谁看了能不心动？西安古城，大雁塔下，碑林书法旁，清风徐来，处处都留下了两人相谈甚欢的足迹，虽然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但两颗心的距离却分明越来越近了。只是，谁也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后来饱受世人争议的罗曼史的开始。
萧红对端木蕻良那种微妙的变化，萧军是分明感知的，他表面隐忍，在内心深处却结了死结。萧军来到西安后
，萧红提出与萧军正式分手时，萧红与端木也没有真正考虑过两人的关系。这时的端木还从没有想过要结婚的问题，而萧红也还拿不定主意到底怎么办。她太希望把自己的情感依附在一个男人身上了，等到他与萧军正式分手后，两人感情迅速发展，像火瞬间燃烧。然而，萧红骨子里是个传统的中国女人，爱了就相信是永远，所以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一根二十几节的富有弹性的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美好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不要眼泪，不要爱恨离别，我只要和我心爱的永远在一起。
1938年4月，身怀六甲的萧红跟萧军分手后，与端木同去武汉。此时她已怀孕，但怀的竟是萧军的孩子。可以想象萧红把自己陷入了一种什么样的境地。极度地失望、无边的孤独、难以言说的对男人的愤怒，使她日益自怜自伤，自我封闭。“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和累赘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啊，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下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当时跟萧红接近的男作家不少，他们都很同情萧红，但与她聊天、谈话可以，要娶她为妻，恐怕谁都没想过。
只有端木提出跟萧红结婚，而且要举行婚礼，给她一个正式的名分。在那个时代，一个从没谈过恋爱的男人要娶一个曾与两个男人同居又先后分离的女人，谈何容易？不管以前两萧和端木发生过什么过节，但在这件事上，有人敬佩端木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1938年5月与萧红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像是命运的刻意捉弄，萧红再次怀着身孕和别的男人结婚，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不被祝福，尤其是端木的母亲，认为萧红与两个男人都有过孩子，是不祥之人，不希望自己的小儿子和这样的女人结婚。但端木违背了母亲的意愿，坚持了自己的主见。结婚那天，参加婚礼的有端木三哥未婚妻刘国英的父亲、刘国英和她在武汉大学的同学、萧红的日本朋友池田幸子，还有文化界的胡风、艾青等人。萧红穿一件旗袍，端木着一套西装，婚礼办得既简单又隆重，在战争年代中是不多见的。萧红在婚礼上的一番话倒是真正表达了她当时的心态。胡风提议新人谈谈恋爱经过。萧红说：“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萧红说的“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指的是她有孕在身。
从前与萧军在一起时，萧红感到男子刚硬的一面，时间一长，家庭生活必定会发生种种不愉快。现在端木来了
，从他身上体会到男人刚柔的一面：“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萧红感到很满足，这就够了。端木新良与萧红二人最终能走到一起，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出身经历、人格气质和审美修养有不少相通之处。他们结合的时候，两人都已经是成熟的作家。所以在创作上，彼此的吸附力很大。相互影响，使双方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萧红后来对胡风的无意之说，刚好可说明她当时的心境。“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
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萧红的生活简单得多么让人心酸，但是萧军不能给她这种生活，端木也没能给她这种生活。
萧红与端木成婚之后，婚姻生活相对平静，也没有家庭暴力，但端木属于依赖性非常强的男人，家里大小事情
都要萧红来扛，而萧红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此后更是每况愈下，这些琐碎的事情不能不让萧红觉得厌烦。
1939年4月，萧红和端木蕻良回到了武汉。不久，端木蕻良去了四川，萧红也来到了重庆。因为在码头跌跤伤了胎儿，萧红流产了。从这以后，萧红的心情十分阴郁，脾气也变得暴躁易怒。在朋友们的关怀照料下，萧红的身体才逐渐得到了一些恢复。萧红太需要安宁和休息了，但她却无法得到满足。因为和这个书生气十足的人一起生活，很多事情需要她出面应付，甚至邻人与这位作家发生争执，也得由她出面抵挡。可以后的生活，对萧红来说更加艰难。
萧红与端木一起生活时，心情时阴时晴。如靳以在《悼萧红》里提到的，说端木每天睡到中午12点，吃过饭，
还要午睡。而萧红则每天烧饭洗衣服，跑来跑去买东西。有一次，端木打了女佣人，萧红跑到镇公所，还陪女佣人去验伤。萧红说：“好像打人的是我不是他！”这件事当时影响很大，梅志在《“爱”的悲剧——忆萧红》里讲到一个邻居用嘲笑的口吻说：“张太太，你们文学家可真行呀，丈夫打了人叫老婆去跑镇公所，听说他老婆也是文学家，真贤惠啊！”萧红与端木生活在一起时，感情上是有缺陷的，不然她不会说：“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萧红很快面临更大的失望。端木与她性格相差太远，且视女人为附庸，虽不动粗，但在精神上对她十分压抑。她向朋友抱怨说她不爱端木，看不起她。端木对于萧红的文字后来也表现得十分的轻视，当着她的面对她的朋友说，她不就会写那些婆婆妈妈的东西吗？对于一个以文字为生命的女子，这伤害可想而知，萧红曾对聂绀弩说，端木是胆小鬼、势力鬼、马屁鬼，一天到晚都在那里装腔作势。为什么萧红那么贬低端木，最后却跟他结合？她对梅林说的：“人不能在一个方式里面生活。”丁玲和聂绀弩等好友都劝她离开端木，“高飞”去延安，但萧红犹豫再三，终拒绝了建议，与端木留下了。
当一个女人疯狂地爱上一个男子时，连对方的缺点都爱。萧红比端木大一岁，她认识端木时，已恋爱过，已结
婚过，在考虑与端木的关系问题上，应该是理智胜过感情，也就是说，当初她已清楚地看到端木身上的一些缺点和弱点，但她还是决定与端木结婚。那就意味着能容忍端木的那些缺点和弱点，但事物是发展的，也许开头萧红并不是很清楚地意识到，由于她的性格、文化背景和所处的历史环境等等，其实很难做到这一点，但已骑虎难下，再加上生病、战争种种原因，更使她无法离开端木。
萧红是一个热情大方、大胆奔放、心灵手巧、懂得生活的人，而端木蕻良却有些懒散、做事慢，这就注定着两人在生活中会有很多的摩擦。时间一长，当爱情在生活中磨平了棱角后，该产生的亲情还没有形成，注定在婚姻的继续中不会有幸福，所以也就会有人们在今天说，在日军逼近武汉和香港之时，端木两次抛下萧红，这成为了今天人们诟病端木蕻良的重要原因。
第一次，就是在1938年8月武汉大轰炸时，端木一人乘船走了，抛下萧红一人在武汉。人们都把矛头指向了端木。实际情况是这样的：那时，罗烽、白朗和他们的母亲在武汉，要买船票去重庆，萧红要端木找罗烽，托罗烽在买船票的时候，也帮他们买两张，准备和他一起走。可罗烽第一次只买到两张船票，他要给端木和萧红先走，但他俩觉得托人买票已经够交情了，何况他们还有老人呢。因此就要白朗和老太太先走了。没几天，罗烽又买到两张船票，到小金龙巷来告诉端木，是不是他和萧红先走，他一个人好办，但萧红却说白朗和老太太已经到重庆了正等着他去照顾呢，怎能让他留下来呢？端木说是，便要萧红和罗烽先走。萧红对端木说：“你和罗烽先走吧，我肚子这么大，和他一起走，万一有点什么事，他也不好照顾我。倒是你，要是我走了，你一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端木脸色一沉：“那怎么行？你一人留下来，我能放心吗？要不你先走，要不我俩一起留下来。”萧红又急又
气大声说：“好不容易有张票，你还不赶快走，我一个女的，又是大肚子，肯定会有人来照顾的，你留下来，紧张了，谁来照顾你？我能放心吗？”萧红果断地从桌上拿起一张船票说：“别犹豫了，罗烽，这张票你拿去，明天下午我送他上船。”就这样，端木和罗烽上船走了。
第二次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萧红在九龙乐道。9日晚，端木和骆宾基护送萧红到香港，住进思豪酒店五楼张学良之弟张学铭预订的一所大房间内。端木为筹款，离萧红而去，并对骆说：“你不要走，陪陪萧红，我一会儿就回来。”萧红害怕骆宾基也要走，说：“你不要离开我，我怕……我是要活的。”端木不是不辞而别，端木最初有突围的打算，她对萧红说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她说了告别的话。但后来因萧红的病日渐加重，他改变了主意。端木一直在外面为萧红张罗医疗费，寻找安全的地方。所以有人说，端木继武汉遗弃萧红之后，在香港第二次遗弃萧红，这不是真实的情况。但端木离开萧红和骆宾基33天，既不告而别，又没有联系，他的责任也难辞其咎。他于1月12日回到了萧红身边以后，直到她逝世，以及料理后事，他都在默默地尽着自己的责任。
端木与夫人钟耀群于1960年结婚
萧红去世后，很多人把萧红早逝的原因统统归到端木身上，面对众多的指责和排斥，端木就是浑身都是嘴也说
不清楚，他只有沉默。此时，端木陷入一种深深的负疚、忏悔、失落与痛苦的情绪之中，难以排解，他感到这时说什么都没用了，人已经死了，再不可能复生。他把自己关进房子里，默默地写作，孤独地忍受着生活与精神的重负。
当有人问起端木与萧红的关系时，端木答道：“关于有人肆意歪曲事实，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一对夫妇天天
吵架，不可能和他们的创作成正比例。或者说，夫妇不和绝不是创作的动力。排比一下我们的创作产量质量，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萧红对端木还是有感情的，她平时对他也很关心。萧红与端木最初结合是有感情基础的。但两人性格的差异日渐在生活中显露出来，互相都会感到失落与幻灭，感情悲剧也就不可避免，萧红尽管倔强勇敢，但毕竟需要丈夫的呵护与温存，况且是在多难病重时期更是如此。而端木从小只受到别人照顾溺爱，依赖性很强，又是生活能力很差的人，不会也不懂得要关爱呵护妻子，反而仍要萧红来为他操心受累。这也不能算是端木的罪过。
端木在萧红去世18年后才续娶钟耀群为妻，由此可见，他对萧红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他不仅一直保存着一缕萧
红的遗发，而且经常写诗怀念萧红，这些诗都不是为了发表，只是表示他心底里对萧红的感情。十年浩劫以后，端木几乎年年都要去广州银河公墓，为萧红扫墓，自己不能去时就托朋友去，并写悼诗献于墓前。
1987年11月4日，端木与钟耀群一起到萧红墓前祭扫并献词一首，题为《风入松·为萧红扫墓》：“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月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河也是萧湘，洗去千年旧点，墨镂斑竹新篁。惜烛不与魅争光，箧剑自生芒，风霜历尽情无限，山和水同一弦章。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
老年端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端木从香港回到北京。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他多次到农村、工厂和部队深入生活，并创作了《墨尔格勒河》、《风从草原来》、《花一样的石头》等大量讴歌新生活的散文作品。1960年5月与钟耀群结婚。长篇小说《曹雪芹》影响卓著。1980年，端木当选为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84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5年，《曹雪芹》中卷（与夫人钟耀群合著）出版。1996年10月5日，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4岁。
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医院药物匮乏，萧红的肺结核日益严重，本来就虚弱的身体逐渐走向了崩溃。
3，萧红与骆宾基
1940年1月，重庆遭到了日寇战机的狂轰滥炸，为躲避灾难，萧红拖着病体与端木蕻良飞抵了香港。这时，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咳嗽、头痛、失眠，但她在疾病和孤寂中仍倾力写作。重病之中的萧红因为沐浴着爱情的阳光，仍然乐观开朗。有一次刮十二级台风，端木忽然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说萧红病危。端木坐了船冒着风浪和生命危险，过海去看她。结果一到玛丽皇后医院，萧红睡得挺好，而且一见他来了还很高兴。端木告诉她护士给他打电话说她不好了，萧红就咯咯咯地笑。其实端木不知道这个电话是萧红自己打的。
萧红对这样的生活是不满意的。和她日趋衰弱的身体状况形成对比的是，她精神上的渴求更加强烈。她太需要爱，更需要一种依附和寄托。于是，又有一个人走进了她的生活。他就是骆宾基。
骆宾基是萧红胞弟张秀坷的好友。作为萧红同乡的东北人，他到香港后，自然很想认识女作家萧红和端木蕻良，并希望能够得到老乡的关照。一天，在朋友的介绍下，他与萧红相见并相识。当时在萧红的眼中他“中等身材，有着北方农民的魁梧，一张同属于北方农民的紫铜色长脸上常常写着质朴和沉思，鼻梁上架着一副棕色的眼镜，眼镜后面是一双不大却充满活力和感情的眼睛。”萧红并不否认对这双眼睛充满了好感。以后萧红将这位同乡介绍给端木，端木把自己在《时代文学》上连载的《大时代》停下来，发表骆宾基的《人与土地》，标题画则是萧红的杰作。为了感谢萧红夫妇对他的帮助，骆宾基经常去看望他们。而端木因忙于事务，经常来去匆匆。这样对于病榻中的萧红来说骆宾基的看望则减去了她的孤寂感。骆宾基投奔到端木蕻良那里，他暗恋上了萧红。
骆宾基，原名张璞君，1917年生于珲春市一个经营茶庄的小商人家中。骆宾基开始记事儿时，家里已经破产，只能靠变卖存货勉强为生。他13岁时到县立高小插班读书，1933年，骆宾基去北平读高中，因错过了报名时间，只好去北京大学旁听，到国立图书馆读书。1935年暑期，骆宾基回到珲春，想赴苏联东方大学就读，但边境已被日本关东军严密封锁，便转赴哈尔滨。在那里他幸运地结识了金剑啸等一批左翼文艺青年，得知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在鲁迅扶持下出版，让他备受鼓舞。他追循“二萧”的足迹奔赴上海，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阵营“报到”。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刚写完前两章，他就迫不及待地寄给鲁迅。当时鲁迅已重病在身，又是长篇的开端，便回信说一时恐难看稿。1936年10月，《边陲线上》即将收尾，却传来鲁迅逝世噩耗。骆宾基在悲痛、失望中鼓足勇气致信茅盾。经茅盾推荐，巴人任主编的上海天马书店准备出版《边陲线上》。淞沪战争爆发后，天马书店被炸，幸运的是书稿被巴人保存了下来。直到1939年11月，这部反映东北抗日义勇军斗争的长篇《边陲线上》，才由巴金任主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八·一三”炮声一响，骆宾基立刻到抗战组织请缨，先是在“青年防护团”，不分昼夜地抢救、运送伤员，后来又参加了一支准备开赴敌后打游击的“别动队”。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以骆宾基为笔名，在《烽火》、《呐喊》等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反映抗战的报告文学，后来结集成《大上海的一日》，这是他在文学战线上的第一声呐喊。1937年12月，骆宾基赴浙东嵊县从事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嵊县县委宣传部长。1940年，骆宾基因故失去党组织关系。整个40年代，他辗转于桂林、香港、重庆、上海等地从事文学活动。
对于骆宾基与萧红的感情，很多文中都有细致的描写，现摘编过来，锦上添花：萧红住院期间，对她怀有敬慕之情的骆宾基则长时间厮守在她身旁，以致护士小姐都以为他是萧红的丈夫。病中的萧红有着无限的思乡之情，骆宾基那一口浓烈的东北口音，配上他那娓娓动人的声调，对萧红不啻有种饮甘露而止渴的作用。他们在一起谈话往往显得很投机，骆宾基小萧红六岁，所以萧红总像姐姐关心弟弟一样与他拉家常。他们谈到东北老家的风俗习惯，萧红兴致极高，言谈中不免流露出对家乡深深的怀念。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萧红在九龙乐道。日军亦开始向香港发动进攻。当时九龙已陷于炮火之中，“炸弹声不绝于耳”。病中的萧红非常害怕，她有一种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空虚感，也迫切需要有人陪伴她。九龙很快被日军占领，九龙的难民冒着炮火逃往香港。萧红拖着疲惫的身体，也混在难民中逃到香港。端木将她安顿在思豪酒店。这时，滞留九龙的文化人基本上都逃到香港，但香港也危在旦夕。大家心里都明白，香港的沦陷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当时中共驻港机构和东江游击队正在组织文化人撤离香港。端木原来也准备乘机撤离，但看到萧红的病情他还是留了下来。柳亚子、周鲸文等人撤离香港之前，都分别来看萧红，向她告别。看到他们一个个离去，萧红感到十分伤感和悲怆，她不知道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9日晚，端木护送萧红到香港，住进思豪酒店五楼张学良之弟张学铭预订的一所大房间内。
这时的端木既要照顾萧红，又要考虑撤退以及筹款事宜，同时还要与文化人保持联系，因此显得非常忙碌。这样他不可能一直留在萧红身边。考虑到萧红身边又不能没有人，于是端木有时干脆请骆宾基多照顾萧红，“你不要走，陪陪萧红，我一会儿就回来。”骆宾基自然感到责无旁贷。
1941年年底，萧红因肺结核住院了。躺在病榻上，萧红对昔日恋人萧军的思念也越发变得浓烈。她思念萧军那种粗犷，思念萧军那种勇毅，甚至还怀念萧军有时候的铁石心肠……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萧红一直深信，她梦中的三郎要是知道此时她的痛苦，一定还会如当年一样，把她从深渊里拖拽出来。她是真的希望三郎到来啊，哪怕仅仅给她一个拥抱也好！“我爱他，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是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
在炮火声中，骆宾基的到来使脸色惨白又夹着恐惧的萧红，仿佛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惊喜。她紧紧握住他的手，说道：“你不要离开，我好害怕……”骆宾基反而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安慰她：“不要怕，我会一直在你的身边的。”
萧红点了点头。此刻，疲惫已极的她仍然紧紧握住骆宾基的手，慢慢地合上眼皮。骆宾基静静陪伴一侧。他感觉到她有一种怕被人抛弃的惊恐。好一会儿萧红才睁开双眼，看着静默中的骆宾基，一种感激之情油然而升。“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友情的慷慨，你就是最慷慨的。”萧红接着又说：“我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常常陷入与愿望相反的矛盾里，也许这是命吧。和萧军的离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
骆宾基心里清楚萧红所要表达的意思，过去他一直以为萧红与端木生活得很愉快，很幸福。可以后，听一些朋友讲，他们之间并不协调。另外，他在与萧红的接触中，也深深感受到她的那种心灵孤独和企望被别人关心的焦渴。骆宾基陷入了矛盾之中……
萧红因呼吸道疾病恶化导致失语，医生认为是喉瘤，需要接受手术治疗。端木因亲戚曾在医疗事故中遭受重创
而力劝萧红拒绝外科手术，但久病的萧红对健康的渴望实在太强烈，毅然签字接受手术治疗。由于战乱中的医院无法提供良好的护理，导致被草率伤口发炎，新伤旧疾耗尽了萧红那原本就虚弱的身体中的全部的生命力。
1942年1月12日，萧红被送入跑马地养和医院。端木突然回来，并带来行李，表示愿意住院护理萧红。傍晚，骆宾基回时代批评书店宿舍，安安静静睡一觉。13日，养和医院医生会诊后，误断萧红患喉瘤，遂进手术室开刀，割开喉管，致使病情转剧。傍晚，萧红与端木、骆宾基纵谈人生，说：“我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这样死，我不甘心！”端木和骆在床侧泣不成声，并商量如何挽救她。
这天，端木外出，萧红与骆宾基谈得很多，她说：“我早就该和端木分开了，我要回家乡去。你能不能先把我送到上海，送到许广平那儿就行了。”萧红情绪有些激动，她看着骆宾基颇为不放心的表情，接着说：“你不要为我担心，我不会在这个时候死的，我还有《呼兰河传》第二部要写，我会好起来的。”最后，她竟有点喃喃自语。突然，萧红眼中有一种凄楚和苍凉的神情，她冲着骆宾基说：“……骆君，到那时你肯娶我吗？”他不由地愣住了。
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医院药物匮乏，萧红的肺结核日益严重。18日，端木和骆宾基把萧红转入玛丽医院，
重新动手术，换喉口的呼吸管。“她看见天空最后一次跌荡移动，她看见人间最后的一截截肮脏的楼梯扶手，她看见天是黑的，风在天上一块紧接着一块走，她看见日本兵胳膊上戴着红箍儿，她看见世界痛苦地永远进入了晚上。”她向陪伴病榻的骆宾肌先生凄然口述了一个《红玻璃的故事》，意谓万念俱空，看破红尘。她之所以选择了亦为东北籍作家的骆先生一诉衷曲，自有一份隐楚，引发后人的破译兴趣自是情理之中。
1942年1月19日，她的喉管被痰阻塞，已不能出声。她自知来日可数，遂艰难地用手势要来纸笔，疾书了临终遗言：“我将于蓝天碧水用处，留得年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喘息片刻，再写：“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此时的萧红喉肿、胸闷、呼吸困难，被送入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做手术时大伤了萧红的元气，身体更加虚弱。接着又将萧红送往圣士提凡女校改成的临时医院。21日晨，萧红回光返照，状颇愉快，吃了半罐头牛肉。那时，医务人员已全部撤走，护士也不见了。22日，这是一个凄凉的冬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在红十字会临时医院里呼出了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24日，端木操办萧红火化事宜，她的骨灰分作两部分，遵遗嘱有一部分葬在了香港浅水湾边，没有碑文，只有一个写有“萧红之墓”的木牌，孤零零地插在荒凉的坟前。另一部分秘密埋于圣七提反女校校园的山坡，其目的是想将来按照萧红生前遗愿，将骨灰移葬于鲁迅墓旁。
萧红怀了太多的恨憾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短促的一生极像后半部《红楼梦》的故事，几乎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
干净，而从没有享受过繁华盛世。她有怎能甘心呢？可以说，萧红死于疾病，死于乱世，更是死于男人给她带来的噩运和伤害。而这一切，她都无力逃脱。“我这一生最大的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在她的的作品《花狗》中，她写道：“这花狗一直躺在外院的门口，躺了三四天了。凡经过的人都说这狗老死了，或是被咬死了，其实不是，她是被冷落死了。”这样凄凉的文字，只有写得出。
1944年，在萧红弥留的44天里，是骆宾基照顾萧红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并将她安葬。后来，骆宾基对外宣称：萧红在端木离开以后，曾经答应自己，如果她的病情好转，一定嫁给骆宾基。在萧红生命的晚期，她写的文字惨痛之极：“我这个人不愿意受屈辱，可我这一生，总在别人的屋檐下……”“我好象总是要一个人走……我好象注定要独行……”是的，人鸟低飞，一生流离。从逃婚时起，她就一直在乱世中飘泊逃难，从没在一个城市呆过两年以上，从没哪一天能摆脱贫困和疾病的纠缠，特别是，从没遇到一个真正关爱她的男人。爱的挫折和剧痛犹如一把自伤的钝剑，长期戕害着她的心灵，吞噬着她的健康。
1947年3月，骆宾基为动员地方武装接受我军的改编，在前往哈尔滨途中于长春市郊不幸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先后在沈阳、南京被关押近两年才获释。1949年7月，骆宾基参加了在北平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之后到人民日报社工作。后来到山东，当选为省文联副主席。1953年，骆宾基被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专业创作，曾多次前往著名的蛟河县韩恩互助组“体验生活”，陆续写出几篇以东北农村生活为背景的短篇小说。1955年他因胡风案受牵连，后来被“下放”到黑龙江省尚志县苇河镇挂职副镇长。1962年，骆宾基调到北京市文联。
“文革”中，骆宾基最先受到冲击，与老舍等一起被批斗，但他一直没有丧失革命信念。1974年他被安置在北京市文史馆工作，开始从事古文字学研究，1994年6月，骆宾基病逝，享年77岁。
有人感慨，女人一辈子最大的魔障就是从一个男人手中辗转到另一个男人手中，流离中抱着狂热心念渴望别人给她现世安稳，这种追梦的幻觉甚至把自己都感动。但，手心向上讨东西，就必须仰起头看人鼻息，哪怕戴着柔情的美丽面具，一经拆穿，会是件多么软弱屈辱的事，对方随时都可以踩一脚，连叫痛都得小小声。这个一个悲苦的女人，一生爱过三个男人，怀过两个孩子，末了男人都离开了她，孩子一个没能生下来，贫病交加，最终客死异乡。
在萧红故居里，我似看到多年前卓然于世的芳影在风雨泥泞里彳亍前行，急切又沉重；还谛听到了秋风中滚滚而逝的呼兰河在不停地呜咽……它似乎在告诉我说，时光飞度，斗转星移，蓦然回首时，却已是物是人非。时光的流逝也许会磨灭人们心头的许多记忆，那些曾经的过往，那些已经消失在人们目光里的人和事，竟长久地驻扎在了后人们的心中。我站在萧红和萧军那幅很大的黑白照片前，久久地不愿离开。照片上的萧红那样的年轻，那样的恬淡，她的眼睛里充满了幸福和快乐。这就是爱情的影像，那个时候的她一定正沉浸在爱情的美好遐想之中……时隔多年，我仍然能体会到自己那一刻对萧红纯美、真挚爱情的崇敬与理解。萧红短暂的一生中所苦苦追寻的除了她已得到成功的文学之外，只有一个爱他的男人和一个温暖的家。然而，就是这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愿望，她却倾尽其一生的心血及精力，最后也没有真正地得到。萧红是个率直而性情的人，她生命中出现的男人们，似乎都能给予她一个光彩的开头，却都给不了她辉煌的结尾；唯有骆宾基伴随她拥有了铭心刻骨的最后岁月，看她的嘴唇渐渐地由红变白的，可惜她已经没有时间来享受这最后的幸福的感觉了。她缺乏爱，无家可归，穷困一生，她的苦难却造就了一个真正的作家。萧红短短的三十年，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悲喜交加的画面，让我们了解了一个女人是怎样成为了一个让人怀念和痛惜的作家。
在记念萧红百年诞辰的日子里，一个普遍的观点姗姗来迟：那就是我们的主流文学史低估萧红价值。林贤治先生指出：萧红的文学是“弱势文学”。一个社会，只要存在强权，缺乏正义，只要有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群存在，萧红的作品就有阅读的价值。何况，在她那里还有自由与美这样超乎阶级和时代的东西。萧红追求和坚持的东西里面所包含的文化价值与传统社会的价值的冲突。酿成萧红的悲剧，不单纯是性格方面的原因，如果萧红追求的不是自由，不是个人尊严，而是物质利益、个人财产之类，结局会大不一样。萧红无论为人或为文，都无可复制。比如，她至死仍然追求爱、追求自由，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呢？她执着于爱，走近了……结局却皆是茕茕孑立！
怀念萧红，我们就该知道萧红曾经的爱情和她的苦难经历；怀念萧红，我们不妨再去重温一下她的《生死场》，她的《呼兰河传》；怀念萧红，我们是不是也要好好思索一下怎样去善待你爱的人，不要让其在你的情感中迷茫，不要让其在你的漩涡里挣扎。我想：萧红倘若有知，知是如是人生，她还是会勇敢的走过来。那如梦如幻的呼兰河畔的萧萧落红会幻化成彩霞满天。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萧红给我们的文学引领，将是永远的、不朽的！关于萧红，我们所有关于她的记忆都是苦涩的；我们所有关于她的爱怨都是独特的。可不论怎样，她的恩怨都已永恒；她的爱恨都已倾城。
